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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合作 机遇与挑战并存
策划/本刊编辑部
导语
《粤港合作框架协议》自2010年4月签订实施以来，粤港两地在医疗服务、教育培训、交通、口岸等领域为粤港合作开辟了新空间的同时，也为两地合作寻求到新的增长点，其成果显而易见。不过，实施过程中，因两地文化等差异使然，时有摩擦，不足和有待改进的方方面面也凸显出来。
调查结果显示：香港充沛的资金、实用的技术、丰富的信息、现代化的管理经验与广东的廉价土地、优质劳动力和灵活政策相结合，使粤港之间的经济合作能够顺利进行。港商在大陆的投资，带动了商品、技术及信息在粤港间的重新组合，两地合作扩大到贸易、金融、旅游、房地产等多个领域。不过，机遇与挑战并存，粤港合作同样为两地的共同发展带来巨大的挑战。
背景资料：
2010年4月7日，在北京签署的《粤港合作框架协议》涵盖了粤港经济、社会、民生、文化等合作领域。框架协议提出，粤港以率先形成最具发展空间和增长潜力的世界级新经济区域为目标，确定以跨界基础设施、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国际化营商环境、优质生活圈、重点合作区等为合作重点，为粤港合作开辟了新空间。
时任广东省省长黄华华在签署仪式上说，框架协议的签署是粤港两地落实《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和《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携手推进更紧密合作的一大盛事，相信在“一国两制”方针的指引下，按照框架协议着力推进各项工作，粤港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
时任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曾荫权也表示，落实《粤港合作框架协议》对于香港拓展其发展腹地、提升粤港区域国际竞争力和民众福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双方在协议签署后，要着重抓好落实，积极主动，协调配合，共同认真落实有关政策、措施和项目。
《粤港合作框架协议》成果：粤港海关多项合作措施，其中推进查验结果参考互认、探索跨境快速通关、推动电子申报资料格式统一等三个通关合作项目，对于巩固香港作为国际航运及物流中心和广东作为国家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地位，优化和提升区域整体营商环境等，可谓意义重大。
一方拥有庞大的制造企业群，一方拥有优异的研发能力、创新水平，这就是广东和香港在制造、创新能力方面的各自优势，两大能力的融合，无疑将使得两地“强强联手”。但在这联手合作的过程中，仍面临着社会服务体系不健全、信息缺乏、市场竞争能力弱等一些不容忽视和回避且亟待解决的老问题，同时又面临不断产生的新问题的压力。
为此，本刊编辑部在香港零售批发总会常务副主席莫景泷的协助、组织下，分别赴香港、韶关、珠三角等地专访香港各界，对粤港合作项目下中小型港企的发展情况进行了解，并就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作了深入的采访和探讨。
1997年香港回归之前，香港的制造业基本上转移至广东，但并没有形成特别强势的产业。回归后，由于受到亚洲金融风暴的影响，使当时存在的新的合作机会并没有呈现出清晰的轮廓。近年来，香港经济放缓，香港产业界再度意识到与大陆紧密合作的重要性。
成本提高 利润被压缩
一些受访港商反映，作为中国大陆最大、最早的投资者，他们在20多年前来到大陆之初有很大的优势，国内政府给了相当大的支持，例如地方政策、工人工资、人民币汇率等。在那个时期，香港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了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成功引领中国内地经济走向世界，也为世界经济进入中国内地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平台。
我们平时穿的衣服、鞋子，用的电子产品，还有小孩玩的玩具等等，不管品牌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都有相当一部分产品的产地是在广东，尤其是中国对外开放桥头堡的珠三角地区，加工贸易占了全国的四成，其中以港资企业最多。
亚洲鞋业协会秘书长李鹏曾在媒体上提过，在广东的鞋厂加起来大概有五六千家，其中惠东就有三千多家鞋厂，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不少中小型的工厂都面临着困境。
记者了解到，珠三角地区遭遇困境的，不仅是制鞋企业，像其它制衣、玩具加工、电子加工等等劳动密集型行业，都出现了同样的状况。一位服装厂的负责人告诉记者，铜扣的原材料铜，从2004年初的2万多元一吨，一路飙升到现在的6万多元一吨，上涨了3倍多，尽管工厂的成本上升了很多，然而产品的价格并没有同步上涨。
在中国经济的版图上，珠江三角洲曾独领风骚多年，然而，持续多年高速增长之后，这个制造业重地最近几年却接连遭遇“劳工荒”、“电荒”、“油荒”，土地、劳动力、能源价格都出现大幅上涨，而在国际市场上，随着人民币升值和一些国家实施贸易保护，珠三角这些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又受到严峻挑战。
然而，珠三角中小型港企自身并不能很好地适应近年来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环境和产业环境的发展变化。如人民币不断升值、物价的持续上涨、新《劳动法》对劳动者利益的保障、各项环保措施的出台、出口退税优惠政策的改变、区域经济产业升级的趋势等等，给这类企业产生了巨大影响，表现在一方面企业生产经营环节有了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企业使用各项资源的成本和紧缺度也大大提高了，这进一步压缩了企业本就不高的利润。
完善法制 还市场自由
受访港商提到，香港政府不重视工业，而是重点发展金融业和服务业，对于基础工业，基本都推向内地。内地相对而言对工业政策放得较宽，但是很多项目审批要经过繁杂的程序，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因此，他们希望政府可以重视及鼓励在内地长线投资的港商，同时应机制监控短线投资及炒卖，从而推动社会和谐稳定发展。
港商在投资时，考虑因素大多是成本效益，但在内地投资，港商大多不能掌握整体开支和成本预算，故此，建议有中间人角色及协调者，政府部门也从中协助，在法制上应有更大清晰透明度和简单易明的指引。
此外，粤港合作既是重大经济战略，更是重大的政治战略决策。然而，这些企业仍面临着政策风险。他们指出，内地政策经常变化，例如在服务贸易领域《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海运条例》等条例在不断完善；在知识产权领域，《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等在修改中日益健全；在投资领域，中国立法机构修改了其中的外汇平衡、当地含量、出口业绩要求和企业生产计划备案等条款……灵活的政策虽说是以改善投资环境为前提，但在这种情况下，正处于转型升级中的企业要付出较大精力去适应和调整。 珠三角的制造业主要是由一大批香港资本企业在工业化中期阶段迁移过去的，是香港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向珠三角的延伸。由于香港已经转型成一个金融服务中心，这批制造业已不可能回流原居地，因此已成为根植当地的民族工业，需要在当地完成产业转型。
至于粤港合作会有怎样的未来，这需要两地政府的共同努力。如要发展好两地合作，在经济方面，必须有一个公平公正的平台，公平公正是指自由市场，透过自身决定平衡风险，经济需求决定市场，最终由市场主导决定。当然，法治也同样重要，投资看回报，法治是保障投资者，有稳健的法治制度，才能使有意进军内地的港商安心。
防贪反贿 简化“关系网”
《协议》签订已三年有余，在粤港合作实施过程中仍不可避免地存在问题，就目前的营商环境而言，港商表示，走进内地，他们最担心的是贪污情况。同时，他们也意识到，在这一方面，政府和商界双方均有责任。在营商过程中，就反贪问题而言，需要改善的并不只是政府部门或者相关单位，企业家自身也有重大责任，只有他们的配合，才能长远解决反贪问题。所以，不少港商都大力支持习主席的反腐行动，但是还存在少部分人在助长不正之风，以求通过捷径取得更快、更好的发展。因此，商界也须为营造公平营商环境而自我监督。
为了防止跨境贪污，香港廉署和广东省人民检察院还合作编制了《“守法诚信”粤港中小企防贪指引》，内容包括营商须知、防贪锦囊，让在粤港两地发展的中小企业家认识两地反贪污贿赂法例，防止发生跨境贪污事件。
接受采访的港商还指出，国内很多企业的发展都离不开“关系网”。关系多，得到的就多；如果关系不够，发展就更加艰难。对于一些风险承担不大的项目，有关系网的企业能够优先得到消息，而真正需要的企业却得不到。这种现状导致出现了很多“第三者”，他们利用自己的关系帮助企业申请项目，从中收取非常可观的“好处费”，这样，就算项目能够顺利完成审批，但最后到企业手上的收益，少之又少。
有相当一部分港商表示，要带动更多港商进军内地，就要让他们明白，在法规上外资及港商与当地企业的不一样，包括税制、法律、成本等等。他们反映，国内经商关卡繁琐过多，使很多外资却步，所以他们期望港商和内地商人在内地投资时，能够被一视同仁，令港商更有安全感，并且杜绝所谓的关系网，还营商一个公平的平台。
企业断层 上演“用工荒”
在提到制约粤港合作项目进行的因素时，港商还指出了“用工荒”问题。在珠三角加工制造企业集中的地区，几乎每家工厂的门口都常年贴着招工启示。
20年前，珠三角制造业曾是内地省份许多人摆脱农耕的唯一选择，而今日，年轻人有更多选择。因此，在内地设厂的港企还面临着招工难的问题。
招工难，不论珠三角还是长三角，几乎都面临同样的问题。劳工荒的原因，这与国内人口结构有关，尤其是计划生育政策下，出现大量80后、90后独生子女，父母都希望他们获得良好教育，进入工作年龄后，能够获得优越的工作环境，导致年轻人投身制造业的兴趣不断下降。毕竟制造业工作强度大，多为枯燥的体力劳动，不仅年轻人不愿投身为制造业工人，父母也不希望子女成为产业工人。而服务业、金融业等则成为求职的首选。
此外，以往制造业集中在沿海省份，但随着内地基础设施日益完善，包括港资企业在内，不少企业纷纷落户内地省份，以往江西、湖南等劳工输出大省，现在当地也有大量企业，工人大可选择本地就业，根本不需要背井离乡，来珠三角打工。
而在粤港合作项目下，正在转型的港企需要很多工厂里的蓝领，就是工业工程人员。但是，不论是刚出校园的学生，还是从前那些从各省市奔赴前来的务工人员，都不愿从工厂一线上慢慢“熬”，导致企业断层厉害。这不得不说，是社会配套和收入分配等出现了问题。
受访企业家表示，需要政府和企业共同努力，才能扭转这一局面。例如，政府、企业出资，针对没考上大学的学生开设培训学校或培训班，开展专业工业培训课程，就企业所缺人才进行基础和深入的培训，培训完毕，学员可以得到相关工业技术文凭，厂家就可以从中招聘相关人才。只有社会、学校、企业重视工业人才的培养，才能告别“用工荒”现状。
从历史的观点分析，粤港两地经济合作格局的形成有政策基础和产业基础。从政策方面看，广东的先行对外开放与对外资的优惠措施，是两地合作形成的重要政策基础；而香港劳动力密集产业的迁移与广东工业化初期的资源、产业发展的状况，是两地经济合作的主要产业基础。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带有很强的时效性，粤港经贸合作从中国改革开放到现在，已经谈了三十多年，三十年的转变是巨大的，特别是内地的经济发展迅猛，香港的经济发展又面临一个瓶颈，这些因素的改变使两地合作的模式、前提和底线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变。但有一点不容置疑的是，香港和广东之间尽管彼此存在界限，有各自的GDP及民生问题，存在局部的利益摩擦，但两地经济实际上是一个经济利益一致的整体。目前珠三角是全球最有活力的制造业基地之一，香港是世界级的金融与商务中心，如果将两者结合起来，大广东不仅是目前中国最重要的经济金融中心，也是推动全球工商业运作的一股强大动力，这决定了粤港两地在各自的经济转型中都需要对方的支持，在未来的发展中仍然有很丰富的合作内容及广阔的合作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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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合作框架协议》自2010年4月签订实施以来，粤港两地在医疗服务、教育培训、交通、口岸等领域为粤港合作开辟了新空间的同时，也为两地合作寻求到新的增长点，其成果显而易见。不过，实施过程中，因两地文化等差异使然，时有摩擦，不足和有待改进的方方面面也凸显出来。
调查结果显示：香港充沛的资金、实用的技术、丰富的信息、现代化的管理经验与广东的廉价土地、优质劳动力和灵活政策相结合，使粤港之间的经济合作能够顺利进行。港商在大陆的投资，带动了商品、技术及信息在粤港间的重新组合，两地合作扩大到贸易、金融、旅游、房地产等多个领域。不过，机遇与挑战并存，粤港合作同样为两地的共同发展带来巨大的挑战。
背景资料：
2010年4月7日，在北京签署的《粤港合作框架协议》涵盖了粤港经济、社会、民生、文化等合作领域。框架协议提出，粤港以率先形成最具发展空间和增长潜力的世界级新经济区域为目标，确定以跨界基础设施、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国际化营商环境、优质生活圈、重点合作区等为合作重点，为粤港合作开辟了新空间。
时任广东省省长黄华华在签署仪式上说，框架协议的签署是粤港两地落实《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和《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携手推进更紧密合作的一大盛事，相信在“一国两制”方针的指引下，按照框架协议着力推进各项工作，粤港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
时任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曾荫权也表示，落实《粤港合作框架协议》对于香港拓展其发展腹地、提升粤港区域国际竞争力和民众福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双方在协议签署后，要着重抓好落实，积极主动，协调配合，共同认真落实有关政策、措施和项目。
《粤港合作框架协议》成果：粤港海关多项合作措施，其中推进查验结果参考互认、探索跨境快速通关、推动电子申报资料格式统一等三个通关合作项目，对于巩固香港作为国际航运及物流中心和广东作为国家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地位，优化和提升区域整体营商环境等，可谓意义重大。
一方拥有庞大的制造企业群，一方拥有优异的研发能力、创新水平，这就是广东和香港在制造、创新能力方面的各自优势，两大能力的融合，无疑将使得两地“强强联手”。但在这联手合作的过程中，仍面临着社会服务体系不健全、信息缺乏、市场竞争能力弱等一些不容忽视和回避且亟待解决的老问题，同时又面临不断产生的新问题的压力。
为此，本刊编辑部在香港零售批发总会常务副主席莫景泷的协助、组织下，分别赴香港、韶关、珠三角等地专访香港各界，对粤港合作项目下中小型港企的发展情况进行了解，并就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作了深入的采访和探讨。
1997年香港回归之前，香港的制造业基本上转移至广东，但并没有形成特别强势的产业。回归后，由于受到亚洲金融风暴的影响，使当时存在的新的合作机会并没有呈现出清晰的轮廓。近年来，香港经济放缓，香港产业界再度意识到与大陆紧密合作的重要性。
成本提高 利润被压缩
一些受访港商反映，作为中国大陆最大、最早的投资者，他们在20多年前来到大陆之初有很大的优势，国内政府给了相当大的支持，例如地方政策、工人工资、人民币汇率等。在那个时期，香港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了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成功引领中国内地经济走向世界，也为世界经济进入中国内地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平台。
我们平时穿的衣服、鞋子，用的电子产品，还有小孩玩的玩具等等，不管品牌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都有相当一部分产品的产地是在广东，尤其是中国对外开放桥头堡的珠三角地区，加工贸易占了全国的四成，其中以港资企业最多。
亚洲鞋业协会秘书长李鹏曾在媒体上提过，在广东的鞋厂加起来大概有五六千家，其中惠东就有三千多家鞋厂，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不少中小型的工厂都面临着困境。
记者了解到，珠三角地区遭遇困境的，不仅是制鞋企业，像其它制衣、玩具加工、电子加工等等劳动密集型行业，都出现了同样的状况。一位服装厂的负责人告诉记者，铜扣的原材料铜，从2004年初的2万多元一吨，一路飙升到现在的6万多元一吨，上涨了3倍多，尽管工厂的成本上升了很多，然而产品的价格并没有同步上涨。
在中国经济的版图上，珠江三角洲曾独领风骚多年，然而，持续多年高速增长之后，这个制造业重地最近几年却接连遭遇“劳工荒”、“电荒”、“油荒”，土地、劳动力、能源价格都出现大幅上涨，而在国际市场上，随着人民币升值和一些国家实施贸易保护，珠三角这些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又受到严峻挑战。
然而，珠三角中小型港企自身并不能很好地适应近年来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环境和产业环境的发展变化。如人民币不断升值、物价的持续上涨、新《劳动法》对劳动者利益的保障、各项环保措施的出台、出口退税优惠政策的改变、区域经济产业升级的趋势等等，给这类企业产生了巨大影响，表现在一方面企业生产经营环节有了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企业使用各项资源的成本和紧缺度也大大提高了，这进一步压缩了企业本就不高的利润。
完善法制 还市场自由
受访港商提到，香港政府不重视工业，而是重点发展金融业和服务业，对于基础工业，基本都推向内地。内地相对而言对工业政策放得较宽，但是很多项目审批要经过繁杂的程序，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因此，他们希望政府可以重视及鼓励在内地长线投资的港商，同时应机制监控短线投资及炒卖，从而推动社会和谐稳定发展。
港商在投资时，考虑因素大多是成本效益，但在内地投资，港商大多不能掌握整体开支和成本预算，故此，建议有中间人角色及协调者，政府部门也从中协助，在法制上应有更大清晰透明度和简单易明的指引。
此外，粤港合作既是重大经济战略，更是重大的政治战略决策。然而，这些企业仍面临着政策风险。他们指出，内地政策经常变化，例如在服务贸易领域《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海运条例》等条例在不断完善；在知识产权领域，《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等在修改中日益健全；在投资领域，中国立法机构修改了其中的外汇平衡、当地含量、出口业绩要求和企业生产计划备案等条款……灵活的政策虽说是以改善投资环境为前提，但在这种情况下，正处于转型升级中的企业要付出较大精力去适应和调整。 珠三角的制造业主要是由一大批香港资本企业在工业化中期阶段迁移过去的，是香港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向珠三角的延伸。由于香港已经转型成一个金融服务中心，这批制造业已不可能回流原居地，因此已成为根植当地的民族工业，需要在当地完成产业转型。
至于粤港合作会有怎样的未来，这需要两地政府的共同努力。如要发展好两地合作，在经济方面，必须有一个公平公正的平台，公平公正是指自由市场，透过自身决定平衡风险，经济需求决定市场，最终由市场主导决定。当然，法治也同样重要，投资看回报，法治是保障投资者，有稳健的法治制度，才能使有意进军内地的港商安心。
防贪反贿 简化“关系网”
《协议》签订已三年有余，在粤港合作实施过程中仍不可避免地存在问题，就目前的营商环境而言，港商表示，走进内地，他们最担心的是贪污情况。同时，他们也意识到，在这一方面，政府和商界双方均有责任。在营商过程中，就反贪问题而言，需要改善的并不只是政府部门或者相关单位，企业家自身也有重大责任，只有他们的配合，才能长远解决反贪问题。所以，不少港商都大力支持习主席的反腐行动，但是还存在少部分人在助长不正之风，以求通过捷径取得更快、更好的发展。因此，商界也须为营造公平营商环境而自我监督。
为了防止跨境贪污，香港廉署和广东省人民检察院还合作编制了《“守法诚信”粤港中小企防贪指引》，内容包括营商须知、防贪锦囊，让在粤港两地发展的中小企业家认识两地反贪污贿赂法例，防止发生跨境贪污事件。
接受采访的港商还指出，国内很多企业的发展都离不开“关系网”。关系多，得到的就多；如果关系不够，发展就更加艰难。对于一些风险承担不大的项目，有关系网的企业能够优先得到消息，而真正需要的企业却得不到。这种现状导致出现了很多“第三者”，他们利用自己的关系帮助企业申请项目，从中收取非常可观的“好处费”，这样，就算项目能够顺利完成审批，但最后到企业手上的收益，少之又少。
有相当一部分港商表示，要带动更多港商进军内地，就要让他们明白，在法规上外资及港商与当地企业的不一样，包括税制、法律、成本等等。他们反映，国内经商关卡繁琐过多，使很多外资却步，所以他们期望港商和内地商人在内地投资时，能够被一视同仁，令港商更有安全感，并且杜绝所谓的关系网，还营商一个公平的平台。
企业断层 上演“用工荒”
在提到制约粤港合作项目进行的因素时，港商还指出了“用工荒”问题。在珠三角加工制造企业集中的地区，几乎每家工厂的门口都常年贴着招工启示。
20年前，珠三角制造业曾是内地省份许多人摆脱农耕的唯一选择，而今日，年轻人有更多选择。因此，在内地设厂的港企还面临着招工难的问题。
招工难，不论珠三角还是长三角，几乎都面临同样的问题。劳工荒的原因，这与国内人口结构有关，尤其是计划生育政策下，出现大量80后、90后独生子女，父母都希望他们获得良好教育，进入工作年龄后，能够获得优越的工作环境，导致年轻人投身制造业的兴趣不断下降。毕竟制造业工作强度大，多为枯燥的体力劳动，不仅年轻人不愿投身为制造业工人，父母也不希望子女成为产业工人。而服务业、金融业等则成为求职的首选。
此外，以往制造业集中在沿海省份，但随着内地基础设施日益完善，包括港资企业在内，不少企业纷纷落户内地省份，以往江西、湖南等劳工输出大省，现在当地也有大量企业，工人大可选择本地就业，根本不需要背井离乡，来珠三角打工。
而在粤港合作项目下，正在转型的港企需要很多工厂里的蓝领，就是工业工程人员。但是，不论是刚出校园的学生，还是从前那些从各省市奔赴前来的务工人员，都不愿从工厂一线上慢慢“熬”，导致企业断层厉害。这不得不说，是社会配套和收入分配等出现了问题。
受访企业家表示，需要政府和企业共同努力，才能扭转这一局面。例如，政府、企业出资，针对没考上大学的学生开设培训学校或培训班，开展专业工业培训课程，就企业所缺人才进行基础和深入的培训，培训完毕，学员可以得到相关工业技术文凭，厂家就可以从中招聘相关人才。只有社会、学校、企业重视工业人才的培养，才能告别“用工荒”现状。
从历史的观点分析，粤港两地经济合作格局的形成有政策基础和产业基础。从政策方面看，广东的先行对外开放与对外资的优惠措施，是两地合作形成的重要政策基础；而香港劳动力密集产业的迁移与广东工业化初期的资源、产业发展的状况，是两地经济合作的主要产业基础。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带有很强的时效性，粤港经贸合作从中国改革开放到现在，已经谈了三十多年，三十年的转变是巨大的，特别是内地的经济发展迅猛，香港的经济发展又面临一个瓶颈，这些因素的改变使两地合作的模式、前提和底线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变。但有一点不容置疑的是，香港和广东之间尽管彼此存在界限，有各自的GDP及民生问题，存在局部的利益摩擦，但两地经济实际上是一个经济利益一致的整体。目前珠三角是全球最有活力的制造业基地之一，香港是世界级的金融与商务中心，如果将两者结合起来，大广东不仅是目前中国最重要的经济金融中心，也是推动全球工商业运作的一股强大动力，这决定了粤港两地在各自的经济转型中都需要对方的支持，在未来的发展中仍然有很丰富的合作内容及广阔的合作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