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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收入分配的满意程度是衡量收入公平性的主观指标之一。相关调研报告数据显示，53%的北京市民对家庭收入不满意。
事实上，分配失衡已引起了城市中低收入市民的不满。公开资料显示，分配失衡还导致了城市居民违法犯罪率的上升。
社会学家认为，城市收入差距带来的最大问题就是社会公平公正问题，公平公正的高收入是不会激发社会矛盾的。目前引发社会矛盾的主要来源是一些侵占百姓利益、腐败等不正当途径的“致富”。
此外，城市居民分配失衡不断增加的主要原因在于常住人口中的很大一部分人的社会保障没有得到解决。改变这种情况需要改革制度，使其体现大多数人的利益，需要从建设公正合理的决策机制入手，探索能够真正代表公众利益的合理的决策机制
近日，北京社会心理研究所发布了《2010年北京城区市民心态调查报告》，报告显示，北京市民对个人收入的满意度水平较低，以百分制计算的满意度平均分为29.2。同时，在北京社会心理研究所所做的另外一项研究中，综合市民关注、问题严重性、趋势严峻性及解决急迫程度4方面排序，北京市居民对分配失衡、收入差距的关注度逐年上升，2009年已跃居第二位，仅次于住房问题。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城市里的收入差距问题愈加明显，由此引发的心理失衡、违法行为不断显现，成为城市稳定发展的不和谐音符。
现任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汪玉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在城市外来人口比重不断加大的情况下，外来人口尤其是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没有及时跟上，分配失衡情况愈加严重，收入差距会不断加大，由此也会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
分配失衡影响生活满意度
“来京多年，可还是感觉自己无法完全融入这个城市。”5年前就来到北京做家电生意的林飞说，现在，他在北京的生活依然捉襟见肘，起早贪黑、生活节俭却依然买不起房。
“收入差距很明显，看看所租住的小区里有房有车的邻居就知道了，社会上不同行业、不同层次的差距就更大了。”林飞对记者说。
身在上海的高校毕业生赵鹏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城市里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作为普通市民在物价不断增长和城市高消费之下，压力越来越大，不信任、不满、仇富等不良情绪不断积累，这是当前城市的一大普遍问题”。
“目前我国城市里面的收入差距确实在明显上升。”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李强说，世界银行的测量数据显示，1979年我国城市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分析指标)只有0.16，上世纪90年代中期超过0.4到今天已经达到接近0.5的水平，这在国际上也是属于比较高的不平等程度。
作为《2010年北京市城区市民心态调查报告》的研究者，北京社会心理研究所的副研究员陈珊向记者透露，城市居民收入的分配失衡、收入差距制约了内需和消费水平，也约束了城市经济的良性发展。在经济增长的结构性调整成为当务之急的情况下，扩大我国内需、扩大市民消费的重要基础是缩小收入差距，使居民收入随着经济总量的增长稳定提高。
“事实上，收入差距已引起了城市中低收入市民的不满。”陈珊说，“对收入分配的满意程度是衡量收入公平性的主观指标之一。报告数据显示，53%的市民对家庭收入不满意。”
陈珊进一步解释说，北京市民的总体生活满意度为44.6，处在中等偏下水平。从不同收入水平市民的生活满意度看，市民的总体生活满意度和其收入水平有着显著的关系，低收入水平市民的总体生活满意度较低，中高收入水平市民的总体生活满意度较高。
此外，公开资料显示，收入差距还会引发城市居民违法犯罪。
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检察院不久前发布的一组调研佐证了这一结论。调研数据显示，2007年至2009年，大兴区检察院共审查起诉流动人口犯罪案件占同期审查起诉案件总数的70.70%，流动人口犯罪比例在79.76%。朝阳、海淀、丰台3个区法院相关数据表明，2006年以来，北京流动人口第二代犯罪增长明显。
“很多来京流动人口由于信息闭塞、自身技能缺乏竞争力、自身期望与工作现实差距较大或者市场机会失衡等原因陷入无业状态，加剧了城市人口的收入差距。”大兴区检察院检察官张树青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社会收入差距的加大导致部分人心理失衡却又得不到有效疏导或者关心，容易产生不劳而获、报复社会的侥幸心理，引发刑事犯罪。
缺乏社会保障是主因
《2010年北京城区市民心态调查报告》显示，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依附于土地的农民成为流动人口，城市中下岗人员增多，每年大量闲散人员流入社会，三股力量打破了社会人力资源的平衡。
在北京社会心理研究所的研究中提到，财政部官员透露，银行里60%的存款掌握在10%的存户手里，最富有的10%家庭与最贫穷的10%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超过8倍。在他们对北京居民的调查中，有39.4%的被访者认为目前收入差距过大问题很严重，近半数人认为比较严重，只有不到1%的被访者对此评价为不严重。
有专家认为，城市收入差距不断增加的主要原因在于常住人口中的很大一部分人的社会保障没有得到解决。
“非户籍人口占的比重大了以后，城市的收入差距相对就比较突出。这部分常住人口的社会保障没有得到解决会产生很多问题，这需要一个过程去解决。相比较而言，小城市还比较容易解决，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在控制人口的增长等方面就比较难解决。”汪玉凯说，剩余劳动力留在城市或者已经适应城市生活的一种社会形态，但是不具备城市的身份，没有基本社会保障，这样就会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
对此，李强认为，城市收入差距带来的最大问题就是社会公平公正问题，“公平公正的高收入是不会激发社会矛盾的，目前激发社会矛盾的主要来源是一些侵占百姓利益、腐败等不正当途径的‘致富’，这种不公平不公正的现象激化了矛盾，最近受到关注较多的仇官问题就是很好的体现”。
建设公正合理决策机制
公开资料显示，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随着国家GDP的高速增长，人们更为关注普通百姓在多大程度上享受到改革的丰硕成果。今年10月召开的十七届五中全会进一步强调了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意义，并提出要规范分配秩序。此外，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还提出加强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努力扭转城乡、区域、行业和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扩大趋势。
“调查数据显示，半数以上北京居民期望能提高个税起征点。”陈珊对记者说，缩小收入差距、提高城市市民收入，需提高公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提高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提高财产性收入在收入中的比例，居民收入增加将增强其生活的满意度，并减少不满等负面情绪。
如何减小因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而引发的犯罪率增高等“城市病”?张树青建议，应当着眼于探索建立流动人口的心理疏导机制、促进流动人口心理由“消极放纵型”到“积极乐观型”转变。
李强对此表示认同，他认为在城市里，扩大就业是核心问题。此外，以往的研究证明，一个国家的平均教育水平与收入差距是反比例关系，所以，提高基础教育水平可以缩小收入差距，随着全民族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中国社会最终将会步入“橄榄型”社会结构。同时，解决收入差距也不能忽视民间的力量，即广泛的慈善事业也是调节贫富的重要渠道。
汪玉凯则认为，缩小城市收入差距，从长远来讲，需要解决城市非户籍人口的社会保障、基本教育、就业保障。外来人口进入城市拥有这些保障后，生活状况会逐渐好起来。
“解决这个问题不是某一个政策就可以奏效的，而是需要一系列的对策。”李强说，改变这种情况需要改革制度，使其体现大多数人的利益，首先需要从建设公正合理的决策机制入手，探索能够真正代表公众利益的合理的决策机制。
事实上，分配失衡已引起了城市中低收入市民的不满。公开资料显示，分配失衡还导致了城市居民违法犯罪率的上升。
社会学家认为，城市收入差距带来的最大问题就是社会公平公正问题，公平公正的高收入是不会激发社会矛盾的。目前引发社会矛盾的主要来源是一些侵占百姓利益、腐败等不正当途径的“致富”。
此外，城市居民分配失衡不断增加的主要原因在于常住人口中的很大一部分人的社会保障没有得到解决。改变这种情况需要改革制度，使其体现大多数人的利益，需要从建设公正合理的决策机制入手，探索能够真正代表公众利益的合理的决策机制
近日，北京社会心理研究所发布了《2010年北京城区市民心态调查报告》，报告显示，北京市民对个人收入的满意度水平较低，以百分制计算的满意度平均分为29.2。同时，在北京社会心理研究所所做的另外一项研究中，综合市民关注、问题严重性、趋势严峻性及解决急迫程度4方面排序，北京市居民对分配失衡、收入差距的关注度逐年上升，2009年已跃居第二位，仅次于住房问题。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城市里的收入差距问题愈加明显，由此引发的心理失衡、违法行为不断显现，成为城市稳定发展的不和谐音符。
现任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汪玉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在城市外来人口比重不断加大的情况下，外来人口尤其是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没有及时跟上，分配失衡情况愈加严重，收入差距会不断加大，由此也会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
分配失衡影响生活满意度
“来京多年，可还是感觉自己无法完全融入这个城市。”5年前就来到北京做家电生意的林飞说，现在，他在北京的生活依然捉襟见肘，起早贪黑、生活节俭却依然买不起房。
“收入差距很明显，看看所租住的小区里有房有车的邻居就知道了，社会上不同行业、不同层次的差距就更大了。”林飞对记者说。
身在上海的高校毕业生赵鹏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城市里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作为普通市民在物价不断增长和城市高消费之下，压力越来越大，不信任、不满、仇富等不良情绪不断积累，这是当前城市的一大普遍问题”。
“目前我国城市里面的收入差距确实在明显上升。”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李强说，世界银行的测量数据显示，1979年我国城市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分析指标)只有0.16，上世纪90年代中期超过0.4到今天已经达到接近0.5的水平，这在国际上也是属于比较高的不平等程度。
作为《2010年北京市城区市民心态调查报告》的研究者，北京社会心理研究所的副研究员陈珊向记者透露，城市居民收入的分配失衡、收入差距制约了内需和消费水平，也约束了城市经济的良性发展。在经济增长的结构性调整成为当务之急的情况下，扩大我国内需、扩大市民消费的重要基础是缩小收入差距，使居民收入随着经济总量的增长稳定提高。
“事实上，收入差距已引起了城市中低收入市民的不满。”陈珊说，“对收入分配的满意程度是衡量收入公平性的主观指标之一。报告数据显示，53%的市民对家庭收入不满意。”
陈珊进一步解释说，北京市民的总体生活满意度为44.6，处在中等偏下水平。从不同收入水平市民的生活满意度看，市民的总体生活满意度和其收入水平有着显著的关系，低收入水平市民的总体生活满意度较低，中高收入水平市民的总体生活满意度较高。
此外，公开资料显示，收入差距还会引发城市居民违法犯罪。
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检察院不久前发布的一组调研佐证了这一结论。调研数据显示，2007年至2009年，大兴区检察院共审查起诉流动人口犯罪案件占同期审查起诉案件总数的70.70%，流动人口犯罪比例在79.76%。朝阳、海淀、丰台3个区法院相关数据表明，2006年以来，北京流动人口第二代犯罪增长明显。
“很多来京流动人口由于信息闭塞、自身技能缺乏竞争力、自身期望与工作现实差距较大或者市场机会失衡等原因陷入无业状态，加剧了城市人口的收入差距。”大兴区检察院检察官张树青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社会收入差距的加大导致部分人心理失衡却又得不到有效疏导或者关心，容易产生不劳而获、报复社会的侥幸心理，引发刑事犯罪。
缺乏社会保障是主因
《2010年北京城区市民心态调查报告》显示，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依附于土地的农民成为流动人口，城市中下岗人员增多，每年大量闲散人员流入社会，三股力量打破了社会人力资源的平衡。
在北京社会心理研究所的研究中提到，财政部官员透露，银行里60%的存款掌握在10%的存户手里，最富有的10%家庭与最贫穷的10%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超过8倍。在他们对北京居民的调查中，有39.4%的被访者认为目前收入差距过大问题很严重，近半数人认为比较严重，只有不到1%的被访者对此评价为不严重。
有专家认为，城市收入差距不断增加的主要原因在于常住人口中的很大一部分人的社会保障没有得到解决。
“非户籍人口占的比重大了以后，城市的收入差距相对就比较突出。这部分常住人口的社会保障没有得到解决会产生很多问题，这需要一个过程去解决。相比较而言，小城市还比较容易解决，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在控制人口的增长等方面就比较难解决。”汪玉凯说，剩余劳动力留在城市或者已经适应城市生活的一种社会形态，但是不具备城市的身份，没有基本社会保障，这样就会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
对此，李强认为，城市收入差距带来的最大问题就是社会公平公正问题，“公平公正的高收入是不会激发社会矛盾的，目前激发社会矛盾的主要来源是一些侵占百姓利益、腐败等不正当途径的‘致富’，这种不公平不公正的现象激化了矛盾，最近受到关注较多的仇官问题就是很好的体现”。
建设公正合理决策机制
公开资料显示，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随着国家GDP的高速增长，人们更为关注普通百姓在多大程度上享受到改革的丰硕成果。今年10月召开的十七届五中全会进一步强调了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意义，并提出要规范分配秩序。此外，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还提出加强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努力扭转城乡、区域、行业和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扩大趋势。
“调查数据显示，半数以上北京居民期望能提高个税起征点。”陈珊对记者说，缩小收入差距、提高城市市民收入，需提高公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提高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提高财产性收入在收入中的比例，居民收入增加将增强其生活的满意度，并减少不满等负面情绪。
如何减小因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而引发的犯罪率增高等“城市病”?张树青建议，应当着眼于探索建立流动人口的心理疏导机制、促进流动人口心理由“消极放纵型”到“积极乐观型”转变。
李强对此表示认同，他认为在城市里，扩大就业是核心问题。此外，以往的研究证明，一个国家的平均教育水平与收入差距是反比例关系，所以，提高基础教育水平可以缩小收入差距，随着全民族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中国社会最终将会步入“橄榄型”社会结构。同时，解决收入差距也不能忽视民间的力量，即广泛的慈善事业也是调节贫富的重要渠道。
汪玉凯则认为，缩小城市收入差距，从长远来讲，需要解决城市非户籍人口的社会保障、基本教育、就业保障。外来人口进入城市拥有这些保障后，生活状况会逐渐好起来。
“解决这个问题不是某一个政策就可以奏效的，而是需要一系列的对策。”李强说，改变这种情况需要改革制度，使其体现大多数人的利益，首先需要从建设公正合理的决策机制入手，探索能够真正代表公众利益的合理的决策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