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说巧不巧？我刚才在飞机上正看《环球人物》呢，这会儿要下飞机，你们的电话就来了。”73岁的曾光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电话里他声音洪亮，一听要讲讲公共卫生这70年，二话不说就答应了采访。
　　两天后，《环球人物》记者抵达杭州。见面前，曾光正在报告会上发言，主题是“肺炎球菌疾病防治策略”。他的声音穿透厚重的大门，让人感受到演讲者的热情和专注。采访中，曾光喜欢用“打仗”“应战”来形容他和流行病的每一次交集。的确，新中国成立70年，在这场抗击疾病的漫长战争中，曾光是一名久经沙场的公共卫生战士。

灭蝇1亿4千万，“种痘”5亿人次

　　“你先猜个数字。1959年，中国有多少麻疹病人？”曾光向记者提问。
　　“几十万人？”
　　曾光摇了摇头，停顿了几秒才给出答案：“是900万人。”他接着列举：“新中国成立前，全国人口平均寿命是多少呢？只有35岁。1967年患流脑（流行性脑膜炎）有多少人？300万人。”
　　对于这些数字和它背后的时代，出生在1946年的曾光有着切身的体会。出生后不久，他就患上了麻疹合并肺炎。“当时差点丢了性命。父母带我到北京看病，打一支青霉素都要卖首饰，你想那是多么珍贵啊！”
　　新中国成立初期，战乱刚结束，百业待兴，传染性和地方性疾病广泛流行。血吸虫病、疟疾、丝虫病、钩虫病、甲状腺肿、大骨节病、克山病等病的发病人数达几千万，烈性传染病如天花、鼠疫、霍乱在各地时有流行。卫生部刚成立就着手设立各级卫生防疫机构，当时全国卫生防疫工作的指导方针是：以预防为主，在预防领域又以防止疫病流行为主。
　　上世纪50年代，接种天花疫苗几乎是全民记忆。当时中国进行了3次强制性全民种痘和2次接种行动，给5亿多人口共发放了18亿剂牛痘疫苗，小孩也种，大人也种，消灭天花运动就这样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点上疫苗，用针在皮肤上划一道。过段时间，疱疹脱落，留下一道疤痕。”疤痕留下了，天花在中国也真的消灭了。“世卫组织直到1959年才开展全球天花消灭行动，我们消灭天花比全世界早了十几年，当时中国还不是世卫组织国，这是很了不得的一件事。”曾光说。
　　集中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这是新中国建设公共卫生的优势，同样体现在除四害上面。《北京卫生志》对这场爱国卫生运动有所记录：“1952年，首都人民进行灭蝇活动……全年灭蝇1亿4千万头。”作为四害之首的老鼠当然在劫难逃。“在1956年2月，仅仅北京市在一个月之内就捕鼠1600万只。”

　　“实际数字肯定比这个还多。”曾光回忆说，“食堂、垃圾堆、公共旱厕所，苍蝇满天飞，大人小孩都在拍苍蝇”。人们把打死的苍蝇和老鼠尾巴装在小瓶子里上交，学生交给学校，工人交给工厂，退休及无职业者交给居委会，以证明“战绩”。在此后1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基本控制了鼠疫、霍乱、丝虫病、麻风病、血吸虫病、疟疾和结核病等传染病和地方病，这与政府重视和全民动员密切相关。
　　全国公共卫生体系初步建立健全，但部分偏远农村地区仍受困于缺医少药。1970年，从河北医学院毕业的曾光来到燕山北部的围场县，成为一名乡镇医生。围场县是贫困县，尚未开展儿童计划免疫接种，麻疹、百日咳、流脑仍然流行，碘缺乏病、白血病、胃癌、肝癌依旧高发。没有上级医生，曾光是那里的“全科大夫”：“中医西医、牙科拔牙、针灸按摩，我都得做。”曾经还有内蒙古的村民赶了100多里路专程找他看病。
　　1979年，国家恢复研究生考试。曾光把公共卫生作为报考方向，因为这是他唯一能凑齐教科书的专业。靠着9年的临床经验和两个月的临时复习，最终他考上了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成为公共卫生泰斗何观清的学生。曾光将此看作命运的转折，“好像我此前所有的准备，都是为了走这条路”。
　　研究生毕业后，曾光开始负责全国疫情报告管理工作，此时公共卫生体系的一次大考即将来临。1988年，上海出现大规模甲肝疫情，当地部门负责人首先给曾光打电话汇报。“症状是全身乏力，面色连同眼睛都发黄，患病30万人。当时上海的东西已经卖不出去了，外地人连大白兔奶糖都不敢买了。”
　　为了平复对甲肝的恐慌，那一年，邓小平决定和上海人民共度春节。在联欢会结束后，他上台和演员一一握手，还亲吻了小演员的脸蛋。这个举动对全国人民起到了安抚和示范的作用。
　　很快，甲肝暴发的元凶被流行病学专家找到了，它是上海人餐桌上的常客——毛蚶。此后，禁止食用毛蚶切断了食源型甲肝的传播，疫情很快平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