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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走别人走对了的道,不走别人走错了的路
在本书的第10章中,我比较了印度、拉美、东亚和中国四种现代化的模式和道路,从中可以看出,各自有各自不同的情况和特点,不可能一样。但是,通过比较明显可以看出,有的道路,有它的优点,而有的路子明显是走错了。因为从农村社会和农业经济向城市社会和现代经济转型,是每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都需要经过的过程,哪些路走对了,需要我们学习,哪些路走错了,现代化道路上,不能再犯他们犯过的错误,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作用。
东亚一些国家的地区,在城市化方面,放开人口流动和迁移,开始时有贫民窟,后来居民收入增长较快,富裕后对购买住房的支付能力增强,加上政府财力雄厚后的改造,大部分居民都有了自己较为体面的住房,人口没有在城乡间剧烈流动;城市化水平与工业化进程同步提高,对外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战略,第三产业正常发展,充分转移和利用了剩余的劳动力;农业在均田地的土地改革后,土地又向规模经营集中,但是,由于人多地少的限制,即使集中,也因规模太小,在国际市场上没有竞争力;小企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充分利用劳动者的体力和智力,提高了劳动参与创造和分配GDP的能力和比率,增加了中等收入人口,保持了一个低的失业率,减少了因失业而贫困人口的数量,人民很快富裕了起来,并且城乡和居民间的收入差距较小,整个二元结构转型期间基尼系数很低;政治上实行了集中的政治体制,经济上实行了自由的市场经济,经济发展既有政治和社会稳定的条件和环境,政府对经济发展推动多管制少,经济发展又有内在的活力和动力。东亚现代化的道路基本上是走对了。
拉美大部分国家,在城市化方面,由于农业的集中度太高,过快地挤出了大量的劳动力,部分迁移者的居住以贫民窟的方式进行了解决;产业上实行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先发展的战略,服务业发展的层次较低;实行了进口替代的工业化发展战略,不直接引进外资,借债发展经济,国内剩余的劳动力不得其用;重视大企业的发展,小企业发展不足,导致失业率很高,中等收入人口相对少,因失业而贫困的人口较多,两极分化严重,许多国家的基尼系数在0.5到0.55之间,有的甚至接近了0.6;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组合上,政治体制上威权主义与民粹主义交替,经济上市场和私有经济与计划和国有经济交替。在民粹主义政治盛行时,政治家为了讨好选民,承担了与财力不符的福利,福利早熟,导致财政赤字和负债高企;借债发展经济和福利早熟形成的财政赤字和债务,损害了拉丁美洲的金融体系,也是南美暴发金融危机的最重要原因;在民主民粹主义政治盛行时,政治和社会不稳定,导致20世纪70年代的负增长和80年代的低速增长。拉美现代化道路的许多方面是有误的。
印度在其独立后的40年中,城市化方面速度很慢,目前城市化水平只有30%,由于土地改革不彻底,无地农民较多,加上农业比较收益低,许多农民进入城市,居住大量地以贫民窟的方式解决,城市中40%左右的人口居住在贫民窟中;工业体系形成的速度较慢,第三产业的层次不高;实行了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战略,但是由于外汇和资金短缺,受到限制,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战略使大量剩余的劳动力不得其用;大企业与小企业都没有很好地发展起来,中等收入的人口相对较少,失业率较高,人民整体并不富裕,由于特别大企业和特别大的农场主少,加上其开征财产税来进行调节,印度的基尼系数在0.38左右,比中国要低;在独立后的40年,政治上实了民主的体制,经济上实行了计划经济和部分国有制,使经济发展既没有政治集中的推动力,而且计划和国有经济的效率也较低,经济增长没有动力和活力,导致印度独立后40年,经济长期低速增长。印度在战后现代化的道路上,失误的方面也很多。
九、风险、十字路口和发展的“中国陷阱”
在全书的后5章中,包括第1章评价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内容中,我们深入地讨论了相互关联的一些中国经济和社会存在和积累的深层次的问题。通过本书后9章的分析,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我们正在处于中国现代化的十字路口。
十字路口,就是运动物处在要选择方向的路口中间,或者向东,或者向西,或者向北,或者向南,或者原路退回。什么叫现代化道路的十字路口?就是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在它现代化进程一些关键的时刻,在发展模式、体制机制、制度模式等等方面,可能有数个选择的方向,对于它来说,重要的是,是不是意料到需要进行方向性的调整?往哪个方向进行调整?如何实现方向性的调整?
首先,从发展模式看,我们还能继续朝着重点发展重化工业,工业化超前,以投资为主,用大企业、大资本、大项目,主要依靠资本和资源要素,来推动经济增长的道路向前走下去吗?
这种发展模式下,GDP也可以高速增长,但是,由于其是不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的一种发展模式,并且工业随着技术的进步,企业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劳动力成本的日益上升,产业和企业所用的劳动力越来越少,要向外排挤劳动力。
因此,在这样的发展模式上继续往前走的巨大风险是:国有企业和集体经济工作的职工从最多时候的14 000万人,下降到目前的3 500万人左右,十几年中减少了1亿多工作岗位;在人均耕地比印度还少一半的国情下,农业中还有3亿劳动力。实际的城镇失业率,我认为保守在10%左右。毕业大学生的就业率,比印度还要低,毕业大学生失业率最保守也在30%。
而且,随着农业的现代化,在未来的20年中,中国农村中还至少有2.5亿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中国每年需要就业的大学生在600万左右;城镇建设占地,每年有200～300万的农民需要重新就业;还有每年城镇新增500万劳动力需要就业;而矿山枯竭、产业结构调整、企业破产兼并、国有企业进一步改革、工业企业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技术进步等等因素,每年也需要300万左右的劳动力重新就业,就业的压力非常之巨大,是世界发展史上都不曾有过的。
如果我们还是在原有的发展模式上,不进行调整,不想方设法解决数量规模在世界发展史上也罕见的巨大的就业问题,我想,第一个可能会导致中国社会出问题的,导致我们政治上翻车的,导致我们现代化进程中断的,将是失业严重而引发的社会动荡,中国许多地区暴发群体性事件,其中青年的创业、就业和收入问题,不能不是一个深层次和最基础性的原因。
其次,在从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结构转型方面,我们还能继续朝着对城市化半推半就、农民不能割舍农村资产、招拍挂和地方政府财政将城市中房价推得太高这样的道路走下去吗?
这样的道路似乎对农村、农民和农业有利。其实仔细讨论是不然。沿着这样的道路继续走下去,我们也面临着巨大的风险。中国无论是与东亚相比,还是与拉美和印度相比,由于房价太高,形成较高的居住成本门槛,向城镇转移的农村人口和劳动力无法在城市住得下。未来最危险的是,人口在城乡间剧烈流动,家庭不团圆导致劳动者行为的无家庭约束,农村老龄化将要比城市快得多,城市化的这种方式导致的社会不稳定,在未来的几十年中将要比贫民窟存在的印度和拉美还要严重得多。
而由于耕地和宅基地体制,农民不能从农村中退出,一是剩余过多的劳动力,对农业的逐步集中规模经营不利,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无法提高,而且由于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导致农业的比较收益日趋下降;二是农民既不能在城市中永久居住下来,但需要临时居住,需要给城市化分配一部分土地,其农村的宅基地又不能充分利用,进城的农民两栖居住,并且其子女还需要宅基地,还要扩大居住面积,结果全国居住需要的用地会更多。
再次,我们还能继续朝着农民转移速度慢、使相对多的农业人口分配日益下降的农业增加值,忽视劳动密集型小企业的发展,服务业比例总是难以扩张,国家税费在GDP中的分配比例越来越高,对住宅等资产不收税,不开征遗产税,等等道路上走下去吗?
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囤积在创造的农业增加值比例日益下降的农村中,用加大投入和发展农村的办法,都不能从根本上控制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而只能使差距越来越大;注意力集中在大工业、大项目、大资本和大企业发展上,使大企业的领导层和职工分配较多;而忽视小企业,还没有想出办法有效地发展服务业,使中等收入的人相对较少,因劳动力需求不足闲置和失业严重而贫困人口较多,只能是居民间收入分配差距越拉越大;而政府税费对GDP分配比率太高,小企业和服务业发展的体制和政策环境太恶劣,还抑制小企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居民在GDP中的分配比率日益下降,经济增长速度快,但人民收入增长较慢,不能相应地富裕。结果是分配越来越不公,基尼系数居高不下。我想,中国社会动荡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将是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和财产两极分化,导致的社会阶层间心理的不平衡和行动上的仇富行为。长期快速的发展过程中,与东亚模式比较,GDP的分配和使用偏重于政府,人民并没有相应地富裕起来,将会成为国内外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也影响人民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信任。
可以看出,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我们正在处于十字路口的中间,我们向哪里去?所走的道路选对了,我们就可以避免发展中的陷阱,走错了,我们就可能跌入社会政治动荡、经济低速发展、人民长期不富裕、国家竞争力不强,并下降等发展的“中国陷阱”之中。
学者们大量地讨论了发展的“拉美陷阱”。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其发展的“陷阱”,就是因发展道路的选择不当,跌入长期的经济低速增长、经济社会动荡、国家困难、人民困苦、矛盾重重之中。那么,如果现代化道路选择不当,未来是不是有一个发展的“中国陷阱”呢?我认为,可能是有的。那么,发展的“中国陷阱”是什么样呢?与“拉美陷阱”不同和相同的:一是如果继续偏重工业发展,偏重大企业、大资本、大项目对增长的推动,忽视服务业的发展,由于中国人口众多,剩余劳动力规模很大,将会形成比拉美更加严重的失业率高企和社会剧烈动荡的局面;二是如果城市化进程继续滞后,如果农村人口和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过慢,而农业生产增加值占GDP比率下降速度过快,再加上资本分配能力较强的大工业和大企业发展过多,而能增加就业和增加居民收入的小企业发展不足,加上不开征财产税,则基尼系数会上升到与拉美一样的水平,甚至最终会超过拉美,分配不公将引起社会的极不稳定;三是如果目前的房地局面得不到改善,与拉美不一样的是,由于居住成本太高,农民进得来,但留不下,向城市转移的农民,青年时到城市工作,居住条件很差,人口在城乡之间剧烈流动,中老年失去工作能力回农村,农村老龄化将快于城市;四是中国与拉美东亚不一样的,国土面积较大,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如果在平衡地区发展差距方面没有有效的办法,地区发展差距继续拉大,则地区和民族矛盾冲突会激化和加深;五是与其他跌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一样,经济发展方面,可能发生中断,或者大起大落,陷入长期的低速度增长,甚至停滞,人民收入增长速度缓慢;财政金融体系方面,可能负债很高,赤字高企,形成房地产泡沫,潜伏很高的金融风险,发生金融动荡和金融体系的崩溃。
从在十字路口调整道路,避免跌入“陷阱”的难点看:一是路径依赖和惯性,认为过去的发展模式和现在的体制没有缺陷,30年来这种发展模式和体制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不是很好吗?没有认识到我们继续在一些道路上走下去,以及体制问题面临的风险和危机;二是利益梗阻,地方政府的(如土地和房屋财政等)利益,部门利益(收费罚款等),集团利益(如垄断性国企领导和员工的利益),阶层利益(如开征房产税对已经有多套房阶层利益的影响)等等,可能使改革财税体制、实施阳光财政、国企利润纳入预算、改变税收结构等等,旨在减轻创业就业负担、降低房价、防止两极分化的改革,不能有所进展;三是改革越往后推,积累的问题越严重,难度越大,改革起来越困难。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未来会出大的动荡吗?写到这里,我想起了享廷顿在《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一书中说的,“苏联解体以及联合王国可能分解的动向,在它们发生的十来年,都是没有多少人预料过的。……然而,冷战的终止,苏联的解体,20世纪90年代的东亚经济危机,以及“9·11”事件,都提醒我们注意历史是充满意外的。”
中国向何处去?!确实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每一个中华民族的子孙,不得不思考之严肃而又现实的问题。(未完待续)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
在本书的第10章中,我比较了印度、拉美、东亚和中国四种现代化的模式和道路,从中可以看出,各自有各自不同的情况和特点,不可能一样。但是,通过比较明显可以看出,有的道路,有它的优点,而有的路子明显是走错了。因为从农村社会和农业经济向城市社会和现代经济转型,是每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都需要经过的过程,哪些路走对了,需要我们学习,哪些路走错了,现代化道路上,不能再犯他们犯过的错误,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作用。
东亚一些国家的地区,在城市化方面,放开人口流动和迁移,开始时有贫民窟,后来居民收入增长较快,富裕后对购买住房的支付能力增强,加上政府财力雄厚后的改造,大部分居民都有了自己较为体面的住房,人口没有在城乡间剧烈流动;城市化水平与工业化进程同步提高,对外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战略,第三产业正常发展,充分转移和利用了剩余的劳动力;农业在均田地的土地改革后,土地又向规模经营集中,但是,由于人多地少的限制,即使集中,也因规模太小,在国际市场上没有竞争力;小企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充分利用劳动者的体力和智力,提高了劳动参与创造和分配GDP的能力和比率,增加了中等收入人口,保持了一个低的失业率,减少了因失业而贫困人口的数量,人民很快富裕了起来,并且城乡和居民间的收入差距较小,整个二元结构转型期间基尼系数很低;政治上实行了集中的政治体制,经济上实行了自由的市场经济,经济发展既有政治和社会稳定的条件和环境,政府对经济发展推动多管制少,经济发展又有内在的活力和动力。东亚现代化的道路基本上是走对了。
拉美大部分国家,在城市化方面,由于农业的集中度太高,过快地挤出了大量的劳动力,部分迁移者的居住以贫民窟的方式进行了解决;产业上实行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先发展的战略,服务业发展的层次较低;实行了进口替代的工业化发展战略,不直接引进外资,借债发展经济,国内剩余的劳动力不得其用;重视大企业的发展,小企业发展不足,导致失业率很高,中等收入人口相对少,因失业而贫困的人口较多,两极分化严重,许多国家的基尼系数在0.5到0.55之间,有的甚至接近了0.6;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组合上,政治体制上威权主义与民粹主义交替,经济上市场和私有经济与计划和国有经济交替。在民粹主义政治盛行时,政治家为了讨好选民,承担了与财力不符的福利,福利早熟,导致财政赤字和负债高企;借债发展经济和福利早熟形成的财政赤字和债务,损害了拉丁美洲的金融体系,也是南美暴发金融危机的最重要原因;在民主民粹主义政治盛行时,政治和社会不稳定,导致20世纪70年代的负增长和80年代的低速增长。拉美现代化道路的许多方面是有误的。
印度在其独立后的40年中,城市化方面速度很慢,目前城市化水平只有30%,由于土地改革不彻底,无地农民较多,加上农业比较收益低,许多农民进入城市,居住大量地以贫民窟的方式解决,城市中40%左右的人口居住在贫民窟中;工业体系形成的速度较慢,第三产业的层次不高;实行了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战略,但是由于外汇和资金短缺,受到限制,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战略使大量剩余的劳动力不得其用;大企业与小企业都没有很好地发展起来,中等收入的人口相对较少,失业率较高,人民整体并不富裕,由于特别大企业和特别大的农场主少,加上其开征财产税来进行调节,印度的基尼系数在0.38左右,比中国要低;在独立后的40年,政治上实了民主的体制,经济上实行了计划经济和部分国有制,使经济发展既没有政治集中的推动力,而且计划和国有经济的效率也较低,经济增长没有动力和活力,导致印度独立后40年,经济长期低速增长。印度在战后现代化的道路上,失误的方面也很多。
九、风险、十字路口和发展的“中国陷阱”
在全书的后5章中,包括第1章评价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内容中,我们深入地讨论了相互关联的一些中国经济和社会存在和积累的深层次的问题。通过本书后9章的分析,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我们正在处于中国现代化的十字路口。
十字路口,就是运动物处在要选择方向的路口中间,或者向东,或者向西,或者向北,或者向南,或者原路退回。什么叫现代化道路的十字路口?就是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在它现代化进程一些关键的时刻,在发展模式、体制机制、制度模式等等方面,可能有数个选择的方向,对于它来说,重要的是,是不是意料到需要进行方向性的调整?往哪个方向进行调整?如何实现方向性的调整?
首先,从发展模式看,我们还能继续朝着重点发展重化工业,工业化超前,以投资为主,用大企业、大资本、大项目,主要依靠资本和资源要素,来推动经济增长的道路向前走下去吗?
这种发展模式下,GDP也可以高速增长,但是,由于其是不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的一种发展模式,并且工业随着技术的进步,企业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劳动力成本的日益上升,产业和企业所用的劳动力越来越少,要向外排挤劳动力。
因此,在这样的发展模式上继续往前走的巨大风险是:国有企业和集体经济工作的职工从最多时候的14 000万人,下降到目前的3 500万人左右,十几年中减少了1亿多工作岗位;在人均耕地比印度还少一半的国情下,农业中还有3亿劳动力。实际的城镇失业率,我认为保守在10%左右。毕业大学生的就业率,比印度还要低,毕业大学生失业率最保守也在30%。
而且,随着农业的现代化,在未来的20年中,中国农村中还至少有2.5亿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中国每年需要就业的大学生在600万左右;城镇建设占地,每年有200～300万的农民需要重新就业;还有每年城镇新增500万劳动力需要就业;而矿山枯竭、产业结构调整、企业破产兼并、国有企业进一步改革、工业企业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技术进步等等因素,每年也需要300万左右的劳动力重新就业,就业的压力非常之巨大,是世界发展史上都不曾有过的。
如果我们还是在原有的发展模式上,不进行调整,不想方设法解决数量规模在世界发展史上也罕见的巨大的就业问题,我想,第一个可能会导致中国社会出问题的,导致我们政治上翻车的,导致我们现代化进程中断的,将是失业严重而引发的社会动荡,中国许多地区暴发群体性事件,其中青年的创业、就业和收入问题,不能不是一个深层次和最基础性的原因。
其次,在从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结构转型方面,我们还能继续朝着对城市化半推半就、农民不能割舍农村资产、招拍挂和地方政府财政将城市中房价推得太高这样的道路走下去吗?
这样的道路似乎对农村、农民和农业有利。其实仔细讨论是不然。沿着这样的道路继续走下去,我们也面临着巨大的风险。中国无论是与东亚相比,还是与拉美和印度相比,由于房价太高,形成较高的居住成本门槛,向城镇转移的农村人口和劳动力无法在城市住得下。未来最危险的是,人口在城乡间剧烈流动,家庭不团圆导致劳动者行为的无家庭约束,农村老龄化将要比城市快得多,城市化的这种方式导致的社会不稳定,在未来的几十年中将要比贫民窟存在的印度和拉美还要严重得多。
而由于耕地和宅基地体制,农民不能从农村中退出,一是剩余过多的劳动力,对农业的逐步集中规模经营不利,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无法提高,而且由于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导致农业的比较收益日趋下降;二是农民既不能在城市中永久居住下来,但需要临时居住,需要给城市化分配一部分土地,其农村的宅基地又不能充分利用,进城的农民两栖居住,并且其子女还需要宅基地,还要扩大居住面积,结果全国居住需要的用地会更多。
再次,我们还能继续朝着农民转移速度慢、使相对多的农业人口分配日益下降的农业增加值,忽视劳动密集型小企业的发展,服务业比例总是难以扩张,国家税费在GDP中的分配比例越来越高,对住宅等资产不收税,不开征遗产税,等等道路上走下去吗?
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囤积在创造的农业增加值比例日益下降的农村中,用加大投入和发展农村的办法,都不能从根本上控制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而只能使差距越来越大;注意力集中在大工业、大项目、大资本和大企业发展上,使大企业的领导层和职工分配较多;而忽视小企业,还没有想出办法有效地发展服务业,使中等收入的人相对较少,因劳动力需求不足闲置和失业严重而贫困人口较多,只能是居民间收入分配差距越拉越大;而政府税费对GDP分配比率太高,小企业和服务业发展的体制和政策环境太恶劣,还抑制小企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居民在GDP中的分配比率日益下降,经济增长速度快,但人民收入增长较慢,不能相应地富裕。结果是分配越来越不公,基尼系数居高不下。我想,中国社会动荡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将是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和财产两极分化,导致的社会阶层间心理的不平衡和行动上的仇富行为。长期快速的发展过程中,与东亚模式比较,GDP的分配和使用偏重于政府,人民并没有相应地富裕起来,将会成为国内外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也影响人民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信任。
可以看出,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我们正在处于十字路口的中间,我们向哪里去?所走的道路选对了,我们就可以避免发展中的陷阱,走错了,我们就可能跌入社会政治动荡、经济低速发展、人民长期不富裕、国家竞争力不强,并下降等发展的“中国陷阱”之中。
学者们大量地讨论了发展的“拉美陷阱”。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其发展的“陷阱”,就是因发展道路的选择不当,跌入长期的经济低速增长、经济社会动荡、国家困难、人民困苦、矛盾重重之中。那么,如果现代化道路选择不当,未来是不是有一个发展的“中国陷阱”呢?我认为,可能是有的。那么,发展的“中国陷阱”是什么样呢?与“拉美陷阱”不同和相同的:一是如果继续偏重工业发展,偏重大企业、大资本、大项目对增长的推动,忽视服务业的发展,由于中国人口众多,剩余劳动力规模很大,将会形成比拉美更加严重的失业率高企和社会剧烈动荡的局面;二是如果城市化进程继续滞后,如果农村人口和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过慢,而农业生产增加值占GDP比率下降速度过快,再加上资本分配能力较强的大工业和大企业发展过多,而能增加就业和增加居民收入的小企业发展不足,加上不开征财产税,则基尼系数会上升到与拉美一样的水平,甚至最终会超过拉美,分配不公将引起社会的极不稳定;三是如果目前的房地局面得不到改善,与拉美不一样的是,由于居住成本太高,农民进得来,但留不下,向城市转移的农民,青年时到城市工作,居住条件很差,人口在城乡之间剧烈流动,中老年失去工作能力回农村,农村老龄化将快于城市;四是中国与拉美东亚不一样的,国土面积较大,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如果在平衡地区发展差距方面没有有效的办法,地区发展差距继续拉大,则地区和民族矛盾冲突会激化和加深;五是与其他跌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一样,经济发展方面,可能发生中断,或者大起大落,陷入长期的低速度增长,甚至停滞,人民收入增长速度缓慢;财政金融体系方面,可能负债很高,赤字高企,形成房地产泡沫,潜伏很高的金融风险,发生金融动荡和金融体系的崩溃。
从在十字路口调整道路,避免跌入“陷阱”的难点看:一是路径依赖和惯性,认为过去的发展模式和现在的体制没有缺陷,30年来这种发展模式和体制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不是很好吗?没有认识到我们继续在一些道路上走下去,以及体制问题面临的风险和危机;二是利益梗阻,地方政府的(如土地和房屋财政等)利益,部门利益(收费罚款等),集团利益(如垄断性国企领导和员工的利益),阶层利益(如开征房产税对已经有多套房阶层利益的影响)等等,可能使改革财税体制、实施阳光财政、国企利润纳入预算、改变税收结构等等,旨在减轻创业就业负担、降低房价、防止两极分化的改革,不能有所进展;三是改革越往后推,积累的问题越严重,难度越大,改革起来越困难。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未来会出大的动荡吗?写到这里,我想起了享廷顿在《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一书中说的,“苏联解体以及联合王国可能分解的动向,在它们发生的十来年,都是没有多少人预料过的。……然而,冷战的终止,苏联的解体,20世纪90年代的东亚经济危机,以及“9·11”事件,都提醒我们注意历史是充满意外的。”
中国向何处去?!确实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每一个中华民族的子孙,不得不思考之严肃而又现实的问题。(未完待续)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