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3月，美国疫情恶化之后，公司大面积开始居家上班，学校全面停课。与中国家长一样，我们这些在美国的家长也开始了每天一边在家办公，一边与“神兽”斗争的日子。
　　我住在美国东岸的波士顿，大儿子在一家公立小学上一年级。每天，我在跟同事开视频早会之前，先要帮儿子在Google Team上签到、领课件，然后打开Zoom让他上网课。
　　本来我的父母计划在春节后过来，帮我接送孩子加监督学习。但因为美国政府的旅行禁令，父母留在中国来不了，我们只能咬牙自己“生扛”了。
　　我一边开会，一边还要做“密探”：溜到儿子房间门口看看他有没有“翻车”，比如把摄像头拆下来玩，或者把橙汁泼到键盘上。
　　上幼儿园的小儿子，则是每天在家快乐地玩手工。为了防止他乱入会议或哥哥的网课，我把他关进了老公的办公室，三令五申不许出来，就差给绑在床腿上了。
　　我的一位以色列妈妈同事也吐槽说，这种跟“神兽”一起在家还要上班的日子真是“生不如死”——“如果我们没有感染新冠肺炎而死，多半会因为娃在家上网课被整死！”
　　虽然也是人仰马翻，但据我观察，在美华人家长一般学历较高，IT能力较强，网课还算是基本能应付得来。但对一部分美国家庭，尤其是来自弱势群体的家庭来说，光是安装好、整明白两个网课软件，恐怕都成问题。
　　所以，当全美国的孩子都开始上网课，媒体最关心的问题是：这样的教育公平吗？买不起电脑的贫困家庭孩子怎么办？靠领救济金生活、完全不会用电脑的家庭的孩子怎么办？四肢不健全的残疾孩子怎么办？
　　仔细想想，这些“小问题”，对于受到影响的家庭和孩子来说，可能还真是个大问题。
　　另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当中国人激动于在线教育的美好“钱景”之时，美国则是一片唱衰网课之声。
　　最响亮的反对意见，恰恰是来自媒体和教育界。
　　很多美国人开车必听的国家公共广播电台（NPR）给这种手忙脚乱上网课的“乱象”，创造了一个新词，叫做Panic-gogy，即“抓狂的教育界”。
　　《洛杉矶时报》说：“在线教育听起来激动人心，但事实是，我们是毫无准备地被逼入了网课。目前的情况，是恐慌之后的临时应急，不是經过仔细计划的结果。”
　　更有教育界意见领袖在推特上号召，与其勉强去上效果差强人意的网课，不如用这段时间培养孩子的“低科技”能力，比如阅读、逻辑和写作。
　　比如，给学生布置开放性答案的作业，并列出阅读书单。学生在规定时间内阅读之后，用电子邮件发回文章即可。中间如果有疑问，可以约定时间视频答疑。
　　不用说，这个解放家长的上课方法，我是举双手赞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