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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古代志怪文学形象纷繁多样,狐形象在其中占据重要位置。《太平广记》承小说渊薮之名,以记录志怪故事为主,其中狐类形象是书中动物类故事之首,为狐类志怪形象的发展传承提供了条件。经过作者的塑造,狐类形象趋于人性化,有了人的躯体和超自然能力,影响着古代社会和文人读者的思想,对后代志怪文学的发展提供典型作用。清代时志怪小说发展趋于成熟,在《子不语》和《聊斋志异》中,狐类形象的演进也变得有迹可循。
关键词:太平广记;狐形象;子不语;聊斋志异
狐精在在怪力乱神的奇异故事不断发展演进的历史长河里始终跃动于作者笔下,狐类精怪形象也随着人们意识形态的变化,认识范围的扩大而不断发展演进。在中国古代志怪志人文学的发展中,有一部收录早期神怪小说的类书,即《太平广记》,此书基本上算是按类编撰的古代小说总集,许多险些销声匿迹的佚文,唐传奇作品和六朝志怪小说都因为此书的收录而得以流传至今。《太平广记》代表了中国古代文言小说的主流,其中精怪类最值得注目的就是九卷关于狐类的故事,狐类在兽类志怪小说中的地位已经高出其他物种些许了。
一、《太平广记》中的各类狐形象
早期狐类或作为远古瑞兽而存在,如《山海经》中描述的九尾狐,又或作为妖兽存在如《说文解字》中“鬼所乘之”的评价,狐类可能是令人崇拜的图腾,也可能是祸乱人间的妖怪,无论是正面或反面的文学映像,都显示了狐类精怪与众不同的文化地位。起初将狐类看作祥兆或凶兆反映了人们对狐类作为动物的本质意义上的认识,古语有云“狗来富,猫来穷。”这是封建迷信的无稽之谈,却也折射了猫狗在古人心中的寓意,而狐狸作为祥兆或凶兆被写入故事大概也折射出了人们的这种迷信心理,如选自《瑞应编》的《周文王》一篇就写到“周文王拘羑里,散宜生诣涂山得青狐以献纣,免西伯之难。”此中青狐化解了西伯的灾祸,得纣之欢欣,可视为祥瑞。又如选自《搜神记》中的《夏侯藻》一篇中狐狸对夏侯藻一家嚎叫,提示了即将到来的灾祸,选自《宣室志》的《李揆》一文中白狐到来,次日便由中书舍人升迁为礼部侍郎,这些篇章中都展现了狐狸对人类有益的一面。而将狐视为致灾之缘起的也不在少数,其中出自《五行记》的《李项生》就是一例,故事如此写道“唐垂拱初,谯国公李崇义男项生染病。其妻及女于侧侍疾。忽有一狐,从项生被中走出。俄失其所在。数日,项生亡。”本身好像联系不大,但是此间狐狸必是与人交恶,不为所喜的,所以被描写成了这样不吉的动物。
后期对狐类的描写有了将狐人化的趋势,狐类灵异能力使得他们的人性化成为可能,也为他们与各色人类打交道提供了保障。对于狐的能力,《太平广记》中有着明确的收录,在《玄中记》的《说狐》中写道“狐五十岁,能变化为妇人。百岁为美女,为神巫,或为丈夫与女人交接,能知千里外事,善盅魅,使人迷惑失智。千岁即与天通,为天狐。”狐类有了人的外形和意志,同时也保留了固有的性别特征。狐类故事中分雌雄两类,雄性狐形象较为普通,主要是博学狐与邪恶狐,邪恶之狐祸害人家如《太平广记》的《刘甲》一文中的老狐“坐据玉案,前两行有美女十余辈,持声乐。皆前后所偷人家女子也。旁有小狐数百头”,博学狐化身书生精于典籍,十分嗜学,《崔昌》这一故事中的小男孩本是狐类却因嗜学而接近崔昌并以之为深厚恩情,虽然后来崔昌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斩其尊长,他却并未深究。又如《胡道洽》,此人好音乐艺术惧怕恶犬,有狐类的体味,死后尸体也不在棺木之中,引起了人们对他身份甚至族类的猜测,这类书生狐形象在唐代佛教兴盛之后又有了很大的发展。雌性狐类的发展空间更大,可妖媚惑众,蛊惑君主使人间大乱,也可温婉通人性,心存善念甚至与人相恋。狐精自古就被视为亡国的不祥之兆,生性妩媚善于蛊惑,狡猾多思,引无数男子竟折腰又吸取他们的精气以供修炼,最著名的便是妲己,又有《僧晏通》中化身卖身侍女迷惑路人的狐妖,《长孙无忌》中诱惑重臣的狐狸。但是另外很多狐狸都嫁给男子,除了她们的狐狸身份也没有其他的异常了,到后来被背弃,甚至死去,这许就是遇人不淑或人妖殊途的悲哀了。
此外,佛形狐形象也在《太平广记》中有所叙述,如卷四百五十一中《长孙甲》这一故事中文殊菩萨化為狐刚子,被长孙甲一家施以礼数,然而狐刚子却为县令之子请来的道士杀死,后来文殊菩萨故地重游,县令之子又请来道士,于是菩萨道明真相给恶人以惩戒,给善人以回报,本文原选自于《广异记》,《广异记》是唐前期大型志怪传奇集,在利用宗教元素上已脱离辅教动机,提升了小说创作意识的水平,展示唐人崇尚佛教的情致,开发了小说的新时代趣味,将志怪之体而与传奇之法完美的进行了融合,是一部初唐小说由志怪演进为传奇的代表作品。由此也体现了在雌雄狐类之外,佛形狐形象也开始形成并趋向成熟,这与当时的人文走向和时代气象是息息相关的。
二、以《聊斋志异》和《子不语》为例简析狐形象演变
狐类形象不仅是古代志怪文学作品中的文学描述对象,更是作者们对社会现状的观察思索,对为人处事的深刻思考。在《聊斋志异》和《子不语》中狐形象都不可或缺,《聊斋志异》中多狐女形象,这些狐女大多美丽温柔,善良可人,身姿、言谈抑或情绪都同人类一般,这些狐仙富含人情美和人性美,是受到作者赞扬与肯定的。最令人难忘的狐女形象有婴宁、青凤、鸦头等,她们美丽聪慧、灵动可爱,对待爱情矢志不渝,心地善良且宽容大度。小翠为报庇护之恩嫁给王太常神志痴呆的儿子,她不王元丰的痴傻并给了他耐心的相伴,没有顾忌夫家的不满,用自己的聪慧为王太常一家摒除了祸患,而莲香为了桑生也是煞费苦心,愿意付出任何代价,可见狐女们对于爱情忠诚的节烈观和善解人意的美德。
《子不语》灌输了袁枚随性而发,富于情趣与意境,追求明白晓畅、清新灵巧的艺术风格,全书记录了许多奇特怪异的传闻故事,作者诙谐而放达的性格和反对旧传统的思想时时有所流露,如嘲讽假道学和腐儒、主张人欲合理等,对官吏的贪暴也多有讥刺。其中的狐类形象更加丰富,好修道学习的狐类形象更是有了很大发展。《狐生员劝人修仙》中可化为文士的狐就属于才华横溢的狐类,他很有上进心,为不与野狐为群而发奋读书,“群狐蒙太山娘娘考试,每岁一次。取其文理精通者为生员,劣者为野狐。生员可以修仙,野狐不许修仙。”此狐行为举止彬彬有礼地告知了天庭的修习情况,耐心地面对赵襄敏公对这样神奇事件的质疑,获得了赵襄敏公的礼待。毫无疑问狐狸还是调皮的,《狐诗》一篇中汝宁府中狐狸在修葺时无家可归,会为害乡里,而府院停休狐狸就会作罢,后来学使到任,加以祭祀他们就会安宁,以至于成为惯例,后来学使没有照做于是家仆被狐狸惩罚。狐中也不乏正人君子,《狐撞钟》中少年狐仙整治了李氏贪官,使他归还了库银。另外狐女的形象也是贤惠多才的,如《李生遇狐》篇中狐女催促李生努力读书,温柔敏感又博学多才,在被李生的嫂子辱骂之后离开李生,或许狐仙有时比人更单纯善良,袁枚塑造这些狐类形象时往往持有褒扬之意。
《聊斋志异》和《子不语》中的狐类形象都是以《太平广记》为基础并予以发展的,随着社会风尚变迁,人文风俗变化,作者对狐类形象的侧重点也有了很大不同,后期狐类形象大多发展为人化狐,之前把狐作为凶吉之兆的思想渐渐退化,狐被赋予更鲜明的人格特点,或爱憎分明、或学富五车、或正直不阿,都极大的丰富了狐形象。狐女形象和书生狐形象也有很大变化,狐女已经不再如妲己一般祸国殃民,而是根据自己的感情意愿决定在男女关系中的去与留,她们多了些清雅风姿,少了些蛊惑媚态,更为世人所喜爱,它们同时又被赋予了洒脱的心态,坚强勇敢的反抗精神,追求自由爱情的决心和善良纯真的本心,在世人的眼光中得到了更多的崇尚与赞许而且流传至今,给现在的我们也带来了很大影响和反思,或许这就是狐形象源远流长的价值所在。
参考文献:
[1]袁珂.山海经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2]李昉.太平广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3.
关键词:太平广记;狐形象;子不语;聊斋志异
狐精在在怪力乱神的奇异故事不断发展演进的历史长河里始终跃动于作者笔下,狐类精怪形象也随着人们意识形态的变化,认识范围的扩大而不断发展演进。在中国古代志怪志人文学的发展中,有一部收录早期神怪小说的类书,即《太平广记》,此书基本上算是按类编撰的古代小说总集,许多险些销声匿迹的佚文,唐传奇作品和六朝志怪小说都因为此书的收录而得以流传至今。《太平广记》代表了中国古代文言小说的主流,其中精怪类最值得注目的就是九卷关于狐类的故事,狐类在兽类志怪小说中的地位已经高出其他物种些许了。
一、《太平广记》中的各类狐形象
早期狐类或作为远古瑞兽而存在,如《山海经》中描述的九尾狐,又或作为妖兽存在如《说文解字》中“鬼所乘之”的评价,狐类可能是令人崇拜的图腾,也可能是祸乱人间的妖怪,无论是正面或反面的文学映像,都显示了狐类精怪与众不同的文化地位。起初将狐类看作祥兆或凶兆反映了人们对狐类作为动物的本质意义上的认识,古语有云“狗来富,猫来穷。”这是封建迷信的无稽之谈,却也折射了猫狗在古人心中的寓意,而狐狸作为祥兆或凶兆被写入故事大概也折射出了人们的这种迷信心理,如选自《瑞应编》的《周文王》一篇就写到“周文王拘羑里,散宜生诣涂山得青狐以献纣,免西伯之难。”此中青狐化解了西伯的灾祸,得纣之欢欣,可视为祥瑞。又如选自《搜神记》中的《夏侯藻》一篇中狐狸对夏侯藻一家嚎叫,提示了即将到来的灾祸,选自《宣室志》的《李揆》一文中白狐到来,次日便由中书舍人升迁为礼部侍郎,这些篇章中都展现了狐狸对人类有益的一面。而将狐视为致灾之缘起的也不在少数,其中出自《五行记》的《李项生》就是一例,故事如此写道“唐垂拱初,谯国公李崇义男项生染病。其妻及女于侧侍疾。忽有一狐,从项生被中走出。俄失其所在。数日,项生亡。”本身好像联系不大,但是此间狐狸必是与人交恶,不为所喜的,所以被描写成了这样不吉的动物。
后期对狐类的描写有了将狐人化的趋势,狐类灵异能力使得他们的人性化成为可能,也为他们与各色人类打交道提供了保障。对于狐的能力,《太平广记》中有着明确的收录,在《玄中记》的《说狐》中写道“狐五十岁,能变化为妇人。百岁为美女,为神巫,或为丈夫与女人交接,能知千里外事,善盅魅,使人迷惑失智。千岁即与天通,为天狐。”狐类有了人的外形和意志,同时也保留了固有的性别特征。狐类故事中分雌雄两类,雄性狐形象较为普通,主要是博学狐与邪恶狐,邪恶之狐祸害人家如《太平广记》的《刘甲》一文中的老狐“坐据玉案,前两行有美女十余辈,持声乐。皆前后所偷人家女子也。旁有小狐数百头”,博学狐化身书生精于典籍,十分嗜学,《崔昌》这一故事中的小男孩本是狐类却因嗜学而接近崔昌并以之为深厚恩情,虽然后来崔昌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斩其尊长,他却并未深究。又如《胡道洽》,此人好音乐艺术惧怕恶犬,有狐类的体味,死后尸体也不在棺木之中,引起了人们对他身份甚至族类的猜测,这类书生狐形象在唐代佛教兴盛之后又有了很大的发展。雌性狐类的发展空间更大,可妖媚惑众,蛊惑君主使人间大乱,也可温婉通人性,心存善念甚至与人相恋。狐精自古就被视为亡国的不祥之兆,生性妩媚善于蛊惑,狡猾多思,引无数男子竟折腰又吸取他们的精气以供修炼,最著名的便是妲己,又有《僧晏通》中化身卖身侍女迷惑路人的狐妖,《长孙无忌》中诱惑重臣的狐狸。但是另外很多狐狸都嫁给男子,除了她们的狐狸身份也没有其他的异常了,到后来被背弃,甚至死去,这许就是遇人不淑或人妖殊途的悲哀了。
此外,佛形狐形象也在《太平广记》中有所叙述,如卷四百五十一中《长孙甲》这一故事中文殊菩萨化為狐刚子,被长孙甲一家施以礼数,然而狐刚子却为县令之子请来的道士杀死,后来文殊菩萨故地重游,县令之子又请来道士,于是菩萨道明真相给恶人以惩戒,给善人以回报,本文原选自于《广异记》,《广异记》是唐前期大型志怪传奇集,在利用宗教元素上已脱离辅教动机,提升了小说创作意识的水平,展示唐人崇尚佛教的情致,开发了小说的新时代趣味,将志怪之体而与传奇之法完美的进行了融合,是一部初唐小说由志怪演进为传奇的代表作品。由此也体现了在雌雄狐类之外,佛形狐形象也开始形成并趋向成熟,这与当时的人文走向和时代气象是息息相关的。
二、以《聊斋志异》和《子不语》为例简析狐形象演变
狐类形象不仅是古代志怪文学作品中的文学描述对象,更是作者们对社会现状的观察思索,对为人处事的深刻思考。在《聊斋志异》和《子不语》中狐形象都不可或缺,《聊斋志异》中多狐女形象,这些狐女大多美丽温柔,善良可人,身姿、言谈抑或情绪都同人类一般,这些狐仙富含人情美和人性美,是受到作者赞扬与肯定的。最令人难忘的狐女形象有婴宁、青凤、鸦头等,她们美丽聪慧、灵动可爱,对待爱情矢志不渝,心地善良且宽容大度。小翠为报庇护之恩嫁给王太常神志痴呆的儿子,她不王元丰的痴傻并给了他耐心的相伴,没有顾忌夫家的不满,用自己的聪慧为王太常一家摒除了祸患,而莲香为了桑生也是煞费苦心,愿意付出任何代价,可见狐女们对于爱情忠诚的节烈观和善解人意的美德。
《子不语》灌输了袁枚随性而发,富于情趣与意境,追求明白晓畅、清新灵巧的艺术风格,全书记录了许多奇特怪异的传闻故事,作者诙谐而放达的性格和反对旧传统的思想时时有所流露,如嘲讽假道学和腐儒、主张人欲合理等,对官吏的贪暴也多有讥刺。其中的狐类形象更加丰富,好修道学习的狐类形象更是有了很大发展。《狐生员劝人修仙》中可化为文士的狐就属于才华横溢的狐类,他很有上进心,为不与野狐为群而发奋读书,“群狐蒙太山娘娘考试,每岁一次。取其文理精通者为生员,劣者为野狐。生员可以修仙,野狐不许修仙。”此狐行为举止彬彬有礼地告知了天庭的修习情况,耐心地面对赵襄敏公对这样神奇事件的质疑,获得了赵襄敏公的礼待。毫无疑问狐狸还是调皮的,《狐诗》一篇中汝宁府中狐狸在修葺时无家可归,会为害乡里,而府院停休狐狸就会作罢,后来学使到任,加以祭祀他们就会安宁,以至于成为惯例,后来学使没有照做于是家仆被狐狸惩罚。狐中也不乏正人君子,《狐撞钟》中少年狐仙整治了李氏贪官,使他归还了库银。另外狐女的形象也是贤惠多才的,如《李生遇狐》篇中狐女催促李生努力读书,温柔敏感又博学多才,在被李生的嫂子辱骂之后离开李生,或许狐仙有时比人更单纯善良,袁枚塑造这些狐类形象时往往持有褒扬之意。
《聊斋志异》和《子不语》中的狐类形象都是以《太平广记》为基础并予以发展的,随着社会风尚变迁,人文风俗变化,作者对狐类形象的侧重点也有了很大不同,后期狐类形象大多发展为人化狐,之前把狐作为凶吉之兆的思想渐渐退化,狐被赋予更鲜明的人格特点,或爱憎分明、或学富五车、或正直不阿,都极大的丰富了狐形象。狐女形象和书生狐形象也有很大变化,狐女已经不再如妲己一般祸国殃民,而是根据自己的感情意愿决定在男女关系中的去与留,她们多了些清雅风姿,少了些蛊惑媚态,更为世人所喜爱,它们同时又被赋予了洒脱的心态,坚强勇敢的反抗精神,追求自由爱情的决心和善良纯真的本心,在世人的眼光中得到了更多的崇尚与赞许而且流传至今,给现在的我们也带来了很大影响和反思,或许这就是狐形象源远流长的价值所在。
参考文献:
[1]袁珂.山海经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2]李昉.太平广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