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寯藻、彭蕴章、周祖培、翁心存是咸丰、同治之际的四大显宦，在能力、情商、运气与家族背景方面四人都堪称人生赢家。他们对晚清政局的判断与干预，更是影响了这一时期的政治走向……
　　同治五年（1866年）十月二十二日，享有“三代帝师”“四朝文臣”之誉，被左宗棠称为“身留京师，系天下望”的重臣祁寯藻驾鹤西去，终年74岁，清廷赐谥号“文端”，入祀贤良祠，可谓隆遇。不及半载，又一显宦周祖培撒手人寰，时年75岁。清廷亦未怠慢，赐谥号“文勤”，实属优恤。
　　老臣一一凋零，惹来后辈之慨叹。翁同龢赴祁府吊丧时恸哭不已，于日记里写道：“先公执友至此凋丧尽矣！”众所周知，翁父乃大学士翁心存，除却祁、周二人，尚有彭蕴章。这四位长者在咸丰、同治之际的进退与作为，对于政局之消长与变幻，绝对是举足轻重，堪为彼时老人政治的样板。
　　毋庸置疑，经历过无数惊涛骇浪的老人们，他们拥有着常人罕匹的执政经验，这十分可贵，亦十分可怕。它会让长者们趋于无为与世故。
　　祁氏虽老成持重，却往往尚空言而不务实。咸丰登基初期，一心求治，于是总问计于祁氏“用人行政之道”。祁每每“引经据典，动逾晷刻”，其滔滔不绝且不切实际的言论令同列大臣们深以为苦。咸丰刚开始还听得进去，后来也颇不耐烦。1855年，祁称病求退，咸丰不作挽留，爽然允之，并且未按惯例为祁氏暂留大学士一职，而是立即将其授予贾桢，此人乃恭王的老师。彼时恭王已入主军机处且以非常规方式取代祁氏的首席之位。与一位年仅二十出头的天潢贵胄共处中枢，矛盾似不可避免，与其日后身陷囹圄，不如乘早离开，以待时机。
　　不久恭王被咸丰清理出军机处，后开明官员文庆短暂执掌，但终因重病辞世。于是首席军机大臣这个大馅饼砸在了彭蕴章的头上。彭氏向来之行事风格，按照《清史稿》的说法，“廉谨小心，每与会议，必持详慎”。说得难听点，即不表态、不担责、只磕头、少发言的和事佬。后来曾国藩的心腹薛福成在品评咸丰朝祁、彭两位相国时，用了“有学无识”四字，可谓颇中肯綮。在他们任期，衰局恶化为危局。
　　当然，面临严重的政治危机，特别是你死我活的千钧一发之际，老人们的作用又尤为关键，他们的判断与导向往往直接关系着某派实力的兴亡荣枯。就在彭氏任内，肃顺已悄然崛起。随着肃顺日渐强势，素来明哲保身的彭蕴章名为首辅，实际伴食宰相而已。后其感觉形势不妙，索性以养病为由开缺。这样，在朝堂内与肃顺略能过招的汉人高官，便只有翁心存与周祖培了。
　　翁氏为人倒也刚直，“与肃顺同官不相能，屡乞病，不许。（咸丰）九年，复固请，乃予告去职”。然而次年，肃顺便以“户部宝钞案”失察之名，给予翁氏革职留任处分。如此一来，四位长者，唯剩下周祖培与肃顺周旋了。恰这老周正是虚与委蛇的太极高手。周氏心知，面对咄咄逼人的肃顺，硬来显然不明智，只能以退为进，伺机而动。
　　辛酉年，周祖培一改往昔唯唯诺诺之态，成为打虎关键人物之一。咸丰殡天后，清廷内部已隐然分化为肃顺集团与叔嫂集团两大阵营，一场宫廷政变不可避免。就在双方尚彼此试探之际，周祖培首先发难。他私下授意门生御史董元醇于八月初六呈递《奏请皇太后权理朝政并另简亲王辅政折》，公开质疑肃顺等八大臣之合法性。既然同治年幼，不能亲政，就必须由两宫太后暂代朝政，以防止类似肃顺之徒“稍肆其蒙蔽之术”。并意抬出恭王，制衡肃顺诸人。
　　董折可谓雪中送炭，令两宫、恭王眼前一亮。之后在组织汉族群臣支持政变过程中，周氏出力尤多。待打虎成功，周祖培又连发三招，深得两宫之意。首先，对于肃顺等人，他建议“皇太后可降旨，先令解任，再予拿问”，除之而后快；紧接着他又特意令秘书班子搜集历代太后临朝的先例，替慈禧草拟《太后垂帘章程》，详细论证了两宫垂帘听政的必要性；同时，周上折指出原先由载垣制定的年号“祺祥”，意义重复，请予更正，遂改为“同治”。
　　政变前后，周氏由隐忍到爆发，表现可谓非常给力，为叔嫂集团最终获胜立下大功。老臣于沧海横流之中的砥柱角色，由此可见。
　　摘自《中国经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