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美国已经成为全球性帝国
　　
　　2002年6月份，布什总统在西点军校的演讲中宣称，“美国既不会进行帝国扩张，也没有建立全球性帝国的抱负。”11月份，他在白宫的一次演讲中表示，美国“没有扩张领土的野心。我们不会寻求建立一个帝国。美国承诺确保自己和其他国家的自由。”
　　自从乔治·华盛顿警告他的国民要避免卷入海外事务以来，帝国扩张就一直被美国视为永远不应该尝试的诱惑，因为这样做可能给美国带来潜在的灾难。然而，除了“帝国”一词之外，还会有哪个词能够准确地描绘美国目前令人敬畏的地位呢？当今的美国是借助5个全球性的军事司令部来维持世界秩序的惟一国家;它在全球的4个大陆上驻扎了100万军队;在全球的每个大洋都部署了航空母舰战斗群;确保以色列、韩国等一系列国家的生存;全球贸易和商业的火车头；美国的梦想和希望席卷整个地球，成为无数人向往的目标。
　　一位历史学家曾经评论说，英国“在不经意间”获得了帝国地位。如果美国可以被称为帝国，那么，它是“在一直否认的状态下”获得了帝国地位。但是，“9·11”事件是对美国人的一次提醒，它显示出美国霸权的势力范围以及由此引发的对美国的仇视已经达到了何种程度。美国人可能不会把世界贸易中心或五角大楼视为一个全球性帝国（美国）的标志，但携带剪纸刀的劫机分子肯定是这样认为的，成百上千万的、因为“9·11”事件的发生而欢呼雀跃的那些人也是这样认为的。
　　美国帝国与以往的所有帝国都不相同，那些帝国建立在殖民地、征服和白人统治的基础之上。美国帝国在21世纪的统治权是史无前例的。这是一个以最令人畏惧的军事力量为后盾，倡导自由市场、人权和民主的帝国。这个帝国的民众喜欢把自己视为全球各地的自由国家的朋友。这个帝国没有察觉到自己的好意却引发了海外的仇视，它对此感到震惊。
　　从这个角度来看，布什总统在2002年9月公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所承诺的美国将领导其他国家迈向“国家成功的惟一可持续发展之路”的含义，就是自由市场和自由民主。这对于在总统竞选期间反对美国参与海外国家重建工作，以及呼吁减少美国海外干预行动的布什而言，是非常出人意料的。
　　即使在目前，在布什总统推动美国发动对伊拉克的战争之时，这场战争的最根本目的仍然未被挑明：对伊拉克的战争是一次帝国主义扩张行动，它将促使不太情愿的美国成为在埃及到阿富汗之间的动荡地区实现石油供应、和平、稳定和民主化的保证者。这种作用曾经依次由奥斯曼帝国、法国和英国来完成，现在将由不得不自问成为一个帝国是否是以丧失其共和国的灵魂与本质为代价的美国来完成。
　　在美国处于这个关键时刻之时，约翰·昆西·亚当斯在1821年发出的警告依然相当适用:如果美国试图“成为整个世界的独裁者，它将丧失自己的精神与灵魂”。
　　因此，迫在眉睫地针对伊拉克的战争，对美国国内有关其在海外发挥帝国的作用是威胁或加强美国作为一个共和国的存在的长期争论，将发挥决定性作用。为实现自己的价值观而很少考虑可能为此付出的代价的美国，现在必须自问“解放”伊拉克的价值是什么。美国为维持其帝国地位而付出的代价一直很小——不超过其国内生产总值的4%——现在必须考虑可能会支付比这一数值高出许多的战争费用。即使美国迅速取得胜利，针对伊拉克的战争及战后的占领期可能要花费1200亿~2000亿美元。
　　连每个小学生都知道，所有的帝国最终会走向土崩瓦解，并遭受敌国的报复。把美国称为新的罗马帝国，立刻就会使人忆起罗马帝国昔日的辉煌及其最终败于野蛮国家之手的悲惨命运。
　　
　　二、美国为何要充当帝国？
　　
　　作为共和国的美国，为何要冒充当帝国的风险呢？这不会威胁其作为一个自由民族的认同感吗？问题在于，在伊拉克问题上不付出代价的选择已经不复存在。伊拉克问题不仅仅是对美国在这个险恶的世界上能否维持其共和国精神与原则的一次考验，善意的孤立政策已不再具有可行性。自“9·11”之后，真正的问题在于，美国能否在不发挥全球性帝国和“世界警察”的作用的情况下，确保其在国内的安全与生存。面对“邪恶帝国”苏联的威胁，美国不情愿地接受了以“确保相互摧毁”为基础把整个世界分割开来的事实。但在目前，美国面对的是更为不稳定、不可信的对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如伊拉克和北朝鲜），它们随时可能把这些武器提供给国际恐怖分子。针对伊拉克的战争是美国为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而采取的一系列行动之中的第一步，美国首次尝试消除一个把致命性技术提供给全球恐怖网络的根源。
　　遏制而不是战争手段，可能是解决伊拉克问题的较好方法。但布什政府看上去已得出了遏制对萨达姆已失去效力的结论，这个结论并非毫无根据。留给美国的选择手段，只剩下不情愿采取的最后一项，即推翻萨达姆政权。
　　政权改变是一项帝国主义性质的任务，因为它假定美国帝国的利益具有高于一个普通国家（伊拉克）的主权的权利。布什政府解释说，萨达姆政权屠杀本国人民并实行种族清洗政策、两次发动对其邻国的战争、剥夺其人民的财富来建造宫殿和致命性武器，它已丧失了道义上的权威和在伊拉克行使主权的权利。并非仅有布什政府这样认为。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在捍卫《联合国宪章》时表示，主权并非意味着可以容忍萨达姆犯这些罪行，虽然他明确表示，他更倾向于迫使萨达姆流亡国外，而不是以战争来把其赶下台。
　　伊拉克的各个流亡派坚信，即使伊拉克人民成为美国军事进攻的最初受害者，他们也将成为它的最终受益者。当然，如果伊拉克的流亡派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美国对伊拉克的军事干预会变得容易得多。虽然伊拉克的流亡派之间长期争斗，相互仇视的程度几乎与他们对萨达姆的仇视不相上下。但是，人们又能对这个被国家恐怖主义蹂躏长达40年的国家的政治文化抱什么幻想呢？
　　如果只有战争而非遏制政策，才能够在伊拉克建立民主，那么，伊拉克问题就变为:布什政府的真实意图是否是在伊拉克建立民主？伊拉克流亡海外的反对派担心一次政权的简单更替，一次由一个独裁者代替另外一个的圈套，可能会更符合美国的利益，因为新上台的独裁者会迎合五角大楼和美国石油公司的利益。美国在海外显示其力量时，从未弄清楚“稳定”（包括政治稳定、商品的稳定流通和确保美国利益的实现）是否是自己追求的最终目标，因为它向来声称民主是自己追求最终目标。当稳定的目标与民主的目标不可兼顾时，美国的力量一般都会向实现稳定的目标倾斜。例如，美国策划推翻了两位民选领导人——伊朗的摩萨台和智利的阿连德。伊拉克是对美国的又一次类似的考验。在伊拉克的邻国伊朗，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美国以牺牲民主为代价来支持伊朗国王的专制统治，这样做最终既没有给伊朗带来民主，也没有为其带来稳定，却在1979年引发了一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美国针对伊拉克的战争会遭受如同它在伊朗的经历一样的命运吗？
　　
　　三、伊拉克实现民主与巴以实现和平:美国的责任？
　　
　　宣称一个自由的共和国（美国）有义务帮助其他国家的人民获取自由，并不能回答“美国是否应该冒如此大的风险”这个需要审慎考虑的问题。因为美国为此可能冒的风险过于巨大，而且这些风险都是帝国主义性质的。秩序，更不用说民主，在伊拉克的巩固将需要10年的时间。伊拉克反对派为萨达姆下台之后的伊拉克所设计的蓝图，即由伊拉克的什叶派、逊尼派、库尔德人、土库曼人及其他派别和民族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世俗化的共和国，看上去是设计得相当完美的文件。但是，如果美国不出兵推翻萨达姆政权，而后其他国家不提供军队（在联合国的授权下）来维持伊拉克的和平，这些文件只是一堆废纸。如同所有帝国在创立秩序时所做的那样，美国将在战后伊拉克扶植一个傀儡政权，而且只有在这个政权不再是美国的傀儡并建立起它自身的独立的合法性之后，美国帝国所设计的新秩序才算真正建立起来。
　　如果美国占领伊拉克，它就必须担负起重建整个中东地区的秩序的责任。布什政府之后的许多届政府都不得不为实现这项任务而继续努力。美国帝国由此而引发的负担将是长期的、持续的，而多数民主国家对长期的负担一般都会变得失去耐心，美国更是如此。这些负担包括:与伊朗人展开对话，以便使他们相信在其边界上出现的一个美国领导下的民主国家不会威胁伊朗;美国必须向土耳其人再次保证，伊拉克的库尔德人也必须被告知，美国政策的真正目的并非要建立一个库尔德人组成的国家，因为这样做就意味着肢解土耳其;美国将告诫叙利亚人放弃对抗以色列的政策，并实现叙以和解；沙特阿拉伯人将被告知，一旦民主在其邻国伊拉克扎下了根，沙特阿拉伯就必须对自己实施民主改革。
　　但是，美国如果在伊拉克推翻一个阿拉伯政府的同时，却漠视巴勒斯坦人遭受以色列的坦克和武装直升机的攻击，这只会使伊斯兰对美国的愤恨永久地持续下去。把针对伊拉克的战争作为赌注的主要危险在于，如果出现在成功地把萨达姆赶下台的同时，巴以冲突却悬而未决的形势，将使美国成为中东的稳固的霸主，又进而使美国成为伊斯兰世界仇视的焦点。如果美国无法在整个中东地区实现和平，它在伊拉克的胜利将仍然无法消除巴以冲突，而巴以冲突不仅会导致巴以相互摧毁，还会毁灭美国在伊斯兰世界的权威。
　　自罗斯福于1945年接见了伊本·绍德、杜鲁门于1945年承认了本-古里安建立的以色列以来，美国一直充当中东地区的帝国主义性质的和平保证人。但是，在巴勒斯坦人于1987年之后对以色列发动武装反抗之前，美国为其在中东的帝国主义性质的主宰地位而付出的代价微乎其微，甚至可以说就没有付出什么代价。现在，美国日益被视为攻击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并造成巴勒斯坦平民死亡的以色列的同谋者，多数阿拉伯国家也日益在暗中支持巴勒斯坦的自杀性炸弹爆炸者，美国发现自己被深深卷入中东冲突，这场冲突将长期损毁美国的外交和军事权威。
　　冷静地思考一下，那么，对伊拉克动武意味着美国必须担负一项承诺，即迫使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之间实现和平。这一和平至少必须使巴勒斯坦人建立一个能够正常运转的、有能力为300万人口提供生存土地和就业机会的国家。这一和平必须包括重组支离破碎的巴勒斯坦政府，如果可能的话，这项任务将由联合国来完成，联合国维和人员还将为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提供安全保障。这项秩序的取得，需要付出巨的大代价。但是，如果美国没有勇气和意志来确保这种最低层次的公正的实现，美国和以色列都难以逃脱继续遭受恐怖主义攻击的厄运。
　　如果不把入侵伊拉克与重构中东和平结合起来，那么，美国从伊拉克战争中获得的所有胜利，只会在穆斯林世界埋下更多的恐怖主义的种子。
　　最终，美国入侵伊拉克必须变成一次帝国主义性质的行动:要想使这次行动获得完全成功，美国必须构建自由，不仅为伊拉克人民，也为巴勒斯坦人民，这同时也是为以色列人提供安全感。针对伊拉克的战争的矛盾之处在于，只解决伊拉克问题而置巴以冲突于不顾，比全盘考虑和解决中东和平问题要危险得多。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不是美国是否过于强大，而是美国是否足够强大？美国能否成为成功处理全球最为动荡的地区的“大师”？
　　在对自身长处和弱点的认识方面，美国比其他大多数大国都要成功得多。美国已经能够得心应手地运用“软力量”——影响力、榜样的力量和说服力。作为擅长运用“软力量”的老手，美国深知，即使作为全球最强大的国家，它也无力保证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实现自己的外交目标。即使对其实质上的附庸国，美国也不得不给予尊重。当一个盟国（如沙特阿拉伯）要求美国在轰炸阿富汗时不要飞越其领空时，美国不得不这样做；当美国寻求使用土耳其的一个基地来备战伊拉克时，它必须接受土耳其为此设立的前提条件。作为一个帝国并非意味着无所不能、为所欲为。
　　美国与以色列的关系，最为清晰地凸现了上述观点。以色列实质上就是美国的附庸国，但是，以色列的历届总理曾多次拒绝直接来自于美国总统的指令，他们今后肯定还会这样做。在对伊拉克动武时，美国不仅要阻止以色列卷入这次战争，还要说服以色列与它的宿敌实现和平。自1948年以来，美国和以色列就一直拥有共同的安全利益。但是，由于巴勒斯坦人自杀性爆炸事件的持续发生，美国遭受到全球性的仇视，这就使美国不可能再与那些反对向巴勒斯坦人达成任何协议的以色列人保持盟友关系。问题不在于美国是否应该继续支持以色列，而在于美国应该支持推行何种外交政策的以色列、与它的邻国如何确定边界关系的以色列。美国情愿以它的帝国权威做赌注，来确保巴、以之间实现和平。巴勒斯坦一方的自杀性爆炸一浪高于一浪，而以色列一方身处火海却不愿坐下来谈判，这为美国实施新的中东和平计划——支持建立巴勒斯坦国，同时确保以色列的安全和生存，几乎没有留下太多时间了。但是，这比拯救伊拉克人民更重要，它是美国目前第一位的任务，也是对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的最大考验。
　　
　　四、美国在中东及全球的力量存在:缺乏“软力量”
　　
　　美国借助何种手段来发挥其领导作用？
　　在未能意识到他们的所作所为将带来何种后果的情况下，许多届美国总统都把构建美国在全球的力量存在，完全集中在军事方面。根据乔治敦大学的罗伯特·利波尔的研究数据，在肯尼迪总统时期，美国在非军事方面花费其国内生产总值的1%，来提升美国在海外的影响力，这些钱被用于国务院、对外援助、联合国、信息项目等;但在目前的布什总统任内，这一数字已降至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0.2%。
　　美国特种部队在全球发展中国家的存在，要比美国和平志愿者和美国国际开发署的专家多出许多，也显眼得多。五角大楼派驻全球各个地区的司令官在海外所发挥的外交和政治作用，超过了美国国务院派出的各位大使。即使美国的那些将军和特种部队的指挥官能够开展收效良好的外交活动，并能够广交朋友，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美国在海外的存在正日益以军事力量为主，这些力量存在都被封闭在高墙和带刺的铁丝网之内。为防止恐怖袭击，美国的每个大使馆现在都强化了其防护设施。美国力量在全球的存在是以巡游于海上的航空母舰战斗群和呼啸于空中的F-16战斗机为表现形式的。在阿富汗南部，普什图农民看到的不是美国的和平援助人员，而是全副武装的美军第82空降师的大兵。在阿富汗，美国每个月用于军事行动的开支达10亿美元，而用于和平援助的开支仅为250万美元。
　　这种为防止恐怖袭击而部署的力量存在，能够使美国赢得别人的畏惧，但无力使美国赢得别人的钦慕和拥戴。美国在军事力量上的超强性，无法掩盖其在那些具有实质性影响力的领域的脆弱性，因为征服别人并非依靠武力，而是依靠榜样的力量。
　　更为糟糕的是，它也引发了美国的盟友（它们的安全由美国来保证）对美国的仇视。这一点在欧洲表现得最为明显。在美国为充当帝国而付出的代价不断攀升之时，美国的欧洲盟国却只关心它们自身的财政问题;但是，在美国的新全球战略中，它们已经被降为不听话的小伙伴。这使它们对美国愤愤不平，不愿再与美国合作，也越来越无法理解美国的所作所为。
　　50年来，欧洲国家重建了自己的经济，同时把它们的防务开支交给美国来负担。这不仅仅是一个缩减它们的军队，以及减少其国民收入用于军事方面的比例的问题。所有的西欧国家都减少了其国家认同感中的崇尚武力的因素。在这一进程中，欧洲（除了英国）认同感具有了后军事和后民族国家的性质。这使美欧之间产生了一个日益加宽的鸿沟。在美国，国旗、为国捐躯和军事荣誉仍是国家认同感的核心内容。而曾经创造了崇尚武力的民族国家的欧洲人，现在对美国的爱国主义不以为然，认为它不过是挥舞旗帜的极端主义。作为全球惟一的帝国的美国遭到孤立，不仅是由于它是最强大的国家，还因为它是西方世界中仅存的崇尚武力的民族国家。
　　“9·11”事件表明，全球性大国的衡量标准仍是军事实力。然而，美国人无力完全依靠自己来建立一个全球秩序。
　　美国人无力重建世界上的每一个失败国家，或者安抚和平息每一种反美的仇恨。他们越是试图这样做，就越是使自己处于过度扩张的境地，而历史上的帝国均毁灭于过度扩张。
　　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在警告北朝鲜时表示美国能够同时进行两场战争——在朝鲜半岛和伊拉克，他可能是正确的，但美国国内的人民不能为此而欢呼雀跃。即使美国有能力同时进行两场战争，它却肯定无力同时进行三场或更多场的战争。如果对伊拉克的战争、对北朝鲜的战争或两者同时爆发，“基地”组织肯定会寻求对忙乱而扩张过度的美国帝国发动袭击。这表明，超强的霸权国从来都无力确保自身的绝对安全，它依然离不开朋友和盟国的支持和帮助。
　　美国将继续保持其脆弱性，尽管其拥有全球第一的军事力量，因为它的主要敌人，除了伊拉克和北朝鲜等之外，不是能够被威慑、影响力和恐吓所制服，而是一群拥有隐蔽网络的原教旨主义者，他们“劫持”了一个全球性意识形态——伊斯兰教，这使他们在反对美国及其在伊斯兰世界的盟国的战争中，获得了源源不断的新成员和盟友。
　　历史上的帝国时代，应该被由独立、平等和自主管理的众多民族国家主导全球秩序的时代所取代。但是，这一时刻还远未到来。美国帝国继承的世界，不仅被那些以往的帝国的失败所毁坏，也被那些试图创立和确保自由国度的民族主义运动所划伤，现在，它又遭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试图在那些“失败国家”建立专制的神权统治的热望的破坏。
　　（迈克尔·伊格奈泰夫为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卡尔中心主任，客座教授，曾长期在英国剑桥大学担任高级研究员。本文译自《纽约时报杂志》2003年1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