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孔子随喜》、《人间随喜》、《其人如天》在华人文化圈中，台湾学者薛仁明是近年来备受瞩目的写作者与讲授者，与孔子“感而遂通”的天性相合，喜欢读古书、看京戏，或只是流连于青山、白云之间的他更多的是一个“中国文化的体验者”。
聚焦于两岸中国文化的发展以及个人的生命实感，近年来，薛仁明感同身受地体认中国文化的点点滴滴，并把他活出来的心得传达给世人，他说，“修己，才是一切的根本。”
化育是一种气场
在北京雅宝城一所名叫“心宅”的都市禅堂中，大家宽衣舒袖席地而坐。由薛仁明主讲的中国文化公开课历时5天，前两天《论语》，后三天《史记》。薛仁明身着白色中式布衫，盘腿坐在台前，温婉笃定，讲起中国文化的“那些事”，宛如史书中走出的古人。
中国文化如何使一个人受用？有人说薛仁明是做几分，谈几分，熟读胡兰成、师从林谷芳，习儒释道二十余载，他的经验更多地呈现在语默动静之中。
19 68年，薛仁明出生于台南的一个小渔村，早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历史系，有过良好的学术训练，却在学术生涯起步之后，隐居台湾乡间，“往来无鸿儒，谈笑皆白丁”，在淳厚的乡村民间格物致知，“恢复应有的敏感”。
初三时，第一次接触《论语》，薛仁明便有明显的挫折感。“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被老师诠释成“所学的知识若能经常复习是多么快乐的事情！”这让饱受复习之苦的他十分沮丧，自感“跟圣人无缘”。
殊不知，当年的叛逆竟然成了今天的养料，历经沧桑之后，《论语》已经深入薛仁明的骨髓。他佩服孔子的“庄严朗豁”，尤其佩服先师的“气息万千”，两千多年后，“还忍不住想当当他的学生。”
“这本书对我有吸引力，是因为它提供了一个生命状态的映照。不是对孔子所说的道理，而是对这些人的生命状态有兴趣。”
5年前，薛仁明辞掉教书的工作，随后，开始在不同场合教授《论语》。台下热切的眼神是一种动力，结束的时候每每会被围住。对于自己辞职的“决绝”，他说，人多少要有一点“赌徒”性格，把一些可以依附的、让人有恃无恐的东西摈弃掉之后，再来的因缘可能会跟人的“生命本质”更有关系。
“这些年，中国第一次遇到百年来的大变化—大家心中突然都有种‘有家可归’的苛求”，这让薛仁明感觉恰逢其时，在他看来，“所谓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中国人找回真正的‘自己’”，想要找回自己，最好的方法就是亲近历史上有价值的人，亲近那样的生命状态。
他告诉学生，最好的学习“就是去接近能够校正你生命的那些能量”，最大的教益则是“大化无形”。古人最好的教育是“随师”，亲历了老师的一举一动，点点滴滴。“化育是一种氛围、气场，在这种熏习中，润物细无声，心不知不觉就被打开了。”
“不清不楚”的精妙之处
相对于崇尚“思路清晰”的西方，中国人追求的是“通透”。
从结构上来说，《论语》非常模糊，同一个问题在不同的场合会有不同的答案，很难抻出一个清晰的理论架构。而在薛仁明看来，这正是中国文化的精妙之处。在西方，人与人是“契约”关系，对一切都要拎清，“而概念太清晰，便失去了弹性，无法对应所有的可能性。”
薛仁明认为，中国文化的精妙之处就在于“不清不楚”，如老子所言“道可道，非常道”，“虽然模糊，但里面有清晰的内核—看情况而定。”他举例说，比如“青”字，青天白日，代表的是蓝色；青山绿水，指的是绿色。朝如青丝暮似雪，又变成了黑色。
子路和冉有都曾问过“闻思行诸”—听到就要去做吗？孔子因材施教，给了两个完全不同的答案。《论语》中，同样的问题，最常见的还有什么是“仁”，源于不同的生命体认，孔子也是“应机说法”。
“我们读书其实本质上是要去亲近这些人，亲近这样的生命状态。因为旁边没有这么好的人，不得已只好去读书。”
这些板上钉钉的道理，让学生劳嘉静“听得通身舒畅，仿佛身体里某些脉络被打得有些松动了，没有那么紧了。”甚至，她还生出这样的感想，“如果老爷子（孔子）还在，能够成为他的学生，在他身边听他说话就好了，即使不能成为学生，搬个板凳坐在旁边听听也心满意足。”
听课之余，薛仁明还会安排学生看几场中国戏剧，算是对中国文化体验的“落地”。他眼中的戏曲担当着教化的功能，其最核心的表达就是中国人的生命状态，看戏曲的过程是大化无形的自我校正。带学生看戏，“并非简单的京剧专业理论的讲解，而是通过看戏让学生回到整个中国文明的生命状态中来。”
《龙凤呈祥》中，裴艳玲饰演的乔玄甫一出场，薛仁明就开始教他的学生如何“入戏”。“在中国人的思维中，胡子、水袖、翎子都是肢体，都是戏。”他告诉学生，虚实是中国文明的关键词，如踏入门槛，左脚跨，右脚不跨；抬轿子，轿夫走了，乘轿者还留在台上等等，都是虚实的妙用。
京剧人物的出场，有时会慢悠悠地前三步，后三步，我们的长辈看得津津有味。现代人却多半会觉得拖沓，薛仁明认为，这是因为现代人“被西方式‘目的’、‘情节’绑架了。”在他看来，“中国最伟大的东西结构都是松散的。”中西方看戏，角度不同。西方就是故事、情节，越紧张越有张力越好。中国的戏是照理说要紧张了，忽然一下冲淡下来，“按下不表”，又岔到另一个情节上。他说，这就是中国人的态度—即使在关键时刻，也要有能力不沾不滞，才有办法峰回路转。
“《林冲夜奔》30分钟的戏，从头到尾一个人，只讲一句话：老子不爽，要上梁山。几乎没啥情节、故事，却把情感发挥得淋漓尽致。”
听完薛仁明的讲解，“心宅”的主人翟赴昱概叹，“原来京戏是这样玩儿的。”他感觉“一扇门打开了”，过去只在春节晚会上听“一耳朵”京戏，没有什么深刻印象。他感慨说，“主要是薛老师这个人在讲，人到了，东西自然就到了。” 用不同的方式“指月”
被中国文化深度滋养后，薛仁明的底气不经意间流露，“你自己的生命状态够好，就会逢山开路，遇水搭桥。”
近年来，薛仁明几乎每年都会出一本书，不掉书袋的他所言所说，无非是自己的切身体验。
关于读书，与博览群书的观点相悖，薛仁明认为“阅读量不一定要大，重点是反复咀嚼，读出味道来。比如《史记》，熟读几篇就好。戏曲亦然，不需要看上百出，一二十出反复看，足矣。”他告诉学生，“阅读更多的是惯性，习惯浅的自然就会浅。”比如《论语》，3岁和9 9岁都能读，不同的年龄，读出的气象不同。他叮嘱那些年轻的妈妈，“绘本只能偶尔让孩子看，就像偶尔吃一顿麦当劳。”并笑言，“一个小孩子听《甘露寺》长大和听周杰伦长大将来肯定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生命状态。”
如今，薛仁明的讲座已经预约到了年底，有人听完课后“载欣载奔”，有人“有种淡淡的喜悦像底色一般显现”，还有人感觉“三观尽毁”。
不管是《论语》、《史记》还是戏剧，五天下来，大家发现讲的是同一个事情。有学生得出这样的结论：“薛老师所有的课都是手指头，用不同的方式告诉我们月亮在哪儿。”
对于学生是否受用，薛仁明并没有过高的期望，“每一场讲座，只要看到有几个人眼睛发亮，或走出去的时候神情明朗一点，就可以了。”对那些回到家中，切实面对自己生命中的贪嗔痴并立意改变的学生，薛仁明称自己正好踢到了“临门一脚”。以往的经历累积到一个点上，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有机会踢到那一脚非常开心！”
今日中国：为什么会对中国文化有如此深的缘分，是一种宿缘吗？
薛仁明：我从小在乡下长大，父母是文盲，没有家学渊源，从小就很羡慕有家学渊源的同学。但是到了一定的年龄才明白，很多东西都是有得有失的。虽然没有家学这一块儿，但是我跟整个民间的东西没有隔阂。
后来读了经典，感觉就是在总结以前在民间所见所闻的生命经验。把读到的经典和生命经验连接起来需要一个过程。这个生命经验很多中国人都有，只是没有机缘读到经典，更重要的是，没有机缘将两者对接在一起。
今日中国：孔子是您最喜欢的历史人物吗？您笔下的孔子如此有性情，他还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圣人吗？一个圣人的标准是什么？
薛仁明：只能说，他是我很喜欢的一个人，孔子凡事擒得住，也托得开，所以，他从心所欲，不逾矩。我还很喜欢其他一些人，喜欢刘邦，他某些地方非常天才。还佩服司马迁，他把《史记》写成那样，每个人可以写到那么精彩，非常了不起。
什么叫圣，什么是贤？我的定义很简单。所谓贤人就是生命状态好的人，而圣人则是生命状态好到让我们觉得做不到的人。
今日中国：您曾经说过，修己是一切的根本。所谓修己，以您的标准，具体的方法是什么？
薛仁明：孔子看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我觉得最简单的修行就是先学会这样一个胸襟，这样一个气度。你在一个十户人家处能看到别人的好，单单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修行，这是比打坐飞起来腾空还要大的修行。先从周遭看不惯的人开始，转过来的一刹那，就是在修了。
今日中国：今天，亭台楼阁、琴棋书画等已经式微，周围更多的是麦当劳和星巴克。在这样的环境下，如何才能把一个民族的生命状态保持好？
薛仁明：以汉服来说，汉代和明代的服装很不一样，提倡汉服的人容易执着形式，既然汉代和明代已经不一样了，那我们今天也可以和汉代和明代不一样。但是汉代和明代虽然不同，我们一看就知道，还是中国的东西。
今天很多东西变了，我们不见得要像汉服运动一样，去复制古代服装，其实也复制不来。但是就像明代人，他们穿的，我们看起来还是中国人的衣服，他们根据当时的时空环境弄出了自己的衣服，今天这个时代也是一样，只要那个精神在，自然就会慢慢生出一种适合现代人的文化生态。
今日中国：有人说中国文化的传承在台湾，您亲历其中，对此认同吗？
薛仁明：不要过度美化台湾，台湾有台湾的问题。台湾有几点可以让大陆参考：第一，台湾儒释道三家的延续性比大陆好。第二，台湾儒释道三家的平衡一直做得比较好，不像大陆现在刚恢复传统，经常可见某些儒家的排他性。第三，台湾民间的整体保存比较好，毕竟没有经历过政治运动。
困境是，现在台湾在走下坡路，年轻人对中国文化缺乏情怀，他们不喜欢，不讨厌，只是“无感”。
2014年，我在北大讲了三场，台大讲了两场，两者有很大的反差。北大讲完后会围上来一群学生。台大那两场演讲听众较少，大家听完就散去了。
这其中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台湾在政治上有意识地去中国化，从李登辉开始，这个氛围一直存在，没有断过，即使马英九也反转不过来。第二是台湾的资本主义化、物质化。很多东西都是有惯性的，从小看迪斯尼长大，很难对中国文化有兴趣，因为从小就被那种东西豢养，胃口已经固定。
大陆这么大，走了很多地方，我发现一些地方的文化生态保存得很好。比如2015年我去了三趟云南的建水，那是一座保存完好的古城，目前商业化还不严重，不像丽江已经“沦陷”，大理在“沦陷”的边缘。建水人的生命状态跟这座古城是搭配的，看得到一些古风。在那里，至今还很重视祭祀，清明时，家族的人挑着食物去扫墓，供品摆好之后，男女老少就开始找地方坐下来开吃，这顿饭要吃一两个小时，小孩子在一边放风筝后来我才领会到，这是跟祖先一起吃团圆饭。
团圆饭对中国人而言不仅是形而下的，也是形而上的。今天我们在除夕跟亲人吃团圆饭，到了清明，则是跟去世的祖先吃团圆饭；这样的饭吃着吃着，人就踏实，就有归属感，就会是曾子说的“民德归厚”。
今日中国：学历史出身的您，最喜欢中国哪个朝代？
薛仁明：现在很多人在讲唐代，但是认真讲，唐代虽然大，可汉代还有一种更厚重、更质朴的东西在。我们现在讲汉人、汉语等，并非偶然。这群人，不受时代所缚，明亮爽快，也才会有日后400年汉家岁月。我们内心深处觉得汉朝的状态离我们更近，更本质。
今日中国：从师多年，从林谷芳先生那里学到的最精髓的东西是什么？
薛仁明：过去读书，就只是读书，没机会看到书后面的那个人。听别人讲中国文化，也只会觉得他谈得不错，可终究仍是隔了一层。但林老师不一样。他活出中国人该有的生命状态，让我看到一个真实而鲜明的人。我看他如何应对生命中的种种起伏，也看他如何应对生命中的贪嗔痴。
有一次，林老师在佛光山演讲，下面有三个有特异功能的人，同时看到他在放光。此事传出去，次日有人见到林老师就问，听说你昨晚放光了？林老师回答：“有没有放光，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回家被老婆骂了，我还是凡夫一个！”这一下就拉到了本质：修行的本质不是放光，而是要切实面对自己生命中点点滴滴的烦恼。
聚焦于两岸中国文化的发展以及个人的生命实感，近年来，薛仁明感同身受地体认中国文化的点点滴滴，并把他活出来的心得传达给世人，他说，“修己，才是一切的根本。”
化育是一种气场
在北京雅宝城一所名叫“心宅”的都市禅堂中，大家宽衣舒袖席地而坐。由薛仁明主讲的中国文化公开课历时5天，前两天《论语》，后三天《史记》。薛仁明身着白色中式布衫，盘腿坐在台前，温婉笃定，讲起中国文化的“那些事”，宛如史书中走出的古人。
中国文化如何使一个人受用？有人说薛仁明是做几分，谈几分，熟读胡兰成、师从林谷芳，习儒释道二十余载，他的经验更多地呈现在语默动静之中。
19 68年，薛仁明出生于台南的一个小渔村，早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历史系，有过良好的学术训练，却在学术生涯起步之后，隐居台湾乡间，“往来无鸿儒，谈笑皆白丁”，在淳厚的乡村民间格物致知，“恢复应有的敏感”。
初三时，第一次接触《论语》，薛仁明便有明显的挫折感。“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被老师诠释成“所学的知识若能经常复习是多么快乐的事情！”这让饱受复习之苦的他十分沮丧，自感“跟圣人无缘”。
殊不知，当年的叛逆竟然成了今天的养料，历经沧桑之后，《论语》已经深入薛仁明的骨髓。他佩服孔子的“庄严朗豁”，尤其佩服先师的“气息万千”，两千多年后，“还忍不住想当当他的学生。”
“这本书对我有吸引力，是因为它提供了一个生命状态的映照。不是对孔子所说的道理，而是对这些人的生命状态有兴趣。”
5年前，薛仁明辞掉教书的工作，随后，开始在不同场合教授《论语》。台下热切的眼神是一种动力，结束的时候每每会被围住。对于自己辞职的“决绝”，他说，人多少要有一点“赌徒”性格，把一些可以依附的、让人有恃无恐的东西摈弃掉之后，再来的因缘可能会跟人的“生命本质”更有关系。
“这些年，中国第一次遇到百年来的大变化—大家心中突然都有种‘有家可归’的苛求”，这让薛仁明感觉恰逢其时，在他看来，“所谓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中国人找回真正的‘自己’”，想要找回自己，最好的方法就是亲近历史上有价值的人，亲近那样的生命状态。
他告诉学生，最好的学习“就是去接近能够校正你生命的那些能量”，最大的教益则是“大化无形”。古人最好的教育是“随师”，亲历了老师的一举一动，点点滴滴。“化育是一种氛围、气场，在这种熏习中，润物细无声，心不知不觉就被打开了。”
“不清不楚”的精妙之处
相对于崇尚“思路清晰”的西方，中国人追求的是“通透”。
从结构上来说，《论语》非常模糊，同一个问题在不同的场合会有不同的答案，很难抻出一个清晰的理论架构。而在薛仁明看来，这正是中国文化的精妙之处。在西方，人与人是“契约”关系，对一切都要拎清，“而概念太清晰，便失去了弹性，无法对应所有的可能性。”
薛仁明认为，中国文化的精妙之处就在于“不清不楚”，如老子所言“道可道，非常道”，“虽然模糊，但里面有清晰的内核—看情况而定。”他举例说，比如“青”字，青天白日，代表的是蓝色；青山绿水，指的是绿色。朝如青丝暮似雪，又变成了黑色。
子路和冉有都曾问过“闻思行诸”—听到就要去做吗？孔子因材施教，给了两个完全不同的答案。《论语》中，同样的问题，最常见的还有什么是“仁”，源于不同的生命体认，孔子也是“应机说法”。
“我们读书其实本质上是要去亲近这些人，亲近这样的生命状态。因为旁边没有这么好的人，不得已只好去读书。”
这些板上钉钉的道理，让学生劳嘉静“听得通身舒畅，仿佛身体里某些脉络被打得有些松动了，没有那么紧了。”甚至，她还生出这样的感想，“如果老爷子（孔子）还在，能够成为他的学生，在他身边听他说话就好了，即使不能成为学生，搬个板凳坐在旁边听听也心满意足。”
听课之余，薛仁明还会安排学生看几场中国戏剧，算是对中国文化体验的“落地”。他眼中的戏曲担当着教化的功能，其最核心的表达就是中国人的生命状态，看戏曲的过程是大化无形的自我校正。带学生看戏，“并非简单的京剧专业理论的讲解，而是通过看戏让学生回到整个中国文明的生命状态中来。”
《龙凤呈祥》中，裴艳玲饰演的乔玄甫一出场，薛仁明就开始教他的学生如何“入戏”。“在中国人的思维中，胡子、水袖、翎子都是肢体，都是戏。”他告诉学生，虚实是中国文明的关键词，如踏入门槛，左脚跨，右脚不跨；抬轿子，轿夫走了，乘轿者还留在台上等等，都是虚实的妙用。
京剧人物的出场，有时会慢悠悠地前三步，后三步，我们的长辈看得津津有味。现代人却多半会觉得拖沓，薛仁明认为，这是因为现代人“被西方式‘目的’、‘情节’绑架了。”在他看来，“中国最伟大的东西结构都是松散的。”中西方看戏，角度不同。西方就是故事、情节，越紧张越有张力越好。中国的戏是照理说要紧张了，忽然一下冲淡下来，“按下不表”，又岔到另一个情节上。他说，这就是中国人的态度—即使在关键时刻，也要有能力不沾不滞，才有办法峰回路转。
“《林冲夜奔》30分钟的戏，从头到尾一个人，只讲一句话：老子不爽，要上梁山。几乎没啥情节、故事，却把情感发挥得淋漓尽致。”
听完薛仁明的讲解，“心宅”的主人翟赴昱概叹，“原来京戏是这样玩儿的。”他感觉“一扇门打开了”，过去只在春节晚会上听“一耳朵”京戏，没有什么深刻印象。他感慨说，“主要是薛老师这个人在讲，人到了，东西自然就到了。” 用不同的方式“指月”
被中国文化深度滋养后，薛仁明的底气不经意间流露，“你自己的生命状态够好，就会逢山开路，遇水搭桥。”
近年来，薛仁明几乎每年都会出一本书，不掉书袋的他所言所说，无非是自己的切身体验。
关于读书，与博览群书的观点相悖，薛仁明认为“阅读量不一定要大，重点是反复咀嚼，读出味道来。比如《史记》，熟读几篇就好。戏曲亦然，不需要看上百出，一二十出反复看，足矣。”他告诉学生，“阅读更多的是惯性，习惯浅的自然就会浅。”比如《论语》，3岁和9 9岁都能读，不同的年龄，读出的气象不同。他叮嘱那些年轻的妈妈，“绘本只能偶尔让孩子看，就像偶尔吃一顿麦当劳。”并笑言，“一个小孩子听《甘露寺》长大和听周杰伦长大将来肯定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生命状态。”
如今，薛仁明的讲座已经预约到了年底，有人听完课后“载欣载奔”，有人“有种淡淡的喜悦像底色一般显现”，还有人感觉“三观尽毁”。
不管是《论语》、《史记》还是戏剧，五天下来，大家发现讲的是同一个事情。有学生得出这样的结论：“薛老师所有的课都是手指头，用不同的方式告诉我们月亮在哪儿。”
对于学生是否受用，薛仁明并没有过高的期望，“每一场讲座，只要看到有几个人眼睛发亮，或走出去的时候神情明朗一点，就可以了。”对那些回到家中，切实面对自己生命中的贪嗔痴并立意改变的学生，薛仁明称自己正好踢到了“临门一脚”。以往的经历累积到一个点上，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有机会踢到那一脚非常开心！”
今日中国：为什么会对中国文化有如此深的缘分，是一种宿缘吗？
薛仁明：我从小在乡下长大，父母是文盲，没有家学渊源，从小就很羡慕有家学渊源的同学。但是到了一定的年龄才明白，很多东西都是有得有失的。虽然没有家学这一块儿，但是我跟整个民间的东西没有隔阂。
后来读了经典，感觉就是在总结以前在民间所见所闻的生命经验。把读到的经典和生命经验连接起来需要一个过程。这个生命经验很多中国人都有，只是没有机缘读到经典，更重要的是，没有机缘将两者对接在一起。
今日中国：孔子是您最喜欢的历史人物吗？您笔下的孔子如此有性情，他还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圣人吗？一个圣人的标准是什么？
薛仁明：只能说，他是我很喜欢的一个人，孔子凡事擒得住，也托得开，所以，他从心所欲，不逾矩。我还很喜欢其他一些人，喜欢刘邦，他某些地方非常天才。还佩服司马迁，他把《史记》写成那样，每个人可以写到那么精彩，非常了不起。
什么叫圣，什么是贤？我的定义很简单。所谓贤人就是生命状态好的人，而圣人则是生命状态好到让我们觉得做不到的人。
今日中国：您曾经说过，修己是一切的根本。所谓修己，以您的标准，具体的方法是什么？
薛仁明：孔子看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我觉得最简单的修行就是先学会这样一个胸襟，这样一个气度。你在一个十户人家处能看到别人的好，单单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修行，这是比打坐飞起来腾空还要大的修行。先从周遭看不惯的人开始，转过来的一刹那，就是在修了。
今日中国：今天，亭台楼阁、琴棋书画等已经式微，周围更多的是麦当劳和星巴克。在这样的环境下，如何才能把一个民族的生命状态保持好？
薛仁明：以汉服来说，汉代和明代的服装很不一样，提倡汉服的人容易执着形式，既然汉代和明代已经不一样了，那我们今天也可以和汉代和明代不一样。但是汉代和明代虽然不同，我们一看就知道，还是中国的东西。
今天很多东西变了，我们不见得要像汉服运动一样，去复制古代服装，其实也复制不来。但是就像明代人，他们穿的，我们看起来还是中国人的衣服，他们根据当时的时空环境弄出了自己的衣服，今天这个时代也是一样，只要那个精神在，自然就会慢慢生出一种适合现代人的文化生态。
今日中国：有人说中国文化的传承在台湾，您亲历其中，对此认同吗？
薛仁明：不要过度美化台湾，台湾有台湾的问题。台湾有几点可以让大陆参考：第一，台湾儒释道三家的延续性比大陆好。第二，台湾儒释道三家的平衡一直做得比较好，不像大陆现在刚恢复传统，经常可见某些儒家的排他性。第三，台湾民间的整体保存比较好，毕竟没有经历过政治运动。
困境是，现在台湾在走下坡路，年轻人对中国文化缺乏情怀，他们不喜欢，不讨厌，只是“无感”。
2014年，我在北大讲了三场，台大讲了两场，两者有很大的反差。北大讲完后会围上来一群学生。台大那两场演讲听众较少，大家听完就散去了。
这其中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台湾在政治上有意识地去中国化，从李登辉开始，这个氛围一直存在，没有断过，即使马英九也反转不过来。第二是台湾的资本主义化、物质化。很多东西都是有惯性的，从小看迪斯尼长大，很难对中国文化有兴趣，因为从小就被那种东西豢养，胃口已经固定。
大陆这么大，走了很多地方，我发现一些地方的文化生态保存得很好。比如2015年我去了三趟云南的建水，那是一座保存完好的古城，目前商业化还不严重，不像丽江已经“沦陷”，大理在“沦陷”的边缘。建水人的生命状态跟这座古城是搭配的，看得到一些古风。在那里，至今还很重视祭祀，清明时，家族的人挑着食物去扫墓，供品摆好之后，男女老少就开始找地方坐下来开吃，这顿饭要吃一两个小时，小孩子在一边放风筝后来我才领会到，这是跟祖先一起吃团圆饭。
团圆饭对中国人而言不仅是形而下的，也是形而上的。今天我们在除夕跟亲人吃团圆饭，到了清明，则是跟去世的祖先吃团圆饭；这样的饭吃着吃着，人就踏实，就有归属感，就会是曾子说的“民德归厚”。
今日中国：学历史出身的您，最喜欢中国哪个朝代？
薛仁明：现在很多人在讲唐代，但是认真讲，唐代虽然大，可汉代还有一种更厚重、更质朴的东西在。我们现在讲汉人、汉语等，并非偶然。这群人，不受时代所缚，明亮爽快，也才会有日后400年汉家岁月。我们内心深处觉得汉朝的状态离我们更近，更本质。
今日中国：从师多年，从林谷芳先生那里学到的最精髓的东西是什么？
薛仁明：过去读书，就只是读书，没机会看到书后面的那个人。听别人讲中国文化，也只会觉得他谈得不错，可终究仍是隔了一层。但林老师不一样。他活出中国人该有的生命状态，让我看到一个真实而鲜明的人。我看他如何应对生命中的种种起伏，也看他如何应对生命中的贪嗔痴。
有一次，林老师在佛光山演讲，下面有三个有特异功能的人，同时看到他在放光。此事传出去，次日有人见到林老师就问，听说你昨晚放光了？林老师回答：“有没有放光，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回家被老婆骂了，我还是凡夫一个！”这一下就拉到了本质：修行的本质不是放光，而是要切实面对自己生命中点点滴滴的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