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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旅行家蔡景辉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极点，梦想南极，就是梦想生命的怒放。』 南极，貌似安静平和，又涌动着意想不到的生命力。在中国，一批以企业家为主体的富人，宁愿放弃赚钱的时日，深入极地。自然的壮美，生命的渺小，生态的脆弱，开始改变着他们的固有的观念。『最重要的不是实现梦想到达南极，而是要带着责任和承诺从南极回来。』 这是一种非同一般的旅程。这些富人们的极地巅峰体验，如探照灯，照进他们本已封闭而骄傲的内心深处。寻找更健康的生活，改变，从自己开始；改变，正在发生。
无极限梦想
对于去过南极的那些人，『行程虽然结束，但负责任的旅行却未竟于此』。
越来越多的南极旅客感觉到，南极不仅仅是另一个地方，『它更像一个载体—你将自己置身其上，它就会将你慢慢淹没。』
“这里的很多东西，都是不常见的。这里是世界上最安静的地方。冰面裂缝的声音，就像有人跟在你身后，但那其实只是冰的声音。” 德国导演沃纳·赫尔佐格在纪录片《世界尽头的奇遇》中把南极描述得如同另一沉寂的星球。“到处都是巨大的蓝，天蓝，冰蓝。生猛地闯入眼帘。看着看着，有点害怕，好像到了另外一个星球，容易胡思乱想：会不会有外星人突然将我一把抓走？”回忆起去年的南极之旅，见多了奇山异水的摄影师黄国伟说他当时仍很忐忑。
2012年11月29日， 黄国伟等181个中国人搭乘“中国国家地理号”开赴南极——从北京出发，飞越大半个地球，一路向南；自阿根廷上船，继续南下。睡梦中，有人大喊：“南极到了！”黄国伟赶忙拿出长镜头瞄向窗外，“第一眼看到的南极，远处，有浮冰，慢慢地飘着。渐渐就看到冰山。阳光灿烂。内心颤抖。很期待能看到企鹅、鲸鱼、海豹。”女孩子都在欢呼。有人感动得流泪。
这些人最初对南极的了解，大都止步于企鹅。去过南极的游客乐于互称“鹅友”。“鹅友”们大部分是事业有成者，“有钱，而且有闲”。同黄国伟一起南行的环球旅行家林建勋说，这趟旅行，同行的“鹅友”还有《中国国家地理》社长李栓科、知名投资人但斌、汉庭酒店的创始人季琦、前排球国家队运动员陈刚、旅行家范毅波等。“去南极就像一种瘾，让你欲罢不能。”林建勋说，他前后已去过5次南极，每次的感受都会不一样，“这种没有杂质的、大块的美，太震撼了—先震撼视觉，再震撼心灵。”
这些事业有成的人，听从内心召唤，走向远方。
幸运的是，这是一次真正没有尽头的旅程。
幸运的是，他们几无一人失望，满载而归。
“曾经蹄踏171城，死里逃生5次”，宁波人朱以奇喜欢冒险，爬过阿尔卑斯山，对他而言，南极之魅，重要的不只是风景，还洋溢着一份别样的亲情感怀。
2012年1月，朱以奇经过小半年多努力，终于办下阿根廷的签证，开始了南极之旅。“我经常去世界各地旅游，就像父亲的一双眼睛和一双腿，我要替他去领略这个世界的精彩。回来给他看我拍的照片，给他讲路上的见闻。让家人分享旅途见闻，其实也是一种幸福的感觉。”朱以奇告诉本刊记者，从小父亲带他出门旅行，后来父亲因车祸卧病在床。
从世界最南端的城市—阿根廷的乌斯怀亚出发，朱以奇与来自世界各地的123个探险者都聚集在了“远征号”探险船上。第一天，风平浪静地度过。第二天，穿越“魔鬼海峡”德雷克海峡。船长讲，无数船只在此倾覆海底。果然，风暴如期而至，船只不停颠簸，有人相机长镜头被折断了，有人摔伤了，有人反复呕吐，有人开始吃晕船药。而此时，对于不晕船的朱以奇来说，深感骄傲。
第四天，朱以奇一行终于可以登岛了！岛上苔藓居然不少，绿意盎然。“我们拍了照片后，就在开玩笑：身后全是苔藓，别人看了照片后会不会以为我们根本没去过南极，还只是在哪个动物园拍的？”其实那是一个过程，从群岛，半岛，再到大陆，冰雪是逐次丰厚。
“南极给人的印象往往是寒冷、危险、冰天雪地，摇摆的企鹅、慵懒的海豹、漫游的海鸟，这些也是我们经常可以在影视中看到的；但是真正到了南极，你会发现偶有的绿色苔藓，发着蓝光的冰山，乳白色的天空，还有企鹅对着大海长时间发呆，有海鸟间的激烈争食，有徒步走在冰雪天地中经常会有很多意外的发现……”朱以奇不只一次对朋友如此感叹，“对南极的印象，会随着不断的深入发现自我认知的浅薄。”
“对于很多人来说，南极是一个巨大的梦想，或者是自己人生梦想的一个终极载体。”旅行家蔡景晖在南极的船上，听探险队员讲起这样一则故事：一个叫安德鲁的美国老头，94岁来到南极，尽管他腿脚不灵便，不能滑雪、游泳，但他不错过任何一次登陆。每次他都会静静地看。他告诉好奇的鹅友，他已经去世两年的妻子最大的人生梦想就是到南极。因为种种生活压力和蹉跎，老太太临终也没有实现她的梦想。于是安德鲁自己来了，“他说，他是替她来的，所以他不能错过任何一个登陆机会；他说，他要用自己的眼睛为他圆梦；他说，他的眼睛后面是她。”
在南极的9天，朱以奇都是住在船上的。每天晚上大家都会聚在船上的酒吧里干杯吟唱，合影留念，交流各国的不同文化。而所有的食物都是从阿根廷带过来的，西餐和中餐都有。
朱以奇和安德鲁一样让南极之行充满温情。他准备办一个南极的摄影展，“为我的父亲，也为了与他一样也许这辈子永远都去不了南极的人。”他还有一个更大的心愿，“南极回来后，我在想，能不能通过我的努力，设计一种轮椅，让更多残障人士踏上这块土地，让更多人分享到这份快乐” ，帮助残障人士找回生活的尊严和快乐。
朱以奇的南极摄影展，还停留在计划中，而广东摄影家黄楚中却已开始了自己的南极之旅的摄影展。“走进南极—黄楚中摄影作品展”已于4月3日- 4月29日在广州榕树头文化艺术中心举行。“我们是去年11月去的南极，70个游客，都算是比较富有的人，大家都是摄影发烧友，我是摄影指导。”这个做过相片冲印和婚纱影楼生意的摄影家，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就钟情摄影，获奖无数。至今他将摄影当成主业，生意交给别人打理。“大雪山，大冰川，颜色单纯，黑白的企鹅也不怕人，憨憨地看着你。因为它们是主人，我们是客人。那种视觉的通透，让我至今难忘。很多人很激动，穿上泳衣，玩跳水。” 黄国伟印象深刻的是一个大家喊“诗姐”的人，在去南极的船上，整天就拿着DV，她拍完景，再让别人拍她，她每天写一首关于南极的诗，对着DV念。“南极真让她有点癫狂。”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特别适用于那句格言—除了照片，不带走任何东西；除了脚印，不留下任何印记—那就一定是南极了。
每年11月至次年3月是南极的夏天，也是南极旅游季。这时，南极圈全日白昼，天气相对温和，鲜有大风，野生动物也趁机在冰川大陆上晒太阳，这是游客观赏南极风景的最佳时机。
“当初以为很冷，衣服带了很多，以为是零下二三十度。” 黄楚中说，出发前，其实每个人都知道，譬如要防紫外线。“当时为了拍到更好的镜头，我都是逆光拍，脸对着太阳。谁知南极太阳紫外线非常厉害，过了几天，脸被灼伤，开始脱皮，非常厉害。”
“其次，要注意防水。在上登陆艇时，浪打得整个人都湿湿的，风一吹，冷死人。”黄楚中说，一般来讲，每天没有大浪就让登陆。上午一次，下午一次，每次两小时左右。在登陆时，他们必须沿着事先探测好的线路，“只要不是企鹅主动靠近你，与企鹅的距离最小不能小于五米。”雪地上行走，“一路上不能扔垃圾，用完的纸巾都放到自己的袋子里。”
“你没从南极带回一点纪念品，譬如石头？”面对记者的提问，黄楚中赶紧说：“那不可能，下船时已被告知，游客是不能带走诸如石头、化石等在内的任何东西的，“再说南极裸露的地方本来就少，石头是企鹅筑巢求偶的必需品。和那么可爱的动物抢石头，有点残忍”。
1961年生效的《南极条约》对环境保护做出了严格规定，“可以说南极是世界上环保规定最严的地域。”林建勋说，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个人到南极的旅程，就是对爱护地球和环保的一次践行。譬如，所有的南极游客不能向船外扔任何垃圾。譬如，每次登陆之前和登陆之后，要消毒靴子，不能将任何外来物种带入南极；譬如不准野外排泄，禁止燃烧任何物品，不得在石头或建筑上涂鸦。当然，高声喧哗，投喂动物，甚至熊抱企鹅，这些都是绝对不允许的。
蔡景晖说在南极清除垃圾是一桩极为重要的事情，他提及探路者创始人王静的故事。这是一个身家过亿、第一位从南坡登顶珠峰的中国内地女性。王静曾在南极、见到最为彻底的垃圾清理行动—不但打扫营地附近的火柴棍、烟头和纸巾，那些油污、尿液和厨房剩水，那些被污染的脏雪也要铲进垃圾袋，运到几千公里外的城市再次处理。“想把这些渗透在雪地里的脏雪挖出来是一项很大的工程，因为这些污染源深度达到一米多深。”
2014年，是一个在南极会被经常提及的年份。到那一年，有关环境保护和限制各国在南极采矿的《南极条约》将要失效。到那时，人们将会决定是否延续这份条约。蔡景晖说，“如果这个限制被打破，那么可以想见，各国、各利益集团对于能源财富的贪婪和攫取才是圣地真正的梦魇。”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别样的南极。“去过南极，它会改变你的思想和你对生活的看法，而从你踏上这片土地的那一天开始，改变，就已悄然开始。”
朱以奇的英语不太灵光，但他在旅途中自我感觉与别人交流得还不错，“碰到的很多人的英语也一般，只要用心去沟通了，都没问题。”在去南极的船上，朱以奇认识了一位67岁的墨尔本“老顽童”，走了140多个国家，我叫他墨尔本boy，他叫我宁波boy。他是在一个地方教英语，然后去世界各地旅游；又换一个城市教英语，再去旅行。“用教英语的方式来世界各地旅游，我觉得很有意思。”
还有一对夫妇，他们在去南极的船上一直坐着，也没有相机。“我就大概问了下，他们已经相识很多年了，今年终于达成去南极的夙愿。男的从北美骑摩托车，可能年轻时是嬉皮之类，女的从美国坐飞机，一前一后赶到乌斯怀亚，然后他们在港口会合坐船。”朱以奇问他们为什么没相机（带长焦镜头的基本是中国人，很少看到外国人带长焦，但不带相机的很少），那个男的噼里啪啦讲了一通，大意如下：“你们在拍照时，看自己的相片时，很多风景就流失了，我比你们看的风景至少多一倍。”“我说我们拍的相片可以留念，可以给朋友分享，他说：‘我看到的全留在脑海里。’”顿时朱以奇觉得自己的境界弱爆了！
“旅游其实你去我去都差不多，关键是在那里碰到谁，就像在那里阅读了很多本书。”朱以奇南极之旅意想不到的收获是，居然不经意间把抽了十几年每天两包的烟瘾给戒了。
在他看来，主要原因有两点，第一个是赏景和与人沟通让自己没了时间去抽烟；第二个是因为这艘船上碰到的人影响了他的健康观。因为去南极船上的人，每天讨论的是关于在哪个坡用多长时间登顶珠峰、乘坐核动力破冰船抵达正北90°抵达地球之巅有多兴奋；8月是否有“档期”去非洲追踪动物大迁徙，以及乞力马扎罗山的几种登法等问题，“你会发现自己越来越小越来越弱，如果不注重自己的健康让自己强大起来，如何去体验这样的生活？”
“回国后，我对自身环境的要求更高了。不想在城市和他们争空间。”朱以奇将办公室搬到了近郊古镇慈城，“那里空气好，负离子很高。”朱以奇说，“我要写一本书，名叫《我在南极遇到谁》，放进设计轮椅的这个事情，让看到这本书的人，除了能领略南极的风景外，还能关注残障人士。至少，比如你在开车，听到后面有救护车的声音要自动让开，看到路上有残障人士通过要主动帮助或者让行，如果你有更多的闲暇时间和能力，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无障碍生活工作室。如此，对他来讲，人生也会增加一份意义，而不是看完美景后走掉了。”立志帮助残障人士找回生活的尊严和快乐成为朱以奇南极回来后价值观的最大转变，于是有了受邀在TEDMoonlake（美国知名演讲论坛）上的畅想—《我在南极遇上了谁》，讲述如何创造新型的轮椅和人体支撑系统。不久就在宁波慈城创立了宁波生活方式研究院及无障碍生活工作室，致力于以民间的力量来推动无障碍生活解决方案及执行。
在去南极的船上，每天晚上两三点，黄国伟都会走到甲板上，到船头和船尾看一看，“那种感觉很舒服。一片寂静，一个其他人都没有。”在南极天堂湾黄国伟感觉好像到了另外一个星球，“那里有很多浮冰，是上万年的浮冰，感觉整个人的思想被过滤了，就觉得对很多东西不要太计较了，有这样的顿悟。经过这一次洗礼，人就不一样了。”回到现实环境，黄国伟就教育女儿用东西不要浪费，说话要小声，不要影响到别人；慢慢培养她的性格，不要和别人抢。“不是说别人跟你抢你要抢回来，打架要打回去，你要学会等。”黄国伟说，“以前出去拍照我都会把胶片的盒子收好再扔，不会随便扔的。现在拍照看到别人扔垃圾我也会捡起来，一捡起来他就会觉得不好意思了。我不会随口批评他，要捡起来去影响他。” 黄楚中的家，在广州番禺郊外一个高档小区里，“南极回来，我更关心城市的环境问题。城市里，人太多，房子太多，人的压抑感无处不在。一有空，我就开车到郊外，吹吹风，非常舒服。我这人本来就是将爱好当主业的人，南极之行，又让我看淡了生意场的得失，也多了对合作伙伴的宽容。”
南极，不只有壮丽的景色和可爱的动物，那些去过南极的“鹅友”，在世界的尽头展示了生命的种种可能性，而后，在世俗生活中，多了欣赏与合作。
2005年12月28日01时05分，华润“超越极限”探险队一行六人抵达南极点，五星红旗、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广西崇左生物多样性保护基地徽标旗等十几面大旗在南极点上空随风飘扬。抵达南极点也意味着探险队员王石完成了“7+2”（攀登七大洲最高峰，且徒步到达南北两极点的极限探险活动）的探险征程，目前全世界只有10个人完成此项探险，时年54岁的王石是所有10人中年龄最大的一位。
在徒步南极的路上，王石与队友讨论到达极点后要做什么事情，几个年轻人提议脱光衣服。等真的到了极点的时候，没人提这个话茬了。王石就问，不是说好脱衣服了吗，怎么不脱？大家都说太冷了，王石就讲，你们不脱我可脱了啊。他们都说，如果老王脱，我们一定脱。在那么一股子兴奋劲儿下，王石真的脱起了衣服，最后大家全脱了，而且还光着膀子躺到雪地上，当时气温在零下26度左右。
这张王石光膀子的照片，在一次慈善拍卖活动中，被深圳知名投资人但斌竞拍到，现在还放在他的办公室。2012年11月，但斌前往南极，在“鹅友”的鼓励下，“裸露上身表达我对南极的敬意”。黄国伟与但斌同船，在他眼里，但斌这个“中国巴菲特”很低调，很随意，跟谁都可以聊天。“他是一个微博控。在船上一有信号他就发微博。他还是唯一一个没有带相机的人，全程用苹果手机拍照。”
那次南极之行，黄国伟与但斌、玩家洪昊等分为一组，而且身肩队长之责，他说，“洪昊去过世界很多地方，兴趣广泛，喜欢品红酒，高尔夫球，电影都很精通，心态也很好，平易近人，跟谁都合得来。”江苏企业家颜培玲则是一个性情中人，“喜欢玩和看书，懂得生活。”
但斌回到深圳，深圳“鹅友”们专门组织了一个圈子，不定期聚会。而黄楚中、黄国伟，也时常接到“鹅友”的饭局或茶局邀约。“有了南极的经历，大家在某些层面上达到了共鸣，彼此有共同话题。”黄楚中说，一起玩得愉快，不排除以后合作生意的可能。
在林建勋看来，去过南极的中国富豪，大致有两类的出行方式。一类通过旅行社组织，譬如但斌、黄楚中、洪昊、颜培玲都是以此方式抵达南极；一类是自助探险类，譬如王石，尤其像王石这类企业家，已经基本具备专业探险运动员的素质，能克服许多户外活动遇到的危情。“探路者创始人王静，则拥有女版王石的探险故事。” 蔡景辉第一次见到王静，和极点有关。那时她参加旅游卫视的《勇闯南北极》。她从全国近万名海选的参赛者中脱颖而出，如愿去了北极，之后又去南极。
“我最喜欢讲的那句话：艰苦和艰险是两回事。探险的地方我不会去，譬如登珠穆朗玛峰。虽然我没去过珠峰，但我要看自己的能力。而艰苦的地方，当你去过后，就感觉到，原来自己还行的，正好，南极就属于这类地方。晕船？没关系，我自己吃一点药就可以了。”黄楚中道出了一些企业家的想法，在他看来，风险可控，才是他行动的前提。
无论哪种形式到南极，阿根廷的乌斯怀亚则是他们必经的城市。这个距离南极最近的城市，“走到街上，到处是旅行社的南极游信息。等待最后一分钟的（低价）船票，是很多背包客在乌斯怀亚逗留的原因。”各类人群，各种文化，在此交融；生机勃勃的涂鸦，颠倒众生的传奇，每日上演。
在个性释放年代，圆梦，是一种生意，“在这个时候，人拥抱了梦想了就不在乎钱了。”林建勋的任务，则是不停地让自己的服务更专业，多渠道融合资源，帮他们兑现梦想。
1966年，林德布拉德开创的教育探险旅行，让南极不再属于探险家，大众也有机会圆自己的南极梦。林德布拉德因倡导生态旅行获得瑞典“皇家北极星骑士勋章”等多项荣誉，也曾被评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20名探险家之一。“很多人认为，南极是最后一片净土、人类的圣地，要严格保护起来，不容许一个人来；而林德布拉德认为，我们无法去保护一个我们根本一无所知的东西。”林建勋说，如今，林德布拉德开创的由专家组成的探险队已经成为南极邮轮的标配，这种富于教育性的探险旅行也演变为南极游的主流。
“这种旅游，重要的价值就是自由、放松，可以将人性化的东西，释放出来。”林建勋创立的德迈国际是国内最早经营南极游的专业旅行机构之一。他很早就预测到个性旅游方式的市场潜力。在他看来，“你不管去探险，还是去悠闲游、家庭游，你有什么兴趣，比如说你喜欢抽雪茄，那我带你去古巴抽雪茄；喜欢喝咖啡，那我们一起去纽约，把纽约的咖啡馆都转一圈，找当地最有特色的。这是很人性化很有个性的东西。在这个时候，人拥抱了梦想了就不在乎钱了。”
从2009年开始，林建勋试水国内南极游市场，已有5年南极项目运作经验，先后组织了17个团，约700人次到达南极。“去年11月的那批南极游客中，我见到年纪最大的是一位73岁的云南画家，他的太太也跟着去了。这位69岁的太太平时在市内开跑车。”在林建勋眼里，南极的中国游客基本属于“咖啡和奶油里面最上层的”，虽不是社会上最有钱的，但他们都拥有探险猎奇的共同心理。
关于南极游客在中国的分布规律，林建勋说：“北京和华南区实际上是最多的，浙江和福建的也不少。这些地区，都是财富聚集地区，富豪本身多。江浙和福建人沿海，历来有冒险的传统；陕西的南极游客也很多，能源大省，有钱人不少，头几年去西藏的多少是陕西人啊，开着车就走了；上海人保守，去南极的很少；湖南人本来是爱冒险的，以前湖南人蹦极是最积极的，但去南北极的很少，这个与生活的悠游状态有关。”
南极旅游国际运营商联盟提供的数据显示，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全球每年能登上南极大陆的游客为几百人。2007-2008年时，全球一度超过4.6万人登上南极大陆。近几年虽遭到金融危机等影响，南极旅游发展有所放缓，但2011-2012年最少时也有2.7万客流量。目前，2012-2013年南极旅游客流量数据还未公布，估计会达到3.5万人，明年人数也可能持续上升。“但这些到过南极的人数，相对地球总人口，毕竟是少之又少。”林建勋说，尽管有刷爆几张信用卡达成南极游的白领一族，但以企业家为核心的高收入人群依然是南极游的主体。
像林建勋能将南极游做出品牌的人，在国内为数很少。而广州是这类人的聚集地。2010年2月，广州某旅行社就成功组织了第一批中国游客前往南极。为了打开市场，这些公司基本上采取与高端机构合作，以及互联网营销的方式，寻找合适的客户。“譬如与私人银行、豪华车的零售商等渠道联手，推销南极游。银行也需要活跃这些客户，要想方设法服务这些客户，而南极游就是一个不错的卖点。”而邀请知名摄影家，随船为客户进行免费摄影指导，则成为一种常见的增值服务。“这些有钱人基本也是摄影发烧友。”黄楚中、黄国伟也乐意传授自己的心得与实战技巧。明年，也许他俩会与有些“鹅友”再次相逢，不过，下次目的地，可能不是南极，而是北极。—这两位在摄影圈颇有声望的老师已经分别接到去北极旅游的邀约。
朱以奇与南极的缘分，尚未结束。他觉得自己在南极没有像外国人那样惬意地划皮划艇，有些遗憾，现在他在学皮划艇，希望下次去南极一展身手。“我还打算带着儿子去。我联系了船长，他说去南极年龄最小要7岁，太小了就没有记忆。让他的视野和心灵更宽阔一点，这是我父亲的想法，也是我的想法。”
无极限梦想
对于去过南极的那些人，『行程虽然结束，但负责任的旅行却未竟于此』。
越来越多的南极旅客感觉到，南极不仅仅是另一个地方，『它更像一个载体—你将自己置身其上，它就会将你慢慢淹没。』
“这里的很多东西，都是不常见的。这里是世界上最安静的地方。冰面裂缝的声音，就像有人跟在你身后，但那其实只是冰的声音。” 德国导演沃纳·赫尔佐格在纪录片《世界尽头的奇遇》中把南极描述得如同另一沉寂的星球。“到处都是巨大的蓝，天蓝，冰蓝。生猛地闯入眼帘。看着看着，有点害怕，好像到了另外一个星球，容易胡思乱想：会不会有外星人突然将我一把抓走？”回忆起去年的南极之旅，见多了奇山异水的摄影师黄国伟说他当时仍很忐忑。
2012年11月29日， 黄国伟等181个中国人搭乘“中国国家地理号”开赴南极——从北京出发，飞越大半个地球，一路向南；自阿根廷上船，继续南下。睡梦中，有人大喊：“南极到了！”黄国伟赶忙拿出长镜头瞄向窗外，“第一眼看到的南极，远处，有浮冰，慢慢地飘着。渐渐就看到冰山。阳光灿烂。内心颤抖。很期待能看到企鹅、鲸鱼、海豹。”女孩子都在欢呼。有人感动得流泪。
这些人最初对南极的了解，大都止步于企鹅。去过南极的游客乐于互称“鹅友”。“鹅友”们大部分是事业有成者，“有钱，而且有闲”。同黄国伟一起南行的环球旅行家林建勋说，这趟旅行，同行的“鹅友”还有《中国国家地理》社长李栓科、知名投资人但斌、汉庭酒店的创始人季琦、前排球国家队运动员陈刚、旅行家范毅波等。“去南极就像一种瘾，让你欲罢不能。”林建勋说，他前后已去过5次南极，每次的感受都会不一样，“这种没有杂质的、大块的美，太震撼了—先震撼视觉，再震撼心灵。”
这些事业有成的人，听从内心召唤，走向远方。
幸运的是，这是一次真正没有尽头的旅程。
幸运的是，他们几无一人失望，满载而归。
“曾经蹄踏171城，死里逃生5次”，宁波人朱以奇喜欢冒险，爬过阿尔卑斯山，对他而言，南极之魅，重要的不只是风景，还洋溢着一份别样的亲情感怀。
2012年1月，朱以奇经过小半年多努力，终于办下阿根廷的签证，开始了南极之旅。“我经常去世界各地旅游，就像父亲的一双眼睛和一双腿，我要替他去领略这个世界的精彩。回来给他看我拍的照片，给他讲路上的见闻。让家人分享旅途见闻，其实也是一种幸福的感觉。”朱以奇告诉本刊记者，从小父亲带他出门旅行，后来父亲因车祸卧病在床。
从世界最南端的城市—阿根廷的乌斯怀亚出发，朱以奇与来自世界各地的123个探险者都聚集在了“远征号”探险船上。第一天，风平浪静地度过。第二天，穿越“魔鬼海峡”德雷克海峡。船长讲，无数船只在此倾覆海底。果然，风暴如期而至，船只不停颠簸，有人相机长镜头被折断了，有人摔伤了，有人反复呕吐，有人开始吃晕船药。而此时，对于不晕船的朱以奇来说，深感骄傲。
第四天，朱以奇一行终于可以登岛了！岛上苔藓居然不少，绿意盎然。“我们拍了照片后，就在开玩笑：身后全是苔藓，别人看了照片后会不会以为我们根本没去过南极，还只是在哪个动物园拍的？”其实那是一个过程，从群岛，半岛，再到大陆，冰雪是逐次丰厚。
“南极给人的印象往往是寒冷、危险、冰天雪地，摇摆的企鹅、慵懒的海豹、漫游的海鸟，这些也是我们经常可以在影视中看到的；但是真正到了南极，你会发现偶有的绿色苔藓，发着蓝光的冰山，乳白色的天空，还有企鹅对着大海长时间发呆，有海鸟间的激烈争食，有徒步走在冰雪天地中经常会有很多意外的发现……”朱以奇不只一次对朋友如此感叹，“对南极的印象，会随着不断的深入发现自我认知的浅薄。”
“对于很多人来说，南极是一个巨大的梦想，或者是自己人生梦想的一个终极载体。”旅行家蔡景晖在南极的船上，听探险队员讲起这样一则故事：一个叫安德鲁的美国老头，94岁来到南极，尽管他腿脚不灵便，不能滑雪、游泳，但他不错过任何一次登陆。每次他都会静静地看。他告诉好奇的鹅友，他已经去世两年的妻子最大的人生梦想就是到南极。因为种种生活压力和蹉跎，老太太临终也没有实现她的梦想。于是安德鲁自己来了，“他说，他是替她来的，所以他不能错过任何一个登陆机会；他说，他要用自己的眼睛为他圆梦；他说，他的眼睛后面是她。”
在南极的9天，朱以奇都是住在船上的。每天晚上大家都会聚在船上的酒吧里干杯吟唱，合影留念，交流各国的不同文化。而所有的食物都是从阿根廷带过来的，西餐和中餐都有。
朱以奇和安德鲁一样让南极之行充满温情。他准备办一个南极的摄影展，“为我的父亲，也为了与他一样也许这辈子永远都去不了南极的人。”他还有一个更大的心愿，“南极回来后，我在想，能不能通过我的努力，设计一种轮椅，让更多残障人士踏上这块土地，让更多人分享到这份快乐” ，帮助残障人士找回生活的尊严和快乐。
朱以奇的南极摄影展，还停留在计划中，而广东摄影家黄楚中却已开始了自己的南极之旅的摄影展。“走进南极—黄楚中摄影作品展”已于4月3日- 4月29日在广州榕树头文化艺术中心举行。“我们是去年11月去的南极，70个游客，都算是比较富有的人，大家都是摄影发烧友，我是摄影指导。”这个做过相片冲印和婚纱影楼生意的摄影家，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就钟情摄影，获奖无数。至今他将摄影当成主业，生意交给别人打理。“大雪山，大冰川，颜色单纯，黑白的企鹅也不怕人，憨憨地看着你。因为它们是主人，我们是客人。那种视觉的通透，让我至今难忘。很多人很激动，穿上泳衣，玩跳水。” 黄国伟印象深刻的是一个大家喊“诗姐”的人，在去南极的船上，整天就拿着DV，她拍完景，再让别人拍她，她每天写一首关于南极的诗，对着DV念。“南极真让她有点癫狂。”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特别适用于那句格言—除了照片，不带走任何东西；除了脚印，不留下任何印记—那就一定是南极了。
每年11月至次年3月是南极的夏天，也是南极旅游季。这时，南极圈全日白昼，天气相对温和，鲜有大风，野生动物也趁机在冰川大陆上晒太阳，这是游客观赏南极风景的最佳时机。
“当初以为很冷，衣服带了很多，以为是零下二三十度。” 黄楚中说，出发前，其实每个人都知道，譬如要防紫外线。“当时为了拍到更好的镜头，我都是逆光拍，脸对着太阳。谁知南极太阳紫外线非常厉害，过了几天，脸被灼伤，开始脱皮，非常厉害。”
“其次，要注意防水。在上登陆艇时，浪打得整个人都湿湿的，风一吹，冷死人。”黄楚中说，一般来讲，每天没有大浪就让登陆。上午一次，下午一次，每次两小时左右。在登陆时，他们必须沿着事先探测好的线路，“只要不是企鹅主动靠近你，与企鹅的距离最小不能小于五米。”雪地上行走，“一路上不能扔垃圾，用完的纸巾都放到自己的袋子里。”
“你没从南极带回一点纪念品，譬如石头？”面对记者的提问，黄楚中赶紧说：“那不可能，下船时已被告知，游客是不能带走诸如石头、化石等在内的任何东西的，“再说南极裸露的地方本来就少，石头是企鹅筑巢求偶的必需品。和那么可爱的动物抢石头，有点残忍”。
1961年生效的《南极条约》对环境保护做出了严格规定，“可以说南极是世界上环保规定最严的地域。”林建勋说，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个人到南极的旅程，就是对爱护地球和环保的一次践行。譬如，所有的南极游客不能向船外扔任何垃圾。譬如，每次登陆之前和登陆之后，要消毒靴子，不能将任何外来物种带入南极；譬如不准野外排泄，禁止燃烧任何物品，不得在石头或建筑上涂鸦。当然，高声喧哗，投喂动物，甚至熊抱企鹅，这些都是绝对不允许的。
蔡景晖说在南极清除垃圾是一桩极为重要的事情，他提及探路者创始人王静的故事。这是一个身家过亿、第一位从南坡登顶珠峰的中国内地女性。王静曾在南极、见到最为彻底的垃圾清理行动—不但打扫营地附近的火柴棍、烟头和纸巾，那些油污、尿液和厨房剩水，那些被污染的脏雪也要铲进垃圾袋，运到几千公里外的城市再次处理。“想把这些渗透在雪地里的脏雪挖出来是一项很大的工程，因为这些污染源深度达到一米多深。”
2014年，是一个在南极会被经常提及的年份。到那一年，有关环境保护和限制各国在南极采矿的《南极条约》将要失效。到那时，人们将会决定是否延续这份条约。蔡景晖说，“如果这个限制被打破，那么可以想见，各国、各利益集团对于能源财富的贪婪和攫取才是圣地真正的梦魇。”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别样的南极。“去过南极，它会改变你的思想和你对生活的看法，而从你踏上这片土地的那一天开始，改变，就已悄然开始。”
朱以奇的英语不太灵光，但他在旅途中自我感觉与别人交流得还不错，“碰到的很多人的英语也一般，只要用心去沟通了，都没问题。”在去南极的船上，朱以奇认识了一位67岁的墨尔本“老顽童”，走了140多个国家，我叫他墨尔本boy，他叫我宁波boy。他是在一个地方教英语，然后去世界各地旅游；又换一个城市教英语，再去旅行。“用教英语的方式来世界各地旅游，我觉得很有意思。”
还有一对夫妇，他们在去南极的船上一直坐着，也没有相机。“我就大概问了下，他们已经相识很多年了，今年终于达成去南极的夙愿。男的从北美骑摩托车，可能年轻时是嬉皮之类，女的从美国坐飞机，一前一后赶到乌斯怀亚，然后他们在港口会合坐船。”朱以奇问他们为什么没相机（带长焦镜头的基本是中国人，很少看到外国人带长焦，但不带相机的很少），那个男的噼里啪啦讲了一通，大意如下：“你们在拍照时，看自己的相片时，很多风景就流失了，我比你们看的风景至少多一倍。”“我说我们拍的相片可以留念，可以给朋友分享，他说：‘我看到的全留在脑海里。’”顿时朱以奇觉得自己的境界弱爆了！
“旅游其实你去我去都差不多，关键是在那里碰到谁，就像在那里阅读了很多本书。”朱以奇南极之旅意想不到的收获是，居然不经意间把抽了十几年每天两包的烟瘾给戒了。
在他看来，主要原因有两点，第一个是赏景和与人沟通让自己没了时间去抽烟；第二个是因为这艘船上碰到的人影响了他的健康观。因为去南极船上的人，每天讨论的是关于在哪个坡用多长时间登顶珠峰、乘坐核动力破冰船抵达正北90°抵达地球之巅有多兴奋；8月是否有“档期”去非洲追踪动物大迁徙，以及乞力马扎罗山的几种登法等问题，“你会发现自己越来越小越来越弱，如果不注重自己的健康让自己强大起来，如何去体验这样的生活？”
“回国后，我对自身环境的要求更高了。不想在城市和他们争空间。”朱以奇将办公室搬到了近郊古镇慈城，“那里空气好，负离子很高。”朱以奇说，“我要写一本书，名叫《我在南极遇到谁》，放进设计轮椅的这个事情，让看到这本书的人，除了能领略南极的风景外，还能关注残障人士。至少，比如你在开车，听到后面有救护车的声音要自动让开，看到路上有残障人士通过要主动帮助或者让行，如果你有更多的闲暇时间和能力，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无障碍生活工作室。如此，对他来讲，人生也会增加一份意义，而不是看完美景后走掉了。”立志帮助残障人士找回生活的尊严和快乐成为朱以奇南极回来后价值观的最大转变，于是有了受邀在TEDMoonlake（美国知名演讲论坛）上的畅想—《我在南极遇上了谁》，讲述如何创造新型的轮椅和人体支撑系统。不久就在宁波慈城创立了宁波生活方式研究院及无障碍生活工作室，致力于以民间的力量来推动无障碍生活解决方案及执行。
在去南极的船上，每天晚上两三点，黄国伟都会走到甲板上，到船头和船尾看一看，“那种感觉很舒服。一片寂静，一个其他人都没有。”在南极天堂湾黄国伟感觉好像到了另外一个星球，“那里有很多浮冰，是上万年的浮冰，感觉整个人的思想被过滤了，就觉得对很多东西不要太计较了，有这样的顿悟。经过这一次洗礼，人就不一样了。”回到现实环境，黄国伟就教育女儿用东西不要浪费，说话要小声，不要影响到别人；慢慢培养她的性格，不要和别人抢。“不是说别人跟你抢你要抢回来，打架要打回去，你要学会等。”黄国伟说，“以前出去拍照我都会把胶片的盒子收好再扔，不会随便扔的。现在拍照看到别人扔垃圾我也会捡起来，一捡起来他就会觉得不好意思了。我不会随口批评他，要捡起来去影响他。” 黄楚中的家，在广州番禺郊外一个高档小区里，“南极回来，我更关心城市的环境问题。城市里，人太多，房子太多，人的压抑感无处不在。一有空，我就开车到郊外，吹吹风，非常舒服。我这人本来就是将爱好当主业的人，南极之行，又让我看淡了生意场的得失，也多了对合作伙伴的宽容。”
南极，不只有壮丽的景色和可爱的动物，那些去过南极的“鹅友”，在世界的尽头展示了生命的种种可能性，而后，在世俗生活中，多了欣赏与合作。
2005年12月28日01时05分，华润“超越极限”探险队一行六人抵达南极点，五星红旗、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广西崇左生物多样性保护基地徽标旗等十几面大旗在南极点上空随风飘扬。抵达南极点也意味着探险队员王石完成了“7+2”（攀登七大洲最高峰，且徒步到达南北两极点的极限探险活动）的探险征程，目前全世界只有10个人完成此项探险，时年54岁的王石是所有10人中年龄最大的一位。
在徒步南极的路上，王石与队友讨论到达极点后要做什么事情，几个年轻人提议脱光衣服。等真的到了极点的时候，没人提这个话茬了。王石就问，不是说好脱衣服了吗，怎么不脱？大家都说太冷了，王石就讲，你们不脱我可脱了啊。他们都说，如果老王脱，我们一定脱。在那么一股子兴奋劲儿下，王石真的脱起了衣服，最后大家全脱了，而且还光着膀子躺到雪地上，当时气温在零下26度左右。
这张王石光膀子的照片，在一次慈善拍卖活动中，被深圳知名投资人但斌竞拍到，现在还放在他的办公室。2012年11月，但斌前往南极，在“鹅友”的鼓励下，“裸露上身表达我对南极的敬意”。黄国伟与但斌同船，在他眼里，但斌这个“中国巴菲特”很低调，很随意，跟谁都可以聊天。“他是一个微博控。在船上一有信号他就发微博。他还是唯一一个没有带相机的人，全程用苹果手机拍照。”
那次南极之行，黄国伟与但斌、玩家洪昊等分为一组，而且身肩队长之责，他说，“洪昊去过世界很多地方，兴趣广泛，喜欢品红酒，高尔夫球，电影都很精通，心态也很好，平易近人，跟谁都合得来。”江苏企业家颜培玲则是一个性情中人，“喜欢玩和看书，懂得生活。”
但斌回到深圳，深圳“鹅友”们专门组织了一个圈子，不定期聚会。而黄楚中、黄国伟，也时常接到“鹅友”的饭局或茶局邀约。“有了南极的经历，大家在某些层面上达到了共鸣，彼此有共同话题。”黄楚中说，一起玩得愉快，不排除以后合作生意的可能。
在林建勋看来，去过南极的中国富豪，大致有两类的出行方式。一类通过旅行社组织，譬如但斌、黄楚中、洪昊、颜培玲都是以此方式抵达南极；一类是自助探险类，譬如王石，尤其像王石这类企业家，已经基本具备专业探险运动员的素质，能克服许多户外活动遇到的危情。“探路者创始人王静，则拥有女版王石的探险故事。” 蔡景辉第一次见到王静，和极点有关。那时她参加旅游卫视的《勇闯南北极》。她从全国近万名海选的参赛者中脱颖而出，如愿去了北极，之后又去南极。
“我最喜欢讲的那句话：艰苦和艰险是两回事。探险的地方我不会去，譬如登珠穆朗玛峰。虽然我没去过珠峰，但我要看自己的能力。而艰苦的地方，当你去过后，就感觉到，原来自己还行的，正好，南极就属于这类地方。晕船？没关系，我自己吃一点药就可以了。”黄楚中道出了一些企业家的想法，在他看来，风险可控，才是他行动的前提。
无论哪种形式到南极，阿根廷的乌斯怀亚则是他们必经的城市。这个距离南极最近的城市，“走到街上，到处是旅行社的南极游信息。等待最后一分钟的（低价）船票，是很多背包客在乌斯怀亚逗留的原因。”各类人群，各种文化，在此交融；生机勃勃的涂鸦，颠倒众生的传奇，每日上演。
在个性释放年代，圆梦，是一种生意，“在这个时候，人拥抱了梦想了就不在乎钱了。”林建勋的任务，则是不停地让自己的服务更专业，多渠道融合资源，帮他们兑现梦想。
1966年，林德布拉德开创的教育探险旅行，让南极不再属于探险家，大众也有机会圆自己的南极梦。林德布拉德因倡导生态旅行获得瑞典“皇家北极星骑士勋章”等多项荣誉，也曾被评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20名探险家之一。“很多人认为，南极是最后一片净土、人类的圣地，要严格保护起来，不容许一个人来；而林德布拉德认为，我们无法去保护一个我们根本一无所知的东西。”林建勋说，如今，林德布拉德开创的由专家组成的探险队已经成为南极邮轮的标配，这种富于教育性的探险旅行也演变为南极游的主流。
“这种旅游，重要的价值就是自由、放松，可以将人性化的东西，释放出来。”林建勋创立的德迈国际是国内最早经营南极游的专业旅行机构之一。他很早就预测到个性旅游方式的市场潜力。在他看来，“你不管去探险，还是去悠闲游、家庭游，你有什么兴趣，比如说你喜欢抽雪茄，那我带你去古巴抽雪茄；喜欢喝咖啡，那我们一起去纽约，把纽约的咖啡馆都转一圈，找当地最有特色的。这是很人性化很有个性的东西。在这个时候，人拥抱了梦想了就不在乎钱了。”
从2009年开始，林建勋试水国内南极游市场，已有5年南极项目运作经验，先后组织了17个团，约700人次到达南极。“去年11月的那批南极游客中，我见到年纪最大的是一位73岁的云南画家，他的太太也跟着去了。这位69岁的太太平时在市内开跑车。”在林建勋眼里，南极的中国游客基本属于“咖啡和奶油里面最上层的”，虽不是社会上最有钱的，但他们都拥有探险猎奇的共同心理。
关于南极游客在中国的分布规律，林建勋说：“北京和华南区实际上是最多的，浙江和福建的也不少。这些地区，都是财富聚集地区，富豪本身多。江浙和福建人沿海，历来有冒险的传统；陕西的南极游客也很多，能源大省，有钱人不少，头几年去西藏的多少是陕西人啊，开着车就走了；上海人保守，去南极的很少；湖南人本来是爱冒险的，以前湖南人蹦极是最积极的，但去南北极的很少，这个与生活的悠游状态有关。”
南极旅游国际运营商联盟提供的数据显示，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全球每年能登上南极大陆的游客为几百人。2007-2008年时，全球一度超过4.6万人登上南极大陆。近几年虽遭到金融危机等影响，南极旅游发展有所放缓，但2011-2012年最少时也有2.7万客流量。目前，2012-2013年南极旅游客流量数据还未公布，估计会达到3.5万人，明年人数也可能持续上升。“但这些到过南极的人数，相对地球总人口，毕竟是少之又少。”林建勋说，尽管有刷爆几张信用卡达成南极游的白领一族，但以企业家为核心的高收入人群依然是南极游的主体。
像林建勋能将南极游做出品牌的人，在国内为数很少。而广州是这类人的聚集地。2010年2月，广州某旅行社就成功组织了第一批中国游客前往南极。为了打开市场，这些公司基本上采取与高端机构合作，以及互联网营销的方式，寻找合适的客户。“譬如与私人银行、豪华车的零售商等渠道联手，推销南极游。银行也需要活跃这些客户，要想方设法服务这些客户，而南极游就是一个不错的卖点。”而邀请知名摄影家，随船为客户进行免费摄影指导，则成为一种常见的增值服务。“这些有钱人基本也是摄影发烧友。”黄楚中、黄国伟也乐意传授自己的心得与实战技巧。明年，也许他俩会与有些“鹅友”再次相逢，不过，下次目的地，可能不是南极，而是北极。—这两位在摄影圈颇有声望的老师已经分别接到去北极旅游的邀约。
朱以奇与南极的缘分，尚未结束。他觉得自己在南极没有像外国人那样惬意地划皮划艇，有些遗憾，现在他在学皮划艇，希望下次去南极一展身手。“我还打算带着儿子去。我联系了船长，他说去南极年龄最小要7岁，太小了就没有记忆。让他的视野和心灵更宽阔一点，这是我父亲的想法，也是我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