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后，当张功浩站在承包地的山头上，吹着山间凉爽的清风，听着林中的鸟叫声时，他会记起那个改变他一生的中午。那时张功浩八岁，已经开始学种地了。但是不管家里怎样辛勤劳动，过年都没有像样的饭菜，常常是有上顿没下顿。那天中午，毒辣辣的阳光像鞭子一样抽在张功浩的背上，他拿着锄头，正考虑去避暑。
　　这时密林里突然传来了动静。张功浩警觉起来，山间飞过一只杜鹃，树林里钻出了一支军队。这是一支奇特的队伍，有些人拿着枪，有些人却拿着大刀。没有耀武扬威的军官，也没有偷懒的兵痞。虽然他们身上的军装有些破烂，但看上去每个人的斗志都很昂扬，军帽上还绣着红星。一个人走出来，操着湖南口音问他：“小朋友，请问你知道于都县在哪吗？”张功浩看了看他腰间的枪，说：“在那座山后面。”那个人道了声谢，慢慢地走远了。
　　几个月后，张功浩如往常一样在劳作时，那个人又出现了，身边还簇拥着一大群人。他们自信地跨过田埂，兴高采烈地聊天，说是要分田。分田？这可是好事。但是对吗？张功浩不知道。他决定去问李守久。李守久是前清的秀才，到底有点见识。他翻过两座山，冲进了李守久的茅屋。茅屋的一角，锄头上面结着蛛网。桌上放着半根蜡烛，还堆着几本破书。躺在床上的李守久此时正在吟哦：“环堵萧然……”张功浩问道：“李叔，有人说要分田，你看怎样？”李守久看着茅屋，半天从鼻腔里挤出一声“哼”来，接着说：“分田者，乱世之道也。弃先祖之道，何其谬也！”说着，便打了两个喷嚏，这是因为已经深秋了，他还穿着短褐。
　　张功浩没有听懂，不过当几个战士来烧田契时，他家的田契都交了上去。后来他入了村小，接触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他站在山上，看见战士们拔出界碑，耕作的人都有了自己的土地，田间一派热闹祥和的劳作场景时，他认为分田是十分正确的。然而1934年，敌人入侵了根据地。于是，为了土地，他加入红军，毅然决然地踏上了长征的道路。
　　后来，经过几番枪林弹雨，时间来到1949年。此时李守久已经去世。张功浩响应“遍地英雄下夕烟”的号召回到家乡，在分田登记表上毫不犹豫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虽说他才三十岁，但已经是一名合格的老党员了。张功浩干活很卖力，一年到头都没离开田间。凭借着政府提供的化肥和耕牛贷款，水田里的稻谷长势喜人，每到秋天的时候，收获的粮食堆起来有一个人那么高，过年的时候还能添一两件新衣。后来村里成立了合作社，田都归了社里。他们又过了几十年这样的生活，虽说偶尔也会饿肚子，但比以前还是强多了。他还专门开出一间书房，书房通了电，书架上整齐地码着书，书桌上还放了一个搪瓷杯。
　　不过，1984年，一切都变了。此时张功浩的儿子张晓康，三十岁，是村里的党支书。一天，张晓康鞋都没脱就跑进了家，一进家就说：“爸，要分田啦！”
　　“怎么又要分田？”张功浩停下手里的活计问。
　　“说是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报纸上写得可清楚了。”
　　“给我看看。”张功浩拿起了老花镜。
　　张晓康等张功浩把报纸看完后，迫不及待地问：“爸，你看这分田怎么样？”
　　“不好，”张功浩迟疑了一下，说，“集体主义才是农村的总路线，分田偏离了方针。这是斯大林、毛主席反复强调过的观点。”
　　“我看未必，”张晓康反驳说，“集体主义与我国农村的生产力非常不匹配，而且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分田可以激发农民的劳动热情，是当下的必经之路。何况，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你走的路还没我过的桥多，懂得什么！我看……”张功浩突然没往下说了，他眼前出现了一个躺在床上的人，那个人还打了两个喷嚏。
　　“我知道的可多了！我要去通知大家分田了。”张晓康涨红了脸，说完就跑远了。
　　张功浩并不支持张晓康，第一年他还苦口婆心地給张晓康做思想工作，但张晓康很倔，不听劝。然而过了两三年，张功浩傻了眼。产量比往年翻了两番，各家还添了不少牲口。再过十年，有人买了车，盖了楼，生活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张晓康开了工厂，机器的轰鸣声不久就震撼了张功浩的心。不久后张晓康又开了茶园，前来采购的人络绎不绝。村子还被市里评为“模范村”……
　　“这里还是与从前一样啊，”张功浩回头看看张晓康，又看了看自己，接着说，“跟着党走吧，我老啦。”
　　（指导教师：黄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