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近90岁的星云大师10月中旬开始大陆之行，其中包括参加第四届世界佛教论坛、出席新书《贫僧有话要说》发布会等。无论走到哪里，星云大师总会被信徒僧众围成里三层外三层。
　　数十年来，星云大师倡导人间佛教理念，致力于用佛教来开释人心，化解社会问题。他深信，宗教可以帮助多数人的成长，帮助社会秩序的重整，帮助人心的净化。
　　“佛教兴亡，僧伽有责”
　　在北伐军与军阀的战火中，1927年8月19日，星云大师出生了，本名李国深。
　　自小，李国深就结下了佛缘。1937年，侵华日军血洗南京，千万百姓家破人亡，李国深的父亲在南京谋生，自此杳无音信。第二年，李国深前往南京寻父，却被南京栖霞寺的志开上人看中，他随即出家，也是当年栖霞律学院中年龄最小的学生。
　　6年后，星云进入有“佛教界的北大”之称的焦山佛学院学习，遇到了他此生的另一位导师太虚大师。太虚大师提出了人间佛教的革新理念，喊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佛教兴亡，僧伽有责”。这在上世纪40年代很多青年僧人心中是非常重要的价值观，甚至是佛教发展的方向。
　　星云深受影响，很快表现出一个革新者的热情。他担任了白塔小学的校长，教授国语、公民等课程；创办了《怒涛》杂志……这些都是传统的佛教不会主张出家人去做的事。
　　孤僧心情，冷暖自知
　　刚到台湾时，星云衣食无着，政治上被怀疑为“匪谍”，多次遭遇逮捕和审讯，一时间成为茫茫水面上的浮萍，“孤僧心情，冷暖自知”。在台湾的圆光寺、灵隐寺、法云寺几经辗转后，他靠给大和尚看守山林，终于安顿下来。
　　1952年，星云环岛布道，来到了当时经济条件较差、位置偏远的宜兰。因为穷困闭塞，当时没有法师愿意留在宜兰，但星云留了下来，并且一待就是10多年。
　　在艰苦的宜兰，星云的韧性发挥了很大作用。他组织了念佛会，成立了全台湾第一支佛教歌咏队，开设了国文班，还创办了一些佛教公益事业，如幼儿园、补习学校。
　　到20世纪60年代，星云这个身材高大、为人热忱的和尚已成为宜兰街头一景。众人对他的威仪博学十分佩服，不知道他名字的人就称他为“北门口的师父”。当时宜兰有一条中山路，每当星云路过，很多店家都跑到店门口来看他。
　　佛光开山，不忘初心
　　佛光山的开山是必然，也是巧合。1967年，一对越南华侨夫妇辗转托人找到星云，因为有紧急情况，要把手头高雄县大树乡的一块地卖掉，请求星云接手。星云出于善念买下了。
　　这本是一片荆棘丛生的荒山。起初星云带着众人前去了解地形，众人一见，心凉了半截，竟没有一个人愿意随他下车。星云孤身上山，一个人完成了对地形的勘察，并决定开山。主意既定，资金又成了问题。从1967年开始奠基到1977年佛光山主体部分建成，这整整10年，都是有一点钱就做一点事。星云带着弟子和义工到处回收塑料瓶、旧报纸、铜线来卖，就这样一分一毫聚集起佛光山的一切。
　　近年来，佛教界被一些贪贿丑闻困扰，佛光山如何规避这些问题？星云大师在初创佛光山时就制定了详细的制度，其中有一项最重要的原则就是“非佛不做”，即佛光山不搞商业化，不是为了佛法的事都不做，星云大师称之为“不忘初心”。
　　出家人要“问政不干治”
　　传统意义上的出家人以出离红尘的形象示人，但星云大师关心时局。最轰动的便是2006年他公开表示“无关挺扁倒扁，只为全民幸福安乐，吁请陈‘总统’下台”。他也因此被人称为“政治和尚”。
　　2011年，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前会长陈云林到佛光山参访，受到星云大师的热烈欢迎。星云大师说：“两岸的关系，就是要来往，你来我往，我往你来，最后也难说是谁来谁往，因为我们都是一家人了。”
　　此举一度引来台湾岛内一些争议。有些网站批评他“和尚穿着袈裟迎接大官”。星云大师从容不迫，他这样解释道：“出家人可以关心社会、关心国家，关心人民的福乐，但是不做官，不做什么县长、市长。可以问政但不干政。”
　　事实上，“政治和尚”一说是对星云大师的误读。宗教离不开政治，政治是大众的，出家人也有世俗的一面，不能说和政治全无关系。人间佛教的基本价值是不忍人间之苦，是积极的社会参与乃至政治参与，所以对于关系两岸福祉的统一，星云大师从不避讳，反而倾注了极大的心力。这恰是他最可贵、最真性情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