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杨佳袭警案目前最大的困境在于——如果没有正当的程序，真相可能永远被淹没在猜测之中
要根据迄今为止的报道来对杨佳案进行评价，要对杨佳的行为进行法外评价，是有难度的。因为信息的公开并不彻底，而该案中被害人的身份又是警察。
由于信息公开的制度性问题，以及新闻自由的背景性缺失，杨佳的作案动机至今尚在迷雾中。人们对于警方对外所公布的信息，即警方所坚称的自己执勤之规范与尽责始终将信将疑，尤其是警方宣称的两次派人赴京与杨佳沟通，更令人疑窦丛生——这与日常生活中人们对警察工作方式的通常经验反差实在太大。
那么，这是否就意味着警方一定撒谎，或者隐瞒了什么更为重要的情节？答案显然不能是肯定的；那么，或者是否就应当相信警方公布的信息？答案显然也不能是肯定的。出于对公正的追求，我们对此事的背景真相只能存疑。
由此，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那个基本的公正原则：任何人不得成为自己事务的法官。
杨佳袭击的是警察，但具体受害的警察与杨佳自行车案似无关系。因此，杨佳的杀人犯罪，即使是一个报复性行动，也不是那种“冤有头、债有主”的基督山伯爵式复仇，而是以警察职业群体为报复对象的犯罪行为。但正是这种抽象性报复，使得警方被置于一种十分尴尬处境——无论他们怎么做，没人会相信警察的公正：难道他们会不恨杨佳？难道办案人员不会借势杀鸡儆猴？难道办案警察不会兔死狐悲？
7月14日，22岁的苏州无业青年郏啸寅因造谣被批捕，这个节外生枝的事件，使得杨佳案变得更为扑朔迷离，人们在原有的不信任基础上进一步增加了对警方的狐疑。
这一切都因为警方在此事件中，既是案件的被害方，又是案件承办者，还是信息的几乎垄断发布者——这种三位一体的角色，使得警方在此事件中成为面对杨佳个人的绝对强势者，而在舆论环境中却成为绝对的弱势者以及公信力的最低享有者。拥有公权力的警方，一旦成为自己案件的信息垄断者，那么就会最先失去公信力，人们会认为一切信息的发布都是从有利于警方的角度出发。如果警方公布的信息经过了修饰与伪装，那么人们的怀疑就是正当的；如果警方公布的信息确实是事实真相，他也不得不因为自己的地位而被冤枉——这种冤枉显然是咎由自取。
但最为重要的问题其实并不仅仅在于谁被冤枉，也在于真相因此而不可求证——如果没有正当的程序，真相可能永远被淹没在猜测之中。
目前，杨佳案件已经进入公诉阶段。要结束警方的尴尬局面，并非毫无办法：无论是审查起诉的检察院，还是依法审判的法院，都有机会发挥自己的职权，通过信息透明化等手段来唤回公众的信任。
而且，如果受理此案的检察院、法院能够就此案独立于警方，充分发挥法律所授予的职权，也有利于打破“公检法”一体化的传统，重树民众对司法的信心。
因此，我们一方面有理由期待“杨佳袭警事件”这一具体的个案在随后的司法程序中能够更加透明、更加公正，另一方面，就该个案引发并进行制度性调整的思考，也是必须的。
除了开放新闻自由，提早辩护人介入案件的时间，尤其是建立犯罪嫌疑人被讯问的律师在场制度，尤为重要。
《刑事诉讼法》第36条的规定，明确了辩护人在刑事案件中可以介入案件的时间。即检察院审查起诉之日起，辩护律师可以见到犯罪嫌疑人，可以了解犯罪嫌疑人的情况，其他辩护人则要再经历一道检察院的许可。无论哪一种辩护人，在侦查阶段都无法介入案件，这显然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各方面人权的保护不利，理由如下：
——非外伤性的逼供、诱供、套供等非法取证行为，不提前介入则完全无法获取证据。
由于侦查技术的原因，也由于长期以来中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宿疾，刑讯逼供一直是中国刑事诉讼制度中最受诟病的领域。相对于制度，相对于物质性的恶，人的肉身实在非常脆弱。如《古拉格群岛》提到的18种严酷的刑讯逼供，很多都不会给犯罪嫌疑人留下任何明显的外伤，这也就意味着刑讯逼供完全可以做到口说无凭、了无痕迹；意味着只要律师不在场，刑侦人员要从犯罪嫌疑人嘴里找到自己最需要的口供，基本上不用费很大力气。
——在袭警案中，极有可能出现更严重的问题。
刑侦人员出于对犯罪嫌疑人的特别憎恶，对犯罪嫌疑人进行逼供外的折磨，也是极有可能的。在许多案件中都可能存在过这样的情况。制度性赋予的权力，激发了刑侦人员人性中的恶，于是将自己的调查对象视为一种掌上玩物，以至于百般折磨，仅为了恶意取乐。
如果说这样的情况，在其他许多案件中出现的概率不会很高，那么在袭警案中，这样的概率可能就会相应提高，这也符合人性之常——只是它是一种恶，一种制度应当尽力防止的恶。而这些恶劣的行径，只要施虐的刑侦人员稍稍动一下脑筋，都不会留下明显外伤，因此也使辩护人无从为当事人获取证据。
——辩护人不能介入刑侦工作，严重败坏刑侦工作的公信力与办案效率。
拒绝辩护人介入刑侦，固然给刑侦调查带来一定的效率，但是由于权力的不受制约，它所带来的弊病远大于它的收益。在这种刑讯逼供之嫌永远不能避免的案件刑侦中，基本的公信力将丧失；同时，冤案的概率也将无限上升。虽然有检察院这一关的制约，但这种制约是有限的，尤其他无法约束刑讯逼供。
由此可见，无论是一般普通刑事案件，还是袭警案，辩护人不得介入刑侦活动，对所有人都没有好处。惟一的结果是促成刑侦人员个人的侥幸心理，败坏制度，败坏公民基本人权，败坏公权力的公信力。
在袭警案中，我们更有充分理由相信，这样的制度可能会给犯罪嫌疑人带来更为严重的权利侵害。
这次杨佳案成为社会关注热点，少受一点或者一点都不受刑讯逼供之苦，或许是可能的，但是在其他的未被报道的袭警案中呢？而且，进一步说，如果施虐者的施虐方式更为巧妙，即使成为社会热点的袭警案，恐怕都难以避免刑讯逼供以及逼供外的恶意折磨现象。
综上所述，在现有制度下，袭警案凸显公安机关的形象与公信力的尴尬，有助于人们思考改变目前制度设计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人大常委会应当尽快修订《刑事诉讼法》，辩护人介入刑事侦查活动应当成为一项基本制度。■
作者为本刊法律部首席法律顾问
要根据迄今为止的报道来对杨佳案进行评价，要对杨佳的行为进行法外评价，是有难度的。因为信息的公开并不彻底，而该案中被害人的身份又是警察。
由于信息公开的制度性问题，以及新闻自由的背景性缺失，杨佳的作案动机至今尚在迷雾中。人们对于警方对外所公布的信息，即警方所坚称的自己执勤之规范与尽责始终将信将疑，尤其是警方宣称的两次派人赴京与杨佳沟通，更令人疑窦丛生——这与日常生活中人们对警察工作方式的通常经验反差实在太大。
那么，这是否就意味着警方一定撒谎，或者隐瞒了什么更为重要的情节？答案显然不能是肯定的；那么，或者是否就应当相信警方公布的信息？答案显然也不能是肯定的。出于对公正的追求，我们对此事的背景真相只能存疑。
由此，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那个基本的公正原则：任何人不得成为自己事务的法官。
杨佳袭击的是警察，但具体受害的警察与杨佳自行车案似无关系。因此，杨佳的杀人犯罪，即使是一个报复性行动，也不是那种“冤有头、债有主”的基督山伯爵式复仇，而是以警察职业群体为报复对象的犯罪行为。但正是这种抽象性报复，使得警方被置于一种十分尴尬处境——无论他们怎么做，没人会相信警察的公正：难道他们会不恨杨佳？难道办案人员不会借势杀鸡儆猴？难道办案警察不会兔死狐悲？
7月14日，22岁的苏州无业青年郏啸寅因造谣被批捕，这个节外生枝的事件，使得杨佳案变得更为扑朔迷离，人们在原有的不信任基础上进一步增加了对警方的狐疑。
这一切都因为警方在此事件中，既是案件的被害方，又是案件承办者，还是信息的几乎垄断发布者——这种三位一体的角色，使得警方在此事件中成为面对杨佳个人的绝对强势者，而在舆论环境中却成为绝对的弱势者以及公信力的最低享有者。拥有公权力的警方，一旦成为自己案件的信息垄断者，那么就会最先失去公信力，人们会认为一切信息的发布都是从有利于警方的角度出发。如果警方公布的信息经过了修饰与伪装，那么人们的怀疑就是正当的；如果警方公布的信息确实是事实真相，他也不得不因为自己的地位而被冤枉——这种冤枉显然是咎由自取。
但最为重要的问题其实并不仅仅在于谁被冤枉，也在于真相因此而不可求证——如果没有正当的程序，真相可能永远被淹没在猜测之中。
目前，杨佳案件已经进入公诉阶段。要结束警方的尴尬局面，并非毫无办法：无论是审查起诉的检察院，还是依法审判的法院，都有机会发挥自己的职权，通过信息透明化等手段来唤回公众的信任。
而且，如果受理此案的检察院、法院能够就此案独立于警方，充分发挥法律所授予的职权，也有利于打破“公检法”一体化的传统，重树民众对司法的信心。
因此，我们一方面有理由期待“杨佳袭警事件”这一具体的个案在随后的司法程序中能够更加透明、更加公正，另一方面，就该个案引发并进行制度性调整的思考，也是必须的。
除了开放新闻自由，提早辩护人介入案件的时间，尤其是建立犯罪嫌疑人被讯问的律师在场制度，尤为重要。
《刑事诉讼法》第36条的规定，明确了辩护人在刑事案件中可以介入案件的时间。即检察院审查起诉之日起，辩护律师可以见到犯罪嫌疑人，可以了解犯罪嫌疑人的情况，其他辩护人则要再经历一道检察院的许可。无论哪一种辩护人，在侦查阶段都无法介入案件，这显然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各方面人权的保护不利，理由如下：
——非外伤性的逼供、诱供、套供等非法取证行为，不提前介入则完全无法获取证据。
由于侦查技术的原因，也由于长期以来中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宿疾，刑讯逼供一直是中国刑事诉讼制度中最受诟病的领域。相对于制度，相对于物质性的恶，人的肉身实在非常脆弱。如《古拉格群岛》提到的18种严酷的刑讯逼供，很多都不会给犯罪嫌疑人留下任何明显的外伤，这也就意味着刑讯逼供完全可以做到口说无凭、了无痕迹；意味着只要律师不在场，刑侦人员要从犯罪嫌疑人嘴里找到自己最需要的口供，基本上不用费很大力气。
——在袭警案中，极有可能出现更严重的问题。
刑侦人员出于对犯罪嫌疑人的特别憎恶，对犯罪嫌疑人进行逼供外的折磨，也是极有可能的。在许多案件中都可能存在过这样的情况。制度性赋予的权力，激发了刑侦人员人性中的恶，于是将自己的调查对象视为一种掌上玩物，以至于百般折磨，仅为了恶意取乐。
如果说这样的情况，在其他许多案件中出现的概率不会很高，那么在袭警案中，这样的概率可能就会相应提高，这也符合人性之常——只是它是一种恶，一种制度应当尽力防止的恶。而这些恶劣的行径，只要施虐的刑侦人员稍稍动一下脑筋，都不会留下明显外伤，因此也使辩护人无从为当事人获取证据。
——辩护人不能介入刑侦工作，严重败坏刑侦工作的公信力与办案效率。
拒绝辩护人介入刑侦，固然给刑侦调查带来一定的效率，但是由于权力的不受制约，它所带来的弊病远大于它的收益。在这种刑讯逼供之嫌永远不能避免的案件刑侦中，基本的公信力将丧失；同时，冤案的概率也将无限上升。虽然有检察院这一关的制约，但这种制约是有限的，尤其他无法约束刑讯逼供。
由此可见，无论是一般普通刑事案件，还是袭警案，辩护人不得介入刑侦活动，对所有人都没有好处。惟一的结果是促成刑侦人员个人的侥幸心理，败坏制度，败坏公民基本人权，败坏公权力的公信力。
在袭警案中，我们更有充分理由相信，这样的制度可能会给犯罪嫌疑人带来更为严重的权利侵害。
这次杨佳案成为社会关注热点，少受一点或者一点都不受刑讯逼供之苦，或许是可能的，但是在其他的未被报道的袭警案中呢？而且，进一步说，如果施虐者的施虐方式更为巧妙，即使成为社会热点的袭警案，恐怕都难以避免刑讯逼供以及逼供外的恶意折磨现象。
综上所述，在现有制度下，袭警案凸显公安机关的形象与公信力的尴尬，有助于人们思考改变目前制度设计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人大常委会应当尽快修订《刑事诉讼法》，辩护人介入刑事侦查活动应当成为一项基本制度。■
作者为本刊法律部首席法律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