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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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古斯是突厥语人群中较重要的一支,他们在历史上活跃于漠北、中亚、伊朗、小亚细亚和东欧。在现代突厥语的分类中,属于乌古斯语支的有土库曼语、阿塞拜疆语和土耳其语等。乌古斯人群中最广为流传的口头叙事,是有关“乌古斯可汗”的传说。除了以口头叙事的形式在民间流传之外,乌古斯可汗传说还在不同历史时期被写成了文本。文章考察了《乌古斯可汗传》的回鹘文、波斯语、奥斯曼语和察合台语四种版本,并对这些文本所处的历史语境进行了追问。我们对不同版本的《乌古斯可汗传》进行比较后发现,它们之间存在或大或小的差异。这些差异是我们研究不同
【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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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一带一路’沿线中亚国家‘乌古斯可汗’祖先传说研究”(项目编号:17YJC770003)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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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古斯是突厥语人群中较重要的一支,他们在历史上活跃于漠北、中亚、伊朗、小亚细亚和东欧。在现代突厥语的分类中,属于乌古斯语支的有土库曼语、阿塞拜疆语和土耳其语等。乌古斯人群中最广为流传的口头叙事,是有关“乌古斯可汗”的传说。除了以口头叙事的形式在民间流传之外,乌古斯可汗传说还在不同历史时期被写成了文本。文章考察了《乌古斯可汗传》的回鹘文、波斯语、奥斯曼语和察合台语四种版本,并对这些文本所处的历史语境进行了追问。我们对不同版本的《乌古斯可汗传》进行比较后发现,它们之间存在或大或小的差异。这些差异是我们研究不同时代乌古斯人群如何进行合法性巩固和身份建构的一个契机。
其他文献
格萨尔史诗曲名和曲调之间的关系是格萨尔音乐研究领域长期关注的话题,但对于二者是否彼此对应,学者们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以往的研究皆是从基于音乐技术分析的传统视野出发来寻找答案的,但在学术研究范式转型的当下,我们有必要借助口头传统相关理论,观照格萨尔曲名与曲调在书写文本与口头音声文本中的差异与互动,并在田野考察方法的基础上将目光投向不同类型、不同流布区域的格萨尔艺人,实现史诗音乐研究在当下的范式转换。
格尔茨所提出的“地方性知识”通过反思西方社会科学中的“普遍性理论”,强调人类认知和文化的多元,使长期以来被宏大理论所遮蔽的“地方性知识”得以展现。文章以侗族歌谣分类为个案,展现“地方性知识”生产的三个过程和地方传统提取中被重新阐释的过程;强调“地方性知识”应通过文化主体来构建,阐释者要纠正观察者的优越感,以中介身份去理解不同文化系统中的知识。
文学史(包括文学理论史)著述虽然呈现不同的框架和面目,但在翔实的文献基础上的阐释与建构,仍是文学史发展所需要的。查洪德的《元代文学通论》,无论是在结构还是在内容上,都体现出“通观”的视野。将民族学的视角与文学史的内化深度融合,使元代文坛的独特风貌与客观格局得到切实的把握。“通观”将“史”的厚重扎实与“论”的精警透辟合而为一,从大量第一手文献资料中熔炼整合出诸多属于元代文学独有的理论命题,使该著产生了一种直击读者心灵的锐感。在当今的文学史研究中,“通观”应该是一种突破性的进路。
清军入关后,将八旗集中戍卫京师及分驻战略要地,八旗安养制度应运而生。驻防八旗满汉分居体制、营葬体制与旗籍体制是八旗安养制度的核心组成部分。满汉分居制度之旗城建置,使得满城成为典型的城市空间三维统一体。生活在满城的驻防八旗在驻防地安顿身心,自觉书写守家记忆之营志诗文。营葬制度与旗籍制度的变化,曾使驻防八旗的故乡发生了根本性改易,勾连驻防“乡思”之“乡”变,并因之拓展了驻防文学题材。驻防文学中的营志诗文,在驻防制度的追忆中,揭示出了八旗驻防规训的弊端,这种弊端正是大清覆亡的序曲。驻防八旗安养制度引动的驻防八旗
宋金时期集中出现的洪迈《夷坚志》、王质《夷坚别志》、元好问《续夷坚志》等几部以“夷坚”为名的著作,可以用“夷坚体”为名,作为志怪小说的一个类别进行深入研究。这几部“夷坚体”著作总体上以日常实录、时事汇编、传奇志异、娱宾遣兴为编著追求,聚焦于对时事新闻的全面记录是它们共同强调之处。夷坚体源于志怪而融合笔记,上承小说传统而又是各族人民集体创作的及时结集。
明清时期,西南云贵地区文教鼎兴,汉文诗文创作兴盛。其中白族、纳西族、彝族三个民族产生了二百五十多位汉文作家,创作出大量的汉文诗文作品。这些作家有五十多位是土司制度下产生的土司作家,有近二百位是“改土归流”后产生的平民作家。显而易见,“土司制”政治环境下呈现出土司统治阶层垄断汉文诗文创作的局限。“改土归流”对云贵少数民族汉文诗文创作产生了积极影响,彰显出其促进中华文学发展的意义。
清初文人顾八代的理学思想源于《易》理,又兼具老庄道义,易道融通,构成其理学思想的内在审美特质。在多维场域的影响下,顾八代诗歌的内容显露理学化倾向,重视对宇宙本原、万物运行规律的思考以及追求穷理尽性;诗歌风貌呈现阶段性特征,前期疏旷质朴、后期冲淡闲适。顾八代诗歌的研究具有典型意义,是清初思想影响下的鲜活个案,丰富了满族文学的创作题材,也为非经典作家的研究提供了某些方法论上的借鉴。
元明易代之际的回回诗人丁鹤年,以诗歌演绎着乱世的人生悲剧,说明厌乱思治是回、汉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易代鼎革,丁诗具有执着忠孝却不可得的悲剧崇高美。他以叙事诗展现自我,创作了不少应用性的挽诗;受本民族文化影响,无兵无权的丁鹤年却有“激烈型遗民”的政治主张,且以“英雄”自居,这些使得丁诗富于新质。咏史怀古之作古来有之,丁鹤年的怀古诗少用典故,能以质朴的语言抒发浓烈的兴亡悲剧情怀。阐释丁诗的悲剧意蕴,可以更好地勾勒回回民族渐次融入中华文化的历程。丁氏将自身的民族性格、情感体验融入汉语诗篇,增辉诗史,也证实了回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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