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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5月1日，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带着诸多亮点正式实施，当时被寄予了破解“民告官难”的厚望。如今，一年时间过去了，行政诉讼出现了哪些新情况？“民告官难”得到缓解了吗？是否监督和促进了行政机关依法行政？
案件数量大幅上升，为群众维权敞开大门
2015年5月4日是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实施后的首个工作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产生了该院第一个以“收字号”登记收下的起诉材料。
原告潘女士起诉川沙镇政府行政不作为，潘女士的代理人张先生说：“以前打这种官司很难，听说‘五一’后都可以立案，就来试试。官司输赢没关系，主要是想把事情搞清楚，让国家的法律有效力。”
据统计，4日当天全国各级法院行政一审共登记立案2000多件，而上一年度全国法院工作日日均行政一审立案在600件左右。整个5月份共受理2.6万件，同比上升221%。
实际上，案件数量激增，是修改后的行诉法及其司法解释施行一年来，“民告官”案件发生的一个最直观的变化。业内人士表示，这其实是新的行政诉讼法和立案登记制从去年5月1日同时开始实施所带来的叠加效应。
今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显示，2015年全国法院新收行政一审、二审和再审案件299765件，上升55.13%。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负责人说，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在行政案件立案方面作了许多新的规定，进一步扩大了受案范围，将受理案件门槛降低，还明确规定了人民法院既不立案又不作出裁定，行政相对人可以向上一级法院起诉的“越级起诉”制度。各级人民法院对依法应该受理的行政案件，做到有案必立、有诉必理，正努力从制度上、源头上解决“立案难”问题，为人民群众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敞开大门。
修法“亮点”落地，维权拥有更多法律武器
土地挂牌出让中，国土部门是否可以单方面宣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无效？2015年6月，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受理了涉及这一法律问题的案件，该案因被称为我国首起行政合同诉讼案而备受关注。
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规定，公民、法人对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行政协议的，可提起行政诉讼。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行政法教授章剑生说，过去，这类纠纷往往适用民商法来裁判，现在将行政合同纳入行政诉讼法调整范围，这意味着，对行政行为的审查更加严格，对政府用权的要求更加规范。
类似的行诉法修改“亮点”还有很多，各级人民法院严格执行新修改的行政诉讼法，切实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监督、支持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助力法治政府建设。
—可跨行政区域管辖。针对行政案件原则上由被告行政机关所在地法院管辖、容易受到当地行政机关干预的问题，2015年，制定关于跨行政区域集中管辖行政案件的意见，指导部分高级人民法院根据本地实际，确定若干法院跨行政区划管辖行政案件，整合行政审判资源，缓解行政审判压力，促进改善行政审判司法环境。
—可处罚行政机关直接责任人。2016年4月，在天津市一起市民陈某书面申请地下铁道公司公开一份协议案中，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判决，责令被告对原告通过邮寄方式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内容作出书面答复；被告在规定期限内不履行的，从期满之日起，对其法定代表人个人按日处70元罚款。该案主审法官杨德润表示，依据新行政诉讼法，判决若被告不履行公开义务，将对其法定代表人个人进行处罚。这种将责任直接落实到个人的判决结果，在天津市行政案件中尚属首次，这一裁决将使执行更有力度。
—可列复议机关为共同被告。统计显示，新的行政诉讼法实施以来，以四川省政府为被告的行政诉讼案件共计132件，而在2013年和2014年，这一数字为“零”。原因就是，新的行诉法规定，经复议的案件，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的，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和复议机关是共同被告。在以四川省政府为被告的132件行政诉讼案件中，因对行政复议有意见提起诉讼的119件，占90.2%。
……
告官见官，有进步但仍需改进
4月11日，在一起土地征收案件中，贵州省副省长陈鸣明坐在了被告席上，这是全国第一个副省长出庭应诉“民告官”的案例，因此备受关注。
修改后的行诉法规定，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不能出庭的，应当委托行政机关相应的工作人员出庭。
在新行诉法施行后，行政机关负责人或工作人员出庭应诉情况有了很大好转。据青海省政府法制办统计，今年上半年，全省开庭审理的236件行政诉讼案件中，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出庭应诉178件，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45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出庭应诉率比去年同期增长近三成。
但是，对出庭应诉，各地行政机关反应冷热不均，负责人出庭少或“不发声”等问题仍然存在。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调研显示，即使参加庭审的大部分负责人，也是除了宣读书面答辩状和最后陈述，基本上全程在观看和聆听，真正熟悉案情和法律法规、对证据运用娴熟、焦点分析清晰的比较少。
开会，则成为缺席庭审的主要理由。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发现，一些行政机关在负责人不能出庭时，常以行政负责人开会、出差、生病等客观理由，向法院出具一份类似于请假条的情况说明。2015年5月以来，该院共收到29份情况说明，其中以开会为由的有27份，而且都未明确说明会议名称、时间等相关情况，法院根本无法进行考证。
针对上述问题，专家表示，应加大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考核力度，严格落实出庭应诉责任。对出庭应诉执行不力或者败诉率较高的行政机关负责人，由相关部门或领导进行约谈，情节严重的，责令限期整改并追究其行政责任。
问题和困难仍较突出，改革创新释放红利
虽然行政审判工作取得长足发展，但是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负责人表示，行政审判工作和队伍中还存在不少问题和困难，有些还十分突出：
行政审判理念有待进一步转变，比如，有的法院将服务大局简单理解为维护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轻视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保护。
行政审判队伍量小质弱，专业化水平不高。目前，全国从事行政审判的法官共8878人，高级、中级和基层法院行政审判庭法官数量平均分别仅为10.8人、4.4人、2.3人，行政审判队伍不稳定、人员流动快的现象较为突出，具有10年以上行政审判工作经验的法官仅占22.3%；行政审判体制机制改革面临困难。受机构、编制、职级等各种因素的制约，跨行政区划法院的设立和行政案件集中管辖改革面临一系列困难，出现“案件集中易、法官集中难”问题，形成“有的地方有人无案办、有的地方有案无人办”的被动局面。
行政诉讼中当事人滥用诉权的问题较为突出。一些当事人不能理性维权，随意提起诉讼，有的甚至变换不同地方重复起诉，耗费了大量行政审判资源。个别当事人长期缠诉闹访，扰乱庭审秩序，严重影响行政审判工作的正常开展。
行政审判的外部环境有待进一步优化。比如，有的领导干部不能正确对待行政诉讼，不尊重群众诉权，不支持法院受理行政案件，有的地方仍视法院为政府的工作部门，要求法院承担司法职权之外的强制拆迁、城管执法、招商引资等工作。
对上述问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要求，通过审理、执行行政案件，妥善化解行政纠纷，协调各种利益关系，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监督、支持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努力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
案件数量大幅上升，为群众维权敞开大门
2015年5月4日是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实施后的首个工作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产生了该院第一个以“收字号”登记收下的起诉材料。
原告潘女士起诉川沙镇政府行政不作为，潘女士的代理人张先生说：“以前打这种官司很难，听说‘五一’后都可以立案，就来试试。官司输赢没关系，主要是想把事情搞清楚，让国家的法律有效力。”
据统计，4日当天全国各级法院行政一审共登记立案2000多件，而上一年度全国法院工作日日均行政一审立案在600件左右。整个5月份共受理2.6万件，同比上升221%。
实际上，案件数量激增，是修改后的行诉法及其司法解释施行一年来，“民告官”案件发生的一个最直观的变化。业内人士表示，这其实是新的行政诉讼法和立案登记制从去年5月1日同时开始实施所带来的叠加效应。
今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显示，2015年全国法院新收行政一审、二审和再审案件299765件，上升55.13%。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负责人说，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在行政案件立案方面作了许多新的规定，进一步扩大了受案范围，将受理案件门槛降低，还明确规定了人民法院既不立案又不作出裁定，行政相对人可以向上一级法院起诉的“越级起诉”制度。各级人民法院对依法应该受理的行政案件，做到有案必立、有诉必理，正努力从制度上、源头上解决“立案难”问题，为人民群众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敞开大门。
修法“亮点”落地，维权拥有更多法律武器
土地挂牌出让中，国土部门是否可以单方面宣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无效？2015年6月，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受理了涉及这一法律问题的案件，该案因被称为我国首起行政合同诉讼案而备受关注。
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规定，公民、法人对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行政协议的，可提起行政诉讼。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行政法教授章剑生说，过去，这类纠纷往往适用民商法来裁判，现在将行政合同纳入行政诉讼法调整范围，这意味着，对行政行为的审查更加严格，对政府用权的要求更加规范。
类似的行诉法修改“亮点”还有很多，各级人民法院严格执行新修改的行政诉讼法，切实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监督、支持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助力法治政府建设。
—可跨行政区域管辖。针对行政案件原则上由被告行政机关所在地法院管辖、容易受到当地行政机关干预的问题，2015年，制定关于跨行政区域集中管辖行政案件的意见，指导部分高级人民法院根据本地实际，确定若干法院跨行政区划管辖行政案件，整合行政审判资源，缓解行政审判压力，促进改善行政审判司法环境。
—可处罚行政机关直接责任人。2016年4月，在天津市一起市民陈某书面申请地下铁道公司公开一份协议案中，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判决，责令被告对原告通过邮寄方式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内容作出书面答复；被告在规定期限内不履行的，从期满之日起，对其法定代表人个人按日处70元罚款。该案主审法官杨德润表示，依据新行政诉讼法，判决若被告不履行公开义务，将对其法定代表人个人进行处罚。这种将责任直接落实到个人的判决结果，在天津市行政案件中尚属首次，这一裁决将使执行更有力度。
—可列复议机关为共同被告。统计显示，新的行政诉讼法实施以来，以四川省政府为被告的行政诉讼案件共计132件，而在2013年和2014年，这一数字为“零”。原因就是，新的行诉法规定，经复议的案件，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的，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和复议机关是共同被告。在以四川省政府为被告的132件行政诉讼案件中，因对行政复议有意见提起诉讼的119件，占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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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官见官，有进步但仍需改进
4月11日，在一起土地征收案件中，贵州省副省长陈鸣明坐在了被告席上，这是全国第一个副省长出庭应诉“民告官”的案例，因此备受关注。
修改后的行诉法规定，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不能出庭的，应当委托行政机关相应的工作人员出庭。
在新行诉法施行后，行政机关负责人或工作人员出庭应诉情况有了很大好转。据青海省政府法制办统计，今年上半年，全省开庭审理的236件行政诉讼案件中，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出庭应诉178件，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45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出庭应诉率比去年同期增长近三成。
但是，对出庭应诉，各地行政机关反应冷热不均，负责人出庭少或“不发声”等问题仍然存在。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调研显示，即使参加庭审的大部分负责人，也是除了宣读书面答辩状和最后陈述，基本上全程在观看和聆听，真正熟悉案情和法律法规、对证据运用娴熟、焦点分析清晰的比较少。
开会，则成为缺席庭审的主要理由。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发现，一些行政机关在负责人不能出庭时，常以行政负责人开会、出差、生病等客观理由，向法院出具一份类似于请假条的情况说明。2015年5月以来，该院共收到29份情况说明，其中以开会为由的有27份，而且都未明确说明会议名称、时间等相关情况，法院根本无法进行考证。
针对上述问题，专家表示，应加大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考核力度，严格落实出庭应诉责任。对出庭应诉执行不力或者败诉率较高的行政机关负责人，由相关部门或领导进行约谈，情节严重的，责令限期整改并追究其行政责任。
问题和困难仍较突出，改革创新释放红利
虽然行政审判工作取得长足发展，但是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负责人表示，行政审判工作和队伍中还存在不少问题和困难，有些还十分突出：
行政审判理念有待进一步转变，比如，有的法院将服务大局简单理解为维护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轻视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保护。
行政审判队伍量小质弱，专业化水平不高。目前，全国从事行政审判的法官共8878人，高级、中级和基层法院行政审判庭法官数量平均分别仅为10.8人、4.4人、2.3人，行政审判队伍不稳定、人员流动快的现象较为突出，具有10年以上行政审判工作经验的法官仅占22.3%；行政审判体制机制改革面临困难。受机构、编制、职级等各种因素的制约，跨行政区划法院的设立和行政案件集中管辖改革面临一系列困难，出现“案件集中易、法官集中难”问题，形成“有的地方有人无案办、有的地方有案无人办”的被动局面。
行政诉讼中当事人滥用诉权的问题较为突出。一些当事人不能理性维权，随意提起诉讼，有的甚至变换不同地方重复起诉，耗费了大量行政审判资源。个别当事人长期缠诉闹访，扰乱庭审秩序，严重影响行政审判工作的正常开展。
行政审判的外部环境有待进一步优化。比如，有的领导干部不能正确对待行政诉讼，不尊重群众诉权，不支持法院受理行政案件，有的地方仍视法院为政府的工作部门，要求法院承担司法职权之外的强制拆迁、城管执法、招商引资等工作。
对上述问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要求，通过审理、执行行政案件，妥善化解行政纠纷，协调各种利益关系，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监督、支持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努力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