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白的樱花在凋谢，飘飞下来的花瓣落在才华横溢、唯美残虐的谷崎润一郎手心里；落在艳名如炽、冰火性情的江户琴师的睫毛上。台上是绵长顿错的越剧唱腔，台下是稍纵即逝的欢娱才情，世界在此时小得就是这出叫“春琴传”的越剧，爱情跨越时空仍是个消魂蚀骨的旧谜，聋者如道，盲人似贤、观者如痴、戏子似醉，人生的碎片是台上台下星星点点的灯火和泪眼，反射着旧日极尽繁华馥丽的一切，光芒清寒而逼人。
　　
　　血腥和残忍不是越剧的拿手好戏，观众就只被刻意安排去接纳伤感和优雅。开演前十分钟，导演郭晓男冲到后台冲演员喊，“怎么到现在还没有跪？马上开演了还在忙服装！这种心境怎么演戏？”扮演男女主角的两位女子于是立刻出现在台上，趁歌队演唱的时间，静默地跪坐……
　　浙江小百花越剧团在北京首都剧场连演三台大戏一周后的星期六，全团五十来人在郭导的率领下来我的音乐剧工作室看我演一个人的独角音乐剧。
　　我在台上说，你们的团长茅威涛前两天在北大说，“越剧太年轻了，她已经无法完成经典化，而只能朝着音乐剧的方向发展”，所以我和各位都成同行了，成了“新舞台姐妹”。
　　音乐剧化的越剧是怎么样的呢？我们姑且为它取了个名儿——“音越剧”，音越剧这道创意菜，若论味道该是没法原汤化原食那般的纯正了。网络上就有“老吃客”拼命拍砖，要茅威涛“赶紧离开你的导演丈夫郭晓男”，因为他们的茅茅自从嫁给郭某人，演戏就不好看了，不如当年扮着何文秀，唱着“第一碗白鲞红烧千层肉，第二碗油煎鱼儿扑鼻香”的滋味介嗲了。
　　郭晓男先生是北方人，母亲是著名评剧演员郭艳芳，可评剧没能像越剧那样从一众地方戏的“海选”中脱颖而出，夺取中国戏曲界的第二把交椅。一百年来，越剧始终在对外搞“阶级斗争”的同时也乐此不疲地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绍兴文戏”PK掉了“落地唱书”；女角PK掉了男角；5857出剧目中PK出了《梁祝》。无论如何，吃着话剧和昆曲奶长大的越剧终归是道汲取百味之长的本帮菜，只有上海这样的码头才能炼就这个年轻剧种当初的苦辣酸甜、今日的五味杂陈和未来的百感交集！
　　1938年，上海滩一家西药房里，15岁的徐进白天做学徒，夜里悄悄地写着一些白话文剧本。12年后，这个昔日的药店职员，加入华东文化部实验剧团，改编了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
　　像是佐助对春琴那不可思议的爱，越剧大概也是上海这座城市最执拗、最困惑的一个情人。在徐进之前，在第一代女子越剧还没有真正成了气候之前，是来自嵊县的全部由男演员组成的“小歌班”数年闯荡的啼血泣史。“小歌班”甚至没有伴奏，只有檀板和笃鼓，敲起来“的笃”作声，故称“的笃班”，总共来过了四次，前三次都因为戏本子不好，没有说好故事，上海人不喜欢看，他们就拿回去改，加情节，再来，再来，再来，终于在见惯了红眉毛绿眼睛的上海滩站稳了脚跟。
　　然后就是“女子越剧”被延长了整整四十年的红火。文革的时候，江青说了句话，“女人演男人，是六十年代的怪现象，真真讨厌透了”，女子越剧自此被扣上“资产阶级”的帽子，连锅端掉。当时几乎所有的越剧演员都离开了舞台，遣散在上海的各个或“光荣”或“前进”的食品店里卖“传统文化”的糕团。越剧名伶王文娟则被放逐农村，据说每天上演的重头戏是“跟种蔬菜”，她本人在1962年拍竣的越剧电影《红楼梦》直到1982年才公映。
　　2006年，新版《梁祝》公演。改版者颇为苦心地用想像力修饰了原作的天然缺陷。梁祝为何草桥结拜，是因为祝英台高举男女平等大旗；梁无意间发现了祝的耳环痕，祝解释为儿时扮观音的纪念等等，以至于那个时刻撩拨现代人神经的“同性恋”话题，也被二人中间摆设的“一碗水”勉强混将过去。与此同时，基本框架则完全因袭了徐进的剧本，“十八相送”、“楼台会”，每一幕的名称甚至都与当年袁雪芬和傅全香的版本一模一样，所有经典唱段也被完整保留。
　　这是一招漂亮的反打，观众原以为将淋到一场先锋的瓢泼大雨，郭茅夫妇也准备好了舌战群孺，尽管有小提琴协奏曲的贯穿，令到新《梁祝》有音乐剧化之倾向，却因为抛弃了种种概念而呈现出向传统致敬的姿态。剧场里的人们出其不意地被拉回到了戏曲最本真的样式，拉回到了这一段全体中国人最难以忘却的“爱的记忆”。
　　至于《春琴传》那是另一番企图，中式夜宴以外的旋转寿司。一个人天生的味觉可以接受刺激，却是不能也不会被轻易改造的吧。张爱玲就说她不懂戏，但说她懂得中国，“……我只知道坐在第一排看武戏，欣赏那里的青罗战袍，飘开来，露出红里子，玉色裤管里露出玫瑰紫里子，踢蹬得满台灰尘飞扬……”
　　越剧的行头则多为月白粉藕，一如明末清初江南的日常景致。檀板和笃鼓，敲起来，“的笃”作声，茅茅出场了，长袍舒袖，款步而行，轻盈、明晰、朗跪道：“娘子——”，知识分子沈三白与芸娘的故事便徐徐开了头。说到底，这一份如此精致的审美属于，只单单地属于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