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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华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毛泽东舍小家为大家，动员组织所有的亲人参加革命，他一家先后有6位亲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幸存的亲人和子女没有一人在中央和地方任要职，就连在革命战争年代出生入死的大弟媳王淑兰，也只留在韶山故里做毛泽东故居和纪念馆的接待和宣传讲解工作。
缠足女嫁进毛家，勤俭持家好“四嫂”
1959年6月25日，毛泽东回到阔别32年的故乡。他刚刚在韶山宾馆住下，就问韶山公社书记毛继生：“四嫂呢？她在不在家里?”
毛继生说：“她到长沙女儿那里去了。今天上午，我们已派人去接她了。”
毛泽东说：“对，应该请她回来。她回来了，就有人帮我待客了!”
这位“四嫂”是谁？毛泽东为何如此惦记她呢？“四嫂”原来就是毛泽东大弟弟毛泽民的结发妻子王淑兰。毛泽民排行第四，按乡里习惯，人们都叫她四嫂。毛泽东也跟着大家一样亲切地称呼大弟媳为“四嫂”。
王淑兰是一位缠过足的旧式女性。她和毛泽民的结合，是依照流传千百年的传统老规矩办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由于王淑兰出身农家，她嫁到韶山南岸上屋场毛家后，很快就适应了农村新媳妇的生活。每天雄鸡刚刚报晓，王淑兰总是最先起床，然后，就生火做饭，清扫庭院，缝补浆洗，喂猪放鸭。农忙季节，也时常下田干活，一天到晚她总是忙前忙后，经常要忙到月上树梢，她才有歇息的机会。这样繁重的家务劳动，王淑兰从来都没有怨言，自然获得邻里的夸赞和公婆的喜欢。
虽然是包办婚姻，王淑兰和毛泽民却十分恩爱，相敬如宾。短短几年时间，他们生育了三男二女。不幸的是，除女儿毛远志长大成人外，其余都先后夭折。作为母亲，王淑兰尽到了最大的责任。
如果不是大哥毛泽东的一项伟大计划使她的生活发生了重大转折，她也将和千千万万的农村妇女一样，生儿育女，勤劳苦作，默默无闻地走完人生旅程。
毛家的两位老人相继去世后，按照乡俗，家中由长兄主持家政。但毛泽东常年在外，小弟毛泽覃也在长沙求学，大弟毛泽民便成了事实上的户主。1921年春节，毛泽东和毛泽覃从长沙回韶山老家过年。毛泽民觉得，应该趁这个机会，将家中的收支情况告诉哥哥和弟弟。
农历正月初八，是母亲文氏的冥诞。这天晚上，毛泽东、毛泽民、毛泽覃、毛泽建及弟媳王淑兰，表兄文南松、堂表弟文东仙等，围在火炉边烤火，吃的吃南瓜籽，抽的抽旱烟，一家人十分融洽。毛泽民搬出账本，将这几年家庭的种种变故以及各项开支，细细讲给大家听。毛泽东对泽民说：“这几年我不在家，泽覃也在长沙读书，家里只有你俩口子撑着。父母死了，都是你们安葬的，我没有尽孝，你们操了不少心。”
毛泽民惆怅地讲起这几年来家里所发生的事情。他说：“民国六年修房子，母亲生病；七年，败兵几次来屋里出谷要钱，强盗也来抢过一次；八年，先死娘，后死爹；九年，安葬父母，还给泽覃订婚。咯几年钱用得多，20亩田的谷只够糊口，所以把准备进桥头湾的田的钱用掉了。”毛泽东向他扬扬手，示意他不要再说了。
这些年来，毛泽东很少过问家事，全靠毛泽民夫妇在家操劳。尤其是在父母最后的日子里，求医问药，汤水茶饭，都靠他们夫妇两人。他因此很感激弟弟和弟媳。但自从在北京结识了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后，毛泽东已树立了改造中国的宏大志向。他觉得如果老纠缠在这些银钱出进的家庭事务中，最后至多成为一个像父亲那样的谷米商人，或者猪牛经纪人。但农村最缺少的，不是精明的生意人，而是矢志改造旧农村，建设新世界的革命者。他多么希望弟弟也和自己一起，来干这项前人所没干过的伟大事业!于是，他缓缓地说：“泽民，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我看这些账都不要算了，田也不要种了。你才20多岁，跟我到长沙去，再读点书，一边干点活，将来做些有利于国家和民族的事吧！”
毛泽民有点动心，但也有顾虑。他说：“可是，家里的田土总不能让它荒了吧。房子不住人，也会破败掉了。”
毛泽东说：“田让给家里穷、又会种田的人种去。房屋也让给没房的人家去住。至于别的东西，该送的就送人，该丢的就丢了!”说着，把目光投向王淑兰：“四嫂，你想不想得通呵?”
舍家为国闹革命，出生入死求解放
王淑兰当时是南岸上屋场惟一的女主人，她的意见至关重要。大哥每次回家，总要带回许多新鲜的消息。她听大哥说过苏俄实现了共产社会，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乍听这些，她总觉得那是远天远地的事。现在，大哥说，田土送给别人种，房子借给别人住。大哥是不是想首先在自己家里实行“共产社会”呢?王淑兰呆住了。但她一向敬重大哥，既然大哥把共产主义社会描绘得那么美好，而且又十分肯定地预言这个目标一定能够实现，她还犹豫什么呢？她迎着大哥期待的目光，坚定地说：“为了奔一个好社会，丢弃家里的一点坛坛罐罐，我想得通。”
于是，韶山十里八乡立即爆出一条新闻：南岸上屋场毛顺生阿公的几个崽女，还有儿媳妇，把田土和猪牛都送人了，房屋也借给别人住了，连过年剩下的熏鱼腊肉，也送给了左邻右舍和亲戚朋友。乡里人都觉得好稀罕。直到许多年以后，人们才明白过来，正是毛泽东这种义无反顾的毁家兴邦的决心和勇气，推动了中国革命的进程，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
怀着一种激动的心情，王淑兰和毛泽民一起跟着大哥去了长沙。丈夫在大哥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当庶务，一边管吃喝拉撒，一边学习革命理论，投身革命运动。她则在家料理家务，抚育儿女。家里常常有许多来往的客人，彻夜地谈论着革命工作，有时也面红耳赤地争论。这时候，王淑兰往往就默默地坐在一旁，不时沏茶续水，尽一个家庭主妇的责任。通过旁听，她明白了许多革命道理。几年之后，她回韶山生孩子，乡里的农民运动轰轰烈烈。孩子一满月，她就投入其中，当上了韶山女界联合会执行委员，以大胆泼辣而著称于韶山冲。1926年秋收以后，毛氏公祠祭祖。根据祠堂历来的惯例，这里是男人们的世界。王淑兰偏偏不信，她带领一伙毛姓女子，跑进祠堂，和男人们平起平坐，一起吃祠堂的祭祖酒，打破了女人不能进祠堂的旧习。由于她的出色表现，这年冬天，王淑兰成为韶山党支部一名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以后在长达20多年的革命斗争中，不管环境有多么险恶，个人有多少困难，她都没有辜负这个光荣的称号。
“马日事变”后，国民党反动军队来韶山“清乡”，王淑兰无法安身，只好跑到长沙。后来，她受组织委派离开湖南，在上海、武汉等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29年，因叛徒出卖，她不幸被捕，被关押在长沙井湾子陆军监狱。
囚室里，没有床铺，地上铺着潮湿的稻草；没有阳光，空气不对流，屋里臭气熏天。真是一座典型的人间地狱!
严冬来了，外面纷纷扬扬下起了大雪。一天下午监狱放风时，男监那边有人向女监打来一个雪球。女监这边也进行还击，雪仗越打越激烈。突然，有一个雪球落地开花，露出一张纸条。王淑兰警觉起来，连忙抓起那个纸条，闪进屋里，只见纸条上写着：我们要联合起来进行斗争!
王淑兰一思忖，用铅笔也写了一张纸条：我们同意。她把纸条捏进雪球里，使劲扔过去。雪球恰好打在那个丢雪球过来的人的脑门上，引得哨楼上守望的士兵哈哈大笑。
通过这种方式，他们串连了监狱中的6名共产党员，成立了临时党支部。王淑兰被选为女监党小组长。他们开展了要求改善政治犯生活条件的斗争，要求改睡地草为板铺，延长放风时间，女监政治犯要和刑事犯分开……坚持了半个月，狱方被迫答应了这些要求。
王淑兰坐监狱的时候，带着6岁的女儿毛远志。同监狱有一位叫罗醒的女共产党员，带着5岁的儿子小华初。由于监狱里常常有人被拉出去枪毙，这两位拖儿带女的女共产党人相约，不管将来谁牺牲了，留下的后代，由活着的人负责抚养成人。
1930年7月27日，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攻克长沙，救出了正在狱中受难的共产党人。王淑兰一双小脚，不能跟队伍行军打仗，组织上叫她就地隐蔽。罗醒随红三军团转移，临行前，她把儿子华初领到王淑兰跟前，叫他跪下：“孩子，从今以后，王阿姨就是你的亲娘!”王淑兰拉起孩子，说：“对，华初你就是我的孩子。要饭时，我多要一口，一定要把你拉扯大！”送别了罗醒，王淑兰带着女儿和儿子，开始了漫长的流浪生活。她要过饭，当过佣人，乞食补衣，历尽了人间沧桑。
终于传来了好消息。“七七”事变爆发后，1937年12月，八路军在长沙设立了驻湘通讯处，负责人是徐特立。王淑兰立即去找徐老。她说：远志是毛家的根，华初是革命烈士后代(她们分别不久，罗醒就牺牲了)。两个孩子都十几岁了，应该有属于他们自己的世界。而她本人呢，如果没有孩子的拖累，还可以为党做更多的工作!
徐特立听后，十分赞赏她的想法，决定将远志和华初送往延安。
两个孩子送走后，王淑兰无挂一身轻了，组织上分配她做湖南省委的地下交通员。她在军警、特务遍布的地区，来往穿梭，传递党的文件和情报。她胆大心细，善于随机应变。数年间竟没有出过任何差错。敌人怎么也不会料到，在这个衣衫褴褛的小脚女人身上，竟藏有共产党的许多文件和机密！
1944年冬，党组织派她和另一位同志前往衡阳大雁头建立地下交通站。不久，日寇大兵进犯衡阳，形势急剧恶化。王淑兰与党组织突然失去了联络，仿佛成了一只失群的孤雁。幸亏党组织很快找到了他们，王淑兰才继续活跃在党的地下交通线上。
革命一生不求功名，回乡接待四方宾客
全国解放后，王淑兰来到北京。按照惯例，对于这样一位早年舍家为国投身革命，历尽磨难，为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的女同志，组织上是应该委以重任的，但王淑兰没有文化，再说，年纪也不轻了。因此，组织上考虑安排她到一个环境优雅的地方去修养。然而，王淑兰坚决不干。她的理由很简单，她是一个革命者，只有不停地工作，生命才会有意义，让她闲着，肯定会闷出病来。她主动向组织请求：干不了大事，看大门守仓库也行。这怎么说得过去呢？组织上为难了。因此，她的工作安排就一直落实不下来。
一天，毛泽东把她接去，谈话完全是家庭式的。毛泽东说：“四嫂，听说我们南岸上屋场老家，每天都有许多客人去，也不晓得有没有人招待。我想请你回到那里去，帮我待待客，你看如何?”
是啊，这么多客人来了，却没有主人在家，这多么失礼呀！
“行，我马上回去，扫地烧茶，敬烟待客！”王淑兰毫不犹豫地同意了。
毛泽东笑了，说：“也不要你扫地烧茶，你可以找几个助手。乡下有句俗话么，在家不会迎宾客，出门方知少主人。只要不怠慢了四方宾客就好！”
就这样，王淑兰告别京城，昼夜兼程回到了韶山，在招待所做接待工作。她没有任何官衔，每天陪着国内外络绎不绝前来韶山的客人参观。韶山故里的事情有的是她耳闻目睹，有的也有她的份，所以，她给前来参观的客人介绍，既不要提纲，更不要讲稿，到哪里能找到这样出色的讲解员呢?
王淑兰是当年韶山南岸上屋场惟一幸存的革命女人，也是一位默默无闻，把毕生精力都献给了中国革命事业的女英雄！毛泽东回来了，第一眼没有看到她，一种沉甸甸的失落感顿时油然而生。幸好王淑兰闻讯立即从长沙赶了回来。久别重逢，王淑兰拉着大哥毛泽东的手，眼里噙满了泪花。那不是伤感，那是亲人相逢的喜悦泪花！
责任编辑 晏蔚青
缠足女嫁进毛家，勤俭持家好“四嫂”
1959年6月25日，毛泽东回到阔别32年的故乡。他刚刚在韶山宾馆住下，就问韶山公社书记毛继生：“四嫂呢？她在不在家里?”
毛继生说：“她到长沙女儿那里去了。今天上午，我们已派人去接她了。”
毛泽东说：“对，应该请她回来。她回来了，就有人帮我待客了!”
这位“四嫂”是谁？毛泽东为何如此惦记她呢？“四嫂”原来就是毛泽东大弟弟毛泽民的结发妻子王淑兰。毛泽民排行第四，按乡里习惯，人们都叫她四嫂。毛泽东也跟着大家一样亲切地称呼大弟媳为“四嫂”。
王淑兰是一位缠过足的旧式女性。她和毛泽民的结合，是依照流传千百年的传统老规矩办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由于王淑兰出身农家，她嫁到韶山南岸上屋场毛家后，很快就适应了农村新媳妇的生活。每天雄鸡刚刚报晓，王淑兰总是最先起床，然后，就生火做饭，清扫庭院，缝补浆洗，喂猪放鸭。农忙季节，也时常下田干活，一天到晚她总是忙前忙后，经常要忙到月上树梢，她才有歇息的机会。这样繁重的家务劳动，王淑兰从来都没有怨言，自然获得邻里的夸赞和公婆的喜欢。
虽然是包办婚姻，王淑兰和毛泽民却十分恩爱，相敬如宾。短短几年时间，他们生育了三男二女。不幸的是，除女儿毛远志长大成人外，其余都先后夭折。作为母亲，王淑兰尽到了最大的责任。
如果不是大哥毛泽东的一项伟大计划使她的生活发生了重大转折，她也将和千千万万的农村妇女一样，生儿育女，勤劳苦作，默默无闻地走完人生旅程。
毛家的两位老人相继去世后，按照乡俗，家中由长兄主持家政。但毛泽东常年在外，小弟毛泽覃也在长沙求学，大弟毛泽民便成了事实上的户主。1921年春节，毛泽东和毛泽覃从长沙回韶山老家过年。毛泽民觉得，应该趁这个机会，将家中的收支情况告诉哥哥和弟弟。
农历正月初八，是母亲文氏的冥诞。这天晚上，毛泽东、毛泽民、毛泽覃、毛泽建及弟媳王淑兰，表兄文南松、堂表弟文东仙等，围在火炉边烤火，吃的吃南瓜籽，抽的抽旱烟，一家人十分融洽。毛泽民搬出账本，将这几年家庭的种种变故以及各项开支，细细讲给大家听。毛泽东对泽民说：“这几年我不在家，泽覃也在长沙读书，家里只有你俩口子撑着。父母死了，都是你们安葬的，我没有尽孝，你们操了不少心。”
毛泽民惆怅地讲起这几年来家里所发生的事情。他说：“民国六年修房子，母亲生病；七年，败兵几次来屋里出谷要钱，强盗也来抢过一次；八年，先死娘，后死爹；九年，安葬父母，还给泽覃订婚。咯几年钱用得多，20亩田的谷只够糊口，所以把准备进桥头湾的田的钱用掉了。”毛泽东向他扬扬手，示意他不要再说了。
这些年来，毛泽东很少过问家事，全靠毛泽民夫妇在家操劳。尤其是在父母最后的日子里，求医问药，汤水茶饭，都靠他们夫妇两人。他因此很感激弟弟和弟媳。但自从在北京结识了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后，毛泽东已树立了改造中国的宏大志向。他觉得如果老纠缠在这些银钱出进的家庭事务中，最后至多成为一个像父亲那样的谷米商人，或者猪牛经纪人。但农村最缺少的，不是精明的生意人，而是矢志改造旧农村，建设新世界的革命者。他多么希望弟弟也和自己一起，来干这项前人所没干过的伟大事业!于是，他缓缓地说：“泽民，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我看这些账都不要算了，田也不要种了。你才20多岁，跟我到长沙去，再读点书，一边干点活，将来做些有利于国家和民族的事吧！”
毛泽民有点动心，但也有顾虑。他说：“可是，家里的田土总不能让它荒了吧。房子不住人，也会破败掉了。”
毛泽东说：“田让给家里穷、又会种田的人种去。房屋也让给没房的人家去住。至于别的东西，该送的就送人，该丢的就丢了!”说着，把目光投向王淑兰：“四嫂，你想不想得通呵?”
舍家为国闹革命，出生入死求解放
王淑兰当时是南岸上屋场惟一的女主人，她的意见至关重要。大哥每次回家，总要带回许多新鲜的消息。她听大哥说过苏俄实现了共产社会，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乍听这些，她总觉得那是远天远地的事。现在，大哥说，田土送给别人种，房子借给别人住。大哥是不是想首先在自己家里实行“共产社会”呢?王淑兰呆住了。但她一向敬重大哥，既然大哥把共产主义社会描绘得那么美好，而且又十分肯定地预言这个目标一定能够实现，她还犹豫什么呢？她迎着大哥期待的目光，坚定地说：“为了奔一个好社会，丢弃家里的一点坛坛罐罐，我想得通。”
于是，韶山十里八乡立即爆出一条新闻：南岸上屋场毛顺生阿公的几个崽女，还有儿媳妇，把田土和猪牛都送人了，房屋也借给别人住了，连过年剩下的熏鱼腊肉，也送给了左邻右舍和亲戚朋友。乡里人都觉得好稀罕。直到许多年以后，人们才明白过来，正是毛泽东这种义无反顾的毁家兴邦的决心和勇气，推动了中国革命的进程，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
怀着一种激动的心情，王淑兰和毛泽民一起跟着大哥去了长沙。丈夫在大哥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当庶务，一边管吃喝拉撒，一边学习革命理论，投身革命运动。她则在家料理家务，抚育儿女。家里常常有许多来往的客人，彻夜地谈论着革命工作，有时也面红耳赤地争论。这时候，王淑兰往往就默默地坐在一旁，不时沏茶续水，尽一个家庭主妇的责任。通过旁听，她明白了许多革命道理。几年之后，她回韶山生孩子，乡里的农民运动轰轰烈烈。孩子一满月，她就投入其中，当上了韶山女界联合会执行委员，以大胆泼辣而著称于韶山冲。1926年秋收以后，毛氏公祠祭祖。根据祠堂历来的惯例，这里是男人们的世界。王淑兰偏偏不信，她带领一伙毛姓女子，跑进祠堂，和男人们平起平坐，一起吃祠堂的祭祖酒，打破了女人不能进祠堂的旧习。由于她的出色表现，这年冬天，王淑兰成为韶山党支部一名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以后在长达20多年的革命斗争中，不管环境有多么险恶，个人有多少困难，她都没有辜负这个光荣的称号。
“马日事变”后，国民党反动军队来韶山“清乡”，王淑兰无法安身，只好跑到长沙。后来，她受组织委派离开湖南，在上海、武汉等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29年，因叛徒出卖，她不幸被捕，被关押在长沙井湾子陆军监狱。
囚室里，没有床铺，地上铺着潮湿的稻草；没有阳光，空气不对流，屋里臭气熏天。真是一座典型的人间地狱!
严冬来了，外面纷纷扬扬下起了大雪。一天下午监狱放风时，男监那边有人向女监打来一个雪球。女监这边也进行还击，雪仗越打越激烈。突然，有一个雪球落地开花，露出一张纸条。王淑兰警觉起来，连忙抓起那个纸条，闪进屋里，只见纸条上写着：我们要联合起来进行斗争!
王淑兰一思忖，用铅笔也写了一张纸条：我们同意。她把纸条捏进雪球里，使劲扔过去。雪球恰好打在那个丢雪球过来的人的脑门上，引得哨楼上守望的士兵哈哈大笑。
通过这种方式，他们串连了监狱中的6名共产党员，成立了临时党支部。王淑兰被选为女监党小组长。他们开展了要求改善政治犯生活条件的斗争，要求改睡地草为板铺，延长放风时间，女监政治犯要和刑事犯分开……坚持了半个月，狱方被迫答应了这些要求。
王淑兰坐监狱的时候，带着6岁的女儿毛远志。同监狱有一位叫罗醒的女共产党员，带着5岁的儿子小华初。由于监狱里常常有人被拉出去枪毙，这两位拖儿带女的女共产党人相约，不管将来谁牺牲了，留下的后代，由活着的人负责抚养成人。
1930年7月27日，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攻克长沙，救出了正在狱中受难的共产党人。王淑兰一双小脚，不能跟队伍行军打仗，组织上叫她就地隐蔽。罗醒随红三军团转移，临行前，她把儿子华初领到王淑兰跟前，叫他跪下：“孩子，从今以后，王阿姨就是你的亲娘!”王淑兰拉起孩子，说：“对，华初你就是我的孩子。要饭时，我多要一口，一定要把你拉扯大！”送别了罗醒，王淑兰带着女儿和儿子，开始了漫长的流浪生活。她要过饭，当过佣人，乞食补衣，历尽了人间沧桑。
终于传来了好消息。“七七”事变爆发后，1937年12月，八路军在长沙设立了驻湘通讯处，负责人是徐特立。王淑兰立即去找徐老。她说：远志是毛家的根，华初是革命烈士后代(她们分别不久，罗醒就牺牲了)。两个孩子都十几岁了，应该有属于他们自己的世界。而她本人呢，如果没有孩子的拖累，还可以为党做更多的工作!
徐特立听后，十分赞赏她的想法，决定将远志和华初送往延安。
两个孩子送走后，王淑兰无挂一身轻了，组织上分配她做湖南省委的地下交通员。她在军警、特务遍布的地区，来往穿梭，传递党的文件和情报。她胆大心细，善于随机应变。数年间竟没有出过任何差错。敌人怎么也不会料到，在这个衣衫褴褛的小脚女人身上，竟藏有共产党的许多文件和机密！
1944年冬，党组织派她和另一位同志前往衡阳大雁头建立地下交通站。不久，日寇大兵进犯衡阳，形势急剧恶化。王淑兰与党组织突然失去了联络，仿佛成了一只失群的孤雁。幸亏党组织很快找到了他们，王淑兰才继续活跃在党的地下交通线上。
革命一生不求功名，回乡接待四方宾客
全国解放后，王淑兰来到北京。按照惯例，对于这样一位早年舍家为国投身革命，历尽磨难，为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的女同志，组织上是应该委以重任的，但王淑兰没有文化，再说，年纪也不轻了。因此，组织上考虑安排她到一个环境优雅的地方去修养。然而，王淑兰坚决不干。她的理由很简单，她是一个革命者，只有不停地工作，生命才会有意义，让她闲着，肯定会闷出病来。她主动向组织请求：干不了大事，看大门守仓库也行。这怎么说得过去呢？组织上为难了。因此，她的工作安排就一直落实不下来。
一天，毛泽东把她接去，谈话完全是家庭式的。毛泽东说：“四嫂，听说我们南岸上屋场老家，每天都有许多客人去，也不晓得有没有人招待。我想请你回到那里去，帮我待待客，你看如何?”
是啊，这么多客人来了，却没有主人在家，这多么失礼呀！
“行，我马上回去，扫地烧茶，敬烟待客！”王淑兰毫不犹豫地同意了。
毛泽东笑了，说：“也不要你扫地烧茶，你可以找几个助手。乡下有句俗话么，在家不会迎宾客，出门方知少主人。只要不怠慢了四方宾客就好！”
就这样，王淑兰告别京城，昼夜兼程回到了韶山，在招待所做接待工作。她没有任何官衔，每天陪着国内外络绎不绝前来韶山的客人参观。韶山故里的事情有的是她耳闻目睹，有的也有她的份，所以，她给前来参观的客人介绍，既不要提纲，更不要讲稿，到哪里能找到这样出色的讲解员呢?
王淑兰是当年韶山南岸上屋场惟一幸存的革命女人，也是一位默默无闻，把毕生精力都献给了中国革命事业的女英雄！毛泽东回来了，第一眼没有看到她，一种沉甸甸的失落感顿时油然而生。幸好王淑兰闻讯立即从长沙赶了回来。久别重逢，王淑兰拉着大哥毛泽东的手，眼里噙满了泪花。那不是伤感，那是亲人相逢的喜悦泪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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