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你们中心已经连续发布两次行政透明度报告，相比之下，今年的《报告》有何特点？
　　王锡锌：今年的《报告》亮点很多，比如，我们将公众比较关注的公用企事业单位纳入观察，如红十字会、电力部门，结果发现公用企事业单位的信息公开还处于冬眠状态。再比如，我们专门对县级政府信息公开做了评测，重点聚焦如何主动公开以及监督救济机制，在指标体系上进行了调整，跟民众的需求联系较为紧密。
　　此外，今年的另一个特点是尽量采集第一手数据，数据采集要求除了网络检索之外（网络检索若有疑问，一定要通过电话、传真确认），所有的省都进行了实地考察。
　　中国新闻周刊：如何评价你们的观察对象？
　　王锡锌：中国政府实施信息公开的时间比较短，而且还长期处于一个比较封闭的行政文化中，这几年的发展应该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自上而下的推力是比较明显的，自下而上的需求也是比较旺盛的。无论是省级还是地方，进步都比较大。
　　中国新闻周刊：你谈到进步，但不足是显而易见的，比如国务院下设机构的政府信息公开状况仍然不佳。
　　王锡锌：目前不足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越往下公开越不够；二是国务院下设机构公开状况相对较差。中国的政府信息公开是自上而下进行的，所以出现中间最容易受利的部位，如省级政府无论是制度配套、主动公开、平台建设和观念变革做得都比较好的现象。省级以下，信息公开的推力自上而下递减，导致信息公开落地比较乏力。同时，省级政府之上中央的各部门、直属机构由于自身的复杂利益，常通过各种渠道化解中央的推力。
　　中国新闻周刊：我们注意到，各省分数高低与经济发展水平关联度并不大？
　　王锡锌：这里面有考察指标的刚性问题，我们只考察这些指标它有没有做。比如信息公开条例要求发布年报，有些地方连这样的硬性规定都不做。也有些地方将去年的年报原封不动作为今年的年报发布出来，比如东莞地震局，两年的年报一个字不改，只改了一下时间。还有部门的年报甚至将时间都搞错了。从这个角度看，我们的指标或许不能反映制度运行的实效，但这些都是基础。
　　中国新闻周刊：我们曾专门讨论过你提出的微观民主，这与县级政府信息公开有何联系？
　　王锡锌：在中国县以下地区生活的人，构成了民众的绝大多数。制度的基本关系是需求和供给。需求很强烈供给很不够就会出现很大的差距。基层的信息公开在未来国家的治理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微观民主指的是在基层治理中如何通过充分的信息公开进一步促进有效有序的参与，这个是实现更高质量的公共参与所需要的。与此同时，基层的管理公开绝对是社会管理创新最重要的一部分。
　　中国新闻周刊：我们注意到报告中提出监督与救济不力，各地是否将信息公开纳入政绩考核？
　　王锡锌：以我的观察，各地均有纳入考核。尽管都有某种形式的考核机制，但是如果对考核结果不具有激励意义或惩戒意义，比如问责或升迁，考核只不过是一个形式。
　　中国新闻周刊：湖南提出对党的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将党务公开提高到法治化的高度上来，党务公开与政府信息公开相互之间关系如何？
　　王锡锌：实际上，从历史的角度考察，政务公开是从党内开始推动的。1987年中共十三大提出“提高领导机关的开放程度，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1997年中共十五大要求“城乡基层政权机关和基层群众自治组织，都要健全民主选举制度，实行政务和财务公开”。2002年中共十六大明确指出了建设“透明政府”。2006年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深化政务公开，依法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这样看来，政府信息公开本身是整个政务公开的一个方面。
　　中国新闻周刊：是否可以认为《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出台是这些长期努力的制度化成果？
　　王锡锌：这20多年，政务公开的价值取向不断发生变化，从工具取向（反腐），治理取向（公共秩序）变为权利取向（将信息公开当作知情权）。政府信息公开在政务公开推进的背景中有了几大突破：一是制度化、法治化；二是建立了救济制度，可以实行个案救济；三是从工具层面转移到权利层面，民众被赋予了知情权，不断要求、申请信息公开。推动公开的力量增强，自上向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
　　中国新闻周刊：未来推动政府信息公开进一步发展的动力在哪里？
　　王锡锌：未来应将民众需求作为信息公开的最大推力，努力最大程度激活和保障民众的需求。因为民众的需求可以防止信息公开的推力自上而下递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