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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人，或许只有等到闭上了眼睛，才会彻底休息。叶永烈就是这样。
2020年5月15日，作家叶永烈在上海病逝，享年80岁。从十几岁开始发表作品到生命的最后阶段，这个执拗的温州人一生出版了180多部著作、逾3500万字。有人怀疑叶永烈是不是有一个写作班子？不然怎么会像变戏法一样，一度一个月拿出一本新书？殊不知，如此浩繁的著作，都是他一个字一个字写（敲）出来的。
如今，他的文稿、采访录音、照片、书信等创作资料，均静静安放在上海图书馆“叶永烈专藏”里，以另外一种方式存在并延续生命。就像早先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的那样，“我的一生，将凝固在那密密麻麻的方块汉字之中。”“在我故世之后，在墓碑上可以书写：请到上海图书馆找我！”
熟悉的、陌生的、惊愕的、感佩的……目光略过手稿、样书，斯人已然远去。世上再无叶永烈。
01
很多人都在怀念《十万个为什么》、《小灵通漫游未来》。这不难理解，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叶永烈的科普作品传递的不仅仅是知识，更有当时中国人认识自己、认识世界、认识未知的雄心。特别是在禁锢时代结束后的新时期，一切都不一样了，时间不够使了，所有人都跑起来了。
与其说叶永烈“高产”，还不如说是特定的时代氛围与时代情绪在裹挟着作家快乐地向前奔跑。浩浩荡荡，一路高歌，永不疲倦。那个“一个月出一本书，一年连出10本”的记录，就是那个时候创下来的。叶永烈的作品，应和着时代的呼唤、社会的诉求。
同样，叶永烈从1983年之后的创作转向，也与时代情绪的变化有关。主观动因是，“随着年岁的增长，四十而不惑，更多地考虑国家的命运，时代的呼唤，觉得科普作品难以表达我的思想”;而从当时的社会环境看，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有必要去探寻历史与时代、政治与社会之所以如此的真实動因。
这种从器物到制度、从虚构到纪实、从神秘到公开的努力，当然不排除个人认知变化的因素，但也是与当时整个时代的氛围高度契合的。那是一个火热的时代，那也是一个袪魅的时代;那是一个新思想新知识新方法密集出现的时代，那也是一个雄心抱负才华可以尽情施展的时代;那是一个小心求证的时代，那也是一个大胆假设的时代……
叶永烈无疑就是那个时代勇立潮头的弄潮儿。《邓小平改变中国—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红色的起点》、《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毛泽东与蒋介石》、《陈云之路》、《胡乔木》、《江青传》、《张春桥传》、《姚文元传》、《王洪文传》、《陈伯达传》、《反右派始末》、《马思聪传》……涉猎之广、探索之深、题材之烫手，从这些作品可见一斑。
02
叶永烈也并非钻故纸堆的学究，他的历史纪实写作更多是基于采访之上的艺术重构，“七分跑，三分写”。他说自己是“旧闻记者”，对于他这个几乎常驻北京的上海作家而言，这个头衔无疑是准确的。某种意义上讲，他的写作是挖掘，是记录，也是抢救。这些细节或许未必进入正史，但却是对历史的丰富与补充。
他采访过很多历史见证人，留下了很多珍贵的口述资料。陈云夫人于若木、王稼祥夫人朱仲丽、毛泽东长媳刘松林、蒋介石女婿陆久之、陈独秀机要秘书郑超麟、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数学家华罗庚、美国科幻巨头海因莱因……1300多盘采访录音带、许多受访者书信，如今已成难得的文物。
而从一般读者的角度看，那些以往看似遥不可及的人物和故事，那些一般人尚不敢触碰的题材，居然如此清晰地呈现在作家笔下，确实不简单，也因此，叶永烈的题材选择更是被赋予了去神圣化、去神秘化的意义。而叶永烈的写作，事实上也不仅仅止于撕开了题材的口子，还意味着历史的终结。钩沉、评说前尘旧事，当然是后人的事。
很多人赞赏叶永烈的纪实文学写作原则，“大题材、高层次、第一手”，然而，前二者或许容易做到，但“第一手”却恰恰是叶永烈作品让人印象深刻的根本原因。进而言之，即便做到了“第一手”，很多人恐怕还是没办法像叶永烈一样把故事讲得更好，也即，在“约顶级人物，做深度采访”背后，仍有不可为人察知的“秘密”。
或者说，一生致力于为高层政治去神圣化、去神秘化的叶永烈，本身也不无神秘。能够在这些题材面前游刃有余，他是怎么做到的？能够同时满足正史表达与野史叙述而毫不违和，他是怎么做到的？能够让很多重量级的被采访对象认可，他又是怎么做到的？
其实，这些“秘密”都可以从作品中破解。现在看来，叶永烈的游刃有余，当然与采访扎实、案头工作细致有关，但更重要的因素是，他的史观不偏不倚，中和平正。尽管笔下有万千风雷、浩荡大波，但却毫无危言耸听、哗众取宠之意。叶永烈说，“我始终认为作为一个记录者，我只要把事实说清楚就可以了。”
叶永烈自己说选择传主的原则是，知名度高而透明度差;能够折射一段中国当代重要的历史;没人写过，即使有人写但写得浅或写得不好。这些原则看上去简简单单，但若想同时做到，并不容易。需要定力，需要下“笨功夫”，也需要“我手写我心”的独立见识。
毕竟，历史写作不只是“揭秘”，不只是“颠覆”，而也是一种还原、一种记录、一种回到历史现场的书写。
“我不属于那种因一部作品一炮而红的作家，这样的作家如同一堆干草，火势很猛，四座皆惊，但是很快就熄灭了。我属于‘煤球炉’式的作家，点火之后火力慢慢上来，持续很长很长的时间。”因为慢热，所以恒温。在“出名要趁早”的语境下，叶永烈的“夫子自道”也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参照。
2020年5月15日，作家叶永烈在上海病逝，享年80岁。从十几岁开始发表作品到生命的最后阶段，这个执拗的温州人一生出版了180多部著作、逾3500万字。有人怀疑叶永烈是不是有一个写作班子？不然怎么会像变戏法一样，一度一个月拿出一本新书？殊不知，如此浩繁的著作，都是他一个字一个字写（敲）出来的。
如今，他的文稿、采访录音、照片、书信等创作资料，均静静安放在上海图书馆“叶永烈专藏”里，以另外一种方式存在并延续生命。就像早先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的那样，“我的一生，将凝固在那密密麻麻的方块汉字之中。”“在我故世之后，在墓碑上可以书写：请到上海图书馆找我！”
熟悉的、陌生的、惊愕的、感佩的……目光略过手稿、样书，斯人已然远去。世上再无叶永烈。
01
很多人都在怀念《十万个为什么》、《小灵通漫游未来》。这不难理解，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叶永烈的科普作品传递的不仅仅是知识，更有当时中国人认识自己、认识世界、认识未知的雄心。特别是在禁锢时代结束后的新时期，一切都不一样了，时间不够使了，所有人都跑起来了。
与其说叶永烈“高产”，还不如说是特定的时代氛围与时代情绪在裹挟着作家快乐地向前奔跑。浩浩荡荡，一路高歌，永不疲倦。那个“一个月出一本书，一年连出10本”的记录，就是那个时候创下来的。叶永烈的作品，应和着时代的呼唤、社会的诉求。
同样，叶永烈从1983年之后的创作转向，也与时代情绪的变化有关。主观动因是，“随着年岁的增长，四十而不惑，更多地考虑国家的命运，时代的呼唤，觉得科普作品难以表达我的思想”;而从当时的社会环境看，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有必要去探寻历史与时代、政治与社会之所以如此的真实動因。
这种从器物到制度、从虚构到纪实、从神秘到公开的努力，当然不排除个人认知变化的因素，但也是与当时整个时代的氛围高度契合的。那是一个火热的时代，那也是一个袪魅的时代;那是一个新思想新知识新方法密集出现的时代，那也是一个雄心抱负才华可以尽情施展的时代;那是一个小心求证的时代，那也是一个大胆假设的时代……
叶永烈无疑就是那个时代勇立潮头的弄潮儿。《邓小平改变中国—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红色的起点》、《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毛泽东与蒋介石》、《陈云之路》、《胡乔木》、《江青传》、《张春桥传》、《姚文元传》、《王洪文传》、《陈伯达传》、《反右派始末》、《马思聪传》……涉猎之广、探索之深、题材之烫手，从这些作品可见一斑。
02
叶永烈也并非钻故纸堆的学究，他的历史纪实写作更多是基于采访之上的艺术重构，“七分跑，三分写”。他说自己是“旧闻记者”，对于他这个几乎常驻北京的上海作家而言，这个头衔无疑是准确的。某种意义上讲，他的写作是挖掘，是记录，也是抢救。这些细节或许未必进入正史，但却是对历史的丰富与补充。
他采访过很多历史见证人，留下了很多珍贵的口述资料。陈云夫人于若木、王稼祥夫人朱仲丽、毛泽东长媳刘松林、蒋介石女婿陆久之、陈独秀机要秘书郑超麟、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数学家华罗庚、美国科幻巨头海因莱因……1300多盘采访录音带、许多受访者书信，如今已成难得的文物。
而从一般读者的角度看，那些以往看似遥不可及的人物和故事，那些一般人尚不敢触碰的题材，居然如此清晰地呈现在作家笔下，确实不简单，也因此，叶永烈的题材选择更是被赋予了去神圣化、去神秘化的意义。而叶永烈的写作，事实上也不仅仅止于撕开了题材的口子，还意味着历史的终结。钩沉、评说前尘旧事，当然是后人的事。
很多人赞赏叶永烈的纪实文学写作原则，“大题材、高层次、第一手”，然而，前二者或许容易做到，但“第一手”却恰恰是叶永烈作品让人印象深刻的根本原因。进而言之，即便做到了“第一手”，很多人恐怕还是没办法像叶永烈一样把故事讲得更好，也即，在“约顶级人物，做深度采访”背后，仍有不可为人察知的“秘密”。
或者说，一生致力于为高层政治去神圣化、去神秘化的叶永烈，本身也不无神秘。能够在这些题材面前游刃有余，他是怎么做到的？能够同时满足正史表达与野史叙述而毫不违和，他是怎么做到的？能够让很多重量级的被采访对象认可，他又是怎么做到的？
其实，这些“秘密”都可以从作品中破解。现在看来，叶永烈的游刃有余，当然与采访扎实、案头工作细致有关，但更重要的因素是，他的史观不偏不倚，中和平正。尽管笔下有万千风雷、浩荡大波，但却毫无危言耸听、哗众取宠之意。叶永烈说，“我始终认为作为一个记录者，我只要把事实说清楚就可以了。”
叶永烈自己说选择传主的原则是，知名度高而透明度差;能够折射一段中国当代重要的历史;没人写过，即使有人写但写得浅或写得不好。这些原则看上去简简单单，但若想同时做到，并不容易。需要定力，需要下“笨功夫”，也需要“我手写我心”的独立见识。
毕竟，历史写作不只是“揭秘”，不只是“颠覆”，而也是一种还原、一种记录、一种回到历史现场的书写。
“我不属于那种因一部作品一炮而红的作家，这样的作家如同一堆干草，火势很猛，四座皆惊，但是很快就熄灭了。我属于‘煤球炉’式的作家，点火之后火力慢慢上来，持续很长很长的时间。”因为慢热，所以恒温。在“出名要趁早”的语境下，叶永烈的“夫子自道”也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