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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744年，李白被唐玄宗赐金放还，杜甫也在河南一带游玩，正好高适住在商丘，三人就认识了。
他们互加好友后，有过一段浪漫岁月。44岁的李白出钱，41岁的高适做导游，33岁的杜甫充当捧哏，兄弟三人“放荡齐赵问，裘马颇清狂”，河南和山东都留下他们潇洒的身影。那是中年人最后的狂欢。再相见时，三人各有宿命。
那年分手后，李白继续追梦，北上幽州寻找建功立业的机会，也娶了宰相的孙女，却依然什么都没捞到。
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李白带着妻子一路南下，最后定居庐山，每天看着“飞流直下三千尺”的瀑布发呆。彼时，大唐彻底乱了。
唐玄宗直奔四川而去，太子李亨即将在灵武登基，而永王李磷想在江南另立山头，和太子哥哥过招。永王给李白发去一封offer，表达了共创大业的决心，勾画了成功后的美好蓝图。当然，永王的名义是剿灭安禄山。李白兴冲冲地去了，两个月后失败被捕。
高适走的是另一条路。他们分手后，高适去参加有道科考试、做封丘尉，直到公元752年才入哥舒翰幕府。
此时高适已49岁，安史之乱爆发后，他开始诡异地升迁。说诡异，是因为他每步都能踩中鼓点。
唐玄宗把哥舒翰调来守潼关，顺便升高适为左拾遗、监察御史，作为哥舒翰的辅佐人员。几经生死后，哥舒翰战败，投降安禄山。高适没跟着投降，而是找了一匹快马开溜，一路向西转进，终于追上向成都进发的唐玄宗。
唐玄宗问他前线的情况，高适说：“哥舒翰忠于朝廷，这点没任何问题，但他病得不轻，实在没精力继续指挥。”“监军每天以音乐、美酒白娱，根本不考虑后勤能不能跟得上。”“五六月的氣温那么高，将士不仅没有降温措施，连饭都吃不饱，不中暑就不错了，怎能有战斗力？”
高适这话相当有水平：潼关失守和皇帝没任何关系，和哥舒翰也没关系，和将士们更没关系，只是有几个奸人捣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话里话外都把重要人物摘了出去，只留几个不重要的小人物背锅。唐玄宗听完非常高兴，马上加封高适为侍御史，不久又封为谏议大夫，属于正五品的中层官员。
高适的情商很高。面对天下大乱的困局，唐玄宗想把儿子们都派出去，分别镇守各地，反正肉烂了都在锅里。这种事即便成功也会造成藩镇割据的局面，汉朝的“七国之乱”不就是先例吗？高适说：“不行啊。”没多久，永王就反了，现实给唐玄宗当头棒喝，他欣慰地拍拍高适宽厚的肩膀，“还是你说得对啊。”
那现在怎么办呢？高适说：“永王必败。”高适总能说到唐玄宗的心里，这样的人不火才没天理。“这是淮南节度使的印信，好好干。”
高适还没到江南呢，永王就败了，李白也被抓入大牢，心如死灰。听说新来的淮南节度使是高适，李白顿时精神焕发，赶紧写了首诗，请人转交高适，“高公镇淮海，谈笑却妖氛。采尔幕中画，戡难光殊勋。我无燕霜感，玉石俱烧焚。但洒一行泪，临岐竟何云。”字里行间都流露着“求拉兄弟一把”的意思。
李白等了一天又一天，也没等到高适伸出温暖的大手，最后被流放夜郎，如果不是赶上大赦，估计一辈子就交代到那里了。
高适没帮李白可以理解。李白的罪名是附逆作乱，这种罪名基本是谁碰谁死，李白能活下来全凭狗屎运，可高适不确定自己有没有狗屎运。多年的务实经历告诉他：这个忙不能帮。
杜甫又是另一种命运。他们分别后，杜甫来到长安闯荡，好不容易能参加科举，又由于李林甫导演了“野无遗贤”的闹剧而落榜。此后他客居长安多年，受尽冷眼和心酸，不愿做河西尉去管理兵器仓库，导致收入十分微薄，连小儿子都被饿死。“安史之乱”后好不容易得到左拾遗的官衔，也因替房绾说话而失去唐肃宗的信任。
公元759年，仕途失意和国破家亡的打击让杜甫对官场失去兴趣，他带着全家来到成都。此时，高适也来到四川做彭州刺史。
彭州离成都只有50公里，骑马很快就能到。高适官居刺史，杜甫却吃了上顿没下顿，所以高适尽力帮他，常买米和油，再搭配点零花钱，派人送给他。杜甫在回信中感激涕零，充满深情地写下“故人供禄米，邻舍与园蔬”。救济粮稍微迟到，杜甫也要写诗吐槽，“为问彭州牧，何时救急难。”
高适为什么对李白不理不睬，却对杜甫如此好呢？原因只有一个：李白落难时，务实的性格不允许高适以身犯险，而杜甫和高适没有利益冲突，可以尽情地对他好。这就是高适，他没有文青的优柔寡断，也从不矫情，做事都从实际出发。他不是诗人出身的军人，而是军人出身的诗人，刚毅凌厉，犹如一支军队。
但高适最纯粹的友情，李白和杜甫都没得到，即便有，也是在刚认识时的放荡岁月。那时他们都没学历，也没工作，这种贫贱之交是最珍贵的。十几年后再见，一个是位高权重的节度使和刺史，一个是阶下囚，一个是贫苦中年。高适对李白没伸手，对杜甫更像是施舍。
对于高适来说，唯有他和董庭兰的友情终生不变。董庭兰比高适大九岁，从小不肯读书，只喜欢玩音乐，甚至出门乞讨，前半生的命运和高适很类似。成年后，他曾在房绾家做门客，平时管吃管住，有需要时就出来弹奏一段，清闲又省力。
公元746年，宰相李林甫彻底击败太子李亨，太子的党羽被贬出朝堂，房绾也受到牵连。主人倒霉，董庭兰也没饭吃了。第二年春天，他背着乐器离开长安，一路向东，一不小心就在洛阳遇到高适。
老友见面，免不了要喝几杯。那年53岁的董庭兰人生失意，44岁的高适依然看不到希望，两个落魄的中年人互相抚慰，勉励对方振作。这是高适的患难之交、平等之交、君子之交，他们不论高低贵贱，又没半点利益纠葛。
分别时，高适给董庭兰写了送别诗，其中就有那句著名的“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既是说给董庭兰，也是勉励自己。
这一幕定会长久留在高适的心中，每当面对挫折或进退两难时，他都会想起和董庭兰相会的那个雪天，然后告诉自己：不要一直贫贱下去，要让天下人都认识高适。
在某种程度上，和董庭兰的友情已成为高适的精神图腾，指引着他向前走，而他和李白、杜甫只是世俗的友情。
他喜谈王霸大略，活得很务实，绝不会像李白一样空想，也不会像杜甫一样伤春悲秋，但也只有这种人才能成就一番事业。在唐朝诗人中，比高适有才的人很多，比高适名气大的人也有很多，但都没他混得好。
他们互加好友后，有过一段浪漫岁月。44岁的李白出钱，41岁的高适做导游，33岁的杜甫充当捧哏，兄弟三人“放荡齐赵问，裘马颇清狂”，河南和山东都留下他们潇洒的身影。那是中年人最后的狂欢。再相见时，三人各有宿命。
那年分手后，李白继续追梦，北上幽州寻找建功立业的机会，也娶了宰相的孙女，却依然什么都没捞到。
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李白带着妻子一路南下，最后定居庐山，每天看着“飞流直下三千尺”的瀑布发呆。彼时，大唐彻底乱了。
唐玄宗直奔四川而去，太子李亨即将在灵武登基，而永王李磷想在江南另立山头，和太子哥哥过招。永王给李白发去一封offer，表达了共创大业的决心，勾画了成功后的美好蓝图。当然，永王的名义是剿灭安禄山。李白兴冲冲地去了，两个月后失败被捕。
高适走的是另一条路。他们分手后，高适去参加有道科考试、做封丘尉，直到公元752年才入哥舒翰幕府。
此时高适已49岁，安史之乱爆发后，他开始诡异地升迁。说诡异，是因为他每步都能踩中鼓点。
唐玄宗把哥舒翰调来守潼关，顺便升高适为左拾遗、监察御史，作为哥舒翰的辅佐人员。几经生死后，哥舒翰战败，投降安禄山。高适没跟着投降，而是找了一匹快马开溜，一路向西转进，终于追上向成都进发的唐玄宗。
唐玄宗问他前线的情况，高适说：“哥舒翰忠于朝廷，这点没任何问题，但他病得不轻，实在没精力继续指挥。”“监军每天以音乐、美酒白娱，根本不考虑后勤能不能跟得上。”“五六月的氣温那么高，将士不仅没有降温措施，连饭都吃不饱，不中暑就不错了，怎能有战斗力？”
高适这话相当有水平：潼关失守和皇帝没任何关系，和哥舒翰也没关系，和将士们更没关系，只是有几个奸人捣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话里话外都把重要人物摘了出去，只留几个不重要的小人物背锅。唐玄宗听完非常高兴，马上加封高适为侍御史，不久又封为谏议大夫，属于正五品的中层官员。
高适的情商很高。面对天下大乱的困局，唐玄宗想把儿子们都派出去，分别镇守各地，反正肉烂了都在锅里。这种事即便成功也会造成藩镇割据的局面，汉朝的“七国之乱”不就是先例吗？高适说：“不行啊。”没多久，永王就反了，现实给唐玄宗当头棒喝，他欣慰地拍拍高适宽厚的肩膀，“还是你说得对啊。”
那现在怎么办呢？高适说：“永王必败。”高适总能说到唐玄宗的心里，这样的人不火才没天理。“这是淮南节度使的印信，好好干。”
高适还没到江南呢，永王就败了，李白也被抓入大牢，心如死灰。听说新来的淮南节度使是高适，李白顿时精神焕发，赶紧写了首诗，请人转交高适，“高公镇淮海，谈笑却妖氛。采尔幕中画，戡难光殊勋。我无燕霜感，玉石俱烧焚。但洒一行泪，临岐竟何云。”字里行间都流露着“求拉兄弟一把”的意思。
李白等了一天又一天，也没等到高适伸出温暖的大手，最后被流放夜郎，如果不是赶上大赦，估计一辈子就交代到那里了。
高适没帮李白可以理解。李白的罪名是附逆作乱，这种罪名基本是谁碰谁死，李白能活下来全凭狗屎运，可高适不确定自己有没有狗屎运。多年的务实经历告诉他：这个忙不能帮。
杜甫又是另一种命运。他们分别后，杜甫来到长安闯荡，好不容易能参加科举，又由于李林甫导演了“野无遗贤”的闹剧而落榜。此后他客居长安多年，受尽冷眼和心酸，不愿做河西尉去管理兵器仓库，导致收入十分微薄，连小儿子都被饿死。“安史之乱”后好不容易得到左拾遗的官衔，也因替房绾说话而失去唐肃宗的信任。
公元759年，仕途失意和国破家亡的打击让杜甫对官场失去兴趣，他带着全家来到成都。此时，高适也来到四川做彭州刺史。
彭州离成都只有50公里，骑马很快就能到。高适官居刺史，杜甫却吃了上顿没下顿，所以高适尽力帮他，常买米和油，再搭配点零花钱，派人送给他。杜甫在回信中感激涕零，充满深情地写下“故人供禄米，邻舍与园蔬”。救济粮稍微迟到，杜甫也要写诗吐槽，“为问彭州牧，何时救急难。”
高适为什么对李白不理不睬，却对杜甫如此好呢？原因只有一个：李白落难时，务实的性格不允许高适以身犯险，而杜甫和高适没有利益冲突，可以尽情地对他好。这就是高适，他没有文青的优柔寡断，也从不矫情，做事都从实际出发。他不是诗人出身的军人，而是军人出身的诗人，刚毅凌厉，犹如一支军队。
但高适最纯粹的友情，李白和杜甫都没得到，即便有，也是在刚认识时的放荡岁月。那时他们都没学历，也没工作，这种贫贱之交是最珍贵的。十几年后再见，一个是位高权重的节度使和刺史，一个是阶下囚，一个是贫苦中年。高适对李白没伸手，对杜甫更像是施舍。
对于高适来说，唯有他和董庭兰的友情终生不变。董庭兰比高适大九岁，从小不肯读书，只喜欢玩音乐，甚至出门乞讨，前半生的命运和高适很类似。成年后，他曾在房绾家做门客，平时管吃管住，有需要时就出来弹奏一段，清闲又省力。
公元746年，宰相李林甫彻底击败太子李亨，太子的党羽被贬出朝堂，房绾也受到牵连。主人倒霉，董庭兰也没饭吃了。第二年春天，他背着乐器离开长安，一路向东，一不小心就在洛阳遇到高适。
老友见面，免不了要喝几杯。那年53岁的董庭兰人生失意，44岁的高适依然看不到希望，两个落魄的中年人互相抚慰，勉励对方振作。这是高适的患难之交、平等之交、君子之交，他们不论高低贵贱，又没半点利益纠葛。
分别时，高适给董庭兰写了送别诗，其中就有那句著名的“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既是说给董庭兰，也是勉励自己。
这一幕定会长久留在高适的心中，每当面对挫折或进退两难时，他都会想起和董庭兰相会的那个雪天，然后告诉自己：不要一直贫贱下去，要让天下人都认识高适。
在某种程度上，和董庭兰的友情已成为高适的精神图腾，指引着他向前走，而他和李白、杜甫只是世俗的友情。
他喜谈王霸大略，活得很务实，绝不会像李白一样空想，也不会像杜甫一样伤春悲秋，但也只有这种人才能成就一番事业。在唐朝诗人中，比高适有才的人很多，比高适名气大的人也有很多，但都没他混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