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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德威先生在《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及《史诗年代的抒情声音》等著作和论文中曾对“抒情”传统有深刻的理解。同样是抒情，在表现形式和深浅程度上会有不同的理解与呈现。轻飘浅唱是抒情，慷慨激昂也是抒情，忧郁低回亦是抒情。从触景生情到发愤抒情，抒情是文学区别于政治、历史、哲学等学科的一个鲜明的特质。严格说来，任何文学作品都是创作主体思想感情的抒发，具有情感表现的特征。只不过就不同的作家和文学流派而言，他们创作中露在水面的那部分冰山更容易让人看到，也容易成为标签让人铭记。东北作家群是一个主要以现实主义创作，特别是小说创作而著称的创作群体，就他们的创作和思想而言，叙事性和思想性的凸显成为人们熟知的标签。然而，作为文学作品的普遍属性，透过抒情这样一个切入点，可以为研究东北作家群及其作家创作提供一个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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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情感在隐藏在客观描写背后和直抒胸臆两种方式上呈现出来。东北作家群和20年代的创造社、新月派，以及和30年代的京派相比，抒情似乎是他们的软肋和弱项。在注重自我表现的创造社作家的创作中主观抒情的色彩十分鲜明，京派小说在对淳朴的人性、人情的赞美与讴歌中散发出浓郁的牧歌情调。抒情写意是京派小说最为称道的品质，因而他们的小说自然呈现出一种诗化的倾向。东北作家群作家的创作和创造社、京派比起来，就东北作家群的创作方法和艺术情趣而言，他们创作的品格并不是以“抒情”而著称的。在东北沦陷的特殊历史时刻，人们更看重的是他们创作中的思想性而非形象性。但其实在三四十年代的创作中，他们作品中就潜藏着抒情的调子。他们抒发的是一种民族情、国家情、故乡情。在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的影响下，东北作家群的创作具有鲜明的社会性和思想性。同时，他们创作中的抒情曲调伴随着时代的旋律阵阵回荡，主要表现为深沉、凝重、忧郁、激昂的时代雄风。
东北作家群的崛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时势造英雄。国土的沦陷、家园的践踏催生了他们的热血与反抗。所以，30年代东北作家群创作中的抒情调子往往表现得更为直接。东北作家群作家情感的抒发是由内而外的。情感的指向直接、粗犷、浓烈而深沉。面对敌人的入侵，故土的践踏，同胞的苦难，东北作家群在创作中自然流露出悲愤之情。又由于东北地域文化的天然属性，东北作家群创作之中粗犷之风油然而生。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萧红的《生死场》、端木蕻良的《浑河的激流》《遥远的风沙》、罗烽的《第七个坑》、舒群的《为了祖国的明天》等作品都是在鲜明的思想性和时代性背后，表现出独特的抒情意味。罗烽的《第七个坑》中无辜民众被日军活埋，萧军的《八月的乡村》里中国的小孩被日军摔在石头上惨死，舒群的《老兵》里中国人的尸首被日本侵略者悬挂示众……民族同胞水深火热的屈辱命运在东北作家群笔下触目惊心地展示出来。东北作家群的创作，发出了对侵略者罪行的有力控诉，表明了反抗侵略的勇敢呐喊，抒发了对水深火热之中苦难同胞的深切同情。这一时期他们作品的抒情内涵更多停留在国家、社会、民族的情感层面上。这一层面上的抒情，不再只是简单的小悲小喜，已经是一种愤怒的抒情。那些在屈辱、苦难中被蹂躏的同胞们，由麻木、沉默逐渐觉醒，东北作家群对民众的奋起与抗争给予了悲情的歌颂。端木蕻良的《大地的海》中老百姓拿起武器，组成游击队，顽强抵御敌人的淫威，在抗战的洪流中书写英勇无畏的动人篇章。端木蕻良的《浑河的急流》中猎户们揭竿而起，踏着祖先的足迹，发出不降的悲愤怒吼。萧军的《八月的乡村》中陈柱司令员、铁鹰队长等人在紧张激烈的战斗中彰显阳刚之气，李七嫂背负奇耻大辱与血海深仇，奋起反抗，在绝望中杀出生的希望。萧红《生死场》中的王婆带着亲人惨死的巨大伤痛投身到抗日的洪流。可以说，在抗日文学的率先呐喊中，东北作家群的创作思想与艺术兼具，叙事与抒情交融，特别是在这样一种抒情的格调中饱含有强烈的张力，充沛着震撼的效果，值得我们深深铭记与细细回味。
抒情包含着作家对现实生活的反映和评价。“抒情中所表现出来的赞美、歌颂、向往、同情、憎恶、厌烦等情感倾向都不同程度地含有对现实的价值判断。”[1]东北作家群的创作同样如此。萧军、萧红、舒群等作家，因成长背景、思想基础、文化传统等方面的相似性而使创作表现出相似的精神指向，也因此东北作家群作为群体登上文坛并引起广泛关注。在表现抗战这一主题之余，东北作家群对东北地域文化的表现也表现得不遗余力。这也就使得东北作家群创作中的抒情格调在地域与怀乡的书写中从另一个维度上缓缓流淌。在东北作家群中，萧军的思想中有英雄情结和侠义情怀。所以他的小说情感外露，有一种粗野之风。然而在他的作品，也不失细节的描写来衬托主体的情感。如在萧军的《八月的乡村》中，故乡的一草一木是那样的沁人心脾，让人热爱。在萧军的笔下，高粱、大豆等各种粮食半成熟的香气在空气中夹杂飘送着。到了收获的季节，人们一边忙碌一边笑着，“大车上捆好高高的垛儿，牲口们在车停止着装载的时候，纷忙地拾取地上的遗穗嚼食。人们并不恼怒，孩子们下面赤着脚，身上却披了过去冬天的棉袄，跑着，叫着，不经意也许被锋利的‘高粱楂’划破了腿肚子，流血也是不管的，拾着红红的高粱穗，喂着自己心爱的牲口。”东北作家群其他作家，萧红和端木蕻良的创作中抒情气息更为细腻。跳神等极具东北地域色彩的萨满文化在萧红、端木蕻良等作家的笔下被乐此不疲地描摹。萧红的《生死场》《呼兰河传》等作品中散文化的结构和抒情性的气息使得她的创作呈现出浓郁而独特的诗化风格。端木蕻良在《科尔沁旗草原》《大地的海》等作品中，表现出了浓厚的抒情气息，而这种抒情气息也增加了作品的诗化色彩。端木蕻良对大地的感情直接而深沉：“是的，在这块大地上，如抛去泥土不提，这地上还有什么可说的奇迹呢，还有什么可以令人笃信的证物呢，而且这土地到底还成了什么土地了呢，这荒凉的草原，还恁能再向人夸耀它无比的荒凉呢？”[2]在端木蕻良的笔下，一望无际、平铺直叙、宽阔无边的草原诉说着大地的悠久历史，端木蕻良善于将描写与抒情有机融合起来，让读者鲜明感受到情感的丰沛。端木蕻良的文字，总能让读者触摸到作家某种富有诗意而浪漫的抒情格调。 可以说，东北作家群作家创作中的抒情内容，为作品带来了生机和活力，让人们看到了生生不息的民族传统。虽然东北作家群的创作以写实为主，但总能让读者感受到他们对人民、对土地的深情告白。无论是从抗战文学的背景下，还是从乡土文学的视角下，东北作家群的创作都在“情”的展示上不余遗力。可以说，既有抗日的豪情，又有乡土的温情。在审美感受上，既有力之感，又有柔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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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社会历史的改变、文艺政策的调整都将为文学的发展带来变化。新中国建立以后，文艺的社会教化功能得到强化，文艺一体化思想也在特定历史时期被突出强调。在十七年文艺政策的指向下，萧军、端木蕻良、骆宾基等作家表现出为主流意识形态服务的愿望。在一派歌颂声中，他们的文学创作也有对主流文学的追随与响应。无论是在工业题材，还是农村题材，萧军、舒群、端木蕻良等作家的创作中不乏热烈的一面。这一段时期他们某些作品中的抒情话语颇具意识形态属性。随着主流文学话语情感、节奏、情调的变化，东北作家群作家创作中抒情的调子也适时欢快起来。
萧军的《五月的矿山》、舒群的《这一代人》、骆宾基的《北京近郊的月夜》、白朗的《为了幸福的明天》、端木蕻良的《握手》等，都在文学作品的题材、内容、情调等方面积极配合、响应着十七年文学的主旋律。词语的组合与变换，变成有声、有意的抒情话语，进而呈现出不同风格的审美体验。热烈的场面刻画成为萧军、骆宾基、舒群等作家不约而同的手段和方法。热烈的场面描写加快了文学作品中抒情话语的节奏感。比如，在萧军的《五月的矿山》中，小说开篇热烈的氛围扑面而来：“红旗——大大小小，方方长长——到处飘闪着。无论在山顶，在山垭，在有人迹和建筑物的辽阔的河滩边，在那万树葱郁黄绿参差的市街中，高高耸起的楼顶上，每处建筑物底门额上，以至于来往穿行在街道上的汽车、马拉的大轮车、三轮车、脚踏车上，游戏在街头的孩子们底手中……那些旗子，犹如朵朵开放的石榴花、绀红的玫瑰花……在颤动、在鲜艳地闪着光。”[3]虽然是场面描写，但是在写实的过程中通过景物描写赋予文字以勃勃生机，无不让人热血沸腾，别具欢快激昂的抒情意味。骆宾基的《北京近郊的月夜》中火热的劳动场面再现了激情燃烧的岁月：“上空那一排十三个竹捆扎的长弓子，全都发着特有的响声，混杂着沸腾的人声。在南头两座打井棚之间的大块空地上，是露天铁匠炉，风箱在那儿唿答唿答响，火光时大时小也发着呼呼声沸腾，还有敲打作为凿井眼用的大钻头的叮当声，就仿佛一个热闹的夜市一般。”[4]像夏天一样火热的劳动场景，点燃了人们献身祖国的劳动激情。舒群当代的作品中也不乏类似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由于混凝土供应的增加，老水鬼混凝土队欢腾起来。他们如同饿兽扑食一般，一吞而尽。不论在搅拌、运送、浇灌、捣固，任何一个工序，他们都展开红旗竞赛，加速了工作的进度。”[5]
寄情于景，也是作家抒发情感的重要渠道。景物描写可以有效衬托出创作主体的思想感情，营造出情景交融的意境。比如舒群当代的小说创作，主要以青年人为描写的对象，《这一代人》《美女陈情》等小说青春的气息较为浓厚。在小说《崔毅》中，作家用令人陶醉的绿意衬托出青春的律动与希望：“一阵阵的春风，轻飘地裹着你，触动着你——真的，使你想把它抱住。那山上的绿松林，也绿得出奇，绿得能染绿露水，露珠儿一掉下来，别的草木，也全染绿了，好象你一眨眼才绿了似的，绿得新鲜；好象为了你的愿望才绿了似的，绿得那么惹人爱。”[6]舒群的长篇小说《这一代人》中景物描写随处可见。比如：“天刚破晓，霞光微弱。就近瞧，可以分辨出各种的形色：在苹果林子里，叶子渐黄，苹果新红；在田野上，沉甸甸的高粱穗子，压弯茎子……一副丰收的仪容，是那般的逼真。往远望呢，空中凝结着云烟，四外的雾气也未消散，什么都是模糊的，灰茫茫的，这作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扩大建设的重工业基地，依然是一片裹在朦胧氛围里的喷着火焰的淡影。”[7]端木蕻良的小说在抒情方面则表现得很含蓄，在《红河涨满春潮》中通过景物描写达到抒发情感的目的：“滩声哗响。红河上涨满了春潮，远远的，柳烟和残雾连成迷蒙的一片。桃花绽成粉团，东聚一簇，西聚一簇，沿着河岸一直扑向山岗。宽阔的河流，浩荡地向东方奔流……柳淮吸了一口新鲜的空气，向着湛蓝的天空，看了一眼，自语道：‘多美呀！’‘我们的生活！’于丹同志说。”[8]面对河水、春潮、柳树、桃花等眼前的美景，作者没有直接进行歌颂，而是通过人物一语双关，寄情于景，通过环境的美好衬托生活的美好。端木蕻良的《雨后》细致地刻画了雨后草原的美丽景色：“这雨过天晴的时光，是草原上最明媚的时光，不管是什么时候，即便是深秋也罢，只要在新雨初过，太阳一出来，光线照射在草原上面，远远望去，都使人感到有一种春天的气息向人面扑来。空气像刚刚滤过似的，不带一粒尘埃。”[9]晶莹细致、含蓄隽永的文字赋予景物描写自然而蓬勃的生机，创作主体的内心感情不言则明。新中国建立初期东北作家群作家创作中的抒情气息，是与新中国建立后举国欢腾的时代背景相契合，也与新中国建立初期高度一体化的主流文艺思想相契合。
在一片歌颂的海洋里，值得注意的是，萧军、端木蕻良、舒群等作家的主体情感的抒发，虽然表面上斗志昂扬，伴着时代的鼓点踏步向前，但却隐藏着挣扎与无奈，作品所散发出来的是热烈与忧郁相交织的抒情格调。无论是三四十年代，还是新中国建立以后，无论是东北作家群创作的顶峰，还是群体衰落以后，忧郁的情愫是挥之不去的一股潜流。这种忧郁一方面来自于作家人生经历的漂泊与流浪。在抗战的背景下，萧军、萧红等东北作家群在成长的过程中不断辗转，哈尔滨、上海、武汉、延安、北京……经历了颠沛，遇到了苦难。在东北作家群的发展过程中，萧军、萧红、端木蕻良等作家经历了流亡与流浪，无论在生活上、生存上还是精神深处，都有一种漂泊之感。而这种漂泊之感也逐渐融入到字里行间，随着岁月，慢慢沉淀下来。另一方面，忧郁低回的抒情来自于作家的乡土情结。无论是现代还是在当代，对故乡的眷恋是东北作家群作家创作中一条精神线索。漂泊流浪与怀乡情结密切相连，经历了空间和心灵的双重漂泊，再加之新中国建立以后多次文艺批判运动当中的曲折遭遇，使得作家精神气质上的忧郁不同程度的加深。因此，新中国建立以后，虽然从整体上看东北作家群无法摆脱衰落的命运，但是，萧军、端木蕻良、骆宾基、舒群等个体作家依然在从事文学创作。并且，萧军等几位代表作家在“抒情”的道路上由三四十年代的民族情、抗日情逐渐发生了转变，逐渐演变为国家、社会层面的歌颂与个人主体情感的抒发并存的局面。 3
虽然“抒情”在中国有着文学传统渊源，然而，新中国建立初期，在那样一个改朝换代的时刻，文艺思想高度一体化的时代，在所有的知识分子、文艺工作者都在小心翼翼地进行着思想改造与艺术的重新自我审视的时代，在40年代到60年代这样一个充满世变的时代，正如王德威所谈到的，在创作或批评中谈抒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新中国建立以后的五六十年代，也不能说没有或者不能抒情。政治抒情诗就是一个带有鲜明抒情倾向的定义。回顾中国当代诗歌的发展之路，新中国建立初期，中国诗歌处于创作思维的调整期，真正有审美表现力的诗歌很少。十七年时期的诗歌创作基本围绕着歌颂的主题。虽然在双百方针的指引下出现了像流沙河的《草木篇》、郭小川的《望星空》、艾青《养花人的梦》等干预现实、触及时弊的作品，但是随之而来1958年的“新民歌”运动的倡导，违背了诗歌创作的基本客观规律，导致了诗歌创作数量多而作品质量低的局面。诗人在进行诗歌创作时缺少合理的想象，取而代之的是过度的夸张并且诗歌创作内容神话化、模式化、虚假化。无论是叙事诗的繁荣，还是政治抒情诗的一统天下，诗歌创作的现实功利色彩都非常鲜明。所以这一称谓中的“抒情”，甚至五六十年代的大部分创作基本是以代言人的身份来抒发意识形态的情感，是一种放逐个人的抒情。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分析萧军、端木蕻良等作家当代创作中的“抒情”就比较耐人寻味。萧军、端木蕻良的诗歌中不乏上述类型的作品。比如，萧军在诗歌《“祖国之恋”放歌》中直接表达了坚定的爱国信念：“‘不去国，不知国之可爱；不离家，不知家之可亲！’……祖国啊！生长罢！我要永远和你共在，我决不会离开你——不论是身和心！”[10]端木蕻良的《十三陵水库诗》《总路线·太阳》等诗歌中抒发的情感同样契合着时代的歌颂节拍。然而，在文学话语高度集中的历史时期，他们的创作是否还有抒情的精神内容和文学性的体现？萧军、端木蕻良当代的诗歌创作，不论是写景，还是怀人，都有一种作家真实情感的流露。抒情不仅是主体情感的抒发，客体对象的评价，也是内在心灵世界的宣泄。萧军在人生和创作遭到困境之时，奋力抵抗：“我只有用最大力量从事写作，才是我一切出路。生活下去，战斗下去，工作下去——把一切痛苦，悲哀……全变成工作的动力罢。人生只有挺起胸膛前进，不能后退。”[11]在萧军新中国建立以后创作的大量诗歌中，抒情的内容充斥和弥漫了作者的体验、感悟和心境，是作家内心复杂情感的释放。比如萧军的诗歌《我闷闷地坐在窗前》：“我闷闷地坐在窗前，听着初秋的蝉声，望着那无尽的远天，在一处灰色的屋脊上，正停着两只白色的鸽子，一刻，它们飞去了，却掷下我的心情啊，是这般复杂而沉重，它正经历着大寂寞的哀痛！”[12]在诗歌《鹰》中，潜藏着萧军痛苦而复杂的心境：“高岩的鹰隼，从各种战斗中赢得了遍体伤痕，也脱落了那珍贵的毛翎！所余下的，只有一颗‘鹰的心’了——和一双栗金色的锋锐的眼睛。”[13]
屈原在《九章》中说“发愤以抒情”。屈原可以说是古代抒情传统的垂范，也是贬谪文学的鼻祖。屈原的《离骚》是抒发强烈忠君意识与不平遭遇的抒情长诗。萧军、骆宾基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创作就表现出这样一种精神。新中国建立以后，东北作家群曾经的那些作家基本处于被文学中心边缘化的境遇。萧军的政治遭遇决定了他创作中的“抒情”有别于也深刻于同时代的很多作家。中国文学历史上的李白、王昌龄、刘长卿、刘禹锡、柳宗元等人都有过被贬的遭遇。悲愤不平，苦闷孤独，生命的执着与理想的追寻使得贬谪文学有了丰富的内涵和共鸣的力量。在这一点上，萧军的创作就表现出了高度的相似性。反观萧军的当代创作，无论是小说、诗歌还是戏剧，在主流文学话语表达的背后，总会隐藏着一个自我抒情主人公的形象。而且，萧军没有顾影自怜，没有无病呻吟，在有感个人不平之时带着强烈的自省和抗争的精神。这与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倡导的“骛外者渐转而趣内，渊思冥想之风作，自省抒情之意苏”有精神上的血脉联系，抒情中都带有自省的品格和不息的精神。骆宾基在当代的创作中情感的抒发与萧军不同，多是直接而热烈。作家在小人物的喜怒哀乐里抒发着对生活的热爱，也抒发着个人在文学之路上发奋图强的追赶精神。端木蕻良50年代创作的短篇小说《钟》《蜜》在抒发自己对乡土中国大地上淳朴农民的赞美，也散发着文学创作中一如既往的忧郁之情。端木蕻良晚年的代表作《曹雪芹》，作者在身体十分虚弱的不利条件下坚持创作。端木蕻良将自己毕生喜爱、反复阅读的《红楼梦》融会贯通，形成自己的长篇小说《曹雪芹》，传统文化的常年浸染加深了小说字里行间深沉的抒情气息。相比之下，舒群的《这一代人》一下子让读者感受到了年轻人的朝气蓬勃。作品中抒情气息以欢快的方式十分浓厚地铺展开来。正是因为这种有效的“抒情”，他们的创作没有变成单一的政治宣言，也没有成为个人的发泄。当我们今天回望他们的创作时，文学本身的感悟力量透过历史的尘埃再次散发出来。
结 语
虽然东北作家群是一个较为松散的创作群体，但是他们的创作在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历史功绩是不曾磨灭的。虽然曾经的东北作家群作家在新中国建立以后被边缘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他们的创作中总有一条“情”的线索而且不曾中断。他们创作中的抒情格调随着时代背景的变化、作家人生命运的起伏、主流文艺思想的调整等多方面因素而呈现出不同的美学气质。萧军等作家作品中的抒情因个人性格与审美趣味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风貌。如果说萧军的抒情是悲愤沉郁，那么骆宾基的抒情则是慷慨热烈；如果说端木蕻良的抒情是潜隐低回，那么舒群的抒情则是清风徐来。王富仁认为文学无标准，“一个作家内在的心灵感受与他的作品的关系就是衡量他的作品成败得失的唯一标准”。[14]萧军、端木蕻良等作家在当代的创作中，在文学和创作主体受到多重制约的条件下，在文学与意识形态密切关联的时期里，抒发了他们内在的心灵感受，透视了他们的心路历程，在这一点上他们是值得肯定的。发现他们创作中的“抒情”也就发现了这些作家创作中更多文学的气韵，也让我们进一步发现了他们创作中的“自我”。无论“抒情”表现得多寡，都是弥足珍贵的。
注释：
[1]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3月第1版，第264页。
[2]端木蕻良：《大地的海》，《端木蕻良文集》第2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5月第1版，第1页。
[3]萧军：《五月的矿山》，《萧军全集》第4卷，华夏出版社2008年6月第1版，第1页。
[4]骆宾基：《北京近郊的月夜》，《骆宾基短篇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5月第1版，第328页
[5]舒群：《这一代人》，《舒群文集》第4卷，春风文艺出版社1982年2月第1版，第144页。
[6]舒群：《崔毅》，《舒群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8月第1版，第187页。
[7]舒群：《这一代人》，《舒群文集》第4卷，春风文艺出版社1982年2月第1版，第57页。
[8]端木蕻良：《红河涨满了春潮》，《端木蕻良文集》第4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5月第1版，第335页。
[9]端木蕻良：《雨后》，《端木蕻良文集》第7卷，北京出版社2009年6月第1版，第557页。
[10]萧军：《萧军全集》第14卷，华夏出版社2008年6月第1版，第171页。
[11]萧军：《萧军全集》第20卷，华夏出版社2008年6月第1版，第666页。
[12]萧军：《萧军全集》第14卷，华夏出版社2008年6月第1版，第140页。
[13]萧军：《萧军全集》第14卷，华夏出版社2008年6月第1版，第127页。
[14]王富仁：《文事沧桑话端木 端木蕻良小说论（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3年第3期，第81页。
注：本文系2015年度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1949年以后东北作家群作家的创作研究”（项目编号：L15AZW001）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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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情感在隐藏在客观描写背后和直抒胸臆两种方式上呈现出来。东北作家群和20年代的创造社、新月派，以及和30年代的京派相比，抒情似乎是他们的软肋和弱项。在注重自我表现的创造社作家的创作中主观抒情的色彩十分鲜明，京派小说在对淳朴的人性、人情的赞美与讴歌中散发出浓郁的牧歌情调。抒情写意是京派小说最为称道的品质，因而他们的小说自然呈现出一种诗化的倾向。东北作家群作家的创作和创造社、京派比起来，就东北作家群的创作方法和艺术情趣而言，他们创作的品格并不是以“抒情”而著称的。在东北沦陷的特殊历史时刻，人们更看重的是他们创作中的思想性而非形象性。但其实在三四十年代的创作中，他们作品中就潜藏着抒情的调子。他们抒发的是一种民族情、国家情、故乡情。在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的影响下，东北作家群的创作具有鲜明的社会性和思想性。同时，他们创作中的抒情曲调伴随着时代的旋律阵阵回荡，主要表现为深沉、凝重、忧郁、激昂的时代雄风。
东北作家群的崛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时势造英雄。国土的沦陷、家园的践踏催生了他们的热血与反抗。所以，30年代东北作家群创作中的抒情调子往往表现得更为直接。东北作家群作家情感的抒发是由内而外的。情感的指向直接、粗犷、浓烈而深沉。面对敌人的入侵，故土的践踏，同胞的苦难，东北作家群在创作中自然流露出悲愤之情。又由于东北地域文化的天然属性，东北作家群创作之中粗犷之风油然而生。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萧红的《生死场》、端木蕻良的《浑河的激流》《遥远的风沙》、罗烽的《第七个坑》、舒群的《为了祖国的明天》等作品都是在鲜明的思想性和时代性背后，表现出独特的抒情意味。罗烽的《第七个坑》中无辜民众被日军活埋，萧军的《八月的乡村》里中国的小孩被日军摔在石头上惨死，舒群的《老兵》里中国人的尸首被日本侵略者悬挂示众……民族同胞水深火热的屈辱命运在东北作家群笔下触目惊心地展示出来。东北作家群的创作，发出了对侵略者罪行的有力控诉，表明了反抗侵略的勇敢呐喊，抒发了对水深火热之中苦难同胞的深切同情。这一时期他们作品的抒情内涵更多停留在国家、社会、民族的情感层面上。这一层面上的抒情，不再只是简单的小悲小喜，已经是一种愤怒的抒情。那些在屈辱、苦难中被蹂躏的同胞们，由麻木、沉默逐渐觉醒，东北作家群对民众的奋起与抗争给予了悲情的歌颂。端木蕻良的《大地的海》中老百姓拿起武器，组成游击队，顽强抵御敌人的淫威，在抗战的洪流中书写英勇无畏的动人篇章。端木蕻良的《浑河的急流》中猎户们揭竿而起，踏着祖先的足迹，发出不降的悲愤怒吼。萧军的《八月的乡村》中陈柱司令员、铁鹰队长等人在紧张激烈的战斗中彰显阳刚之气，李七嫂背负奇耻大辱与血海深仇，奋起反抗，在绝望中杀出生的希望。萧红《生死场》中的王婆带着亲人惨死的巨大伤痛投身到抗日的洪流。可以说，在抗日文学的率先呐喊中，东北作家群的创作思想与艺术兼具，叙事与抒情交融，特别是在这样一种抒情的格调中饱含有强烈的张力，充沛着震撼的效果，值得我们深深铭记与细细回味。
抒情包含着作家对现实生活的反映和评价。“抒情中所表现出来的赞美、歌颂、向往、同情、憎恶、厌烦等情感倾向都不同程度地含有对现实的价值判断。”[1]东北作家群的创作同样如此。萧军、萧红、舒群等作家，因成长背景、思想基础、文化传统等方面的相似性而使创作表现出相似的精神指向，也因此东北作家群作为群体登上文坛并引起广泛关注。在表现抗战这一主题之余，东北作家群对东北地域文化的表现也表现得不遗余力。这也就使得东北作家群创作中的抒情格调在地域与怀乡的书写中从另一个维度上缓缓流淌。在东北作家群中，萧军的思想中有英雄情结和侠义情怀。所以他的小说情感外露，有一种粗野之风。然而在他的作品，也不失细节的描写来衬托主体的情感。如在萧军的《八月的乡村》中，故乡的一草一木是那样的沁人心脾，让人热爱。在萧军的笔下，高粱、大豆等各种粮食半成熟的香气在空气中夹杂飘送着。到了收获的季节，人们一边忙碌一边笑着，“大车上捆好高高的垛儿，牲口们在车停止着装载的时候，纷忙地拾取地上的遗穗嚼食。人们并不恼怒，孩子们下面赤着脚，身上却披了过去冬天的棉袄，跑着，叫着，不经意也许被锋利的‘高粱楂’划破了腿肚子，流血也是不管的，拾着红红的高粱穗，喂着自己心爱的牲口。”东北作家群其他作家，萧红和端木蕻良的创作中抒情气息更为细腻。跳神等极具东北地域色彩的萨满文化在萧红、端木蕻良等作家的笔下被乐此不疲地描摹。萧红的《生死场》《呼兰河传》等作品中散文化的结构和抒情性的气息使得她的创作呈现出浓郁而独特的诗化风格。端木蕻良在《科尔沁旗草原》《大地的海》等作品中，表现出了浓厚的抒情气息，而这种抒情气息也增加了作品的诗化色彩。端木蕻良对大地的感情直接而深沉：“是的，在这块大地上，如抛去泥土不提，这地上还有什么可说的奇迹呢，还有什么可以令人笃信的证物呢，而且这土地到底还成了什么土地了呢，这荒凉的草原，还恁能再向人夸耀它无比的荒凉呢？”[2]在端木蕻良的笔下，一望无际、平铺直叙、宽阔无边的草原诉说着大地的悠久历史，端木蕻良善于将描写与抒情有机融合起来，让读者鲜明感受到情感的丰沛。端木蕻良的文字，总能让读者触摸到作家某种富有诗意而浪漫的抒情格调。 可以说，东北作家群作家创作中的抒情内容，为作品带来了生机和活力，让人们看到了生生不息的民族传统。虽然东北作家群的创作以写实为主，但总能让读者感受到他们对人民、对土地的深情告白。无论是从抗战文学的背景下，还是从乡土文学的视角下，东北作家群的创作都在“情”的展示上不余遗力。可以说，既有抗日的豪情，又有乡土的温情。在审美感受上，既有力之感，又有柔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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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社会历史的改变、文艺政策的调整都将为文学的发展带来变化。新中国建立以后，文艺的社会教化功能得到强化，文艺一体化思想也在特定历史时期被突出强调。在十七年文艺政策的指向下，萧军、端木蕻良、骆宾基等作家表现出为主流意识形态服务的愿望。在一派歌颂声中，他们的文学创作也有对主流文学的追随与响应。无论是在工业题材，还是农村题材，萧军、舒群、端木蕻良等作家的创作中不乏热烈的一面。这一段时期他们某些作品中的抒情话语颇具意识形态属性。随着主流文学话语情感、节奏、情调的变化，东北作家群作家创作中抒情的调子也适时欢快起来。
萧军的《五月的矿山》、舒群的《这一代人》、骆宾基的《北京近郊的月夜》、白朗的《为了幸福的明天》、端木蕻良的《握手》等，都在文学作品的题材、内容、情调等方面积极配合、响应着十七年文学的主旋律。词语的组合与变换，变成有声、有意的抒情话语，进而呈现出不同风格的审美体验。热烈的场面刻画成为萧军、骆宾基、舒群等作家不约而同的手段和方法。热烈的场面描写加快了文学作品中抒情话语的节奏感。比如，在萧军的《五月的矿山》中，小说开篇热烈的氛围扑面而来：“红旗——大大小小，方方长长——到处飘闪着。无论在山顶，在山垭，在有人迹和建筑物的辽阔的河滩边，在那万树葱郁黄绿参差的市街中，高高耸起的楼顶上，每处建筑物底门额上，以至于来往穿行在街道上的汽车、马拉的大轮车、三轮车、脚踏车上，游戏在街头的孩子们底手中……那些旗子，犹如朵朵开放的石榴花、绀红的玫瑰花……在颤动、在鲜艳地闪着光。”[3]虽然是场面描写，但是在写实的过程中通过景物描写赋予文字以勃勃生机，无不让人热血沸腾，别具欢快激昂的抒情意味。骆宾基的《北京近郊的月夜》中火热的劳动场面再现了激情燃烧的岁月：“上空那一排十三个竹捆扎的长弓子，全都发着特有的响声，混杂着沸腾的人声。在南头两座打井棚之间的大块空地上，是露天铁匠炉，风箱在那儿唿答唿答响，火光时大时小也发着呼呼声沸腾，还有敲打作为凿井眼用的大钻头的叮当声，就仿佛一个热闹的夜市一般。”[4]像夏天一样火热的劳动场景，点燃了人们献身祖国的劳动激情。舒群当代的作品中也不乏类似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由于混凝土供应的增加，老水鬼混凝土队欢腾起来。他们如同饿兽扑食一般，一吞而尽。不论在搅拌、运送、浇灌、捣固，任何一个工序，他们都展开红旗竞赛，加速了工作的进度。”[5]
寄情于景，也是作家抒发情感的重要渠道。景物描写可以有效衬托出创作主体的思想感情，营造出情景交融的意境。比如舒群当代的小说创作，主要以青年人为描写的对象，《这一代人》《美女陈情》等小说青春的气息较为浓厚。在小说《崔毅》中，作家用令人陶醉的绿意衬托出青春的律动与希望：“一阵阵的春风，轻飘地裹着你，触动着你——真的，使你想把它抱住。那山上的绿松林，也绿得出奇，绿得能染绿露水，露珠儿一掉下来，别的草木，也全染绿了，好象你一眨眼才绿了似的，绿得新鲜；好象为了你的愿望才绿了似的，绿得那么惹人爱。”[6]舒群的长篇小说《这一代人》中景物描写随处可见。比如：“天刚破晓，霞光微弱。就近瞧，可以分辨出各种的形色：在苹果林子里，叶子渐黄，苹果新红；在田野上，沉甸甸的高粱穗子，压弯茎子……一副丰收的仪容，是那般的逼真。往远望呢，空中凝结着云烟，四外的雾气也未消散，什么都是模糊的，灰茫茫的，这作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扩大建设的重工业基地，依然是一片裹在朦胧氛围里的喷着火焰的淡影。”[7]端木蕻良的小说在抒情方面则表现得很含蓄，在《红河涨满春潮》中通过景物描写达到抒发情感的目的：“滩声哗响。红河上涨满了春潮，远远的，柳烟和残雾连成迷蒙的一片。桃花绽成粉团，东聚一簇，西聚一簇，沿着河岸一直扑向山岗。宽阔的河流，浩荡地向东方奔流……柳淮吸了一口新鲜的空气，向着湛蓝的天空，看了一眼，自语道：‘多美呀！’‘我们的生活！’于丹同志说。”[8]面对河水、春潮、柳树、桃花等眼前的美景，作者没有直接进行歌颂，而是通过人物一语双关，寄情于景，通过环境的美好衬托生活的美好。端木蕻良的《雨后》细致地刻画了雨后草原的美丽景色：“这雨过天晴的时光，是草原上最明媚的时光，不管是什么时候，即便是深秋也罢，只要在新雨初过，太阳一出来，光线照射在草原上面，远远望去，都使人感到有一种春天的气息向人面扑来。空气像刚刚滤过似的，不带一粒尘埃。”[9]晶莹细致、含蓄隽永的文字赋予景物描写自然而蓬勃的生机，创作主体的内心感情不言则明。新中国建立初期东北作家群作家创作中的抒情气息，是与新中国建立后举国欢腾的时代背景相契合，也与新中国建立初期高度一体化的主流文艺思想相契合。
在一片歌颂的海洋里，值得注意的是，萧军、端木蕻良、舒群等作家的主体情感的抒发，虽然表面上斗志昂扬，伴着时代的鼓点踏步向前，但却隐藏着挣扎与无奈，作品所散发出来的是热烈与忧郁相交织的抒情格调。无论是三四十年代，还是新中国建立以后，无论是东北作家群创作的顶峰，还是群体衰落以后，忧郁的情愫是挥之不去的一股潜流。这种忧郁一方面来自于作家人生经历的漂泊与流浪。在抗战的背景下，萧军、萧红等东北作家群在成长的过程中不断辗转，哈尔滨、上海、武汉、延安、北京……经历了颠沛，遇到了苦难。在东北作家群的发展过程中，萧军、萧红、端木蕻良等作家经历了流亡与流浪，无论在生活上、生存上还是精神深处，都有一种漂泊之感。而这种漂泊之感也逐渐融入到字里行间，随着岁月，慢慢沉淀下来。另一方面，忧郁低回的抒情来自于作家的乡土情结。无论是现代还是在当代，对故乡的眷恋是东北作家群作家创作中一条精神线索。漂泊流浪与怀乡情结密切相连，经历了空间和心灵的双重漂泊，再加之新中国建立以后多次文艺批判运动当中的曲折遭遇，使得作家精神气质上的忧郁不同程度的加深。因此，新中国建立以后，虽然从整体上看东北作家群无法摆脱衰落的命运，但是，萧军、端木蕻良、骆宾基、舒群等个体作家依然在从事文学创作。并且，萧军等几位代表作家在“抒情”的道路上由三四十年代的民族情、抗日情逐渐发生了转变，逐渐演变为国家、社会层面的歌颂与个人主体情感的抒发并存的局面。 3
虽然“抒情”在中国有着文学传统渊源，然而，新中国建立初期，在那样一个改朝换代的时刻，文艺思想高度一体化的时代，在所有的知识分子、文艺工作者都在小心翼翼地进行着思想改造与艺术的重新自我审视的时代，在40年代到60年代这样一个充满世变的时代，正如王德威所谈到的，在创作或批评中谈抒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新中国建立以后的五六十年代，也不能说没有或者不能抒情。政治抒情诗就是一个带有鲜明抒情倾向的定义。回顾中国当代诗歌的发展之路，新中国建立初期，中国诗歌处于创作思维的调整期，真正有审美表现力的诗歌很少。十七年时期的诗歌创作基本围绕着歌颂的主题。虽然在双百方针的指引下出现了像流沙河的《草木篇》、郭小川的《望星空》、艾青《养花人的梦》等干预现实、触及时弊的作品，但是随之而来1958年的“新民歌”运动的倡导，违背了诗歌创作的基本客观规律，导致了诗歌创作数量多而作品质量低的局面。诗人在进行诗歌创作时缺少合理的想象，取而代之的是过度的夸张并且诗歌创作内容神话化、模式化、虚假化。无论是叙事诗的繁荣，还是政治抒情诗的一统天下，诗歌创作的现实功利色彩都非常鲜明。所以这一称谓中的“抒情”，甚至五六十年代的大部分创作基本是以代言人的身份来抒发意识形态的情感，是一种放逐个人的抒情。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分析萧军、端木蕻良等作家当代创作中的“抒情”就比较耐人寻味。萧军、端木蕻良的诗歌中不乏上述类型的作品。比如，萧军在诗歌《“祖国之恋”放歌》中直接表达了坚定的爱国信念：“‘不去国，不知国之可爱；不离家，不知家之可亲！’……祖国啊！生长罢！我要永远和你共在，我决不会离开你——不论是身和心！”[10]端木蕻良的《十三陵水库诗》《总路线·太阳》等诗歌中抒发的情感同样契合着时代的歌颂节拍。然而，在文学话语高度集中的历史时期，他们的创作是否还有抒情的精神内容和文学性的体现？萧军、端木蕻良当代的诗歌创作，不论是写景，还是怀人，都有一种作家真实情感的流露。抒情不仅是主体情感的抒发，客体对象的评价，也是内在心灵世界的宣泄。萧军在人生和创作遭到困境之时，奋力抵抗：“我只有用最大力量从事写作，才是我一切出路。生活下去，战斗下去，工作下去——把一切痛苦，悲哀……全变成工作的动力罢。人生只有挺起胸膛前进，不能后退。”[11]在萧军新中国建立以后创作的大量诗歌中，抒情的内容充斥和弥漫了作者的体验、感悟和心境，是作家内心复杂情感的释放。比如萧军的诗歌《我闷闷地坐在窗前》：“我闷闷地坐在窗前，听着初秋的蝉声，望着那无尽的远天，在一处灰色的屋脊上，正停着两只白色的鸽子，一刻，它们飞去了，却掷下我的心情啊，是这般复杂而沉重，它正经历着大寂寞的哀痛！”[12]在诗歌《鹰》中，潜藏着萧军痛苦而复杂的心境：“高岩的鹰隼，从各种战斗中赢得了遍体伤痕，也脱落了那珍贵的毛翎！所余下的，只有一颗‘鹰的心’了——和一双栗金色的锋锐的眼睛。”[13]
屈原在《九章》中说“发愤以抒情”。屈原可以说是古代抒情传统的垂范，也是贬谪文学的鼻祖。屈原的《离骚》是抒发强烈忠君意识与不平遭遇的抒情长诗。萧军、骆宾基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创作就表现出这样一种精神。新中国建立以后，东北作家群曾经的那些作家基本处于被文学中心边缘化的境遇。萧军的政治遭遇决定了他创作中的“抒情”有别于也深刻于同时代的很多作家。中国文学历史上的李白、王昌龄、刘长卿、刘禹锡、柳宗元等人都有过被贬的遭遇。悲愤不平，苦闷孤独，生命的执着与理想的追寻使得贬谪文学有了丰富的内涵和共鸣的力量。在这一点上，萧军的创作就表现出了高度的相似性。反观萧军的当代创作，无论是小说、诗歌还是戏剧，在主流文学话语表达的背后，总会隐藏着一个自我抒情主人公的形象。而且，萧军没有顾影自怜，没有无病呻吟，在有感个人不平之时带着强烈的自省和抗争的精神。这与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倡导的“骛外者渐转而趣内，渊思冥想之风作，自省抒情之意苏”有精神上的血脉联系，抒情中都带有自省的品格和不息的精神。骆宾基在当代的创作中情感的抒发与萧军不同，多是直接而热烈。作家在小人物的喜怒哀乐里抒发着对生活的热爱，也抒发着个人在文学之路上发奋图强的追赶精神。端木蕻良50年代创作的短篇小说《钟》《蜜》在抒发自己对乡土中国大地上淳朴农民的赞美，也散发着文学创作中一如既往的忧郁之情。端木蕻良晚年的代表作《曹雪芹》，作者在身体十分虚弱的不利条件下坚持创作。端木蕻良将自己毕生喜爱、反复阅读的《红楼梦》融会贯通，形成自己的长篇小说《曹雪芹》，传统文化的常年浸染加深了小说字里行间深沉的抒情气息。相比之下，舒群的《这一代人》一下子让读者感受到了年轻人的朝气蓬勃。作品中抒情气息以欢快的方式十分浓厚地铺展开来。正是因为这种有效的“抒情”，他们的创作没有变成单一的政治宣言，也没有成为个人的发泄。当我们今天回望他们的创作时，文学本身的感悟力量透过历史的尘埃再次散发出来。
结 语
虽然东北作家群是一个较为松散的创作群体，但是他们的创作在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历史功绩是不曾磨灭的。虽然曾经的东北作家群作家在新中国建立以后被边缘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他们的创作中总有一条“情”的线索而且不曾中断。他们创作中的抒情格调随着时代背景的变化、作家人生命运的起伏、主流文艺思想的调整等多方面因素而呈现出不同的美学气质。萧军等作家作品中的抒情因个人性格与审美趣味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风貌。如果说萧军的抒情是悲愤沉郁，那么骆宾基的抒情则是慷慨热烈；如果说端木蕻良的抒情是潜隐低回，那么舒群的抒情则是清风徐来。王富仁认为文学无标准，“一个作家内在的心灵感受与他的作品的关系就是衡量他的作品成败得失的唯一标准”。[14]萧军、端木蕻良等作家在当代的创作中，在文学和创作主体受到多重制约的条件下，在文学与意识形态密切关联的时期里，抒发了他们内在的心灵感受，透视了他们的心路历程，在这一点上他们是值得肯定的。发现他们创作中的“抒情”也就发现了这些作家创作中更多文学的气韵，也让我们进一步发现了他们创作中的“自我”。无论“抒情”表现得多寡，都是弥足珍贵的。
注释：
[1]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3月第1版，第264页。
[2]端木蕻良：《大地的海》，《端木蕻良文集》第2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5月第1版，第1页。
[3]萧军：《五月的矿山》，《萧军全集》第4卷，华夏出版社2008年6月第1版，第1页。
[4]骆宾基：《北京近郊的月夜》，《骆宾基短篇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5月第1版，第328页
[5]舒群：《这一代人》，《舒群文集》第4卷，春风文艺出版社1982年2月第1版，第144页。
[6]舒群：《崔毅》，《舒群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8月第1版，第187页。
[7]舒群：《这一代人》，《舒群文集》第4卷，春风文艺出版社1982年2月第1版，第57页。
[8]端木蕻良：《红河涨满了春潮》，《端木蕻良文集》第4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5月第1版，第335页。
[9]端木蕻良：《雨后》，《端木蕻良文集》第7卷，北京出版社2009年6月第1版，第557页。
[10]萧军：《萧军全集》第14卷，华夏出版社2008年6月第1版，第171页。
[11]萧军：《萧军全集》第20卷，华夏出版社2008年6月第1版，第666页。
[12]萧军：《萧军全集》第14卷，华夏出版社2008年6月第1版，第140页。
[13]萧军：《萧军全集》第14卷，华夏出版社2008年6月第1版，第127页。
[14]王富仁：《文事沧桑话端木 端木蕻良小说论（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3年第3期，第81页。
注：本文系2015年度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1949年以后东北作家群作家的创作研究”（项目编号：L15AZW001）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