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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当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逐步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之时，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在经历了两年多的严重困难之后，形势开始日益好转。
这年春，中共中央决定调新四军第三师部分领导干部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以利统一思想，迎接即将到来的战略反攻。
2月14日，三师51名干部陆续到达阜宁师部集中。师长黄克诚指定由师参谋长彭雄、八旅旅长田守尧分别担任干部队伍正、副队长，八旅政治部主任张赤民为临时党支部书记。
2月17日，侵华日军华中、华北派遣军出动日军第十七、三十五师团及第十五师团之独立第十二混成旅团及李实甫、徐继泰、胡冠军、潘干臣、朱宝元等部伪军共2.4万人，开始对我阜宁抗日民主根据地实施“拉网式扫荡”，形势异常严峻。
由于阜宁军区的中、高层军事领导临战前突然脱离一线指挥岗位参加理论学习，50余人的各级领导干部男男女女，队伍庞大太过招摇，且手持短枪而实际战斗力羸弱却要千里穿插重围；延安方面采用明码电报方式发出学习通知，在新四军领导机构接到电报的同时，日伪、重庆方面也截获了这份顶级绝密的重要情报，远征队伍的境遇十分危险。
接到通知后，三师党委再三分析研究，要求彭、田二人率队由灌南、涟水之间渡盐河，过淮河，跨陇海铁路，越冀东、平西，由晋西北方向辗转入陕；出发时间必须在日伪的“合围”态势形成之前。
根据师党委的指示，干部队很快就动身北上。尽管行动迅速，但到达盐河南岸时，对岸已是碉堡密布，炮楼林立。经向当地群众打探，船只已经全部被鬼子拖入北岸。
鉴于敌情变化，彭、田二人当机立断，变更原定方案，不渡盐河穿越南岸敌我拉锯区，改走海路，绕过连云港海上封锁线后由苏北赣榆县以北苏、鲁交界处我方控制区的柘汪口登岸，穿山东解放区后由陆路赴陕。
3月16日，队伍终于穿过封锁线，顺利到达阜东县海边的一个小村子六合庄，并幸运地找到一艘400吨位的八舱大帆船。60多岁的船老大王老汉，经常驾船往返于苏北和山东之间，熟悉沿途敌人的活动规律和气象、地理情况。他估计，如果不出意外，最迟在第二天中午11点前就可以到达柘汪口。帆船很快驶入水天一色的茫茫黄海。许多干部晕船反应十分强烈，只得躺在舱内。田守尧不时呕吐却仍不断打听着行船情况。天刚擦黑时，突然风静浪息，船停止不前。大家焦急万分却又无可奈何，眼巴巴地盼了一整夜。
17日凌晨，王老汉突然发现，在耽搁了近10个小时之后，眼前隐约可见的海岸竟是鬼子据点——岚山头。不一会儿，就见一艘插着膏药旗的日军巡逻艇向木船疾驰而来。
田守尧猛地爬起身来，对师参谋长彭雄说道：“立即准备战斗，我是军事主官，由我负责甲板上的战斗指挥。”
汽艇驶近了，只见艇首、艇尾上拥挤着10多名全副武装的日军，叽里咕噜地吆喝着。两船靠近后，两个鬼子提着三八大盖神气活现地跳上木船。
新四军某团政治处主任程世清趁着鬼子立足未稳，疾步冲上前去狠命将其推下大海。接着，掏出藏在袖子里的手榴弹猛然甩向敌艇，炸得鬼子血肉横飞。
敌艇急速掉头逃窜，在手榴弹和短枪有效杀伤范围之外大约三四百米处停了下来。艇上的机枪子弹随即“哒哒哒”地朝着木船横扫过来。木船上顿时弹孔密布，木屑横飞。海水不断由弹洞中灌入船舱。甲板上的几名干部队员凭借几只自卫短枪还击，但因火力薄弱射程仅仅数十米，根本无法与鬼子的轻重武器相抗衡。不多一会儿，就不断有人牺牲，其余同志被迫退进船舱，舱里也有人倒在血泊中。
一个日军翻译通过喇叭喊话，要船上的新四军放下武器。队员们异口同声高呼：“宁死不降！”鬼子的密集弹雨再次猛烈泼洒过来，船上的伤亡不断增加。彭雄当即牺牲。田守尧的妻子陈洛涟也身负重伤。
相持到午后三四点钟时，木船已失去抵抗能力。但日军巡逻艇畏惧新四军将士近距离的拼死抵抗，也不敢过于靠近，见天色渐晚，载着同伙那几具残缺的尸体悻悻掉头返回岚山头据点。见敌艇驶离远去，木船又缓缓地向北移动。不料，当船行至距柘汪不过二三十公里的海面时，身后突然“突突突”地追来3艘日军派来追赶的汽艇。
形势陡变。为了减少伤亡，田守尧命令大家俯卧舱底。并毅然决定将木船驶向近岸处，全体人员涉水登岸朝着柘汪口边打边走。他说：“如此即可以避开鬼子的优势火力，因为汽艇惟恐搁浅，不可能像木船那样贴近岸边，有利于拉开敌我距离。”
木船冒着火力，成功地驶近岸边，搁浅在海滩上。田守尧搀着妻子，率先跳到沙滩上。其余同志紧紧跟在田守尧夫妻的身后，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岸上冲去。不幸的是，田守尧夫妇忽然失足陷入海滩上一条深水沟。经过连续几天的颠簸和战斗，田守尧、陈洛涟早已筋疲力尽，加之陈洛涟身负重伤失血过多，一跌入水沟夫妇二人立即被浑浊的海水吞没。
干部队的其他同志在张赤民的指挥下，沿着16位战友用鲜血和躯体铸就的航标成功登岸，迅速脱离了险境。
为纪念黄海海战中牺牲的16位烈士，后人在连云港市赣榆县马鞍山（后更名为抗日山）筑起庄严肃穆的烈士陵园。座座烈士墓碑迎着朝阳耸立在东海之滨，昭示着烈士的英灵常驻、永垂不朽！
有关田守尧夫妇的经历，作以下介绍：
田守尧，又名田作龙，1912年5月出生于安徽省六安市新安区顺河乡田敦村，1931年参加新安集暴动，后历任红二十五军排长、连长、营长、副团长。1934年11月，随军参加西进陕甘的“千里长征”，先后担任第二二三团政委和第七十五、七十八师师长。1935年10月初，田守尧率七十八师及七十五师一部，在延安以南、甘泉以北之劳山地区歼灭东北军一一○师大部，击毙师长何立中。劳山大捷，为一个月后红十五军团和红一方面军陕甘支队的吴起镇会师扫除了障碍。11月下旬，在毛泽东、周恩来的直接指挥下，田守尧率部参加了著名的直罗镇战役。24日中午，周恩来亲临七十八师指挥所。根据指示田守尧采取欲擒故纵的策略在包围圈西侧巧设“漏洞”。守敌东北军一○九师以为有机可乘直入口袋阵，遭到全歼。毛泽东高兴地评价说：“直罗镇战役的胜利，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1937年8月，陕甘地区的主力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田守尧任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六八七团副团长。9月24日，一一五师迂回敌后冒雨设伏平型关。25日清晨7时许，日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主力和大批辎重车辆进入我军伏击圈内。战斗打响后，田守尧率六八七团一部由蔡家峪至韩家湾一线，冒着密集的弹雨向被围日军发起冲锋。平型关大捷后，身负重伤的田守尧被擢升为团长。皖南事变发生后，黄克诚所率八路军第五纵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三师。田守尧就任该师八旅旅长兼苏北盐阜军分区司令员。
陈洛涟，1919年出生于浙江温州。中学时期就积极投身抗日救亡活动，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民先队。1938年12月，与几名女同学一道突破层层封锁到达皖南地区，进入新四军教导总队第八队（女子队）学习。入伍不久，转为中共正式党员。结业后，先后在教导总队部和新四军总参谋处工作。皖南事变后，调苏北盐城新四军三师八旅政治部，与田守尧结为夫妇。
1943年3月17日，这场力量对比极为悬殊的海战结束的次日，国统区报纸上详尽报道了战斗场景。为此，长期以来，史学界一直有人怀疑，国民党与日伪方面有相互勾结的嫌疑，甚至不能排除军统派出的眼线就在现场观战。否则，战斗场景的描述何能如此翔实？此外，还有一件悬案：与3·17事件发生的几乎同时，军统曾派人冒充田守尧混入延安，计划利用毛泽东接见之机行刺，只是由于延安保卫部门的高度警觉，刺杀阴谋才未能得逞。那么，重庆方面难道已经预知田守尧等人必会罹难？他们是谁？又是如何预测、预知的？田守尧将军的离奇罹难，只能留待后人释疑了。
（责编 兴柱）
这年春，中共中央决定调新四军第三师部分领导干部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以利统一思想，迎接即将到来的战略反攻。
2月14日，三师51名干部陆续到达阜宁师部集中。师长黄克诚指定由师参谋长彭雄、八旅旅长田守尧分别担任干部队伍正、副队长，八旅政治部主任张赤民为临时党支部书记。
2月17日，侵华日军华中、华北派遣军出动日军第十七、三十五师团及第十五师团之独立第十二混成旅团及李实甫、徐继泰、胡冠军、潘干臣、朱宝元等部伪军共2.4万人，开始对我阜宁抗日民主根据地实施“拉网式扫荡”，形势异常严峻。
由于阜宁军区的中、高层军事领导临战前突然脱离一线指挥岗位参加理论学习，50余人的各级领导干部男男女女，队伍庞大太过招摇，且手持短枪而实际战斗力羸弱却要千里穿插重围；延安方面采用明码电报方式发出学习通知，在新四军领导机构接到电报的同时，日伪、重庆方面也截获了这份顶级绝密的重要情报，远征队伍的境遇十分危险。
接到通知后，三师党委再三分析研究，要求彭、田二人率队由灌南、涟水之间渡盐河，过淮河，跨陇海铁路，越冀东、平西，由晋西北方向辗转入陕；出发时间必须在日伪的“合围”态势形成之前。
根据师党委的指示，干部队很快就动身北上。尽管行动迅速，但到达盐河南岸时，对岸已是碉堡密布，炮楼林立。经向当地群众打探，船只已经全部被鬼子拖入北岸。
鉴于敌情变化，彭、田二人当机立断，变更原定方案，不渡盐河穿越南岸敌我拉锯区，改走海路，绕过连云港海上封锁线后由苏北赣榆县以北苏、鲁交界处我方控制区的柘汪口登岸，穿山东解放区后由陆路赴陕。
3月16日，队伍终于穿过封锁线，顺利到达阜东县海边的一个小村子六合庄，并幸运地找到一艘400吨位的八舱大帆船。60多岁的船老大王老汉，经常驾船往返于苏北和山东之间，熟悉沿途敌人的活动规律和气象、地理情况。他估计，如果不出意外，最迟在第二天中午11点前就可以到达柘汪口。帆船很快驶入水天一色的茫茫黄海。许多干部晕船反应十分强烈，只得躺在舱内。田守尧不时呕吐却仍不断打听着行船情况。天刚擦黑时，突然风静浪息，船停止不前。大家焦急万分却又无可奈何，眼巴巴地盼了一整夜。
17日凌晨，王老汉突然发现，在耽搁了近10个小时之后，眼前隐约可见的海岸竟是鬼子据点——岚山头。不一会儿，就见一艘插着膏药旗的日军巡逻艇向木船疾驰而来。
田守尧猛地爬起身来，对师参谋长彭雄说道：“立即准备战斗，我是军事主官，由我负责甲板上的战斗指挥。”
汽艇驶近了，只见艇首、艇尾上拥挤着10多名全副武装的日军，叽里咕噜地吆喝着。两船靠近后，两个鬼子提着三八大盖神气活现地跳上木船。
新四军某团政治处主任程世清趁着鬼子立足未稳，疾步冲上前去狠命将其推下大海。接着，掏出藏在袖子里的手榴弹猛然甩向敌艇，炸得鬼子血肉横飞。
敌艇急速掉头逃窜，在手榴弹和短枪有效杀伤范围之外大约三四百米处停了下来。艇上的机枪子弹随即“哒哒哒”地朝着木船横扫过来。木船上顿时弹孔密布，木屑横飞。海水不断由弹洞中灌入船舱。甲板上的几名干部队员凭借几只自卫短枪还击，但因火力薄弱射程仅仅数十米，根本无法与鬼子的轻重武器相抗衡。不多一会儿，就不断有人牺牲，其余同志被迫退进船舱，舱里也有人倒在血泊中。
一个日军翻译通过喇叭喊话，要船上的新四军放下武器。队员们异口同声高呼：“宁死不降！”鬼子的密集弹雨再次猛烈泼洒过来，船上的伤亡不断增加。彭雄当即牺牲。田守尧的妻子陈洛涟也身负重伤。
相持到午后三四点钟时，木船已失去抵抗能力。但日军巡逻艇畏惧新四军将士近距离的拼死抵抗，也不敢过于靠近，见天色渐晚，载着同伙那几具残缺的尸体悻悻掉头返回岚山头据点。见敌艇驶离远去，木船又缓缓地向北移动。不料，当船行至距柘汪不过二三十公里的海面时，身后突然“突突突”地追来3艘日军派来追赶的汽艇。
形势陡变。为了减少伤亡，田守尧命令大家俯卧舱底。并毅然决定将木船驶向近岸处，全体人员涉水登岸朝着柘汪口边打边走。他说：“如此即可以避开鬼子的优势火力，因为汽艇惟恐搁浅，不可能像木船那样贴近岸边，有利于拉开敌我距离。”
木船冒着火力，成功地驶近岸边，搁浅在海滩上。田守尧搀着妻子，率先跳到沙滩上。其余同志紧紧跟在田守尧夫妻的身后，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岸上冲去。不幸的是，田守尧夫妇忽然失足陷入海滩上一条深水沟。经过连续几天的颠簸和战斗，田守尧、陈洛涟早已筋疲力尽，加之陈洛涟身负重伤失血过多，一跌入水沟夫妇二人立即被浑浊的海水吞没。
干部队的其他同志在张赤民的指挥下，沿着16位战友用鲜血和躯体铸就的航标成功登岸，迅速脱离了险境。
为纪念黄海海战中牺牲的16位烈士，后人在连云港市赣榆县马鞍山（后更名为抗日山）筑起庄严肃穆的烈士陵园。座座烈士墓碑迎着朝阳耸立在东海之滨，昭示着烈士的英灵常驻、永垂不朽！
有关田守尧夫妇的经历，作以下介绍：
田守尧，又名田作龙，1912年5月出生于安徽省六安市新安区顺河乡田敦村，1931年参加新安集暴动，后历任红二十五军排长、连长、营长、副团长。1934年11月，随军参加西进陕甘的“千里长征”，先后担任第二二三团政委和第七十五、七十八师师长。1935年10月初，田守尧率七十八师及七十五师一部，在延安以南、甘泉以北之劳山地区歼灭东北军一一○师大部，击毙师长何立中。劳山大捷，为一个月后红十五军团和红一方面军陕甘支队的吴起镇会师扫除了障碍。11月下旬，在毛泽东、周恩来的直接指挥下，田守尧率部参加了著名的直罗镇战役。24日中午，周恩来亲临七十八师指挥所。根据指示田守尧采取欲擒故纵的策略在包围圈西侧巧设“漏洞”。守敌东北军一○九师以为有机可乘直入口袋阵，遭到全歼。毛泽东高兴地评价说：“直罗镇战役的胜利，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1937年8月，陕甘地区的主力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田守尧任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六八七团副团长。9月24日，一一五师迂回敌后冒雨设伏平型关。25日清晨7时许，日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主力和大批辎重车辆进入我军伏击圈内。战斗打响后，田守尧率六八七团一部由蔡家峪至韩家湾一线，冒着密集的弹雨向被围日军发起冲锋。平型关大捷后，身负重伤的田守尧被擢升为团长。皖南事变发生后，黄克诚所率八路军第五纵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三师。田守尧就任该师八旅旅长兼苏北盐阜军分区司令员。
陈洛涟，1919年出生于浙江温州。中学时期就积极投身抗日救亡活动，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民先队。1938年12月，与几名女同学一道突破层层封锁到达皖南地区，进入新四军教导总队第八队（女子队）学习。入伍不久，转为中共正式党员。结业后，先后在教导总队部和新四军总参谋处工作。皖南事变后，调苏北盐城新四军三师八旅政治部，与田守尧结为夫妇。
1943年3月17日，这场力量对比极为悬殊的海战结束的次日，国统区报纸上详尽报道了战斗场景。为此，长期以来，史学界一直有人怀疑，国民党与日伪方面有相互勾结的嫌疑，甚至不能排除军统派出的眼线就在现场观战。否则，战斗场景的描述何能如此翔实？此外，还有一件悬案：与3·17事件发生的几乎同时，军统曾派人冒充田守尧混入延安，计划利用毛泽东接见之机行刺，只是由于延安保卫部门的高度警觉，刺杀阴谋才未能得逞。那么，重庆方面难道已经预知田守尧等人必会罹难？他们是谁？又是如何预测、预知的？田守尧将军的离奇罹难，只能留待后人释疑了。
（责编 兴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