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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1年，世界上第一家银行意大利威尼斯银行成立。1897年，中国仿效西方银行，成立了中国近代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1915年，聚兴诚银行在山城重庆成立。从时间节点上看，中国金融发展远落后于西方国家，而西部又大大落后于率先开埠的东部沿海地区。
落后往往意味着强烈的本土属性，本土属性本质上是本土思維的根深蒂固。这种属性越是鲜明，意味着对外部思维的消化吸收越困难。日本一桥大学社会科学博士林幸司通过对西部近代中国民间银行——聚兴诚银行的解构，从而揭开了近代中国民间企业与现代管理制度的碰撞与接轨的阵痛。
作为西部最早也是最大的近代中国民间银行，聚兴诚银行从成立到公私合营仅生存了38年。这38年也是中国近代最为动荡的时期：辛亥革命、军阀混战、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38年间，聚兴诚银行在杨家的带领下，既发迹于“富贵险中求”，也因此而被苏浙银行“逼回”四川。有人说，商业就是一场冒险，虽然没有什么“冒险”可以模仿，但聚兴诚银行的两次“冒险”经验和教训还是值得回味和总结的。
“险”压军阀巧斩金
聚兴诚银行的创始人是由江西东部的南城县（现属抚州市）迁渝的杨文光，但真正的推动者却是其三子杨希仲。与父辈生于山城，长于中国，深受儒家传统文化熏陶明显不同，杨希仲曾留学日美两国，并对日本“三井财团集中家族财力创办银行、开办实业”的经营思路“钦羡”有加。
早在聚兴诚银行成立前，其前身“聚兴仁”商号便与同乡、同业和四川建立了极为紧密的联系。依托各路帮派的内在纽带，聚兴仁实现了发展壮大。严格意义上讲，近代银行是“舶来品”。无论是盛宣怀力推创立的中国通商银行，还是聚兴诚银行，都是学习外国经验的结果。不过，带有鲜明西方市场经济色彩的近代银行落地西部后，不可避免的会遭遇到水土“调和”之困。
杨家此前对时局发展有着惊人的分析判断能力。杨家断定晚清必将覆灭，于是没有像其它在渝商户那样躲避辛亥战火，反倒大肆收购市场上甩卖的商品和票据，仅此举便大赚60万元。聚兴诚银行虽然是在喝过洋墨水的杨希仲的鼓动下成立的，但斩获“第一桶金”的“汗马功臣”却是秉承父亲经营衣钵的五弟杨粲三。
1917年，杨粲三得知刚刚进驻重庆的直系军阀曹锟的旅长李彪臣部带有饷银100万元。急于揽储的杨粲三积极接触，终成功揽得此笔存款业务。杨粲三还借机大造声势，雇佣了几十名挑夫，将百万银元从船上卸下，排成一字长蛇阵招摇过市，引来路人驻足观看，以广而告之：曹大帅的饷银都存到聚兴诚银行了。
有强有力的军阀作后盾，聚兴诚银行的发展一度顺风顺水。聚兴诚银行的“第一桶金”看似来得极为容易，但却是一步险棋，聚兴诚银行后来的经历充分表明，聚兴诚银行既得益于与军阀的关系，但后又常常被军阀拖累。1921年聚兴诚银行将总行迁到作为长江中游交通枢纽城市的汉口。但仍旧逃脱不了被军阀强行纳捐。1926年，军阀杨森将万县分行的全体银行职员绑到县政府，要求借款。据说，各军阀的这种借款金额总计150万元。
商业因利而生，自然会逐“势”而存。军阀混战年代，社会秩序零碎混乱，作为雄踞一方的强力机器，军阀的存在自然可以成为商人强有力的保护伞。但军阀的无序性和不稳定性，也为其管理缺乏一致性埋下了伏笔，这也是聚兴诚银行频频被各路军阀“割韭菜”的根源所在。其实，被军阀“割韭菜”的又何止聚兴诚银行。
此外，军阀虽然对商人有着巨大的利益诉求，但其提供的保护却是极为有限的，特别是当自身遭遇外部巨大压力时，商人很可能成为他们“断腕”自保的优先考量选项。1934年，聚兴诚银行的“运银事件”原本得到军阀刘湘的默许，但当刘湘面对国民政府的指责压力时，突然调转“枪口”，将矛头对准了聚兴诚银行。
聚兴诚银行的遭遇并非唯一，其命运不过是同时代商业的真实写照，只不过因其“家大业大”，更惹人关注罢了。
“险”闯华东终折翼
重庆因水而生，也因水而兴。聚兴诚银行得益于码头经济，但随着长江水路经济的蓬勃发展，同时遭遇到军阀频繁骚扰的影响，聚兴诚银行的出走再正常不过了。
聚兴诚银行的发展路线之争，既是外部形势所迫，同时也是“洋派”和“中派”的观念之争。从全国形势看，作为西部长江水路的重要门户，重庆虽然地位极其重要，但毕竟经济发展远落后于长江中下游特别是沿海城市。1927年南京政府成立后，国内银行进入新的快速发展期。揆诸现实，“抗战前，东部地区仅浙江、江苏两省有银行（包含总行和各分支行）662家，约占全国银行总数的37%，而西部地区共有银行185家，约占全国银行总数的10.32%”。从大的发展形势上看，聚兴诚银行要想做大做强，加入东部乃必然选择。
相比之下，杨家内部的路线矛盾却更令人关注。杨文光无法料到，当初送三子杨希仲去海外留学，本来指望其与兄弟们精诚团结做大做强家业，哪知这却铸成家庭内部不可调和的矛盾。杨希仲与杨粲三毕竟成长背景不同，学养气质差别较大，两人自合作之初就对如何扩张家族生意，屡有分歧。杨希仲素有发展资本主义集团企业的志向。而杨粲三久居内地，宗法思想较浓，主张以银行业务为主体，巩固家族根基为重心，双方各持己见，互不相让。虽然在董事会选举时，杨粲三表面上大权旁落，但他仍以创始人的身份对决策施加巨大影响，特别是对总管理处迁移上海一事上持坚决反对态度。杨粲三的这种态度根源“是因为他自己的人际关系达不到上海”。杨希仲则恰恰相反，当初银行创立，正是杨希仲与北洋政府和四川两层关系的结果。杨希仲后来郁闷自杀，正是杨粲三固执已见的结果。
众所周知，商人讲究不将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走出西部，聚兴诚银行面临的竞争对手可能更多更强，但选择尤其是规避外力风险如军阀干预的能力也必然大大加强。聚兴诚银行的另一个转变还在于，从过去努力依附地方军阀转向努力靠近国民政府。这种转变也确实为他们赢得了回报：“战后（抗战），获国民政府指定为少数几家可经营外汇的民营商业银行之一”。 重执重权的杨粲三在没有了杨希仲的掣肘后，决策反倒更加刚愎自用。1930年，创业初期尝到“冒险”甜头的楊粲三面对冯、蒋、阎三方大战，自认为“蒋必败无疑，而蒋介石南京政府发行的各项公债肯定会下跌”，于是大做“空头”。当蒋初战失利时，杨粲三大赚70万大洋，但他并未见好就收，反倒决意赚够100万，最终掉进苏浙财团和“北四行”（中国盐业、金城、中南和大陆四家北方私营银行的合称）围剿的包围圈，不仅将先前所赚尽数吐出，还倒亏130万元，聚兴诚银行自此一蹶不振。
强烈的挫败感，迫使杨粲三选择更为保守的收缩战略。抗战结束后，在九弟杨季谦的带领下，聚兴诚银行二度转战华东，虽然时移世易，但杨粲三的守旧思维毫无松动，最终导致他二度与手足分道扬镳。
无论是外部矛盾还是内部矛盾，根本上是聚兴诚银行守旧与立新思维间的对立。对于强烈依托地域关系起家的聚兴诚银行，敞开怀抱并非易事。有一点也许能说明问题，1937年的董事会选举9名董事中虽有6名是杨家以外的人，但聚兴诚银行最终还是代表守旧势力的杨粲三占了上风。
两步险棋的天壤之别
聚兴诚银行的两步险棋，既是时代的折射，也是其发展观念的折射。
前一步险棋，聚兴诚银行之所以大获成功，一个重要因素是对人际关系的精准拿捏。不过，军阀的钱也不是那么容易赚的，本质上是个烫手山芋。一方面，军阀有可能为包括聚兴诚银行在内的商人提供保护，另一方面，缺乏外力约束的军阀对商人的诉求是无度且不受控制的，
后一步险棋之所以失败，主要原因是虽然同样有“押宝”成分，但对杨粲三而言，此时局非彼时局。当年，晚清颓势尽显，日下西山。而后来的三方军阀大战充满太多不确定因素，这对于长期盘踞于西部的杨粲三来说，显然勉为其难。
林幸司指出，“聚兴诚银行在名义和实际上都在向西洋股份银行的形态过渡，一度以全国化为职志”。事实上也是，“全盛时期的聚兴诚银行，其地位不逊于中国通商、四明、上海商业和金城等民国‘四小行’，故银行界有‘无聚不成行’之誉”。在杨希仲和杨季谦的努力下，聚兴诚银行曾试图作出改变，努力在运行机制上向西洋银行看齐。
从后发优势角度看，近代中国银行似乎一度具备弯道超越的机会——“中国的银行在成立时模仿了这些殖民地银行的制度。因此，中国银行从一开始就采用了近代银行制度”。但先进制度能否成功落地生根，与社会的经济环境密切相关。对于习惯走“人际关系”路线的传统商人来说，关系制造利益如果比竞争来得更快更丰厚，自然会缺乏专注竞争的动力。更何况，聚兴诚银行从诞生至联合的38年间，也是社会局势的动荡之时，这对于缺乏制度护佑的民间企业而言，生存的安全感无疑更为稀缺。
落后往往意味着强烈的本土属性，本土属性本质上是本土思維的根深蒂固。这种属性越是鲜明，意味着对外部思维的消化吸收越困难。日本一桥大学社会科学博士林幸司通过对西部近代中国民间银行——聚兴诚银行的解构，从而揭开了近代中国民间企业与现代管理制度的碰撞与接轨的阵痛。
作为西部最早也是最大的近代中国民间银行，聚兴诚银行从成立到公私合营仅生存了38年。这38年也是中国近代最为动荡的时期：辛亥革命、军阀混战、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38年间，聚兴诚银行在杨家的带领下，既发迹于“富贵险中求”，也因此而被苏浙银行“逼回”四川。有人说，商业就是一场冒险，虽然没有什么“冒险”可以模仿，但聚兴诚银行的两次“冒险”经验和教训还是值得回味和总结的。
“险”压军阀巧斩金
聚兴诚银行的创始人是由江西东部的南城县（现属抚州市）迁渝的杨文光，但真正的推动者却是其三子杨希仲。与父辈生于山城，长于中国，深受儒家传统文化熏陶明显不同，杨希仲曾留学日美两国，并对日本“三井财团集中家族财力创办银行、开办实业”的经营思路“钦羡”有加。
早在聚兴诚银行成立前，其前身“聚兴仁”商号便与同乡、同业和四川建立了极为紧密的联系。依托各路帮派的内在纽带，聚兴仁实现了发展壮大。严格意义上讲，近代银行是“舶来品”。无论是盛宣怀力推创立的中国通商银行，还是聚兴诚银行，都是学习外国经验的结果。不过，带有鲜明西方市场经济色彩的近代银行落地西部后，不可避免的会遭遇到水土“调和”之困。
杨家此前对时局发展有着惊人的分析判断能力。杨家断定晚清必将覆灭，于是没有像其它在渝商户那样躲避辛亥战火，反倒大肆收购市场上甩卖的商品和票据，仅此举便大赚60万元。聚兴诚银行虽然是在喝过洋墨水的杨希仲的鼓动下成立的，但斩获“第一桶金”的“汗马功臣”却是秉承父亲经营衣钵的五弟杨粲三。
1917年，杨粲三得知刚刚进驻重庆的直系军阀曹锟的旅长李彪臣部带有饷银100万元。急于揽储的杨粲三积极接触，终成功揽得此笔存款业务。杨粲三还借机大造声势，雇佣了几十名挑夫，将百万银元从船上卸下，排成一字长蛇阵招摇过市，引来路人驻足观看，以广而告之：曹大帅的饷银都存到聚兴诚银行了。
有强有力的军阀作后盾，聚兴诚银行的发展一度顺风顺水。聚兴诚银行的“第一桶金”看似来得极为容易，但却是一步险棋，聚兴诚银行后来的经历充分表明，聚兴诚银行既得益于与军阀的关系，但后又常常被军阀拖累。1921年聚兴诚银行将总行迁到作为长江中游交通枢纽城市的汉口。但仍旧逃脱不了被军阀强行纳捐。1926年，军阀杨森将万县分行的全体银行职员绑到县政府，要求借款。据说，各军阀的这种借款金额总计150万元。
商业因利而生，自然会逐“势”而存。军阀混战年代，社会秩序零碎混乱，作为雄踞一方的强力机器，军阀的存在自然可以成为商人强有力的保护伞。但军阀的无序性和不稳定性，也为其管理缺乏一致性埋下了伏笔，这也是聚兴诚银行频频被各路军阀“割韭菜”的根源所在。其实，被军阀“割韭菜”的又何止聚兴诚银行。
此外，军阀虽然对商人有着巨大的利益诉求，但其提供的保护却是极为有限的，特别是当自身遭遇外部巨大压力时，商人很可能成为他们“断腕”自保的优先考量选项。1934年，聚兴诚银行的“运银事件”原本得到军阀刘湘的默许，但当刘湘面对国民政府的指责压力时，突然调转“枪口”，将矛头对准了聚兴诚银行。
聚兴诚银行的遭遇并非唯一，其命运不过是同时代商业的真实写照，只不过因其“家大业大”，更惹人关注罢了。
“险”闯华东终折翼
重庆因水而生，也因水而兴。聚兴诚银行得益于码头经济，但随着长江水路经济的蓬勃发展，同时遭遇到军阀频繁骚扰的影响，聚兴诚银行的出走再正常不过了。
聚兴诚银行的发展路线之争，既是外部形势所迫，同时也是“洋派”和“中派”的观念之争。从全国形势看，作为西部长江水路的重要门户，重庆虽然地位极其重要，但毕竟经济发展远落后于长江中下游特别是沿海城市。1927年南京政府成立后，国内银行进入新的快速发展期。揆诸现实，“抗战前，东部地区仅浙江、江苏两省有银行（包含总行和各分支行）662家，约占全国银行总数的37%，而西部地区共有银行185家，约占全国银行总数的10.32%”。从大的发展形势上看，聚兴诚银行要想做大做强，加入东部乃必然选择。
相比之下，杨家内部的路线矛盾却更令人关注。杨文光无法料到，当初送三子杨希仲去海外留学，本来指望其与兄弟们精诚团结做大做强家业，哪知这却铸成家庭内部不可调和的矛盾。杨希仲与杨粲三毕竟成长背景不同，学养气质差别较大，两人自合作之初就对如何扩张家族生意，屡有分歧。杨希仲素有发展资本主义集团企业的志向。而杨粲三久居内地，宗法思想较浓，主张以银行业务为主体，巩固家族根基为重心，双方各持己见，互不相让。虽然在董事会选举时，杨粲三表面上大权旁落，但他仍以创始人的身份对决策施加巨大影响，特别是对总管理处迁移上海一事上持坚决反对态度。杨粲三的这种态度根源“是因为他自己的人际关系达不到上海”。杨希仲则恰恰相反，当初银行创立，正是杨希仲与北洋政府和四川两层关系的结果。杨希仲后来郁闷自杀，正是杨粲三固执已见的结果。
众所周知，商人讲究不将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走出西部，聚兴诚银行面临的竞争对手可能更多更强，但选择尤其是规避外力风险如军阀干预的能力也必然大大加强。聚兴诚银行的另一个转变还在于，从过去努力依附地方军阀转向努力靠近国民政府。这种转变也确实为他们赢得了回报：“战后（抗战），获国民政府指定为少数几家可经营外汇的民营商业银行之一”。 重执重权的杨粲三在没有了杨希仲的掣肘后，决策反倒更加刚愎自用。1930年，创业初期尝到“冒险”甜头的楊粲三面对冯、蒋、阎三方大战，自认为“蒋必败无疑，而蒋介石南京政府发行的各项公债肯定会下跌”，于是大做“空头”。当蒋初战失利时，杨粲三大赚70万大洋，但他并未见好就收，反倒决意赚够100万，最终掉进苏浙财团和“北四行”（中国盐业、金城、中南和大陆四家北方私营银行的合称）围剿的包围圈，不仅将先前所赚尽数吐出，还倒亏130万元，聚兴诚银行自此一蹶不振。
强烈的挫败感，迫使杨粲三选择更为保守的收缩战略。抗战结束后，在九弟杨季谦的带领下，聚兴诚银行二度转战华东，虽然时移世易，但杨粲三的守旧思维毫无松动，最终导致他二度与手足分道扬镳。
无论是外部矛盾还是内部矛盾，根本上是聚兴诚银行守旧与立新思维间的对立。对于强烈依托地域关系起家的聚兴诚银行，敞开怀抱并非易事。有一点也许能说明问题，1937年的董事会选举9名董事中虽有6名是杨家以外的人，但聚兴诚银行最终还是代表守旧势力的杨粲三占了上风。
两步险棋的天壤之别
聚兴诚银行的两步险棋，既是时代的折射，也是其发展观念的折射。
前一步险棋，聚兴诚银行之所以大获成功，一个重要因素是对人际关系的精准拿捏。不过，军阀的钱也不是那么容易赚的，本质上是个烫手山芋。一方面，军阀有可能为包括聚兴诚银行在内的商人提供保护，另一方面，缺乏外力约束的军阀对商人的诉求是无度且不受控制的，
后一步险棋之所以失败，主要原因是虽然同样有“押宝”成分，但对杨粲三而言，此时局非彼时局。当年，晚清颓势尽显，日下西山。而后来的三方军阀大战充满太多不确定因素，这对于长期盘踞于西部的杨粲三来说，显然勉为其难。
林幸司指出，“聚兴诚银行在名义和实际上都在向西洋股份银行的形态过渡，一度以全国化为职志”。事实上也是，“全盛时期的聚兴诚银行，其地位不逊于中国通商、四明、上海商业和金城等民国‘四小行’，故银行界有‘无聚不成行’之誉”。在杨希仲和杨季谦的努力下，聚兴诚银行曾试图作出改变，努力在运行机制上向西洋银行看齐。
从后发优势角度看，近代中国银行似乎一度具备弯道超越的机会——“中国的银行在成立时模仿了这些殖民地银行的制度。因此，中国银行从一开始就采用了近代银行制度”。但先进制度能否成功落地生根，与社会的经济环境密切相关。对于习惯走“人际关系”路线的传统商人来说，关系制造利益如果比竞争来得更快更丰厚，自然会缺乏专注竞争的动力。更何况，聚兴诚银行从诞生至联合的38年间，也是社会局势的动荡之时，这对于缺乏制度护佑的民间企业而言，生存的安全感无疑更为稀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