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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工业化,再制造业化。”这是美国的经济复苏口号。与中国意图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不同,美国选择了一条中国曾经走过的道路,公路、铁路、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在美国重新开始动工。
有分析称,随着美国再工业化的推进,中国劳动力成本和地价成本却在提升,一些制造业可能会流回到美国。而这些制造业搭载的3D化模式以及现代化的网络信息化管理,将导致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更难以超越。
美国知名趋势学家杰里米?里夫金在其新著《第三次工业革命》中预言:一种建立在互联网和新能源相结合基础上的新经济即将到来。他将这种新型的工业形式称作“第三次产业革命”。
而对于中国来说,如何把握新的产业趋势,如何调整产业布局,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制造业回流美国?
美国总统奥巴马曾问苹果公司前CEO乔布斯:“如果要在美国生产iPhone,需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呢?干嘛不把这些工作拿回来做?”
乔布斯的回答是:“这些工作是不会回来的。”不过时至今日,奥巴马的愿望似乎有实现的可能。中金公司首席策略师黄海洲在接受《英才》记者采访时说:“美国重振制造业是基本可行的,因为当前美国具备了比较低的资金成本以及能源成本优势。美国的天然气价格只有中国和欧洲的一半,石油价格是中国的80%。更令人关注的是,美国的人力成本处于下降通道,而中国的人力成本则在比较快地上升。”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甚至举例称,劳动力成本的重要性正日趋式微:第一代iPad售价499美元,其中生产iPad的劳动力成本仅占33美元,而在中国最后组装的成本仅有8美元。
纵观人类经济史,最困难的时期,往往也是技术与产业革命酝酿的关键时期。每一次危机之后的经济复苏,除了宏观经济政策刺激之外,大都伴随着技术革命引致的产业革命。
有评论称,过去工厂会在低收入国家选址,以此节约劳动力成本。不过,中国的沿海工厂正逐渐迁回发达国家。这并非仅仅因为中国工人的工资上涨,而是如今各公司希望与其顾客有更近距离的接触,以便更迅速地应对顾客需求的变化。一些产品相当复杂,如果设计师和生产者同处一地,这将有助于该产品的生产。
根据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的估算,在运输、电脑、金属制造、机械等领域,美国如今从中国进口的10%—30%货物,到2020年若能在本国生产,这会使美国的产值每年增加200亿—550亿美元。
另据有关统计显示,2011年美国制造业单位产值中所含的劳动力成本,比10年前降低了13%。地价方面,一些发达国家甚至比中国更有优势。浙江建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张伟祥曾对《英才》记者感叹道:“从英国和法国考察项目回来,我明显感觉到他们对制造业的重视,一个非常好的空港开发区地价才2万欧元/亩,比浙江还便宜。”
不过,美国要想重新占领制造业高地,短期内也面临不少困难。黄海洲表示,美国短期内有一些棘手的麻烦,最大的麻烦是明年的财政悬崖和国债上限问题。此外,如果共和党上台,美国可能短期进入衰退,它的再工业化会推迟到2014—2015年。尽管如此,美国的强势回归,对中国和新兴市场国家会带来新的命题和新的挑战。
中国的新挑战
“中国日渐做大的制造业规模,实际上是以在华外商投资企业的不断膨胀为基础的。如果GE、苹果、通用汽车等在华美国企业果真实现产业回流,如果日本和欧洲在华投资企业也采取类似行动,中国制造业规模将迅速滑落。”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章玉贵不无担忧地对《英才》记者表示。
章玉贵亦指出,随着劳动力、土地、原材料和能源等要素成本的上升以及人民币升值,中国制造业的综合成本已经超过越南等新兴市场国家。加上全球经济增长放缓,中国制造业核心板块的长三角和珠三角,其制造业集群已经进入调整期,部分企业开始外迁,全球第四次制造业转移正从中国启动。与此相对应,日本制造企业正在回归本土建厂,美国启动再工业化,中国原有的本土配套企业专用性投资将遭受沉重损失。在缺乏自主创新技术的制约下,中国制造业不仅难以实现整体升级,还面临着日益严重的产业空洞化问题。
除去各种要素成本因素外,技术专利的落后也是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一大桎梏。章玉贵表示:“美国不仅在传统技术领域继续地位领先,而且在新兴技术领域也对中国保持着压倒性优势。金融市场的流动性、研发设计、系统集成等服务优势,合理的税收和移民政策,加上超强的全球供应链管理能力,使得美国有可能率先在全球范围内掀起新的产业革命,重新切割全球产业版图,将美国从目前的经济困局中解脱出来,进而再度形成对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经济与技术优势,从而形成对美元地位的强化。”
对于中国如何赶超,章玉贵认为,假如这场技术与产业革命需要5—8年,中国大概还有3—5年的追赶期。如果中国不能在“十二五”期间实现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一旦新一轮国际产业分工洗牌完毕,本就处于不利地位的中国企业又将被强势企业再次“锁定”,将错过提升竞争优势的“时间窗口”。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郑超愚则认为,中国应该反思新兴战略性产业的布局。他对《英才》记者表示,智能电网、光伏新能源等,在这些领域美国的技术都是领先的,但现在美国没有做,可能是成本降不下来或资源环境成本太高。但按照正常的工业化规律,制造业应该经历轻纺工业化——重化工业化——高加工度化的过程,美国、日本、德国都是这样做的。目前中国的制造业其实还比较薄弱,试图绕过制造业发展的规律是不科学的。现阶段中国应该做好向高加工度化升级的过程。
美国前景将更美?
刚刚辞职的美国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任克里斯蒂娜?罗默曾说道:“美国经历那么多次的经济危机,我所得到的最大一条经验是:所有的危机都能结束。”
“我认为,短期相对难以预计,但中长期来看,美国的前景将更美。欧洲、美国、中国的三大板块中,美国从长期来讲可能是最快走出来的。”黄海洲也对美国的长期前景表示乐观。
“这主要有几方面的原因。第一,美国的税务杠杆化过程大致完成,这非常了不起,欧洲的税务杠杆才刚刚开始;第二,美国的资金成本价格会在相当长时间内比较低;第三,美国原材料特别是能源价格相对较低。此外,美国的劳动力成本在下降,而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在上升。这几方面的差异表明,美国重回制造业会有相当大的潜质。别忘了,美国还有全世界最庞大的经济基础和最先进的科学技术。”黄海洲说。
有分析称,随着美国再工业化的推进,中国劳动力成本和地价成本却在提升,一些制造业可能会流回到美国。而这些制造业搭载的3D化模式以及现代化的网络信息化管理,将导致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更难以超越。
美国知名趋势学家杰里米?里夫金在其新著《第三次工业革命》中预言:一种建立在互联网和新能源相结合基础上的新经济即将到来。他将这种新型的工业形式称作“第三次产业革命”。
而对于中国来说,如何把握新的产业趋势,如何调整产业布局,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制造业回流美国?
美国总统奥巴马曾问苹果公司前CEO乔布斯:“如果要在美国生产iPhone,需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呢?干嘛不把这些工作拿回来做?”
乔布斯的回答是:“这些工作是不会回来的。”不过时至今日,奥巴马的愿望似乎有实现的可能。中金公司首席策略师黄海洲在接受《英才》记者采访时说:“美国重振制造业是基本可行的,因为当前美国具备了比较低的资金成本以及能源成本优势。美国的天然气价格只有中国和欧洲的一半,石油价格是中国的80%。更令人关注的是,美国的人力成本处于下降通道,而中国的人力成本则在比较快地上升。”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甚至举例称,劳动力成本的重要性正日趋式微:第一代iPad售价499美元,其中生产iPad的劳动力成本仅占33美元,而在中国最后组装的成本仅有8美元。
纵观人类经济史,最困难的时期,往往也是技术与产业革命酝酿的关键时期。每一次危机之后的经济复苏,除了宏观经济政策刺激之外,大都伴随着技术革命引致的产业革命。
有评论称,过去工厂会在低收入国家选址,以此节约劳动力成本。不过,中国的沿海工厂正逐渐迁回发达国家。这并非仅仅因为中国工人的工资上涨,而是如今各公司希望与其顾客有更近距离的接触,以便更迅速地应对顾客需求的变化。一些产品相当复杂,如果设计师和生产者同处一地,这将有助于该产品的生产。
根据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的估算,在运输、电脑、金属制造、机械等领域,美国如今从中国进口的10%—30%货物,到2020年若能在本国生产,这会使美国的产值每年增加200亿—550亿美元。
另据有关统计显示,2011年美国制造业单位产值中所含的劳动力成本,比10年前降低了13%。地价方面,一些发达国家甚至比中国更有优势。浙江建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张伟祥曾对《英才》记者感叹道:“从英国和法国考察项目回来,我明显感觉到他们对制造业的重视,一个非常好的空港开发区地价才2万欧元/亩,比浙江还便宜。”
不过,美国要想重新占领制造业高地,短期内也面临不少困难。黄海洲表示,美国短期内有一些棘手的麻烦,最大的麻烦是明年的财政悬崖和国债上限问题。此外,如果共和党上台,美国可能短期进入衰退,它的再工业化会推迟到2014—2015年。尽管如此,美国的强势回归,对中国和新兴市场国家会带来新的命题和新的挑战。
中国的新挑战
“中国日渐做大的制造业规模,实际上是以在华外商投资企业的不断膨胀为基础的。如果GE、苹果、通用汽车等在华美国企业果真实现产业回流,如果日本和欧洲在华投资企业也采取类似行动,中国制造业规模将迅速滑落。”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章玉贵不无担忧地对《英才》记者表示。
章玉贵亦指出,随着劳动力、土地、原材料和能源等要素成本的上升以及人民币升值,中国制造业的综合成本已经超过越南等新兴市场国家。加上全球经济增长放缓,中国制造业核心板块的长三角和珠三角,其制造业集群已经进入调整期,部分企业开始外迁,全球第四次制造业转移正从中国启动。与此相对应,日本制造企业正在回归本土建厂,美国启动再工业化,中国原有的本土配套企业专用性投资将遭受沉重损失。在缺乏自主创新技术的制约下,中国制造业不仅难以实现整体升级,还面临着日益严重的产业空洞化问题。
除去各种要素成本因素外,技术专利的落后也是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一大桎梏。章玉贵表示:“美国不仅在传统技术领域继续地位领先,而且在新兴技术领域也对中国保持着压倒性优势。金融市场的流动性、研发设计、系统集成等服务优势,合理的税收和移民政策,加上超强的全球供应链管理能力,使得美国有可能率先在全球范围内掀起新的产业革命,重新切割全球产业版图,将美国从目前的经济困局中解脱出来,进而再度形成对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经济与技术优势,从而形成对美元地位的强化。”
对于中国如何赶超,章玉贵认为,假如这场技术与产业革命需要5—8年,中国大概还有3—5年的追赶期。如果中国不能在“十二五”期间实现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一旦新一轮国际产业分工洗牌完毕,本就处于不利地位的中国企业又将被强势企业再次“锁定”,将错过提升竞争优势的“时间窗口”。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郑超愚则认为,中国应该反思新兴战略性产业的布局。他对《英才》记者表示,智能电网、光伏新能源等,在这些领域美国的技术都是领先的,但现在美国没有做,可能是成本降不下来或资源环境成本太高。但按照正常的工业化规律,制造业应该经历轻纺工业化——重化工业化——高加工度化的过程,美国、日本、德国都是这样做的。目前中国的制造业其实还比较薄弱,试图绕过制造业发展的规律是不科学的。现阶段中国应该做好向高加工度化升级的过程。
美国前景将更美?
刚刚辞职的美国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任克里斯蒂娜?罗默曾说道:“美国经历那么多次的经济危机,我所得到的最大一条经验是:所有的危机都能结束。”
“我认为,短期相对难以预计,但中长期来看,美国的前景将更美。欧洲、美国、中国的三大板块中,美国从长期来讲可能是最快走出来的。”黄海洲也对美国的长期前景表示乐观。
“这主要有几方面的原因。第一,美国的税务杠杆化过程大致完成,这非常了不起,欧洲的税务杠杆才刚刚开始;第二,美国的资金成本价格会在相当长时间内比较低;第三,美国原材料特别是能源价格相对较低。此外,美国的劳动力成本在下降,而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在上升。这几方面的差异表明,美国重回制造业会有相当大的潜质。别忘了,美国还有全世界最庞大的经济基础和最先进的科学技术。”黄海洲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