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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忏悔录》的发表标志着托尔斯泰世界观激变的完成。托尔斯泰在《忏悔录》中揭示了人、无与神的辩证法。“人”意味着对于世俗幸福的追求。“无”意味着在人类必死命运面前一切世俗幸福都是虚无。“神”意味着在虚无的无底深渊中只有凭借基督教信仰才能确证自身存在的意义。人、无与神的辩证法不仅仅是托尔斯泰个人的生命体验，而且是整个俄罗斯宗教哲学的基本思维方式。
关键词：托尔斯泰；《忏悔录》；辩证法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5-0194-03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Лев Николаевич Толстой，1828-1910）不仅仅是一位文学家，更是一位思想家，甚至于可以称之为一位地地道道的俄罗斯宗教哲学家。例如徐凤林先生将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起编入了俄罗斯宗教哲学的教科书，认为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样都是伟大的俄罗斯宗教哲学家，而且“托尔斯泰在小说之外写了大量政论和哲理作品，其中阐述了一套以基督学说为基础的道德哲学。”[1]托尔斯泰在1882年出版了《忏悔录》，这部著作标志着他世界观激变的完成。托尔斯泰从一位骨子里不信上帝的文学家变成了一位笃信上帝的宗教哲学家。我们在此试图对于标志着托尔斯泰世界观形成的《忏悔录》进行一次较为全面的文本解读。
在托尔斯泰刚刚在文学界崭露头角的时候，革命民主主义文艺理论家车尔尼雪夫斯基就指出在托尔斯泰的作品中存在着某种“心灵的辩证法”。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论文中说道：“托尔斯泰伯爵最感兴趣的是心理过程本身，它的形式，它的规律，用特定的术语来说，就是心灵的辩证法。”[2]但是车尔尼雪夫斯基仅仅是指出在托尔斯泰的小说创作中存在着辩证法的因素，对于这种辩证法的各个环节、阶段没有明确的论述。我们在此借着对于《忏悔录》进行文本解读的机会，可以大致地揭示出托尔斯泰辩证法的主要环节、阶段。
一、人：心灵辩证法的第一个层次
《忏悔录》第一卷主要记载了托尔斯泰从东正教世界观转向世俗世界观的心理过程。托尔斯泰作为俄罗斯贵族，从小就接受了东正教的洗礼和教育。青年时代的托尔斯泰大量阅读，认真思考，在传统东正教信仰中发现了一个致命的问题。乐峰先生在《东正教史》中指出，东正教“拘泥于古代基督教的教义和礼仪；固守老的一套基督教传统。”[3]与此对应的是，吕大吉先生在《宗教学通论新编》中指出：“宗教的组织与制度则是宗教观念信条化、宗教信徒组织化、宗教行为仪式化、宗教生活规范化和制度化的结果，它处于宗教体系的最外层。”[4]但是托尔斯泰却在上流社会所谓的东正教信仰中发现，人们似乎仅仅具有宗教的组织或制度，而不具有宗教的感情或体验。对于这样一种虚假的信仰，托尔斯泰拒绝继续信奉它。
《忏悔录》第二卷主要记载了托尔斯泰个人层面的追求。对于托尔斯泰这样的天才艺术家而言，满足个人的私欲的主要方式就是拼命地写作。托尔斯泰在《忏悔录》中对于自己的评价也许过分严格：“当时我出于虚荣、自私和骄傲开始写作。”[5]托尔斯泰揭露当时的艺术家无非是将自己当作群众的导师，因为自己能够教育群众，所以群众就必须出钱购买自己的作品，当自己的观点与他人的观点发生冲突时，他们往往认为自己的观点就是唯一正确的，于是就不顾一切地攻击他人，托尔斯泰因此将艺术家的圈子比作疯人院。
在《忏悔录》第三卷中托尔斯泰主要记载了自己家庭层面、社会层面的追求。托尔斯泰在《忏悔录》中回忆说：“幸福的家庭生活的新环境已经使我完全撇下了对生命的总目的的任何探索。”[6]社会进步是19世纪每一位欧洲人的梦想，也是每一位俄罗斯人的梦想，托尔斯泰当然也不例外。以黑格尔为代表的西方哲学家强调社会进步，认为人类社会在上帝的绝对精神的暗中引导下不断地从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演进。部分受到西方哲学影响较深的俄罗斯人也认为，俄罗斯国家应当按照西方社会的步骤，从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演进。托尔斯泰在《忏悔录》中说道：“这信仰在我身上具有我们时代大部分有教养的人身上所具有的一般的形式。这信仰，用一个词来表示，就是‘进步’。”[7]但是有两件事情中断了托尔斯泰对于“进步”的信仰。其一，托尔斯泰在巴黎目睹了一次死刑，因此得出结论所谓“存在即合理”都是谎言和欺骗；其二，他的哥哥得病去世，这也是“进步”不能解释的神秘现象。
二、无：心灵辩证法的第二个层次
托尔斯泰在《忏悔录》第四卷中对于“无”进行了论述。为了对于托尔斯泰的虚无主义进行深入研究，我们首先需要对于什么是“虚无主义”进行一点大致的了解。在西方哲学史上，最早使用“虚无主义”一词的是德国哲学家雅可比。“为了避免堕入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雅可比宣称唯一的正途就是拒斥启蒙理性主义，回归正统宗教信仰。”[8]这种立场常见于神学家、宗教哲学家，这些神学家、宗教哲学家不认为自己属于虚无主义者，恰恰相反，他们认为自己属于虚无主义的批判者。真正将虚无主义发挥到极致的是尼采，他通过对于基督教道德的猛烈抨击，试图重估一切价值，建立起某种反传统的超人哲学。实际上就尼采本人的写作目的而言，并不是宣扬虚无主义，恰恰是因为看出了传统形而上学是欧洲虚无主义的根源，所以对于形而上学化的基督教信仰展开了批判，但是这一批判又陷入了虚无主义。继承尼采的衣钵，海德格尔在《尼采》一书中对于虚无主义有深入的研究：“虚无主义是一个过程，是最高价值的贬黜、丧失价值的过程。”[9]海德格尔试图超越尼采，指出真正需要重估的是“存在”，而非“价值”，真正的哲学在于对于“存在”的意义的追问。海德格尔自认为可以超越虚无主义，但是邓晓芒先生认为：“海德格尔想通过克服西方形而上学来克服欧洲虚无主义的构想并不成功。”[10]
现在我们对于什么是“虚无主义”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那么就需要将托尔斯泰的虚无主义纳入这一框架加以考察。海德格尔提出了“向死而生”，段德智先生对于西方死亡哲学进行了系统研究，指出：“海德格尔认为，此在最本己的可能性是死亡。”[11]这实际上是西方死亡哲学的一般观点。我们在经历过一些个人生活事件之后往往会对于生死问题加以反思，进而确认人类必死的本性，这是第一个阶段。我们既然已经认识到了死亡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就难免会怀疑生命的意义，这是第二个阶段。我们如果对于生命的意义已经发生了怀疑，那么对于某些过分真诚的人就有可能开枪自杀，这就过渡到了第三个阶段。托尔斯泰在《忏悔录》中沉痛地回忆道：“生命已经使我厌烦，某种难以克制的力量诱使我找机会摆脱它。”[12]虽然托尔斯泰最终并未自行结束肉体生命，但是从内在逻辑上讲这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的必然结果，只不过托尔斯泰凭借其艰苦的探索打破了这一铁的逻辑必然性。 三、神：心灵辩证法的第三个层次
在《忏悔录》第五卷、第六卷中，托尔斯泰为了解决自己的问题对于当时的各门知识进行了检索。在第五卷中，托尔斯泰将人类知识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实验科学，一类是思辨科学。为了解决自己的问题，托尔斯泰对于实验科学与思辨科学都进行了研究。托尔斯泰认真研究了实验科学，但是始终未能在实验科学中找到生命的意义的答案。托尔斯泰对于思辨科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托尔斯泰看来，整个思辨科学的主要观点是：“整个人类在指导着它的精神原则，即理想的基础上存在和发展。这些理想通过宗教、科学、艺术和国家形式表现出来。这些理想越来越高，人类便走向最高的幸福。”[13]托尔斯泰和大多数俄罗斯哲学家一样，强烈地反对这种进化论历史观。在第六卷中，托尔斯泰又在苏格拉底、叔本华、所罗门、释迦牟尼的思想宝库中搜索关于生死问题的论述，但是惊人地发现他们都仅仅是在劝导人们无所畏惧地走向死亡，不能告诉我们生命的意义。
在《忏悔录》第七卷、第八卷、第九卷中，托尔斯泰放弃了在人类知识中寻找答案的想法，开始向身边的人求教。在第七卷中，托尔斯泰主要是向贵族、知识界学习。托尔斯泰将贵族、知识界对于生命无意义的态度划分为四种：（1）浑浑噩噩；（2）寻欢作乐；（3）强力手段；（4）无所作为。在第八卷中，托尔斯泰试图向人民大众学习。托尔斯泰经过细心观察发现，人民大众之所以感到生命充满意义是因为宗教信仰。但是如果托尔斯泰想要接受人民大众的宗教信仰，其中最大的困难就是必须放弃理性。在第九卷中，托尔斯泰对于理性本身进行了批判。托尔斯泰说：“或者是我认为合乎理性的东西不像我想的那样合乎理性，或者是我觉得不合乎理性的东西并不像我想的那样不合乎理性。”[14]托尔斯泰认为生命的意义本身属于无限的问题，不是只能用来把握有限事物的理性能够把握的。值得注意的是，在后来的宗教哲学专著《论生命》中，托尔斯泰对于理性与信仰的关系的认识发生了变化。托尔斯泰在《论生命》中说道：“人的生命只是伴随着理性意识的出现而开始的。”[15]这意味着托尔斯泰在《论生命》中对于《忏悔录》中的思想进行了一次颠倒，将理性重新置于信仰之上，只是这里的理性不是对于信仰的否定，而是达到信仰的途径。
在《忏悔录》的第十卷、第十一卷、第十二卷中，托尔斯泰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终于接受了人民大众的信仰。托尔斯泰初信之时，时而信仰，时而怀疑，但是只有在信仰上帝的时候才感到自己活着，在不信仰上帝的时候却坠入虚无。托尔斯泰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终于还是告诫自己：“‘活下去，寻找上帝，没有上帝的生命便不会有了。’我心中和我周围的一切从来没有这样亮堂过，这光明从此没有离开过我。”[16]
但是自第十三卷至全书结束，托尔斯泰对于东正教教会的许多做法提出了批评。托尔斯泰向来反对东正教教会的仪式，但是托尔斯泰对于东正教教会最不能接受的地方不是那些繁琐的、在托尔斯泰看来毫无意义的宗教仪式，而是东正教教会对于暴力的态度。托尔斯泰反对暴力，主张取消国家机器，最终走向了无政府主义。他说：“杀人是罪恶，与任何宗教的最基本的教义相违背，不看到这一点是不行的。”[17]托尔斯泰后来写了宗教哲学专著《天国在你心中》的著作，在其中托尔斯泰详细论述了他的基督教无政府主义思想。
参考文献：
〔1〕徐凤林.俄罗斯宗教哲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56.
〔2〕倪蕊琴.俄国作家批评家论列夫·托尔斯泰[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27.
〔3〕乐峰.东正教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43.
〔4〕吕大吉.宗教学通论新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61.
〔5〕〔6〕〔7〕〔12〕〔13〕〔14〕〔16〕〔17〕托尔斯泰.忏悔录[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8，17-18，14，22，34， 64，89，109.
〔8〕高山奎.论虚无主义的历史主义根基——兼论施特劳斯的海德格尔批判[J].理论与现代化，2012（3）.
〔9〕海德格尔.尼采[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683.
〔10〕邓晓芒.欧洲虚无主义及其克服——读海德格尔《尼采》札记[J].江苏社会科学，2008（2）.
〔11〕段德智.西方死亡哲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239.
〔15〕托尔斯泰.天国在你们心中——托尔斯泰文集[M].上海：三联书店，1997.30.
（责任编辑 徐阳）
关键词：托尔斯泰；《忏悔录》；辩证法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5-0194-03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Лев Николаевич Толстой，1828-1910）不仅仅是一位文学家，更是一位思想家，甚至于可以称之为一位地地道道的俄罗斯宗教哲学家。例如徐凤林先生将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起编入了俄罗斯宗教哲学的教科书，认为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样都是伟大的俄罗斯宗教哲学家，而且“托尔斯泰在小说之外写了大量政论和哲理作品，其中阐述了一套以基督学说为基础的道德哲学。”[1]托尔斯泰在1882年出版了《忏悔录》，这部著作标志着他世界观激变的完成。托尔斯泰从一位骨子里不信上帝的文学家变成了一位笃信上帝的宗教哲学家。我们在此试图对于标志着托尔斯泰世界观形成的《忏悔录》进行一次较为全面的文本解读。
在托尔斯泰刚刚在文学界崭露头角的时候，革命民主主义文艺理论家车尔尼雪夫斯基就指出在托尔斯泰的作品中存在着某种“心灵的辩证法”。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论文中说道：“托尔斯泰伯爵最感兴趣的是心理过程本身，它的形式，它的规律，用特定的术语来说，就是心灵的辩证法。”[2]但是车尔尼雪夫斯基仅仅是指出在托尔斯泰的小说创作中存在着辩证法的因素，对于这种辩证法的各个环节、阶段没有明确的论述。我们在此借着对于《忏悔录》进行文本解读的机会，可以大致地揭示出托尔斯泰辩证法的主要环节、阶段。
一、人：心灵辩证法的第一个层次
《忏悔录》第一卷主要记载了托尔斯泰从东正教世界观转向世俗世界观的心理过程。托尔斯泰作为俄罗斯贵族，从小就接受了东正教的洗礼和教育。青年时代的托尔斯泰大量阅读，认真思考，在传统东正教信仰中发现了一个致命的问题。乐峰先生在《东正教史》中指出，东正教“拘泥于古代基督教的教义和礼仪；固守老的一套基督教传统。”[3]与此对应的是，吕大吉先生在《宗教学通论新编》中指出：“宗教的组织与制度则是宗教观念信条化、宗教信徒组织化、宗教行为仪式化、宗教生活规范化和制度化的结果，它处于宗教体系的最外层。”[4]但是托尔斯泰却在上流社会所谓的东正教信仰中发现，人们似乎仅仅具有宗教的组织或制度，而不具有宗教的感情或体验。对于这样一种虚假的信仰，托尔斯泰拒绝继续信奉它。
《忏悔录》第二卷主要记载了托尔斯泰个人层面的追求。对于托尔斯泰这样的天才艺术家而言，满足个人的私欲的主要方式就是拼命地写作。托尔斯泰在《忏悔录》中对于自己的评价也许过分严格：“当时我出于虚荣、自私和骄傲开始写作。”[5]托尔斯泰揭露当时的艺术家无非是将自己当作群众的导师，因为自己能够教育群众，所以群众就必须出钱购买自己的作品，当自己的观点与他人的观点发生冲突时，他们往往认为自己的观点就是唯一正确的，于是就不顾一切地攻击他人，托尔斯泰因此将艺术家的圈子比作疯人院。
在《忏悔录》第三卷中托尔斯泰主要记载了自己家庭层面、社会层面的追求。托尔斯泰在《忏悔录》中回忆说：“幸福的家庭生活的新环境已经使我完全撇下了对生命的总目的的任何探索。”[6]社会进步是19世纪每一位欧洲人的梦想，也是每一位俄罗斯人的梦想，托尔斯泰当然也不例外。以黑格尔为代表的西方哲学家强调社会进步，认为人类社会在上帝的绝对精神的暗中引导下不断地从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演进。部分受到西方哲学影响较深的俄罗斯人也认为，俄罗斯国家应当按照西方社会的步骤，从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演进。托尔斯泰在《忏悔录》中说道：“这信仰在我身上具有我们时代大部分有教养的人身上所具有的一般的形式。这信仰，用一个词来表示，就是‘进步’。”[7]但是有两件事情中断了托尔斯泰对于“进步”的信仰。其一，托尔斯泰在巴黎目睹了一次死刑，因此得出结论所谓“存在即合理”都是谎言和欺骗；其二，他的哥哥得病去世，这也是“进步”不能解释的神秘现象。
二、无：心灵辩证法的第二个层次
托尔斯泰在《忏悔录》第四卷中对于“无”进行了论述。为了对于托尔斯泰的虚无主义进行深入研究，我们首先需要对于什么是“虚无主义”进行一点大致的了解。在西方哲学史上，最早使用“虚无主义”一词的是德国哲学家雅可比。“为了避免堕入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雅可比宣称唯一的正途就是拒斥启蒙理性主义，回归正统宗教信仰。”[8]这种立场常见于神学家、宗教哲学家，这些神学家、宗教哲学家不认为自己属于虚无主义者，恰恰相反，他们认为自己属于虚无主义的批判者。真正将虚无主义发挥到极致的是尼采，他通过对于基督教道德的猛烈抨击，试图重估一切价值，建立起某种反传统的超人哲学。实际上就尼采本人的写作目的而言，并不是宣扬虚无主义，恰恰是因为看出了传统形而上学是欧洲虚无主义的根源，所以对于形而上学化的基督教信仰展开了批判，但是这一批判又陷入了虚无主义。继承尼采的衣钵，海德格尔在《尼采》一书中对于虚无主义有深入的研究：“虚无主义是一个过程，是最高价值的贬黜、丧失价值的过程。”[9]海德格尔试图超越尼采，指出真正需要重估的是“存在”，而非“价值”，真正的哲学在于对于“存在”的意义的追问。海德格尔自认为可以超越虚无主义，但是邓晓芒先生认为：“海德格尔想通过克服西方形而上学来克服欧洲虚无主义的构想并不成功。”[10]
现在我们对于什么是“虚无主义”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那么就需要将托尔斯泰的虚无主义纳入这一框架加以考察。海德格尔提出了“向死而生”，段德智先生对于西方死亡哲学进行了系统研究，指出：“海德格尔认为，此在最本己的可能性是死亡。”[11]这实际上是西方死亡哲学的一般观点。我们在经历过一些个人生活事件之后往往会对于生死问题加以反思，进而确认人类必死的本性，这是第一个阶段。我们既然已经认识到了死亡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就难免会怀疑生命的意义，这是第二个阶段。我们如果对于生命的意义已经发生了怀疑，那么对于某些过分真诚的人就有可能开枪自杀，这就过渡到了第三个阶段。托尔斯泰在《忏悔录》中沉痛地回忆道：“生命已经使我厌烦，某种难以克制的力量诱使我找机会摆脱它。”[12]虽然托尔斯泰最终并未自行结束肉体生命，但是从内在逻辑上讲这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的必然结果，只不过托尔斯泰凭借其艰苦的探索打破了这一铁的逻辑必然性。 三、神：心灵辩证法的第三个层次
在《忏悔录》第五卷、第六卷中，托尔斯泰为了解决自己的问题对于当时的各门知识进行了检索。在第五卷中，托尔斯泰将人类知识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实验科学，一类是思辨科学。为了解决自己的问题，托尔斯泰对于实验科学与思辨科学都进行了研究。托尔斯泰认真研究了实验科学，但是始终未能在实验科学中找到生命的意义的答案。托尔斯泰对于思辨科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托尔斯泰看来，整个思辨科学的主要观点是：“整个人类在指导着它的精神原则，即理想的基础上存在和发展。这些理想通过宗教、科学、艺术和国家形式表现出来。这些理想越来越高，人类便走向最高的幸福。”[13]托尔斯泰和大多数俄罗斯哲学家一样，强烈地反对这种进化论历史观。在第六卷中，托尔斯泰又在苏格拉底、叔本华、所罗门、释迦牟尼的思想宝库中搜索关于生死问题的论述，但是惊人地发现他们都仅仅是在劝导人们无所畏惧地走向死亡，不能告诉我们生命的意义。
在《忏悔录》第七卷、第八卷、第九卷中，托尔斯泰放弃了在人类知识中寻找答案的想法，开始向身边的人求教。在第七卷中，托尔斯泰主要是向贵族、知识界学习。托尔斯泰将贵族、知识界对于生命无意义的态度划分为四种：（1）浑浑噩噩；（2）寻欢作乐；（3）强力手段；（4）无所作为。在第八卷中，托尔斯泰试图向人民大众学习。托尔斯泰经过细心观察发现，人民大众之所以感到生命充满意义是因为宗教信仰。但是如果托尔斯泰想要接受人民大众的宗教信仰，其中最大的困难就是必须放弃理性。在第九卷中，托尔斯泰对于理性本身进行了批判。托尔斯泰说：“或者是我认为合乎理性的东西不像我想的那样合乎理性，或者是我觉得不合乎理性的东西并不像我想的那样不合乎理性。”[14]托尔斯泰认为生命的意义本身属于无限的问题，不是只能用来把握有限事物的理性能够把握的。值得注意的是，在后来的宗教哲学专著《论生命》中，托尔斯泰对于理性与信仰的关系的认识发生了变化。托尔斯泰在《论生命》中说道：“人的生命只是伴随着理性意识的出现而开始的。”[15]这意味着托尔斯泰在《论生命》中对于《忏悔录》中的思想进行了一次颠倒，将理性重新置于信仰之上，只是这里的理性不是对于信仰的否定，而是达到信仰的途径。
在《忏悔录》的第十卷、第十一卷、第十二卷中，托尔斯泰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终于接受了人民大众的信仰。托尔斯泰初信之时，时而信仰，时而怀疑，但是只有在信仰上帝的时候才感到自己活着，在不信仰上帝的时候却坠入虚无。托尔斯泰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终于还是告诫自己：“‘活下去，寻找上帝，没有上帝的生命便不会有了。’我心中和我周围的一切从来没有这样亮堂过，这光明从此没有离开过我。”[16]
但是自第十三卷至全书结束，托尔斯泰对于东正教教会的许多做法提出了批评。托尔斯泰向来反对东正教教会的仪式，但是托尔斯泰对于东正教教会最不能接受的地方不是那些繁琐的、在托尔斯泰看来毫无意义的宗教仪式，而是东正教教会对于暴力的态度。托尔斯泰反对暴力，主张取消国家机器，最终走向了无政府主义。他说：“杀人是罪恶，与任何宗教的最基本的教义相违背，不看到这一点是不行的。”[17]托尔斯泰后来写了宗教哲学专著《天国在你心中》的著作，在其中托尔斯泰详细论述了他的基督教无政府主义思想。
参考文献：
〔1〕徐凤林.俄罗斯宗教哲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56.
〔2〕倪蕊琴.俄国作家批评家论列夫·托尔斯泰[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27.
〔3〕乐峰.东正教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43.
〔4〕吕大吉.宗教学通论新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61.
〔5〕〔6〕〔7〕〔12〕〔13〕〔14〕〔16〕〔17〕托尔斯泰.忏悔录[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8，17-18，14，22，34， 64，89，109.
〔8〕高山奎.论虚无主义的历史主义根基——兼论施特劳斯的海德格尔批判[J].理论与现代化，2012（3）.
〔9〕海德格尔.尼采[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683.
〔10〕邓晓芒.欧洲虚无主义及其克服——读海德格尔《尼采》札记[J].江苏社会科学，2008（2）.
〔11〕段德智.西方死亡哲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239.
〔15〕托尔斯泰.天国在你们心中——托尔斯泰文集[M].上海：三联书店，1997.30.
（责任编辑 徐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