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11日，万众瞩目的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公布，其中关于城乡人口的变迁引发广泛关注。据统计，居住在城镇的人口约为9.02亿人，占总人口的63.89%；居住在乡村的人口约为5.1亿人，占总人口的36.11%。与10年前相比，城镇人口猛增2.36亿人，乡村人口则骤减1.64亿人，城镇人口比重上升了14.21个百分点。与之相比，2010年城镇人口比例相比2000年上升了13.46个百分点，这说明近10年来，城镇化进程又进一步加快。中国的城市在进一步膨胀、扩张，变得更为拥挤，与此同时，中国的乡村也在萎缩、凋敝，人口愈加稀疏。
　　就像硬币的正反面。正面，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彰显了一个国家现代化、工业化水平的迅速提升；背面，农村的空心化问题也愈发严重。如今，年轻的农村学子通过高考升学源源不断地进入城市，农村的青壮年劳动力同样在大批涌入城市，大量留守老人、留守儿童独守空村的局面依然存在。长此以往，宅基地空置、耕地撂荒，对农村的土地和财富资源造成的浪费势必将更严重。改变农村空心化、资源浪费的局面，合村并居似乎势在必行。
　　合村并居，简言之就是合并临近的自然村，建立统一规划、管理的农村社区。合村并居的理念提出至今已有20年历史，山东省在2008年最早试点施行。只不过，合村并居的推进也不出所料地遇到重重阻碍。一方面，“一刀切”和运动式的实施方案，遭遇了强势抵制。仅仅在拆迁层面，就困难重重。另一方面，简单粗暴地将农民赶上楼房甚至收回他们的土地，而没有提供其他就业机会和配套的基础设施，也让合村并居的模式难以为继。例如，有的地方政府直接引進房地产资本开发楼房，将土地回收，旧村拆迁，盖楼房小区，有些农民为买新房而欠债，同时又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相比之前，生活变得更加困窘。
　　合村并居遇到困难缘由复杂。文化上，中国的乡村通常以同姓的家族群落聚居，且素有安土重迁的传统，仓促并村，会打破固有传统、文化与习俗。经济上，一旦涉及拆迁，涉及房产、土地，就会牵扯到千家万户的利益，牵扯出千头万绪的纠纷，一刀难断清。管理和政策上，没有标准、成熟的模式可供借鉴，也没有从上至下一以贯之、清晰明确的政策可以遵循，都是边试行边摸索。因此，从过去到现在，合村并居一直都在艰难中推进。
　　实际上，合村并居在长期的施行过程中，已经探索出多种模式，如山东的德州就曾探索出6种合并模式：城中村改造型，小城镇吸纳型，强村带动型，产业联结型，企业带动型，相邻村合并型。合村并居最深切的教训便是一刀切，为了政绩而莽撞推行。与之相对应，因村施策、合理合法当是最基本的准则。当前宅基地应以农民自愿有偿退出为原则，以政府政策为引导，通过市场化方式运营盘活乡村的存量资产。比如，自然环境条件较好的地方，可以用退出的宅基地发展乡村旅游、健康养老等新业态。又比如，退出的大块成片的宅基地可用于发展仓储加工、冷链物流、数字农业等产业。
　　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会继续推进，发达国家城镇化水平普遍在80%以上，中国的城镇化依然有很大空间。这就意味着，农村人口将进一步减少，更多的宅基地和耕地会空置。因此，在有必要的地方合村并居，是推进城市化、建设新农村的必由之路。农村发展的最终目的是让农民过上好日子。合村并居短期内可以让农民享受集中供暖、医疗、教育等方面的便利，长期看更能享受到区域资源整合后的发展红利。这一方向也与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一致。只不过，合理、合法、合乎人情地有序推进，考验全社会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