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前不久，“天下女人·寻找幸福力2011年度活动”在京举行，一番角逐后，刘震云与杨澜及龚琳娜的丈夫展开了“最佳老公”大PK。刘震云15年来一直全力支持妻子的公益事业，他们相知相惜的情感历程令人动容，最终，刘震云因之夺得“最佳老公奖”。
4个烂梨征服北大美女
刘震云和妻子郭建梅是北大校友，也是河南安阳延津县同乡。郭建梅身材苗条，皮肤白皙，性格活泼又善良，相识不久就令刘震云怦然心动。由于比郭建梅高一届，学中文的他时常会以“师兄写了首新诗想给你朗诵”为由，向这位法律系美女师妹卖弄文采。
按说同乡见面，本应分外亲切，但刘震云开口闭口全是托尔斯泰、巴尔扎克、莎士比亚，听得郭建梅晕头转向，觉得这个“酸溜溜”的老乡有点不靠谱。
但刘震云对她紧追不舍，大三时，郭建梅过生日，家境贫穷的刘震云积攒许久，给她买了两朵塑料花还有4个梨。“那个梨还有烂洞呢，两毛钱一堆那种，就那样的梨，不知道他省了多少天才省出来。”郭建梅很感动，觉得这些梨脆而多汁。
什么样的男孩才值得交往与托付呢？聪明的郭建梅留意到，刘震云一年到头穿着母亲做的布鞋，穿久了大脚趾会露出来。平时，他拿着一个磕得凹凸不平的铝饭盒去食堂，为了省钱，他每天都喝粥。学校有1毛钱一个的猪肉馅饼，特别香，他从来不买。但每当在街上看到讨饭的人，他往往会给点钱，还幽默地对郭建梅说：“你看，这些都是我兄弟。”女孩感动极了：“这人怎么这么善良啊！”
刘震云临毕业那年，郭建梅的妈妈患了乳腺癌来北京手术。瘦弱的他背着老太太上楼下楼，为了赚钱给郭妈妈买补品，他在外面偷偷帮人抄稿子。
病床上的郭妈妈拉着女儿的手说：“小梅啊，这个人真是好。你看他天天啃干馒头，却给我们买好吃的，这样的小伙子太难得了！”
一次，刘震云和郭建梅一起坐火车回老家，因为皮炎，他的手上贴了胶布。郭建梅问怎么了，他急中生智回了句：“小提琴拉的呗!”还煞有介事地说当年在部队文工团怎样怎样。许多年后的今天，郭建梅偶尔还会开玩笑：老刘最近怎么不拉琴了?
尽管有时候会耍点“小心眼”，但刘震云那点伎俩根本瞒不过郭建梅的慧眼，以至于刘震云后来感叹道：“以前，我一直以为你是个简单的人，现在看来，是我头脑太简单了。”
虽说当年没看出刘大作家出众的文采，但女孩最终还是被他的善良、亲切和幽默征服了。大学毕业后，25岁的刘震云要去《农民日报》文艺部当编辑，在未名湖畔，他向郭建梅许下了“百年之约”。
1985年，郭建梅大学毕业两年后，妈妈病危。她当时在司法部工作，很想干出一番事业后再结婚，但郭妈妈说：“不行，小梅你必须结婚，你结婚我就放心了。”
很快，刘震云拉着郭建梅的手，到朝阳区民政局领取了结婚证。他请来一辆吉普车，穿着借来的呢子大衣，把郭建梅接走举行了婚礼。婚房是10平米的宿舍，连暖气和电风扇都没有，尽管生活艰苦，刘震云还是沉浸在莫大的喜悦中。这一年他可谓“双喜临门”，不仅娶了个貌美如花的老婆，还在《安徽文学》上发表了短篇处女作《栽花的小楼》。
1987年6月，郭建梅生下了女儿妞妞，一家人其乐融融。也许是厚积薄发，也许是妻女带来的好运，当年底，刘震云发表在《人民文学》的《塔铺》，引起了文坛的关注。随后，他相继发表了中篇小说《新兵连》、《一地鸡毛》、《温故1942》及长篇小说《故乡天下黄花》、《故乡面和花朵》，一跃成为“新写实主义”的代表作家。
爱妻患了抑郁症
1995年底，郭建梅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妇女大会律师论坛，当一位外国代表问及中国是否有专门为妇女提供法律援助的民间组织时，现场顿时鸦雀无声。这种静默和失语，刺痛了郭建梅的心，当天，她首次听到希拉里的演讲，主题是：妇女的权利就是人权。郭建梅当时就萌发了创办一个民间组织，为弱势妇女主张权利伸张正义的想法。
圈内朋友纷纷给郭建梅泼冷水：“这事可为而不能为，你就傻吧，你就疯吧。”郭建梅的哥哥是法官，也劝她说，一般律师都不好当，更别说公益律师了。再说，在那个年代，砸掉铁饭碗做公益，是多么惊世骇俗！
面对身边人的不解与阻力，郭建梅四顾无侣。但刘震云却说：“只要你觉得快乐就好，你愿意做的事情，我绝对不干涉！你选择的事业具有超前性和引领性，相信自己，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有了丈夫的支持，郭建梅变得异常坚定。
1996年，她义无反顾辞去公职，在中关村一家简陋的旅馆内，创办了全国第一家专业从事妇女法律援助与研究的民间公益机构——北大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兴致勃勃地踏上了梦寐以求的公益律师之路。作为法律援助中心执行主任的她，成了中国第一代公益律师。
两个月后，另外4名公益律师到位，该中心正式运营。美国福特基会给该中心每年提供4万美元的活动经费，条件是每年至少免费代理50个法律援助案子。因办公室的年租金就高达14万元，办案经费每年至少需要10万，郭建梅和同事们的月工资只有1000多元。
援助中心的工作是忙碌的：外宾来访、汇报工作、在求助人的哭诉中倾听她们各自的悲剧和冤情、回答各种各样的问题??曾经有记者听过法律援助中心的热线电话后慨叹道：“我可干不了这个，老这么听下去，我非心理变态不可！”一刻也闲不下来的郭建梅，嗓子经常是沙哑的。
身体上的疲惫倒在其次，内心的压力才是真正的折磨。中心正式运营后，郭建梅面临取证难、不被外界信任等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最让她难以接受的是，一些法官都对法律援助持蔑视的态度。
中心成立早期，她免费代理的一些案子因案情复杂而经常败诉，以至于当事人当庭痛哭。郭建梅也忍不住失声痛哭。经常有人对她说：“做公益律师，你脑子进水了。”全国有十七八万名律师，公益律师只有六七十人，郭建梅觉得自己像是一个人走在钢丝上。一次在银川，她与法官交锋激烈时，差点被戴上了手铐。还有一次在河南登封，因为妇女土地权的事，她遭到100多个拿着棍棒的村民围堵，当时还下着雨，后来在警察的帮助下，满身泥水的她才连夜逃到火车站。刘震云最怕她出差，每次出远门，丈夫会一条接一条地对她进行短信轰炸，说的最多的就是“注意安全”。 中心成立5周年的时候，郭建梅感到身心俱疲，每天晚上回到家，她就倒在床上默默流泪，并伴之以严重的失眠。刘震云惊讶地问妻子怎么了，她哭着说：“手下的律师走了一半，求助的人越来越多，全国各地的来电、来信及电子邮件让我应接不暇。别人还说我炒作，说我想出名，说我是冒牌律师，为什么这么多盆脏水都朝我身上泼啊！”
刘震云知道妻子的委屈，就抱出家里那两大纸箱被退回的手稿说：“我笔下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能拧出汗水和泪水，但前些年投出的稿子却屡屡被退。对此，我没叫一声苦，没流一滴泪。”他要妻子坚强地面对现实。
但郭建梅没能坚持多久，2002年，她的精神彻底崩溃了，不管在什么场合，她都控制不住流泪。她不愿意去上班，坐在办公室里也不想接任何电话，甚至在开会时，刚一开口就哭了出来。
全家人一起去千岛湖玩，女儿在沙滩上玩沙子，郭建梅蹲在旁边用帽子挡住脸。女儿好奇地扯开帽子，发现妈妈淌了一脸的泪。郭建梅去看心理医生，在答了几百个问题后，被确诊为“中度偏重抑郁症加重度焦虑症”。她向中心请了半年假，躲进了家里。
为妻女撑起一片天
原本活泼开朗的妻子得了抑郁症，刘震云有些惊慌失措。为了治好爱妻的病，他停止写作，四处打听哪家医院的治疗效果最好。郭建梅住院后，刘震云为妻子写下了励志语：“你是你的敌人，只有你才能打倒你；你是你的天使，只有你才能拯救你！”
一番求医问药无效之后，刘震云没有灰心，他决定帮妻子走出精神困境，做她的良医。心病还需心药医，他去咨询心理医生，又去图书馆查阅了大量医学资料，给妻子开出了“快乐处方”：每天早晚对着镜子大笑10分钟；每天打一次乒乓球或羽毛球，时间不少于半小时；夫妻俩一起晨起锻炼；每天眺望一次蓝天绿地；每天晚上画一幅山水画；戴耳机上网听音乐每天不少于2小时；每天至少念叨100遍“愁眉苦脸是过一天，快快乐乐也是过一天”……
妻子的病情有所好转后，刘震云买来沙滩椅、太阳伞和帐篷，带她去青岛疗养了半个月，并用DV拍了一组场景。回到北京后，他请朋友剪辑成“山寨电影”，让郭建梅一边观看，一边想象着自己正躺在阳光普照的沙滩上，海风徐徐，内心澄净??
为了给妻子更多的精神力量，刘震云还给她买来《德兰修女传——在爱中行走》。郭建梅看过后，被德兰修女身上那平和的力量和柔韧的气质深深吸引，激发起了她骨子里的“侠气”。
2003年底，郭建梅终于在丈夫的呵护下驱散了心里的阴霾。刘震云特意带着她到海南三亚度假，以资鼓励。光着脚丫走在海滩上，享受着柔柔的海风，郭建梅感到无比惬意。刘震云劝她：“如果确实不开心，就不要勉强自己，大不了以后就在家做全职太太。”
回到北京后，也有同学对郭建梅说：“要不你来我们事务所吧，一年给你几个案子，就能收入二三十万。”她却告诉丈夫：“每晚的睡梦中，我脑海里总是出现那一双双渴求的眼睛,耳边听到的总是那些‘扑通’的跪地声。”最终，郭建梅还是放不下热爱的公益事业，病愈后很快就回法律援助中心上班了。
在丈夫的全力支持下，从2005年起，郭建梅连续获得一系列殊荣：“中国公益事业杰出贡献奖”、“中国法律界十大社会公益人物奖”、“美国公益律师年度人物奖”。2007年3月14日，华盛顿肯尼迪中心，郭建梅走上主席台，从希拉里手中接过了“2007年全球女性领导者”奖章，那一年，全世界仅有8人获此荣誉。
2009年4月，郭建梅所拍的一条公益广告出现在各大电视台：她走在冬天的乡间小路上，身后是温驯的羊群，远处是隐隐群山。“公益律师这条路不好走，我却走了12年。”这句旁白，正是对郭建梅人生追求的概括。
广告播出后，人们对公益律师有了更多的了解，更对他们的付出与坚忍充满敬佩之情。此后郭建梅声名鹊起，成了媒体争相采访的人物。
妻子的事业峰回路转，刘震云也没闲着。2009年3月，他推出了后来荣获矛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一句顶一万句》，读者好评如潮。刘震云开心地笑了：跟我家那个“获奖专业户”的距离，又缩小了一步啊！
在家里，刘震云是“最没有地位”的那一个。“早先是太太做老大，后来换成了女儿，自始至终我要考虑的就是投靠哪一边。我也思考过为什么就没有轮到我的时候呢，结果她们的答案是一样的：你太笨了!”
刘震云说：“妞妞不大关心我的书，估计她也没怎么看过。平常都是她教育我，最常说的就是让我做人要聪明点，为人处世、自理能力都有待提高。她周末回家一扔书包，看到我就会问：‘小刘最近怎么样啊?’我们很像朋友，是老朋友，非常铁的那一种。”
外出采风时，刘震云经常会带上妞妞，父女一路走一路聊，高兴得不得了。女儿今年21岁，1.69米的个子，是大姑娘了，还吊着爸爸的膀子逛夜市。有时被人认出来：“哎，那不是那个作家吗？”妞妞就往家里打电话：“我们在吃羊肉串呢，别人还以为我爸带个‘小三’。妈，你可别吃醋哦，哈哈??”在妻子眼中，刘震云是天下最好的爸爸和“五好丈夫”，女儿从读幼儿园开始，天天都是他接送。
如今，郭建梅的律师队伍已经扩大至12人，在全国发起成立了“公益律师网络”，服务对象从妇女扩展到农民工、下岗工人、残疾人等其他弱势群体。她觉得自己现在活得特别好：丈夫是她坚实的后盾，女儿在纽约大学导演系读研究生，她干着自己喜欢的工作，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2011年1月初，郭建梅入围2010年度正义人物候选人。公众用自己的良心和方式，对她15年来的付出做出了评价。
2011年11月29日，“天下女人·寻找幸福力2011年度活动”在北京举行，一番角逐后，刘震云最终夺得“最佳老公奖”。在领奖台上，当主持人问他对妻子的评价时，刘震云很认真地说：“我觉得郭老师是一个伟大的女性。”郭建梅的脸一下红了，心里满是感动与幸福。
目前，刘震云正在酝酿一部新作，他要为爱妻写本书，以记录一起走过的岁月和世间朴素而温暖的爱情。
4个烂梨征服北大美女
刘震云和妻子郭建梅是北大校友，也是河南安阳延津县同乡。郭建梅身材苗条，皮肤白皙，性格活泼又善良，相识不久就令刘震云怦然心动。由于比郭建梅高一届，学中文的他时常会以“师兄写了首新诗想给你朗诵”为由，向这位法律系美女师妹卖弄文采。
按说同乡见面，本应分外亲切，但刘震云开口闭口全是托尔斯泰、巴尔扎克、莎士比亚，听得郭建梅晕头转向，觉得这个“酸溜溜”的老乡有点不靠谱。
但刘震云对她紧追不舍，大三时，郭建梅过生日，家境贫穷的刘震云积攒许久，给她买了两朵塑料花还有4个梨。“那个梨还有烂洞呢，两毛钱一堆那种，就那样的梨，不知道他省了多少天才省出来。”郭建梅很感动，觉得这些梨脆而多汁。
什么样的男孩才值得交往与托付呢？聪明的郭建梅留意到，刘震云一年到头穿着母亲做的布鞋，穿久了大脚趾会露出来。平时，他拿着一个磕得凹凸不平的铝饭盒去食堂，为了省钱，他每天都喝粥。学校有1毛钱一个的猪肉馅饼，特别香，他从来不买。但每当在街上看到讨饭的人，他往往会给点钱，还幽默地对郭建梅说：“你看，这些都是我兄弟。”女孩感动极了：“这人怎么这么善良啊！”
刘震云临毕业那年，郭建梅的妈妈患了乳腺癌来北京手术。瘦弱的他背着老太太上楼下楼，为了赚钱给郭妈妈买补品，他在外面偷偷帮人抄稿子。
病床上的郭妈妈拉着女儿的手说：“小梅啊，这个人真是好。你看他天天啃干馒头，却给我们买好吃的，这样的小伙子太难得了！”
一次，刘震云和郭建梅一起坐火车回老家，因为皮炎，他的手上贴了胶布。郭建梅问怎么了，他急中生智回了句：“小提琴拉的呗!”还煞有介事地说当年在部队文工团怎样怎样。许多年后的今天，郭建梅偶尔还会开玩笑：老刘最近怎么不拉琴了?
尽管有时候会耍点“小心眼”，但刘震云那点伎俩根本瞒不过郭建梅的慧眼，以至于刘震云后来感叹道：“以前，我一直以为你是个简单的人，现在看来，是我头脑太简单了。”
虽说当年没看出刘大作家出众的文采，但女孩最终还是被他的善良、亲切和幽默征服了。大学毕业后，25岁的刘震云要去《农民日报》文艺部当编辑，在未名湖畔，他向郭建梅许下了“百年之约”。
1985年，郭建梅大学毕业两年后，妈妈病危。她当时在司法部工作，很想干出一番事业后再结婚，但郭妈妈说：“不行，小梅你必须结婚，你结婚我就放心了。”
很快，刘震云拉着郭建梅的手，到朝阳区民政局领取了结婚证。他请来一辆吉普车，穿着借来的呢子大衣，把郭建梅接走举行了婚礼。婚房是10平米的宿舍，连暖气和电风扇都没有，尽管生活艰苦，刘震云还是沉浸在莫大的喜悦中。这一年他可谓“双喜临门”，不仅娶了个貌美如花的老婆，还在《安徽文学》上发表了短篇处女作《栽花的小楼》。
1987年6月，郭建梅生下了女儿妞妞，一家人其乐融融。也许是厚积薄发，也许是妻女带来的好运，当年底，刘震云发表在《人民文学》的《塔铺》，引起了文坛的关注。随后，他相继发表了中篇小说《新兵连》、《一地鸡毛》、《温故1942》及长篇小说《故乡天下黄花》、《故乡面和花朵》，一跃成为“新写实主义”的代表作家。
爱妻患了抑郁症
1995年底，郭建梅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妇女大会律师论坛，当一位外国代表问及中国是否有专门为妇女提供法律援助的民间组织时，现场顿时鸦雀无声。这种静默和失语，刺痛了郭建梅的心，当天，她首次听到希拉里的演讲，主题是：妇女的权利就是人权。郭建梅当时就萌发了创办一个民间组织，为弱势妇女主张权利伸张正义的想法。
圈内朋友纷纷给郭建梅泼冷水：“这事可为而不能为，你就傻吧，你就疯吧。”郭建梅的哥哥是法官，也劝她说，一般律师都不好当，更别说公益律师了。再说，在那个年代，砸掉铁饭碗做公益，是多么惊世骇俗！
面对身边人的不解与阻力，郭建梅四顾无侣。但刘震云却说：“只要你觉得快乐就好，你愿意做的事情，我绝对不干涉！你选择的事业具有超前性和引领性，相信自己，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有了丈夫的支持，郭建梅变得异常坚定。
1996年，她义无反顾辞去公职，在中关村一家简陋的旅馆内，创办了全国第一家专业从事妇女法律援助与研究的民间公益机构——北大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兴致勃勃地踏上了梦寐以求的公益律师之路。作为法律援助中心执行主任的她，成了中国第一代公益律师。
两个月后，另外4名公益律师到位，该中心正式运营。美国福特基会给该中心每年提供4万美元的活动经费，条件是每年至少免费代理50个法律援助案子。因办公室的年租金就高达14万元，办案经费每年至少需要10万，郭建梅和同事们的月工资只有1000多元。
援助中心的工作是忙碌的：外宾来访、汇报工作、在求助人的哭诉中倾听她们各自的悲剧和冤情、回答各种各样的问题??曾经有记者听过法律援助中心的热线电话后慨叹道：“我可干不了这个，老这么听下去，我非心理变态不可！”一刻也闲不下来的郭建梅，嗓子经常是沙哑的。
身体上的疲惫倒在其次，内心的压力才是真正的折磨。中心正式运营后，郭建梅面临取证难、不被外界信任等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最让她难以接受的是，一些法官都对法律援助持蔑视的态度。
中心成立早期，她免费代理的一些案子因案情复杂而经常败诉，以至于当事人当庭痛哭。郭建梅也忍不住失声痛哭。经常有人对她说：“做公益律师，你脑子进水了。”全国有十七八万名律师，公益律师只有六七十人，郭建梅觉得自己像是一个人走在钢丝上。一次在银川，她与法官交锋激烈时，差点被戴上了手铐。还有一次在河南登封，因为妇女土地权的事，她遭到100多个拿着棍棒的村民围堵，当时还下着雨，后来在警察的帮助下，满身泥水的她才连夜逃到火车站。刘震云最怕她出差，每次出远门，丈夫会一条接一条地对她进行短信轰炸，说的最多的就是“注意安全”。 中心成立5周年的时候，郭建梅感到身心俱疲，每天晚上回到家，她就倒在床上默默流泪，并伴之以严重的失眠。刘震云惊讶地问妻子怎么了，她哭着说：“手下的律师走了一半，求助的人越来越多，全国各地的来电、来信及电子邮件让我应接不暇。别人还说我炒作，说我想出名，说我是冒牌律师，为什么这么多盆脏水都朝我身上泼啊！”
刘震云知道妻子的委屈，就抱出家里那两大纸箱被退回的手稿说：“我笔下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能拧出汗水和泪水，但前些年投出的稿子却屡屡被退。对此，我没叫一声苦，没流一滴泪。”他要妻子坚强地面对现实。
但郭建梅没能坚持多久，2002年，她的精神彻底崩溃了，不管在什么场合，她都控制不住流泪。她不愿意去上班，坐在办公室里也不想接任何电话，甚至在开会时，刚一开口就哭了出来。
全家人一起去千岛湖玩，女儿在沙滩上玩沙子，郭建梅蹲在旁边用帽子挡住脸。女儿好奇地扯开帽子，发现妈妈淌了一脸的泪。郭建梅去看心理医生，在答了几百个问题后，被确诊为“中度偏重抑郁症加重度焦虑症”。她向中心请了半年假，躲进了家里。
为妻女撑起一片天
原本活泼开朗的妻子得了抑郁症，刘震云有些惊慌失措。为了治好爱妻的病，他停止写作，四处打听哪家医院的治疗效果最好。郭建梅住院后，刘震云为妻子写下了励志语：“你是你的敌人，只有你才能打倒你；你是你的天使，只有你才能拯救你！”
一番求医问药无效之后，刘震云没有灰心，他决定帮妻子走出精神困境，做她的良医。心病还需心药医，他去咨询心理医生，又去图书馆查阅了大量医学资料，给妻子开出了“快乐处方”：每天早晚对着镜子大笑10分钟；每天打一次乒乓球或羽毛球，时间不少于半小时；夫妻俩一起晨起锻炼；每天眺望一次蓝天绿地；每天晚上画一幅山水画；戴耳机上网听音乐每天不少于2小时；每天至少念叨100遍“愁眉苦脸是过一天，快快乐乐也是过一天”……
妻子的病情有所好转后，刘震云买来沙滩椅、太阳伞和帐篷，带她去青岛疗养了半个月，并用DV拍了一组场景。回到北京后，他请朋友剪辑成“山寨电影”，让郭建梅一边观看，一边想象着自己正躺在阳光普照的沙滩上，海风徐徐，内心澄净??
为了给妻子更多的精神力量，刘震云还给她买来《德兰修女传——在爱中行走》。郭建梅看过后，被德兰修女身上那平和的力量和柔韧的气质深深吸引，激发起了她骨子里的“侠气”。
2003年底，郭建梅终于在丈夫的呵护下驱散了心里的阴霾。刘震云特意带着她到海南三亚度假，以资鼓励。光着脚丫走在海滩上，享受着柔柔的海风，郭建梅感到无比惬意。刘震云劝她：“如果确实不开心，就不要勉强自己，大不了以后就在家做全职太太。”
回到北京后，也有同学对郭建梅说：“要不你来我们事务所吧，一年给你几个案子，就能收入二三十万。”她却告诉丈夫：“每晚的睡梦中，我脑海里总是出现那一双双渴求的眼睛,耳边听到的总是那些‘扑通’的跪地声。”最终，郭建梅还是放不下热爱的公益事业，病愈后很快就回法律援助中心上班了。
在丈夫的全力支持下，从2005年起，郭建梅连续获得一系列殊荣：“中国公益事业杰出贡献奖”、“中国法律界十大社会公益人物奖”、“美国公益律师年度人物奖”。2007年3月14日，华盛顿肯尼迪中心，郭建梅走上主席台，从希拉里手中接过了“2007年全球女性领导者”奖章，那一年，全世界仅有8人获此荣誉。
2009年4月，郭建梅所拍的一条公益广告出现在各大电视台：她走在冬天的乡间小路上，身后是温驯的羊群，远处是隐隐群山。“公益律师这条路不好走，我却走了12年。”这句旁白，正是对郭建梅人生追求的概括。
广告播出后，人们对公益律师有了更多的了解，更对他们的付出与坚忍充满敬佩之情。此后郭建梅声名鹊起，成了媒体争相采访的人物。
妻子的事业峰回路转，刘震云也没闲着。2009年3月，他推出了后来荣获矛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一句顶一万句》，读者好评如潮。刘震云开心地笑了：跟我家那个“获奖专业户”的距离，又缩小了一步啊！
在家里，刘震云是“最没有地位”的那一个。“早先是太太做老大，后来换成了女儿，自始至终我要考虑的就是投靠哪一边。我也思考过为什么就没有轮到我的时候呢，结果她们的答案是一样的：你太笨了!”
刘震云说：“妞妞不大关心我的书，估计她也没怎么看过。平常都是她教育我，最常说的就是让我做人要聪明点，为人处世、自理能力都有待提高。她周末回家一扔书包，看到我就会问：‘小刘最近怎么样啊?’我们很像朋友，是老朋友，非常铁的那一种。”
外出采风时，刘震云经常会带上妞妞，父女一路走一路聊，高兴得不得了。女儿今年21岁，1.69米的个子，是大姑娘了，还吊着爸爸的膀子逛夜市。有时被人认出来：“哎，那不是那个作家吗？”妞妞就往家里打电话：“我们在吃羊肉串呢，别人还以为我爸带个‘小三’。妈，你可别吃醋哦，哈哈??”在妻子眼中，刘震云是天下最好的爸爸和“五好丈夫”，女儿从读幼儿园开始，天天都是他接送。
如今，郭建梅的律师队伍已经扩大至12人，在全国发起成立了“公益律师网络”，服务对象从妇女扩展到农民工、下岗工人、残疾人等其他弱势群体。她觉得自己现在活得特别好：丈夫是她坚实的后盾，女儿在纽约大学导演系读研究生，她干着自己喜欢的工作，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2011年1月初，郭建梅入围2010年度正义人物候选人。公众用自己的良心和方式，对她15年来的付出做出了评价。
2011年11月29日，“天下女人·寻找幸福力2011年度活动”在北京举行，一番角逐后，刘震云最终夺得“最佳老公奖”。在领奖台上，当主持人问他对妻子的评价时，刘震云很认真地说：“我觉得郭老师是一个伟大的女性。”郭建梅的脸一下红了，心里满是感动与幸福。
目前，刘震云正在酝酿一部新作，他要为爱妻写本书，以记录一起走过的岁月和世间朴素而温暖的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