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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媒体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施行，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但就在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时，作为新闻报道最重要的原则——新闻客观性却在一定程度上被忽略了，在媒体对“八毛门”事件的报道上，我们可以看出这一点，并应引起重视。
【关键词】“八毛门”事件 客观性 公众舆论
随着中国新闻业的日益市场化，不少媒体为迎合受众、赢得广告商的青睐，在报道新闻时日渐趋于低俗、煽情，不仅难以做到应有的客观、公正与平衡，甚至还造成不少的新闻失实。2011年9月，部分媒体对深圳“八毛门”事件的不当报道就是市场与新闻客观性角逐的表现。
一、“八毛门”事件及报道中出现的问题
2011年9月7日，有媒体以“婴儿病情误诊要做10万元手术，最终吃8毛钱药痊愈？”的标题报道事件，在导语里提到“深圳市儿童医院给孩子拍了十几张X光片后，要求给降生仅6天的新生儿做一场大手术。手术费用可能超过10万元。然而学医的陈先生隐约觉得有蹊跷，他拒绝了手术，并带孩子到广州治疗，结果仅用8毛钱的药治好了孩子的病。”随即引起广泛舆论关注。9月8日，患儿父亲陈刚一行带着孩子到医院讨说法。深圳市儿童医院再次表示，医生对患儿进行的检查合理，诊断正确，诊疗措施符合诊疗常规，建议孩子尽快检查并进行造瘘手术，而患儿父亲陈先生认为孩子状况良好。9月13日，有读者报料，患儿父亲陈先生中秋节当日带小强（化名）到广州儿童医院求诊，而陈先生则坚持表示小强腹胀现已消除，能吃能睡。10月20日，名为“热热的热干面”的网友在其微博上报料称，“闻名全国的《8毛钱治十万元的病》的孩子昨天在武汉同济医院小儿外科开刀了，是因为先天性巨结肠做手术的。”再次证实了深圳儿童医院先前给出的诊断正确无误，实为先天性巨结肠。
我们看到，这场为时一个多月的医患纠纷最后因为铁的事实而演变成为一场闹剧。值得庆幸的是，这只是场闹剧，没有给患者造成身体上的伤害。但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相关媒体的不当报道，致使深圳儿童医院的名誉严重受损。
那么，对此次事件进行最早报道的深圳新闻网、《晶报》、《广州日报》在报道中到底存在哪些不当呢？
1、报道不客观，新闻失实
真实，作为新闻的本质特征之一，无疑是新闻从业者必须遵循的原则。但是，在“八毛门”事件中，记者仅凭患儿父亲的一面之词就不加求证地进行报道，强烈抨击深圳儿童医院的乱诊断、乱收费，无疑是受其刻板印象所致，没有坚持客观性原则。
2、报道不平衡，有失公允
除新闻的客观性以外，公正、平衡也是新闻真实的重要保证。新闻从业者要做到真正的平衡，首先就得客观、全面地陈述事件双方的观点，让他们都有说话的机会，这不仅是对当事人言论自由的尊重，也是对受众知情权的保护。
在对此次事件的最初报道中，我们不难看出，记者完全是站在患者的立场上进行报道的，不仅强烈指责医院的敛财、不负责，而且还不让他们有争辩的机会。 在深圳新闻网的报道中，我们几乎很难看到医院发表自己观点的镜头，铺天盖地的全是患儿父亲的说辞。这造成了医院有话无处说的失语处境，并在很大程度上蒙蔽了受众的视线，导致患者、媒体、公众连成一线对医院进行口诛笔伐，把医院推向了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
二、新闻报道背后的理论分析
正如前面所述，深圳新闻网等媒体在此次事件报道中犯下了许多原则性错误，但这却是市场机制动作下不可避免的问题。媒体进行大量无关痛痒的社会新闻报道无非是想赢得受众与广告商。但是，由于过分追求新闻的故事性与趣味性，新闻报道中失实问题日益突出，新闻客观性遭到了抛弃。
也许有人会提出这样的疑问，新闻客观性不是市场的产物吗？它又怎么遭遇市场的围困呢？这正是笔者所要论述的问题。
没错，只有尽可能使其报道“客观”，才能为所有成员和客户接受，①这点在以搜集新闻和新闻材料为内容、向各大新闻企业或私人提供新闻服务的通讯社中表现尤为明显。但这并不代表新闻客观性能在市场化的新闻业中安逸生存；相反，随着新闻业市场化的加深，广告商对新闻媒介的控制也日益增强，许多媒介因为经济的关系逐渐成为广告商的“吹笛手”。②
市场对新闻客观性的影响除了造成新闻的失实报道外，在记者的报道立场上也影响不小。客观性是通过记者的实践建立起来的，记者应该采取一种超然、公正和独立的态度，在报道有争议的问题时，记者在提供各方观点时也应该公正、不偏不倚而又平衡。③但在市场的作用下，记者在现实采访报道中却很难做到。记者进行价值判断的准则无非是其自身所处的利益关系网，而与之利益关系最为紧密的还是给予媒介资金的广告客户。虽然传媒经济上的独立维护了其政治上的独立，但我们不难看出它所谓的经济独立也只是某种殖民形式的独立，新闻业还是要受到来自广告商的严厉制裁，媒介内容篇幅最大的还是广告。④
在“八毛门”事件中，新闻媒体由于新闻材料的不完整以及未对新闻源做出仔细核实，报道初期偏信患儿家属一面之辞而讨伐医院，将其推向公众舆论的审判，然而随着事件的进展最后又低声下气地向医院表示歉意，这一系列行为的最根本意图就是要讨好受众。媒体站在弱势群体的地位上进行报道，一方面是为“受害者”申诉、博得社会同情、占领道德制高点；另一方面也是自己形象宣传的公关战，在出售新闻产品获得经济收入的同时，还赢得了受众对其道德建设的积极肯定。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媒体都是初期报道的大赢家。但是，随着事件的峰回路转，媒体的报道也做出了根本性转变，由对医院的口诛笔伐转向对患儿家属冲动、无知行为的指责。在这转变过程中，媒体的态度还是基于受众对此的看法，但媒体的这种跟风态度以及与受众的非理性互动却演变成了一个大笑话，却也值得人们深思。
三、公众舆论的非理性与媒介引导
新闻业引入市场机制的主要目的，就是让新闻业自身走向真正的企业发展道路，追求经济效益的最大化。但是以受众为潜在产品并出售给广告商的媒介并不能像其他企业单位那样肆无忌惮地追逐利润，媒介还需要积极引导公众舆论，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 20世纪20年代，美国学者李普曼在其著作《公众舆论》一书中谈到了公众舆论的非理性与拟态环境问题。他认为，与我们的公众舆论有关的环境是通过许多渠道折射出来的，⑤如信息源上的检查与保密、贫乏的语言、无意识的情感丛等，这些都是妨碍我们进入环境的限制因素，此外还有事实本身的复杂与朦胧，它们共同损害着感性认识的清晰度与公正性，用误人视听的虚构代替切实可行的理念，使我们无法对那些有意误人视听的人进行充分的核查。⑥这也就形成了李普曼所说的公众舆论的非理性与拟态环境问题。
对于公众舆论的非理性问题，新闻业最好的办法就是在新闻报道时坚持客观性原则，公正、平衡、全面地将事实呈现给受众，以此最大限度地削弱拟态环境的影响，让公众能够充分地接触、了解新闻的本身。但要真正做到这点就需要平衡好市场与客观性的力量冲突。中国新闻体制改革下的媒介都以市场为导向，追逐经济效益也无可厚非，毕竟这是媒介谋求自身发展的最根本途径。但这并不代表媒介为赢得广告商的青睐就可以完全忽视公众的利益，虽然公众一方面掏钱购买媒介产品，另一方面又出钱消费广告商的商品，但这并不说明公众毫无还击之力。事实上，当公众利益达成一致时，其所形成的舆论力量是无比巨大的，甚至可能毫无理性可言，但这种力量却是连媒介也无法忽视的，这正是媒介需要疏导和引导公众舆论的主要原因。
在这次的“八毛门”风波中，我们看到公众舆论力量的强大，但同时也看到它非理性的可怕，深圳儿童医院就是在这种非理性的社会舆论下遭受着“审判”，但值得庆幸的是，它最终得以沉冤得雪。毫无疑问，公众应该为这次事件检讨自责，但媒体更需要为自己报道的偏颇加以反思。如果媒体不是因为抢时间、抢受众、抢市场草率报道，而是客观地核实后再加以全面报道，恐怕也不会造成公众非理性地跟风。因而，媒介如何在追求市场份额的同时，又坚持报道的客观性原则，以及正确引导公众舆论，值得媒介乃至整个社会思考。□
参考文献
①[美]迈克尔·舒德森 著，陈昌凤、常江译：《发现新闻——美国报业的社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2
②[美]J·赫伯特·阿特休尔著，黄煜、裘志康译：《权力的媒介》，华夏出版社，1989：286-288
③赵月枝，《为什么今天我们对西方新闻客观性失望？》，《新闻大学》，2008（2）
④田秋生：《市场化生存的报纸新闻生产——〈广州日报〉个案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0：116
⑤⑥沃尔特·李普曼 著，阎克文、江红 译：《公众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作者：广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10级硕士研究生）
责编：周蕾
【关键词】“八毛门”事件 客观性 公众舆论
随着中国新闻业的日益市场化，不少媒体为迎合受众、赢得广告商的青睐，在报道新闻时日渐趋于低俗、煽情，不仅难以做到应有的客观、公正与平衡，甚至还造成不少的新闻失实。2011年9月，部分媒体对深圳“八毛门”事件的不当报道就是市场与新闻客观性角逐的表现。
一、“八毛门”事件及报道中出现的问题
2011年9月7日，有媒体以“婴儿病情误诊要做10万元手术，最终吃8毛钱药痊愈？”的标题报道事件，在导语里提到“深圳市儿童医院给孩子拍了十几张X光片后，要求给降生仅6天的新生儿做一场大手术。手术费用可能超过10万元。然而学医的陈先生隐约觉得有蹊跷，他拒绝了手术，并带孩子到广州治疗，结果仅用8毛钱的药治好了孩子的病。”随即引起广泛舆论关注。9月8日，患儿父亲陈刚一行带着孩子到医院讨说法。深圳市儿童医院再次表示，医生对患儿进行的检查合理，诊断正确，诊疗措施符合诊疗常规，建议孩子尽快检查并进行造瘘手术，而患儿父亲陈先生认为孩子状况良好。9月13日，有读者报料，患儿父亲陈先生中秋节当日带小强（化名）到广州儿童医院求诊，而陈先生则坚持表示小强腹胀现已消除，能吃能睡。10月20日，名为“热热的热干面”的网友在其微博上报料称，“闻名全国的《8毛钱治十万元的病》的孩子昨天在武汉同济医院小儿外科开刀了，是因为先天性巨结肠做手术的。”再次证实了深圳儿童医院先前给出的诊断正确无误，实为先天性巨结肠。
我们看到，这场为时一个多月的医患纠纷最后因为铁的事实而演变成为一场闹剧。值得庆幸的是，这只是场闹剧，没有给患者造成身体上的伤害。但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相关媒体的不当报道，致使深圳儿童医院的名誉严重受损。
那么，对此次事件进行最早报道的深圳新闻网、《晶报》、《广州日报》在报道中到底存在哪些不当呢？
1、报道不客观，新闻失实
真实，作为新闻的本质特征之一，无疑是新闻从业者必须遵循的原则。但是，在“八毛门”事件中，记者仅凭患儿父亲的一面之词就不加求证地进行报道，强烈抨击深圳儿童医院的乱诊断、乱收费，无疑是受其刻板印象所致，没有坚持客观性原则。
2、报道不平衡，有失公允
除新闻的客观性以外，公正、平衡也是新闻真实的重要保证。新闻从业者要做到真正的平衡，首先就得客观、全面地陈述事件双方的观点，让他们都有说话的机会，这不仅是对当事人言论自由的尊重，也是对受众知情权的保护。
在对此次事件的最初报道中，我们不难看出，记者完全是站在患者的立场上进行报道的，不仅强烈指责医院的敛财、不负责，而且还不让他们有争辩的机会。 在深圳新闻网的报道中，我们几乎很难看到医院发表自己观点的镜头，铺天盖地的全是患儿父亲的说辞。这造成了医院有话无处说的失语处境，并在很大程度上蒙蔽了受众的视线，导致患者、媒体、公众连成一线对医院进行口诛笔伐，把医院推向了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
二、新闻报道背后的理论分析
正如前面所述，深圳新闻网等媒体在此次事件报道中犯下了许多原则性错误，但这却是市场机制动作下不可避免的问题。媒体进行大量无关痛痒的社会新闻报道无非是想赢得受众与广告商。但是，由于过分追求新闻的故事性与趣味性，新闻报道中失实问题日益突出，新闻客观性遭到了抛弃。
也许有人会提出这样的疑问，新闻客观性不是市场的产物吗？它又怎么遭遇市场的围困呢？这正是笔者所要论述的问题。
没错，只有尽可能使其报道“客观”，才能为所有成员和客户接受，①这点在以搜集新闻和新闻材料为内容、向各大新闻企业或私人提供新闻服务的通讯社中表现尤为明显。但这并不代表新闻客观性能在市场化的新闻业中安逸生存；相反，随着新闻业市场化的加深，广告商对新闻媒介的控制也日益增强，许多媒介因为经济的关系逐渐成为广告商的“吹笛手”。②
市场对新闻客观性的影响除了造成新闻的失实报道外，在记者的报道立场上也影响不小。客观性是通过记者的实践建立起来的，记者应该采取一种超然、公正和独立的态度，在报道有争议的问题时，记者在提供各方观点时也应该公正、不偏不倚而又平衡。③但在市场的作用下，记者在现实采访报道中却很难做到。记者进行价值判断的准则无非是其自身所处的利益关系网，而与之利益关系最为紧密的还是给予媒介资金的广告客户。虽然传媒经济上的独立维护了其政治上的独立，但我们不难看出它所谓的经济独立也只是某种殖民形式的独立，新闻业还是要受到来自广告商的严厉制裁，媒介内容篇幅最大的还是广告。④
在“八毛门”事件中，新闻媒体由于新闻材料的不完整以及未对新闻源做出仔细核实，报道初期偏信患儿家属一面之辞而讨伐医院，将其推向公众舆论的审判，然而随着事件的进展最后又低声下气地向医院表示歉意，这一系列行为的最根本意图就是要讨好受众。媒体站在弱势群体的地位上进行报道，一方面是为“受害者”申诉、博得社会同情、占领道德制高点；另一方面也是自己形象宣传的公关战，在出售新闻产品获得经济收入的同时，还赢得了受众对其道德建设的积极肯定。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媒体都是初期报道的大赢家。但是，随着事件的峰回路转，媒体的报道也做出了根本性转变，由对医院的口诛笔伐转向对患儿家属冲动、无知行为的指责。在这转变过程中，媒体的态度还是基于受众对此的看法，但媒体的这种跟风态度以及与受众的非理性互动却演变成了一个大笑话，却也值得人们深思。
三、公众舆论的非理性与媒介引导
新闻业引入市场机制的主要目的，就是让新闻业自身走向真正的企业发展道路，追求经济效益的最大化。但是以受众为潜在产品并出售给广告商的媒介并不能像其他企业单位那样肆无忌惮地追逐利润，媒介还需要积极引导公众舆论，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 20世纪20年代，美国学者李普曼在其著作《公众舆论》一书中谈到了公众舆论的非理性与拟态环境问题。他认为，与我们的公众舆论有关的环境是通过许多渠道折射出来的，⑤如信息源上的检查与保密、贫乏的语言、无意识的情感丛等，这些都是妨碍我们进入环境的限制因素，此外还有事实本身的复杂与朦胧，它们共同损害着感性认识的清晰度与公正性，用误人视听的虚构代替切实可行的理念，使我们无法对那些有意误人视听的人进行充分的核查。⑥这也就形成了李普曼所说的公众舆论的非理性与拟态环境问题。
对于公众舆论的非理性问题，新闻业最好的办法就是在新闻报道时坚持客观性原则，公正、平衡、全面地将事实呈现给受众，以此最大限度地削弱拟态环境的影响，让公众能够充分地接触、了解新闻的本身。但要真正做到这点就需要平衡好市场与客观性的力量冲突。中国新闻体制改革下的媒介都以市场为导向，追逐经济效益也无可厚非，毕竟这是媒介谋求自身发展的最根本途径。但这并不代表媒介为赢得广告商的青睐就可以完全忽视公众的利益，虽然公众一方面掏钱购买媒介产品，另一方面又出钱消费广告商的商品，但这并不说明公众毫无还击之力。事实上，当公众利益达成一致时，其所形成的舆论力量是无比巨大的，甚至可能毫无理性可言，但这种力量却是连媒介也无法忽视的，这正是媒介需要疏导和引导公众舆论的主要原因。
在这次的“八毛门”风波中，我们看到公众舆论力量的强大，但同时也看到它非理性的可怕，深圳儿童医院就是在这种非理性的社会舆论下遭受着“审判”，但值得庆幸的是，它最终得以沉冤得雪。毫无疑问，公众应该为这次事件检讨自责，但媒体更需要为自己报道的偏颇加以反思。如果媒体不是因为抢时间、抢受众、抢市场草率报道，而是客观地核实后再加以全面报道，恐怕也不会造成公众非理性地跟风。因而，媒介如何在追求市场份额的同时，又坚持报道的客观性原则，以及正确引导公众舆论，值得媒介乃至整个社会思考。□
参考文献
①[美]迈克尔·舒德森 著，陈昌凤、常江译：《发现新闻——美国报业的社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2
②[美]J·赫伯特·阿特休尔著，黄煜、裘志康译：《权力的媒介》，华夏出版社，1989：286-288
③赵月枝，《为什么今天我们对西方新闻客观性失望？》，《新闻大学》，2008（2）
④田秋生：《市场化生存的报纸新闻生产——〈广州日报〉个案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0：116
⑤⑥沃尔特·李普曼 著，阎克文、江红 译：《公众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作者：广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10级硕士研究生）
责编：周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