５０多年来，“台独”活动经历了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台独”思潮的产生，“台独”势力的发展，与台湾历史和国际反华势力的干预密切相关，而“台独”走上执政则是李登辉纵容和扶持的必然结果。
　　
　　“台独”思潮：从滋生到泛滥
　　
　　美国、日本反华势力支持“臺独”、推行“一中一台”的分裂中国政策是“台独”得以产生和发展的主要原因。“台独”思潮出现和“台独”势力产生的始作俑者是美、日等国际反华势力。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美国反华势力就策划并鼓动留美的廖文毅兄弟鼓吹“台湾托管”。１９５０年美国利用朝鲜战争爆发，制造“台湾地位未定论”，这就为“台独”思潮的滋生提供了“理论基础”。２０世纪６０～７０年代，美国成为“台独”活动的大本营。１９７９年中美建交后，美国又以《与台湾关系法》维持与台湾的“实质关系”，延续台湾与大陆的分离状态。日本右翼势力也一直暗中协助支持“台独”在日活动。
　　国民党当局的独裁专制统治是“台独”势力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凭借。日本无条件投降，自《马关条约》之后５０年来一直处于日本殖民统治之下的台湾回到祖国怀抱。１９４５年，国民党政权在接管台湾后，不思医治台湾同胞５０余年受异族殖民统治和战争破坏的创伤，却延续在大陆施行的专制独裁政治，大肆搜刮百姓钱财，压榨百姓，引起了台湾民众的强烈不满，终于在１９４７年引发了反对国民党暴政的“二·二八起义”。１９４９年国民党逃台后，为维持在台湾的统治，进一步剥夺、排挤台湾省籍人参政的权利，颁布“戒严令”，残酷镇压岛内的民主运动，使岛内的阶级矛盾与省籍矛盾加剧，并在７０年代后期相继发生的“中坜事件”和“高雄事件”中达到前所未有的尖锐程度。由于有被日本殖民统治的惨痛经验，加上“二·二八事件”埋下国民党当局与台湾同胞间严重的对立与仇恨，参政权的剥夺使部分台湾同胞产生“二等公民”的屈辱感，部分台湾同胞将国民党政权等同于野蛮的异族统治者，视国民党当局为“外来政权”。这份复杂的历史情结被“台独”分子别有用心地利用，成为他们制造鼓吹“台独”的依据和借口。台独势立甚至把本是台湾同胞反对专制，要求民主的“二·二八事件”说成是“台独”的开端，这是对历史的严重歪曲。
　　国民党当局长期“反共拒和”政策以及李登辉推行的分裂路线，造成了“台独”思潮在岛内蔓延和泛滥。国民党当局败退台湾以后，凭借台湾海峡天然屏障，仗恃美国支持，顽固坚持所谓“三不”(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政策，人为地断绝两岸的各种交流交往；同时，长期实行反共、反大陆的歪曲宣传，造成台湾同胞“恐共”、“拒共”心理，使部分台湾同胞对祖国大陆产生许多偏见和误解。台湾同胞在特殊历史遭遇下形成的复杂心态，也被“台独”分裂势力利用，成为他们歪曲、误导和宣扬“台独”主张的借口。１９８８年李登辉主政后，采取了一系列实际的分裂步骤，在思想和文化上抹杀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年轻一代的中国人意识和对祖国的认同，割断两岸同胞的思想和文化纽带；同时，以“民主政治”为名纵容、扶植主张“台湾独立”的分裂势力及其活动。李登辉的分裂路线极大地刺激了岛内“台独”势力的分裂活动，使“台独”思潮在岛内泛滥。
　　
　　“台独”活动：萌芽与蜕变
　　
　　岛内外“台独”势力的演变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海外流亡时期（从上世纪４０年代中期到６０年代末）
　　“台独”从其诞生之日即深深地打上了外国势力扶植与支持的烙印。１９４５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少数军国主义分子和台湾汉奸曾秘密在台湾建立“台独”组织，并策动所谓“台湾独立自治运动”。但国民党当局对刚萌芽的“台独”活动进行了严厉打击和镇压，“台独”势力被迫转移到海外，在岛内生存下来的也只能采取秘密方式活动。
　　１９４７年“二·二八事件”发生后，由美国一手培植的“台独”分子廖文毅兄弟逃至上海、香港，鼓吹台湾应交由“联合国托管”。廖文毅后又逃至日本，并于１９４８年成立“台湾再解放同盟”，并在日本右翼势力的暗中支持下，廖纠集在日本的“台独”团体拼凑成立所谓“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在日本的“台独”势力发生内讧，以王育德、黄昭堂等为主要成员的“台湾青年会”与廖文毅势力分道扬镳，随着廖文毅等人陆续被国民党当局“策反”返台，“台湾青年会”、“独立台湾会”逐渐成为在日本的“台独”主体力量。
　　同时，以台湾赴美留学生为主的新兴“台独”势力逐渐在美国发展起来，美国逐渐取代日本成为新的“台独”活动中心。代表性组织是陈以德等人成立的“台湾独立联盟”（ＵＦＩ）。１９６６年，该联盟联合美国、加拿大的“台独”势力宣布成立“全美台湾独立联盟”（ＵＦＡＩ），其骨干分子包括陈以德、张灿鍙、蔡同荣等人。１９７０年，美、日、加及欧洲等地的“台独”团体共同在美国成立“全球台湾人争取独立联盟”（简称“台独联盟”），该组织强烈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要求“台湾人出头天”，主张以“暴力革命”实现“倒蒋建国”。
　　“土独”“洋独”合流时期（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至９０年代初）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海外“台独”活动进入多元化阶段。“世界台湾同乡会联合会”（简称“世台会”）、“台湾人公共事务会”等新兴“台独”组织相继成立，很快发展为与“台独联盟”分庭抗礼的力量。
　　８０年代中期，蒋经国推行“政治革新”，岛内政治出现较为宽松的局面，以台湾基督教长老会及“党外”势力中的部分人士为代表，披着“争民主、争人权”的外衣，公开打出“住民自决台湾前途”(“住民”意即台湾岛原籍居民。)的“台独”主张。１９８６年９月，民进党成立，明确主张“台湾前途由台湾全体住民决定”。１９８７年８月，“台湾政治受难者联谊总会”成立并将“台湾应该独立”列入章程。随着民进党成立及岛内“台独”活动的迅速发展，海外“台独”势力的主导角色逐渐褪色，“逐渐转化为呼应民进党及回馈岛内的次战场”。８０年代末，海外“台独”分子与民进党等岛内“台独”势力相勾结，发起了“突破黑名单、争取返乡权”运动。１９８８年、１９８９年，“世台会”两次回台举办年会，成为岛内外“台独”势力的“大联合”、“大表演”。
　　１９８８年李登辉主政后，开始推行以“两个中国”为核心的分裂路线，对民进党及其他政治势力的“台独”言行采取纵容与姑息的态度，“台独”势力从非法、秘密走向合法、公开，各种“台独”思潮在岛内迅速蔓延泛滥。１９９０年至１９９２年５月之前，不到两年半的时间内，岛内“台独”分子先后拼凑了１０余个“台独”组织。同时，在台当局的姑息与纵容下，海外公开的“台独”组织加强向岛内渗透。１９９１年，海外最大的“台独”组织“台独联盟”迁回台湾，随后集体加入了民进党。同年，民进党将“台独”条款正式纳入党纲，“台独”不再是分散、单个的活动，而是成为聚集在民进党“台独党纲”旗帜下，以合法政党身份公开在政坛运作的、抗拒统一的一股政治势力。１９９２年，随着“刑法第１００条”的废除(主要是指废除台湾地区刑法第１００条“普通叛乱罪”中有关“阴谋犯”和“意图犯”的规定)，鼓吹和从事非暴力的“台独”活动合法化，一大批在押的“台独”分子因免于起诉或免于刑责而陆续获释，形形色色的“台独”组织纷纷成立，多达到３０多个。“台独”势力迅速膨胀。
　　与台湾当局抗衡并争夺执政权时期（１９９２年“二届立法委员”选举至２０００年５月陈水扁上台）
　　早在９０年代初，民进党等“台独”势力即通过“中央民代选”和实施“地方自治”，逐渐削弱国民党 “一党独大”地位。１９９２年１２月“二届立委”选举中，民进党一举夺得“立法院”１／３以上的席位，出现了国、民两党相抗衡的政党格局。１９９４年３月，在民进党的推动下，台“立法院”一读通过了“公民投票法草案”，“台独”势力开始在体制内推动“公民投票法制化”活动。“台独”势力还与李登辉“两个中国”分裂路线相配合，借助西方反华势力的支持，积极鼓吹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
　　在祖国大陆反“台独”、反分裂的强大压力下，民进党不得不调整激进的“台独”主张，推动所谓“台独转型”骗取选票，政治实力快速扩张。１９９４年１２月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当选台北市长。１９９７年１２月民进党一举夺得台湾省１２个县市的执政权，得票率也首次超过了执政近５０年的国民党，形成了与国民党争夺“中央执政权”的态势。
　　然而，如何实现“台独”的路线之争，也使“台独”势力内部出现了分裂。１９９６年，一些极端“台独”分子出走民进党，先后成立了“建国会”、“建国党”和“建立新国家联线”。１９９８年底的“三合一”选举中，激进“台独”势力受到重大打击，民进党亦因其“台独”主张给民众带来疑虑，不仅失去了台北市长职位，“立委”选举也遭受挫折。１９９９年５月，民进党不得不因应形势，通过“台湾前途决议文”，公开承认并接受所谓“中华民国”。值得注意的是，民进党对“台独”主张的淡化不过是因应选举所作的策略调整，实际上其“台独”立场并没有丝毫改变。２０００年陈水扁上台后，始终顽固坚持“台独”，不断挑衅一个中国原则，是两岸关系一直紧张的根源。
　　
　　阅读背景
　　
　　 “中坜事件” １９７７年１１月１９日，台湾当局举行台湾“省议员”、“县市长”等四项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投票，桃园县中坜镇上万群众，因不满国民党当局用金钱收买等手段控制选举，在部分“党外”人士的带领下包围中坜镇“警察分局”，当场烧毁八辆警车和６０辆双轮摩托车。国民党当局出动镇暴部队镇压，当场打死两人。国民党当局为避免事态扩大承认了“党外人士”许信良当选的结果。此后“党外”人士更加大胆地利用群众运动形式同国民党当局作斗争。
　　“高雄事件” 亦称“美丽岛事件”。１９７９年１２月１０日，“党外”刊物《美丽岛》杂志社主要成员黄信介等与其他“党外人士”在未获批准的情况下，以庆祝“国际人权日”为由，于当晚在高雄市街头组织集会、火炬游行，公开喊出“争自由、争民主、争权利”口号，参观者与围观群众约达两万余人。国民党当局出动大批军队、宪兵、警备部队进行围堵镇压，双方对抗持续达数小时之久，伤亡２００余人。事后，台湾“警备司令部”查封了《美丽岛》杂志社及其他“党外人士”主办的《八十年代》、《春风》等杂志，逮捕了黄信介、施明德等１６０余人，近４０人被判刑。“高雄事件”重创了国民党的元气，加深了“党外”势力与国民党之间的矛盾与对立。
　　“政治革新” 开始于１９７２年的“政治革新”是蒋经国时代(１９７２～１９８８)“革新保台”的重要措施。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党外”势力活动日益活跃，掀起组党运动高潮。迫于形势压力，１９８６年３月国民党举行十二届三中全会，确定将进行新的“政治革新”，完成了包括“解除戒严”、“开放探亲”和“解除报禁、党禁”等措施。“政治革新”的推行促进了岛内政治的“多元化”，尤其是给民进党的活动提供了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