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眾的政治熱情高漲，既是好事，又隱藏風險。民眾關心政治促進了權利意識的覺醒，也是政治參與的前提。腐敗就在自己身邊發生，每一個普通人都能切身感受到社會不公，災難性的環境污染、空氣污染和食品污染使所有人都無很難心平氣和，無法置身事外。
　　這是一個全民關心政治的時代。期待變革，但又懼怕出亂子，是當下中國民眾一種有代表性的情緒。對自上而下的改革，他們看不到希望，對自下而上的改革又抱有幾分懷疑，擔心它會引起社會動盪，進而國家分裂。
　　大眾的政治熱情高漲，既是好事，又包藏風險。民眾關心政治促進了權利意識的覺醒，也是政治參與的前提，但一個穩定的社會秩序又往往需要大眾對政治事務保持適當的冷淡和疏離。腐敗就在自己身邊發生，每一個普通人都能切身感受到社會不公，災難性的環境污染、空氣污染和食品污染使所有人都很難心平氣和，無法置身事外。為保護生活環境，近年屢次爆發大規模的政治抗議活動。“中國模式”的鼓吹者現在也悄悄收起了鑼鼓。
　　希望以最小的成本獲取最大的收益，是人類共同的心理。社會變革的最小成本當然是當局的主動改革，即權勢者主動放棄既得利益，自我限制權力，最好的情況是在一次歷史性的大會上宣佈啟動政改。這樣的變革將沒有衝突，沒有變數，按部就班。當權者卻有另外的成本收益帳，穩定現狀才是他們獲取最大收益的保障。
　　50歲左右的人懷念80年代自上而下的改革。它能夠輕而易舉推行並獲得成功，得益於官民對改革的共同意願和黨內上層人物的利益一致。當時，人們無不渴求從毛時代的政治高壓下解放出來，黨內元老要解放出來重新掌權，農民要解放出來重新獲得種地的自由。此時，在權力最高層，“文革”中發跡的新貴與打江山的元老之間的利益衝突通過武力解決了，元老派之間出現的分歧只是意識形態的紛爭，與個人的根本利益關係不大，改革意見也很快佔據了上風。改革在經濟上吸取國外的管理經驗，政治上則保持舊制。這場“中體西用”的改革造就了一個龐大的既得利益階層，它在90年代後開始全面的自我放縱，其程度為有史以來所未有。
　　官民的利益衝突迅速地成為整個社會的焦點，今天在幾乎所有重要觀點上雙方都截然對立。民說：要加快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制度。官說：中國早已找到了適合自己的正確道路。民說：中國納稅人的稅負太重，已達到福利國家的水平，需要減輕。官說：不能簡單與國外比。民說：中國空氣污染威脅到了生命安全。官說：所有工業化國家都要經過同樣的階段。
　　絕然相反的立場註定了官民在改革的理解和定義上南轅北轍。把自上而下的改革和自下而上的改革割裂開來，使人們多年來在改革認識上形成了盲區。民眾期待大陸出現蔣經國那樣的政治家，但是，當把台灣作為改革的理想樣板時，他們忽視了台灣民眾為爭取民主所做的不屈抗爭和持久努力。不管是對改革寄於厚望的人呼籲政治家要有“壯士斷腕”的勇氣，還是懷疑改革的人們以“與虎謀皮”相譏，都把改革單純地看成是政治上層的事情，看成是當局高度自願的行為。
　　成功從來不會唾手可得，指靠他人實現自己的理想太不現實。大眾推動改革的力量越大，改革的到來就會越早。對改變現狀更加有迫切感的人們則期待一場疾風暴雨式的革命進行清場，但人的天性是對不確定的未來本能地缺乏信心，很多人對革命沒有信心。人類規避風險的本能使一般民眾更樂意保持現狀，而不是反抗，只要是現狀還能勉強維持的話。除非民主社會，否則，無權者反抗當局是一種很大的風險。即便再壞的制度，都不會把社會的大多數同時逼上絕境，被逼得走投無路的一部分人，也更多的是利用溫和的、被當局容忍、被現行法律允許的方式如上訪等爭取權利，對統治利益不構成真實的威脅。大多數人能忍就忍，不會去冒險帶頭挑戰現有秩序。理性的選擇是盡力去改善自己的個人處境和命運，少數人可以進入體制內獲取特權，或加強同體制內的特權勾結，還有少數的富人可採取移民的方式逃離現場，但大多數人只能忍受現實。
　　在期待改革的人眼裡，大眾過於卑怯，奴性深重，是伊萬懦夫，而認為中國改革只能自上而下的人，對群眾的集體非理性相當憂慮，他們眼中的大眾有暴民成群，網絡中的語言暴力，反日遊行中的滋事、砸車、縱火，都是暴民無處不在的明證。革命則被想像成是暴民的行動。在一場動盪不寧的革命中，國家權力最後落到手段殘忍且陰險狡猾的陰謀家手中。
　　二
　　和平轉型是當代世界民主變革的基本形式。
　　改革不一定是出於統治階級的善意，更可能是迫於大眾壓力，但改革的主動權確實握在統治階級手中。它掌握著國家最重要的資源，壟斷了國家的武裝力量，憑藉發達的交通和通信網絡，能在短時間內瞭解實情，把兵力投送到國內任何地方，在民眾動員之前就撲滅反抗的火星。一切想同它較量的力量看上去完全就是不自量力。在利比亞民眾用玩具槍同政府的正規軍抗衡時，卡紮菲揚言要像摁死一隻臭蟲一樣摁死反叛者。
　　統治者的絕對優勢力量使他們不會理會被統治者的政治要求，在革命到來之前也不會認真看待革命的風險。過去的成功，絕對的實力和自信，可能變為失敗的陷阱。當政府自認為強大到無敵的時候，它就會濫用自己的力量，執迷暴力，不講道理。強勢者在弱勢者面前不需要謹慎和克制。他們把改革的主動權看成是絕對的主宰權，而不是官民互動過程中的相對自由權。
　　它看上去依然強大，其實它的軀體內部在悄然發生變化，它的力量和雄心都在退化。它早已沒有過去從思想的一統天下到行動的一統天下那種能力和魄力了，思想和利益的多元化時代已經到來，民眾的質疑，反駁，異議，代替了盲從、順服、頌揚。
　　革命總是在出乎意料的驟然到來。對辛亥革命，不要說朝廷毫無預感，就是革命黨人也毫無預感。武昌城的幾個士兵擦槍走火點燃了大革命，除了革命者，各路人馬包括立憲派、舊官僚、會黨頭目和成員，都紛紛加入了革命隊伍，就連銜命前來鎮壓的朝廷大臣袁世凱也參加了革命，41天內全國大部分省份宣佈獨立。論聲勢，辛亥革命遠不如幾十年前的太平天國，其威力則遠勝之。太平軍攻城略地，所向披靡，可王朝還有時間組織力量進行圍剿，而辛亥革命風雲突變，它只能坐以待斃。 　　在當代，革命的突發性特點更加明顯，事先看不出明確跡象，沒有革命前的預謀、準備和組織，當局無法防範。1989年，革命席捲東歐，2011年再橫掃中東。羅馬尼亞革命表現了當代革命的基本形態。革命爆發的前一刻還無人知曉將要發生什麼，正在廣場聆聽齊奧塞斯庫演講的人群中突然發出一聲“打倒齊奧塞斯庫！”的口號，掀起了排山倒海的反獨裁的革命，幾十年的獨裁統治一朝崩塌。這就是人民革命，它好象就是夜深人靜之際的潰堤之水，在人們毫無戒備之際摧枯拉朽，一切詳盡的防洪預案都已失去意義，形勢迅速轉變。
　　所有改革都是社會矛盾長期累積的結果，所有革命都經歷了發動、力量形成和壯大的過程，決不會沒有任何跡象顯示。關於齊奧塞斯庫的政治笑話、諷刺段子在羅馬尼亞早已廣泛流傳，它們不似檄文，勝似檄文，是進行最廣泛的政治動員的絕佳方式。它們把精心包裝的政治神話變為可笑之物，把被宣傳機構大加吹捧的偉大領袖消解為政治丑類。對人們來說，反叛一種神聖的事物有悖於他們的感情和信仰，而反叛虛偽和醜惡，不但自然，而且引以為榮。對政治抗議的每一次鎮壓，都在為革命準備更多的乾柴。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相互配合，共同完成了革命的準備工作。整個革命發動過程都是公開的，沒有秘密可言。國人記憶中那些與革命密切聯繫的事物，職業革命家，軍事準備，油印的報紙，宣傳小冊子，地下活動，秘密集會，現在都沒有了。互聯網，微博，博客，手機短信，QQ聊天成為傳播信息和革命思想的新工具，傳播的效率超過以往的百倍千倍萬倍不止。它們把革命的發動變為日常聊天，變為信息交流，變為閒暇消遣，變為有意無意的行為，每個人都可能是革命發動者和組織者，他們是業餘的，很多時候是在無意中完成的，但他們可能比職業革命家的工作影響更大。
　　改革和革命是兩扇門，改革的門看起來更寬更大，易走，於是人們決定走改革的門，但它一直關閉著。人群聚集在這扇門前，等待開門。時間一久，人們開始失去耐心，開始焦躁，開始罵人。終於有一天，革命之門突然洞開，所有人，包括那些在改革門前踟躇已久的人們，都蜂擁而入。改革是當權者的主動選擇，革命對他們卻是被動接受。改革包含著利益的算計，革命是爆發，是社會能量積蓄既久的爆發。讓大多數人屈服於少數人的社會秩序不會不變，讓多數人怒氣衝衝的社會不可能穩定。革命一旦到來，關於革命是好還是壞、代價是大是小的爭論，關於國情、文化之爭，都已毫無意義，毫無必要。
　　革命爆發的時刻也是風險轉移的時刻。此前，反抗的風險是由反抗者承擔的，革命爆發後，對廣大參與者來說，風險大為減輕，甚至幾乎沒有風險，這又進一步鼓勵千千萬萬的人迅速加入到反抗的洪流中，匯成更洶湧的洪流。他們很多人平時可能並不勇敢，也不主張激進的革命。就稟性而言，絕大對數人既不是特別怯懦，也不特別暴烈，都具有基本的正義觀，沒有勇氣承擔反抗的風險，在關鍵時候卻能作出正確選擇。革命開始，輪到統治者承擔主要的風險了。
　　三
　　在人民革命中，軍隊始終是事關成敗的核心因素。自蘇東革命以來，不分地域，不分膚色，無論國情、文化和歷史傳統，世界各地的政治轉型具有一個十分突出的共同特點，即軍隊保持政治中立立場，這是實現和平轉型的重要保證。即使在利比亞、敘利亞兩個發生武裝衝突的例外中，軍隊也已不再是統治者的絕對工具，敘利亞政府只能依靠種族力量支撐的殘破江山。在這些國家，它們的統治秩序無一不是建立在對軍隊的絕對控制之上的，最高統治者把軍隊當作自己的命根子，在軍隊中培植親信，任用親人，長期牢牢掌握軍隊的控制權。可是當革命來臨之時，軍隊作出了自己的選擇。軍隊也沒有走出軍營奪權，組織軍政府。
　　改革就是打破常規，但當代革命並不是非理性的破壞，而是有它的方向——民主的方向，有它的秩序和理性。革命的危機可能促使少數人鋌而走險，但對大多數而言，他們被置於一個需要更加理性、更加慎重作出抉擇的時刻。在蘇聯“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採取極端行動發動軍變的那一刻，每一個蘇聯官兵、黨政官員、普通公民，都被迫表明立場，要作出決定支持哪一方，反對哪一方。他們知道自己需要什麼，知道如何抉擇。正是由於人民反對，部隊官兵抗命，地方領導人抵制和譴責，政變當局只堅持了3天就宣告失敗，緊急狀態委員會的8名成員一人自殺，其餘陸續被捕。
　　軍隊不干預政治使政治脫離了權鬥、陰謀，暴力。從西方首先發展起來的這項政治原則，是和議會政治發展聯繫在一起的。議會是表決的場所，也是辯論的場所，政治家在這裡闡述自己的意見，用充分的理由、精緻的論據、有力的事實加強自己的觀點。在這裡政治是一門說服和辯論的藝術，辯論的政治發展出一種優雅的、極富表現力的語言風格，它詞匯豐富，細緻入微地表達幽深、婉轉、複雜的思想和情感。議會政治是靠智慧而不是拳頭獲得權力和影響力，這對於一個民族的精神培育大有益處，不但有利於養成講道理的能力和習慣，也有利於養成聽取他人道理的能力和習慣，這兩種能力和習慣我們就稱之理性。
　　建立在武力之上的權力是粗暴的，武斷的，命令式的，它不是通過自身的正當性和正當理由使人信服，而是憑藉武力支配社會。統治者在有能力控制軍隊時，軍隊是他們的個人工具；在沒有能力控制軍隊時，他們就成為軍隊的工具——“挾天子以令諸侯”，最終王朝傾覆，皇帝本人聽候發落。
　　當代革命剔除了暴力成分，同當代革命的性質有很大關係。它不是全面革命，而只是改寫權力規則，把依靠武力的權力改造成為可以講道理的權力，重塑權力基礎。它不是用新的統治去代替舊的統治。人民革命最值得信任的地方是，它沒有軍事集團之間的暴力爭奪，不會形成依靠暴力建立排他性的壟斷利益集團。在新的規則下，權力向所有人、所有派別開放。有限革命的性質對於軍隊在革命中整體地保持中立具有決定意義。規則革命不但具有道義上的正當性，而且沒有損害軍隊和軍人的利益。
　　當人們說軍隊中立時，是使用民主的語言來表述的，從革命的角度來看，它的中立則是一種明確的革命立場，當軍隊選擇中立時，它是明確選擇了革命。革命的發生同經濟的關係並不明確，革命的真正原因要從社會心理中去尋找，民眾如果普遍厭棄了現行制度並決心與它告別，革命的條件就具備了。革命是思想的行動。軍人也是社會的成員，是思想的動物，他們與其他社會成員感受同樣的生活，作出與大眾同樣的選擇十分自然。 　　至此，還不足以解釋在世界範圍內革命中的軍隊不干預政治的普遍性。軍隊對文官政府原則表現了普遍尊重，沒有因為特殊國情、特殊的文化和歷史因素而顯出不同，也與拉美國家在50到70年代反復遭遇軍事政變和建立軍人獨裁政權的現象形成明顯反差。軍隊在革命之後如何回到軍營，一直被認為是專制社會向民主社會轉型的難題。
　　難題的解決要歸於普世價值觀產生的深遠影響。價值觀也聯繫著人們的利益，普世價值觀反映的是人類普遍利益。普世價值觀之所以是普世的，在於它被世界普遍接受的事實。被世界普遍接受的價值觀就是普世價值觀，它超越了各國文化和歷史的差異性。民主同特權利益是對立的，它以其自身的優越性吸引世界各國的普通大眾。
　　上世紀80年代開始，民主已經加速開拓自己的市場，蘇聯帝國的崩潰使民主制度對極權制度取得了不可逆轉的勝利。人們很容易把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民主勝利與政治家的人格品質聯繫起來，列舉華盛頓、甘地、曼德拉、蔣經國這樣一長串著名人物的名字證明個人作用的巨大。關鍵的少數對民主事業的貢獻功在千秋，但沒有通常想像的那麼巨大。環境的影響力被嚴重低估了。即使這些民主事業的偉大功臣也是環境的產物。在中東革命和東歐革命中，我們沒有看到傳統意義上的民主英雄。世界民主浪潮式推進的現象只有在變化的國際環境中才能得到全面理解。在從未有民主基因的國家，它的人民能夠依據民主的原則行事，最終順利地轉入民主社會，體現了環境改造人的力量，被改造的不僅是社會大眾，還有新一代政治家。壞的基因通過環境的力量得以改變。
　　四
　　80年代以來的革命把原有的執政黨趕下了台，臺灣的國民黨則自我革命，主動放棄了對政權的壟斷。除了國民黨通過革新在臺灣重新贏得執政權外，其他黨派在失去執政特權的利益紐帶後，不是消散，就是再也沒能恢復元氣了。俄共作為蘇聯共產黨的衣缽傳人雖然目前依然是俄羅斯的大黨，但它一直只能是俄羅斯的政治看客，再也沒有競爭上崗的能力了。它已無法擺脫其衰朽的基因，人員結構老化，政治主張陳舊，完全缺乏活力。
　　無論是改革還是革命，兩扇門不可能永遠關閉，總有一扇門必須打開。關閉改革有兩種情況，一是改革的壓力和動力不夠，另外就是改革進入非常危險的防洪時刻，不敢開啟閘門。但民眾對公平的追求是不可阻止的。
　　改革對執政黨意味著什麼，人們好象都心知肚明；革命對國家意味著什麼，則爭論不休。“亡黨亡國”論把執政黨的命運等同於國家的命運已經沒有多少市場，另一種觀點貌似有更多的現實感：在一個一黨專政的國家，執政黨要是失去領導地位，國內將沒有第二種力量可以代替它領導這個國家，天下必定大亂。
　　把執政黨的地位和作用看成是對人民的領導，是對現實也是對政治常識的歪曲。政黨只是晚近才有的現象，是現代選舉政治的產物，專業從政人員為了在競選選票中獲勝，他們發現組織和背靠政黨比個人單打獨鬥更容易取勝。政黨為了取得組織政府的權力，必須從人民那裡爭取選票。政府產生的必要條件是選舉，有選舉就能有政府。早在政黨產生之前政府就普遍存在了，俄羅斯的民主轉型過去了20年，到目前還沒有形成成熟的執政黨。
　　對於無限誇大執政黨的作用，有更重要的反對理由。政府在社會生活中只佔有不大的部分量，哪怕是全能政黨領導下的全能政府，它在人們的生活中也只在有限的方面起有限的作用。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計劃，他們以自己的智慧來面對、安排和處理每天的生活，尋找就業，實現理想，而不需要政府的指導和干預。個人的生活努力夠成了社會的基礎性秩序。沒有這一基礎秩序，政府對社會實施管理是絕無可能的。有了這樣的基礎秩序，政府的管理職責才能被規定在適當的範圍內。
　　在特色思維中，強制和暴力才是秩序的根本保證。看上去，政府動用武力在這裡平息了騷亂，在那裡控制了局面，每次都靠武力到場才使事態沒有繼續擴大，這也強化了部分人暴力產生秩序的維穩觀。通觀這些騷亂事件，不難發現它們大部分都與政府有直接關係，政府只是平息了它自己製造的騷亂。穩定的真諦在於人民安居樂業，當人們從他們的國家獲得的不是尊嚴和自由，而是屈辱和痛苦時，國家就對他們失去了凝聚力，這樣的國家始終有動盪之虞，每一次平息騷亂的勝利，都會變為下一次更大騷亂的伏筆，而它所造成的社會裂痕更難以彌合，國民黨鎮壓臺灣本土居民的“二二八”事件重創了它的統治根基。暴力維穩的回旋餘地隨著事件的推移將大幅度縮小：使用暴力，進一步摧毀了穩定的最後根基，但或許還能維護一時的穩定；不使用暴力，則可能連一時的穩定也難以為繼。
　　民主才是化解危機的鑰匙，只有在民主的旗幟下才能重新凝聚人心，增強民族團結。蘇聯解體對俄羅斯和其他各國來說，是歷史的回歸和複位。中國的民族問題到了令人十分焦慮的地步，常識告訴人們，不可能通過無限加大壓力的辦法保持現狀。但中國的民族問題不同于蘇聯的民族問題，中國民族地區的不穩定同國內其他地區的不穩定，問題的性質相同，都是民主和自由的問題。對民族地區的矛盾性質的錯判，必定影響解決矛盾的對策，進一步加深民族地區的矛盾。近代以來，中國的民族問題都是國內問題的一部分。辛亥革命前後凸顯出來的民族分裂危機，只不過是甲午戰爭之後世界列強瓜分中國的整體危機中的一部分，西藏、新疆、蒙古的危機，和德國佔領山東、俄國控制東北、隨後日本佔據東北的情形沒有什麼不同。再看古代，中國的好幾個王朝都曾極盛一時，但要不了多久便走向衰亡沒落，經歷從全面擴張、疆域遼闊到失權喪地、全面收縮的命運大轉換。這個實行中央集權的大國從來就沒有能力長久地保持國內和平，也沒有能力長久地維護自己的疆土完整。
　　歷史一直在說話，它以同樣的方式說給所有在場的人聽，不偏向任何人任何一方，聽與不聽是當事人的事。迫近的危險不是來自變，而是來自頑固守舊，堅持不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