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什么样的“地理诗歌”可以列入“诗歌地理”？这几年，《星星》诗刊年度短诗专号都会有一辑“诗歌地理”。那么，怎么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诗歌地理”，仅靠自然风物描述性的视觉意象，或是把卡口放在“像不像”的功能上，只提取自然风物的“状物”形态，这样的“诗歌地理”肯定不是编者的审美取向。纵观本年度的“诗歌地理”，好就好在编者在选定稿子时，已将“地理诗歌”与“诗歌地理”区别开来，是“地理”打头，还是“诗歌”打头，顺序不同，评价体系不同，取舍也不同。因为，“地理诗歌”大多是“状物取样”，而“诗歌地理”却是“造化异象”。
　　从这辑入选“诗歌地理”的作品来看，不管是杨森君的《玛曲小记》、凸凹的《竹笼》，还是应诗虔的《茶盏》、文西的《红珠山温泉》;不管是徐甲子的《秋风乱》、韩闽山的《大海啊！故乡》，还是江维中的《古城河之夜》、周菊坤的《花山鸟道》;不管是南书堂的《少陵原的诗神》、崔加荣的《鄱阳湖》，还是刘凤杰的《呼兰河之雪》、伍国雄的《白羊栈》、李本国的《鸭子河》。这些作品好就好在没有一味地在自然风物的“像”与“不像”之间纠缠，而是将地理与风物的自然属性、人文属性、社会属性、历史属性、时代属性糅合在一起，并把地理与风物不仅仅作为“状物取样”的视觉意象，而是把它们作为一个造化异象与心理事件互为交错的“诗歌地理”。比如杨森君写高原地貌，他不再写大家熟悉的莽原，而是将空间遥远的东西、时间久远的东西、人性隐秘的东西通过“暮色中的安静的湖泊”“把落日/驯养成/一头狮子”，让安静的湖泊平添了一种“野性”，这种“反常”的“景观”，正是他对莽原所属的静湖进行颠覆性的、逆袭式的全新命名与合理主张。还有凸凹的《竹笼》写的是古蜀人用竹笼卵石构筑都江堤堰，这么一个浩大的工程，写一部史诗都不为过，一组短诗岂能承载？偏偏凸凹剑走偏锋：“水分子中，最硬的卵，最守纪的卵，所有的卵/击不破一群顽皮的石。//顽皮的石，是竹妈妈抱在懷里的一群/哑孩子。//竹妈妈护娃的柔肠比刀子锋利：十步杀水/——刀刀见血，又不见血。”凸凹用近乎“杀出重围”的笔触还原了那段人与自然反制与逆袭的“光景”。
　　从上述诗歌的评赏中，我们不难发现，诗歌地理讲究的是诗歌地缘，而不是简单的地理标签。因为仅仅写地理充其量只能算是“地理诗歌”不等于是“诗歌地理”。所以说，地理又等同于地缘。缘，就是一种关系。一种人与自然、人与历史、人与社会、人与时代相互渗透、相互补充的关系，它融渗了地缘、人缘、文缘、血缘。可以说，诗歌地理融合了上述“四缘”的关系，形成了“诗歌地理”所具备自然素养、历史品相与时代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