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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寯藻、彭蕴章、周祖培、翁心存是咸丰、同治之际的四大显宦,在能力、情商、运气与家族背景方面四人都堪称人生赢家。他们对晚清政局的判断与干预,更是影响了这一时期的政治走向……
同治五年(1866年)十月二十二日,享有“三代帝师”“四朝文臣”之誉,被左宗棠称为“身留京师,系天下望”的重臣祁寯藻驾鹤西去,终年74岁,清廷赐谥号“文端”,入祀贤良祠,可谓隆遇。不及半载,又一显宦周祖培撒手人寰,时年75岁。清廷亦未怠慢,赐谥号“文勤”,实属优恤。
老臣一一凋零,惹来后辈之慨叹。翁同龢赴祁府吊丧时恸哭不已,于日记里写道:“先公执友至此凋丧尽矣!”众所周知,翁父乃大学士翁心存,除却祁、周二人,尚有彭蕴章。这四位长者在咸丰、同治之际的进退与作为,对于政局之消长与变幻,绝对是举足轻重,堪为彼时老人政治的样板。
毋庸置疑,经历过无数惊涛骇浪的老人们,他们拥有着常人罕匹的执政经验,这十分可贵,亦十分可怕。它会让长者们趋于无为与世故。
祁氏虽老成持重,却往往尚空言而不务实。咸丰登基初期,一心求治,于是总问计于祁氏“用人行政之道”。祁每每“引经据典,动逾晷刻”,其滔滔不绝且不切实际的言论令同列大臣们深以为苦。咸丰刚开始还听得进去,后来也颇不耐烦。1855年,祁称病求退,咸丰不作挽留,爽然允之,并且未按惯例为祁氏暂留大学士一职,而是立即将其授予贾桢,此人乃恭王的老师。彼时恭王已入主军机处且以非常规方式取代祁氏的首席之位。与一位年仅二十出头的天潢贵胄共处中枢,矛盾似不可避免,与其日后身陷囹圄,不如乘早离开,以待时机。
不久恭王被咸丰清理出军机处,后开明官员文庆短暂执掌,但终因重病辞世。于是首席军机大臣这个大馅饼砸在了彭蕴章的头上。彭氏向来之行事风格,按照《清史稿》的说法,“廉谨小心,每与会议,必持详慎”。说得难听点,即不表态、不担责、只磕头、少发言的和事佬。后来曾国藩的心腹薛福成在品评咸丰朝祁、彭两位相国时,用了“有学无识”四字,可谓颇中肯綮。在他们任期,衰局恶化为危局。
当然,面临严重的政治危机,特别是你死我活的千钧一发之际,老人们的作用又尤为关键,他们的判断与导向往往直接关系着某派实力的兴亡荣枯。就在彭氏任内,肃顺已悄然崛起。随着肃顺日渐强势,素来明哲保身的彭蕴章名为首辅,实际伴食宰相而已。后其感觉形势不妙,索性以养病为由开缺。这样,在朝堂内与肃顺略能过招的汉人高官,便只有翁心存与周祖培了。
翁氏为人倒也刚直,“与肃顺同官不相能,屡乞病,不许。(咸丰)九年,复固请,乃予告去职”。然而次年,肃顺便以“户部宝钞案”失察之名,给予翁氏革职留任处分。如此一来,四位长者,唯剩下周祖培与肃顺周旋了。恰这老周正是虚与委蛇的太极高手。周氏心知,面对咄咄逼人的肃顺,硬来显然不明智,只能以退为进,伺机而动。
辛酉年,周祖培一改往昔唯唯诺诺之态,成为打虎关键人物之一。咸丰殡天后,清廷内部已隐然分化为肃顺集团与叔嫂集团两大阵营,一场宫廷政变不可避免。就在双方尚彼此试探之际,周祖培首先发难。他私下授意门生御史董元醇于八月初六呈递《奏请皇太后权理朝政并另简亲王辅政折》,公开质疑肃顺等八大臣之合法性。既然同治年幼,不能亲政,就必须由两宫太后暂代朝政,以防止类似肃顺之徒“稍肆其蒙蔽之术”。并意抬出恭王,制衡肃顺诸人。
董折可谓雪中送炭,令两宫、恭王眼前一亮。之后在组织汉族群臣支持政变过程中,周氏出力尤多。待打虎成功,周祖培又连发三招,深得两宫之意。首先,对于肃顺等人,他建议“皇太后可降旨,先令解任,再予拿问”,除之而后快;紧接着他又特意令秘书班子搜集历代太后临朝的先例,替慈禧草拟《太后垂帘章程》,详细论证了两宫垂帘听政的必要性;同时,周上折指出原先由载垣制定的年号“祺祥”,意义重复,请予更正,遂改为“同治”。
政变前后,周氏由隐忍到爆发,表现可谓非常给力,为叔嫂集团最终获胜立下大功。老臣于沧海横流之中的砥柱角色,由此可见。
摘自《中国经营报》
同治五年(1866年)十月二十二日,享有“三代帝师”“四朝文臣”之誉,被左宗棠称为“身留京师,系天下望”的重臣祁寯藻驾鹤西去,终年74岁,清廷赐谥号“文端”,入祀贤良祠,可谓隆遇。不及半载,又一显宦周祖培撒手人寰,时年75岁。清廷亦未怠慢,赐谥号“文勤”,实属优恤。
老臣一一凋零,惹来后辈之慨叹。翁同龢赴祁府吊丧时恸哭不已,于日记里写道:“先公执友至此凋丧尽矣!”众所周知,翁父乃大学士翁心存,除却祁、周二人,尚有彭蕴章。这四位长者在咸丰、同治之际的进退与作为,对于政局之消长与变幻,绝对是举足轻重,堪为彼时老人政治的样板。
毋庸置疑,经历过无数惊涛骇浪的老人们,他们拥有着常人罕匹的执政经验,这十分可贵,亦十分可怕。它会让长者们趋于无为与世故。
祁氏虽老成持重,却往往尚空言而不务实。咸丰登基初期,一心求治,于是总问计于祁氏“用人行政之道”。祁每每“引经据典,动逾晷刻”,其滔滔不绝且不切实际的言论令同列大臣们深以为苦。咸丰刚开始还听得进去,后来也颇不耐烦。1855年,祁称病求退,咸丰不作挽留,爽然允之,并且未按惯例为祁氏暂留大学士一职,而是立即将其授予贾桢,此人乃恭王的老师。彼时恭王已入主军机处且以非常规方式取代祁氏的首席之位。与一位年仅二十出头的天潢贵胄共处中枢,矛盾似不可避免,与其日后身陷囹圄,不如乘早离开,以待时机。
不久恭王被咸丰清理出军机处,后开明官员文庆短暂执掌,但终因重病辞世。于是首席军机大臣这个大馅饼砸在了彭蕴章的头上。彭氏向来之行事风格,按照《清史稿》的说法,“廉谨小心,每与会议,必持详慎”。说得难听点,即不表态、不担责、只磕头、少发言的和事佬。后来曾国藩的心腹薛福成在品评咸丰朝祁、彭两位相国时,用了“有学无识”四字,可谓颇中肯綮。在他们任期,衰局恶化为危局。
当然,面临严重的政治危机,特别是你死我活的千钧一发之际,老人们的作用又尤为关键,他们的判断与导向往往直接关系着某派实力的兴亡荣枯。就在彭氏任内,肃顺已悄然崛起。随着肃顺日渐强势,素来明哲保身的彭蕴章名为首辅,实际伴食宰相而已。后其感觉形势不妙,索性以养病为由开缺。这样,在朝堂内与肃顺略能过招的汉人高官,便只有翁心存与周祖培了。
翁氏为人倒也刚直,“与肃顺同官不相能,屡乞病,不许。(咸丰)九年,复固请,乃予告去职”。然而次年,肃顺便以“户部宝钞案”失察之名,给予翁氏革职留任处分。如此一来,四位长者,唯剩下周祖培与肃顺周旋了。恰这老周正是虚与委蛇的太极高手。周氏心知,面对咄咄逼人的肃顺,硬来显然不明智,只能以退为进,伺机而动。
辛酉年,周祖培一改往昔唯唯诺诺之态,成为打虎关键人物之一。咸丰殡天后,清廷内部已隐然分化为肃顺集团与叔嫂集团两大阵营,一场宫廷政变不可避免。就在双方尚彼此试探之际,周祖培首先发难。他私下授意门生御史董元醇于八月初六呈递《奏请皇太后权理朝政并另简亲王辅政折》,公开质疑肃顺等八大臣之合法性。既然同治年幼,不能亲政,就必须由两宫太后暂代朝政,以防止类似肃顺之徒“稍肆其蒙蔽之术”。并意抬出恭王,制衡肃顺诸人。
董折可谓雪中送炭,令两宫、恭王眼前一亮。之后在组织汉族群臣支持政变过程中,周氏出力尤多。待打虎成功,周祖培又连发三招,深得两宫之意。首先,对于肃顺等人,他建议“皇太后可降旨,先令解任,再予拿问”,除之而后快;紧接着他又特意令秘书班子搜集历代太后临朝的先例,替慈禧草拟《太后垂帘章程》,详细论证了两宫垂帘听政的必要性;同时,周上折指出原先由载垣制定的年号“祺祥”,意义重复,请予更正,遂改为“同治”。
政变前后,周氏由隐忍到爆发,表现可谓非常给力,为叔嫂集团最终获胜立下大功。老臣于沧海横流之中的砥柱角色,由此可见。
摘自《中国经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