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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著名作家王蒙曾经下放新疆，在伊犁生活工作了十余年。如今已是耄耋之年的他，饱含深情地回忆那段难忘的人生经历，浓墨重彩地描绘出维吾尔人热情奔放、乐观豁达的性格，文笔洒脱豪放、幽默俏皮，不失为一篇优秀的纪实散文，特此推荐。
原来不知道中国有个维吾尔族，一九四九年以前，中国官方最多承认咱们是汉满蒙回藏五大民族。知道维吾尔是始自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那一回中国一下子出了五十六个民族。
应该是一九五○年建国周年的文艺晚会吧，来自新疆的维吾尔族艺术家表演了《迎春舞曲》，“哎，我们尽情地跳跃，在五星红旗下面，我们快乐地迎接着，美丽的春天”，这歌声的曲调像是抛出的绣球，夹带着泪水滚得遍地碧草如茵。“太阳一出来，赶走那寒冷和黑暗，毛泽东给我们，带来那快乐和温暖。”不，它不一样，许多云南的歌、东北的歌、蒙古族的歌、藏族的歌，它们都是倾吐，是诉说，是表达，是呐喊。而维吾尔的《迎春舞曲》是潮涌，是波浪，是滚滚滔滔，是一片汪洋，是从心的深处燃烧起火焰，是笑逐颜开也是泪流满面。尤其是，在唱到赶走了“寒冷和黑暗”的时候我听到了婴儿与妇女的哭声，包括“哆拉哆拉，与梭梭梭梭梭梭 哆”的过门，被后来北京的淘气鬼孩子们唱成“人人都说辣椒辣”的，也是那样激动心肺，化释块垒，按摩灵魂。
后来知道这音乐的旋律取材于《十二木卡姆》舞曲。它给了我冲击，我怔在那里：什么歌舞体会得如此深深，它表现得如此披心沥胆。应该就是此次晚会上吧，“火树银花不夜天，弟兄姐妹舞蹁跹”，柳亚子赋词；毛主席和之：“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奏乐有于阗（田）”，于田是和田地区的一个大县，古代还叫过于阗国呢，那里百分之九十几的维吾尔居民。那里的妇人， 除了围白纱巾，还常常在纱巾上别住一个小小的如同玩具一般的小黑帽子，似有含意。别的县市，没见过这样打扮的。
更早接触的是王洛宾改编的新疆歌曲：“温柔美丽的姑娘，我的都是你的，你不答应我要求，我向喀什噶尔（河）跳下去。”一九六四年坐车快要到达喀什时经过喀什噶尔河，我为有幸亲眼看到寄托了爱情的决绝幽默的喀什噶尔河，而狂喜得几乎喊起来。还有最初听过“那天从你门前过，你端着一盆水往外泼”，“掀起你的盖头来，让我看一看你的脸”，“达坂城的石头硬又平啊，西瓜大又圆啊”……那是一九四八年平津学生大联欢时唱起来的歌曲，由中共中央华北局城市工作部领导的北平与天津地下党组织的。城工部的办公大楼在河北省泊头市，坚牢的高墙建筑，像一个碉堡。城工部部长是刘仁，副部长是武光。
一九五一年，我在区里做其时还叫作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工作，结识了一位自行从乌鲁木齐来到北京上中学，并且成为一个积极分子、团员、团干部的女生，从她那里学会了用汉字标志的维吾尔语发音唱《伟大的毛泽东》：
“巴哈米兹能巴哈班尼达赫依毛泽东，阿亚特米兹能甲尼甲尼达赫依毛泽东……”（我们花园的园丁是领袖毛泽东，我们生活的意志是偉大的毛泽东……）你能不为这样的歌词而感动吗？
一九五二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周年，苏联派来阵容强大的艺术家演出团，来自乌兹别克的人民演员姑海丽·巴侬用汉语演唱了这首关于伟大园丁的歌曲，而且在原歌唱“万岁万岁万岁”的地方，用生动的笑声代替了吐字，以笑为唱，以唱为笑。维吾尔语中的小舌音与送气音，发音部位深入，歌声更给人以掏心窝子的感觉。维吾尔人表达痛苦的“啊赫”与表达疲累的“呜夫”绘声绘象，令人感同身受。我想起后来读到的维吾尔/乌兹别克诗人纳瓦依的名言：“忧郁是歌曲的灵魂。”—旦忧郁沉重，就会更期待忧郁的消释，就会以生命倾吐，以生命讴歌，以生命呼唤。忧郁的灵魂盼到了伟大的园丁与满园的春色，怎么能够不欢歌笑语如花儿盛开？那次演出中还有苏联人民演员、哈萨克斯坦的哈里玛·纳塞罗娃，她唱了《哈萨克圆舞曲》，同样带动了满地欢笑的翻滚。
这样，一九六三年，我在中国文联组织的读书会上与新疆文联的领导同志策划了去新疆的事宜，为此我给妻子瑞芳电话，她立即回答：“新疆挺好的，新疆的歌舞挺好的。”
而对父亲说了我去新疆的前景的时候，父亲的第一反应是：“新疆的维吾尔人体形很好……”
如此这般，一九六三年底经过中途换车五天四夜旅程，第五天黄昏时分到达乌鲁木齐火车南站，一开车门，还在月台上，立刻被车站扩音装置播送的维吾尔语歌声所陶醉，所惊叹，所新奇。抬头是博格达峰的皑皑雪山，然后是乌鲁木齐河引入了和平渠，还有街道的冰天雪地，是内地不常见的橙红色橘黄色洋铁顶楼房屋顶，是奇妙的维吾尔语与维吾尔文字与汉语汉字的相伴……
赴疆不久，见到了从北京去的大作家大诗人的时候，他们刚刚从南疆回来，他们众口一声地赞美词是：“多么好的人民！”
你为什么这样高兴？莫非你以为自己是去旅游？好的，我引用过《红楼梦》里有的版本说是黛玉、有的说是宝钗的诗句“焦首朝朝还暮暮，煎心日日复年年”。我知道那并不是一个快乐的年代。然而不正是那个不快乐的年代更需要光明、乐观、自信或者是叫作文化自信，需要尽自己的力量学习上进充实，需要创新，努力汲取新的生活经验，经营新的生活方式——我称之为生活创新吗？
在那个不快乐的年代，我开始了我的地理创新、知识创新、文化领域创新、交友创新、写作题材创新，或者可以说是命运创新、人生创新！我没有可能创新那时的政治气候，但是或许当真敢于创新自己。
新疆，维吾尔，一个极有特色的地方。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天外有天，山外有山，城外有城，言外有言，曰维吾尔语：阿尔泰语系，主宾谓结构，粘着语，一个动词十来个词尾。诗外有诗，中国除了四言五言七言还有西域的“柔巴依”与“格则勒”，而唐明皇早就制定了来自龟兹（今阿克苏）的词牌“苏幕遮”，范仲淹吟咏了“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成为最有名的“苏幕遮”形象代言人，他是北宋名臣，他词通新疆，神通新疆。 我在赴疆路途上写的诗句有：“日月推移时差多，寒温易貌越千河，似曾相识天山雪，几度寻她梦巍峨”；“乌鞘岿峰走铁龙，黄河阔浪跨长虹，多情应笑天公老，自有男儿胜天公”……
一九六四年夏，我来到了喀什地区麦盖提县洋达克乡红旗人民公社。“洋达克”的原意是骆驼刺，就是说那里是一个长满沙漠野生骆驼刺的地方。骆驼刺是草外有草：远芳何必尽如茵？劲草星星亦动人！劳动旗红闹戈壁，骆驼刺里韶华新！由于工作成绩，那里被自治区领导王恩茂树立为全区三多（粮多、棉多、油多），五好（好水渠、好林带、好条田、好道路、好居民点），一强（人强）新农村榜样。
县文化馆派了工作人员阿不都米吉提·阿吾提做我的向导与半通不通的翻译，帮我深扎人民，深入生活。他是我较深结识的第一个维吾尔人。他戴着巴达木黑白花纹小帽，经常穿着条绒衣服，朴厚、谦逊、彬彬有礼，面带笑容，满头大汗，冲刷脸上的泥沙，带着浓重的南疆口音艰难地说着汉语，向我介绍各方面的情况，陪我采访了当地的库万大队书记、买合甫汗妇女队长等著名先进人物。我们每天晨兴夜寐，东跑西颠，辛苦得很，也感觉新鲜得很。那时候农村电话只有手摇式的，当听到库万（即库尔班）使劲摇着电话机，吃力地叫喊着“曼，库万书记（我是库万书记）”，很有不同感。而买合甫汗说话时频频摊开双手的姿势也显得极其大气，甚至使我想起苏联表现二战后东欧风云的影片《阴谋》，片子的主角是一个女共产党人政治家，买合甫汗的风度紧跟此姐。
只是阿吾提的口音土得掉渣，特别是所有的F音他一律发成P，房子叫成旁子，吃饭说成吃盼，叫人忍俊不禁。他常常显示着满脸满身的泥汗，不知道是不是与下述状况有关：饮用水也是从大渠里或者一种叫作涝坝水塘里舀上来的，而渠水涝坝水都裹着泥沙。你喝一碗水，速度慢一点，快要喝完的时候会发现不少沉淀在碗底的泥沙。而喀什人最潇洒的午餐方式是带上一个苞谷馕，走到渠边，拿起一个馕，噌地向上游抛去，然后是馕被水流冲下来，然后再去捡拾馕饼。喀什噶尔人“逝者如斯夫”的要点不在于“不舍昼夜”，而在于“润我馕饼”。润我馕兮，渠水长流，逝者如斯，无夜无昼。有斯大渠兮，无患无忧。他们会感激水与水渠，小麦、苞谷、菜籽、棉花与馕。如果孔圣人看到南疆维吾尔人的逝者如斯，他会不会有更接地气的不同的感受呢？喀什人觉得吸了水的馕饼已经够湿软，就可以开口享受上苍的赐予了。而宗教徒的进食伴随对于主上的感恩。如果还偏于干硬，再向上游抛N次捡拾N次，齐活。
新疆有一种说法，说是肉食为主的哈萨克人一年要吃一车动物的毛，吃菜多的汉族是一年吃一车草，而维吾尔人是一年吃一车土。倒不是仅仅指大渠水里的泥沙，尤其是指用陶土做的馕坑土炉，咸而香新烤熟了的馕背面，总会多多少少地沾上一点用盐水和泥烧就的馕坑壁上的土。那个土也好吃。本来咱们就认为人是女娲用泥捏出来的嘛。
米吉提带我去县里与他的朋友伊明相会，伊明穿着翻领土布衫弹着都塔尔（双弦琴）循循善诱地教我唱影片《阿娜尔汗》的主题歌。而在县委招待所基建工地上，我听到了抬生土坯的女孩子边干活边唱“阿娜尔姑丽”（石榴花）的原版。原版唱道：夜晚我睡不着觉啊我的孩子，且先赶走聒噪不休的鸦鸟。而影片版的唱词是“我的热瓦甫琴声是多么响亮，莫非装上了金子做的琴弦？”成那种呐喊式、召唤式、不吐不快式的歌唱，给我的心里注入了一片光明、一片自由、一片活泼泼沉甸甸的强调。我还发现维吾尔人干起活来相当轻松，他们很少用肩挑运，他们两个人抬一个抬把子。抬把子是红柳条编的，面积不小，凹陷很浅，放上要运的材料，例如砖瓦土石，二人四手抬起来走，我的经验是抬的物件很少超二十公斤的，费力比肩挑小得多。
阿吾提此前结过一次婚，后来“另干了”（这是维吾尔人吸收的汉语口语对离婚的说法，生动精确），我来时他刚刚再婚，他的新婚妻子是确确实实的美女。这个时机让这位哥们儿去洋达克村陪我“采风”，确实太扫兴而我未免缺德。所以他与我一道，对我来说即使有一千般好处，却有一条坏处：与我一起活动上三四天，就要找借口离开农村回县城找媳妇去。而他说的“明天回来”也是极其靠不住的，他的明天多半是明天的明天或者是明天的明天的明天……他的善良、友谊与好脾气里包含着一种稀松、拖拉、没有准头、跟你穷对付。真是好人啊，真是没有办法呀！
而后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经过了一番大历史的风云变幻，已在北京定居的我再一次到喀什讲演，这位老友米吉提专诚从麦盖提赶了来，经过四分之一个世纪，在全新的情况下再次见面，很是感动。只是见面握手，分别握手，人头簇拥之中，一切的一切何其仓促！
此后进入新世纪，老友阿不都米吉提·阿吉提逝去，归于永恒。是担任多年喀什地区妇联主席的茹仙古丽与我取得了联系，她是米吉提的女儿。我们多次在北京见面，包括她的两个女儿都请到了家里吃大盘鸡与抓饭。她特别告诉我，她的父亲坚持孩子们必须上汉语学校，以扩展孩子们的发展空间。今年春节前还收到她寄来的喀什噶尔馕饼。我对喀什寄来的馕充满期待，然而，毕竟不是当年的味道了，这些事，后面分解。
一九六五年，我干脆去到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伊宁县巴彦岱镇红旗人民公社二大队劳动锻炼。我与维吾爾、哈萨克、汉、回、满、蒙古、乌兹别克、俄罗斯、柯尔克孜各族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了年复一年。我住到了阿不都热合曼·努尔与赫里其罕·乌斯曼老夫妇家里。应该是土改以后，没有结过婚的热合曼与丧偶的赫里其罕结为夫妇。热合曼那时一无所有，赫里其罕则有一套房子。他们在一九六○年困难时期收养了来自兰州孤儿院的孩子郜周安，将其更名为阿不都克里穆。他们有一个小院子，三株大苹果树，一个葡萄架，靠近木门——应该叫“柴扉”——是玫瑰花。我住进克里穆原来住过的一间厢房，只有四五平方米，一个土炕，内墙上挂着一张未经鞣制的生牛皮，散发着腥味，还有一面细罗，与牛皮综合成一张现代派画面。小房间的木门有意留开了门楣上的一个三角形空隙，提供了鸟儿飞进飞出的通道。而我住进去没几天，一对黑色的燕子飞来了，在门楣上方门梁上安家落户，开始了勤劳的筑巢安居工程。 他也是文盲，他说话办事极有章法分寸，他讲的话无懈可击，他处理各种事务公正合理。有一次赶上了伊犁地区数十年不遇的大雨，新疆地区那时的特点是农家屋平平的泥顶子，靠厚厚的麦草泥吸收与散发雨水，冬天则是爬上房顶把积雪扫下，在这个冬多雪而夏少雨的地方，无须考虑房顶雨水的引流。一旦下了大雨，房泥吸水饱和，不但会滴答水，还会叭叭地从房顶往室内掉泥片泥块。夜间大雨，阿西穆把大队干部全叫了起来，我不忘大雨中阿西穆带着我到一些穷困、屋顶泥薄的农家检查漏雨落泥情况，接引老弱病残人民公社社员到大队部避雨的情景。农村干部是经常在火线上拼搏的。大雨中农村干部救援弱势农民的经验，我写到获奖长篇小说《这边风景》里，这就叫作“生活是创作的源泉”。
听过一次书记同志的长篇大论，是教训大队的会计与出纳，那是两个帅气的小伙子，两个人工作有了差错，书记结合忆苦思甜给两人上了一个多小时的阶级教育课，诚恳雄辩，高屋建瓴。
阿西穆翻修自己的房屋，我参与帮助他上过顶子，站在高处脚手架上搭手运送摆正梁、檩、椽、苇席……农村都是这样，盖房靠自家，上顶子时候乡亲邻友一拥而上。一直到数十年后，每逢回到巴彦岱，见到阿西穆兄，我都会问他房顶子的情况，以示对他的屋顶施工质量终身负责。
他九十多岁了，有点罗锅，还算健康，不久前我在巴彦岱见到了他。我表达了对他老的一点心意。
大队还有一位与我“级别”相当的副大队长塔里甫，“塔里甫”一词是伊斯兰神学研究生的意思，是阿富汗的“塔里班”一词的词根。我们的这位塔里甫显得带几分儒雅乃至文弱。他常常要黑夜骑马去各田地检查浇水情况。他有一个十岁左右的男孩，长得眉清目秀，却有佝偻病，背腰腿脚发育不良，站不起来也坐不起来。我去看望他们，给他讲了一大堆补钙呀补维D呀之类的话，他表示他全懂，也都做了，但是不管用。然后他说了一些我听不懂的名词与理论，表达的是无望。后来，这个病孩子去世了，令人难过。
本村有一对近亲结婚的极友善文明的夫妇，男方是中央民族学院的毕业生，不愿在喀什任教，回来当农民。他是乌兹别克族，而乌兹别克语与维吾尔语的差别小于北京话与天津话的差别。他有一个聪明伶俐的儿子，却渐渐显示出来了发育不良的疾病，也早早地夭折了。他的父母非常悲伤，为儿子举行了正式的乃兹尔葬礼祈祷。以至于村里有人提出质疑，认为做法有些夸大了。
大队有一个出纳，聪明麻利，善于言谈交际，他与一位地主的女儿恋爱，当时正是抓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高潮，对于地富后代的阶级斗争是很敏感的。我大队对他的这个可能被认为是中了阶级敌人糖衣炮弹的婚姻居然没有什么反应，“社教”工作队来了四五个月，然后走了，也对此没有什么说法。在某些条件下，马虎与厚道彼此不能分离。他与所谓地主的闺女正常地结了婚，他们的生活幸福。我听到过那位女孩子“哥哥”长“哥哥”短地叫他，那个女孩老实巴交而且甘甜，她的大眼睛流露出太多的请求与期待。
这里毕竟是边远地区啊，老百姓的话：“天高皇帝远，人少马牛多。”“文革”开始以后，西大桥上仍然有一位俄罗斯族老汉练摊儿，他小本经营，出售未曾去核的杏干、葡萄干、莫合烟（苏联文学作品中称“马合烟”）。最奇怪的是还有一些女明星的小照片，上演了《海霞》，他那里就有了蔡明的肖像；上演了《同志，感谢你》，就有了刘晓庆。照片的黑白对比度反差特别强，别有风味。领导层管理层对这位俄罗斯族商贩没有任何干涉，倒是百姓们恶评如潮，都说他悭吝贪婪，对顾客一分一厘不让，而在这个边远的地方，来买你东西的都是乡里乡亲，怎么可以只讲价钱不讲面子呢？
“文革”开始一年多了，伊宁市武斗激烈，我们想找一个比较僻静的地方住，居然被介绍去看一个小院子的房屋，是准备出卖的，两千多元。由于我自己的政治敏感，觉得在“文革”高潮中置产成为房主，未免不识时务也不合逻辑，没有敢走这一步。
我还碰到过一个人物，开始我是在一生产队参加劳动，后来是六生产队。一九六五年密云欲雨的时刻，《人民文学》杂志十期，发表了林雨的小说《政治连长》，影响很大。于是，包括与北京时差160分钟的我所在的巴彥岱，也要求各人民公社生产队设政治队长。我们六队的政治队长曾是中学教师，因为男女作风问题被处理，回乡务农。我姑且只称他的绰号“快嘴”吧，他说话的速度赛过了语言类节目明星。他的名言是“人们的设备没有大区别，送风鸣响可就差老鼻子了”。从他担任了政治队长，每天上工前给大家讲话五分钟，他的小嘴吧唧吧唧令全队鼓掌喝彩。这天他早上刚刚讲了阶级斗争，晚上却从一个地主婆的家里吃饭走了出来。我当时为什么走过那里，已经无由可想。他见了我似乎有点尴尬，还解释了几句，说是个什么“礼行”。维吾尔人的“礼行”很多，出生有类似满月的四十天礼，葬礼几天几天也有悼念活动，男孩子有割礼，婚姻有喜宴，出门患病丧事等有“乃孜尔”聚宴与祈祷……他当然能够自圆其说，大概其，难得糊涂，倒也是司空见惯。
面目清秀的大队会计多才多艺，一九七○年春天，他画了“一打三反”漫画，说明本村本乡敌我斗争多么激烈。可那时的一打三反中恰恰揪出了他的一个什么舅舅，他一边画着连环画批他的舅舅，指名道姓说是舅舅参加了反革命集团，一边向舅舅照常侍候问安，并无不便不顺之尴尬。而过了几个月，说是周总理指出不可以滥划集团，随着上级“精神”的传达贯彻，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的反革命集团一个个无疾而终，大风大雨了一阵子，天下太平。然后该吃、吃，该喝、喝，该割包皮割包皮，该娶媳妇娶媳妇。
我上小学时读过胡适的《差不多先生传》，讽刺国人的不认真不细致不严格。没想到来到新疆，在维吾尔人当中发现了的不仅是“差不多先生”，而且是差不多大师、差不多教主、差不多老爷、差不多活祖宗。
差不多云云透露著懒散马虎不负责任，但也表现了某种坚持与耐性，甚至还表现了善良与无条件与人为善。当年在麦盖提就见过，一个远道而来的农民，为了找公社书记，在墙角蹲了十几个小时，他早晨七点到了，勤劳的书记已经坐上六根棍马车下村检查生产，他墙角一靠一躲，灌木一般坚持了十六个多小时。夜十一时半了，书记回来，他终于迎到了书记同志，说了自己要说的话，提了自己要提的申请。然后说不定他要走上六个小时回自己的“房子”。这是新疆，一个村落距离另一个村落可以是几百米，可以是几公里，可以是几十公里。维吾尔人的耐性无与伦比，他们像石头一样，磨砺得与他们打交道的人也必须创造耐性方面的世界纪录。 马虎拖拉湊合是美德吗？不是。在“文革”条件下也许硬是变成了——是！
一个也是在新疆结识的读书人告诉我，说是明末清初戏曲家李渔小说中曾引用当时的谚语：“大乱避于乡，小乱避于城”，像“文革”这样的大乱避之于边远乡村，乃是上上之选。我不敢自吹一九六三年底赴新疆是我的避乱之策，但是我当时感觉到在北京一个大学教书不是办法，我无法理解与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学说，在大学里我比较碍眼，不若到新疆歌唱祖国统一与民族团结友爱以及我们新疆好地方，还要鼓励大学毕业生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艰苦的地方去。如果说当时的内地还是前现代，那么新疆是前前现代，日子好过得多。
我经历过这样的事，我骑着一辆上海造“生产”牌自行车，前叉子断了再焊接上了，全车除了铃不响哪儿都响。就这样，我的车在伊宁市与巴彦岱也都成为维吾尔弟兄的抢手利器。所有的弟兄借车时都说是一小时、半小时、一刻钟乃至十分钟，说是去放下一张收条或者取回一块肥皂就回来。 一般说，本日自行车回到我手，就算谢天谢地，弄不好三天后车才返回。当然，他们可能同时带回了一点北京不常见的无花果，或者是伊犁的男人也常常手执的红玫瑰。他们给我讲，玫瑰是天堂的消息，是真主的恩宠，是生命的享有，而且他们宣称准备帮我栽种成片的玫瑰园。或者，他们带来一枚柳叶，卷起来给我吹一个凄然的爱情歌曲，那样的歌曲里动辄声称自己的心已经焦灼为串烤，阿拉伯语叫作“卡瓦甫”的。
有关我的破自行車的更加美好的记忆是我骑着车，砰的一声，一个身材高大的维吾尔女孩儿坐到破车的破货架子上了，叫着“大队长”，她要我带她到三公里以外的一个路口。到了地点，噌就蹦下去了，我甚至没有看清她的面孔。下车的时候回头，只看到青春万岁的背影。那时的新华书店里没有我十年前已经打出清样的《青春万岁》的踪影，我姐姐说她听到过一个孩子到书店里问“《青春万岁》出来了吗？”不，出不来了，我想代书店回答。我在离北京很远的地方，我的生活里则出现了另类的青春万岁。
还有一次我骑着自行车碰到对面骑车而来的大队出纳，他发现我的提包里有一瓶伊犁大曲，便将我拉到公路旁的玉米青纱帐里，拧下车铃，用上衣下摆将铃碗擦净，以此为伊犁酒樽，一樽二人，互祝各自萨拉买提（健康），一饮而尽。
至少是伊犁，人们纷纷不断地引用一个谚语：人生在世，除了死亡，其他都是游玩。也许不应该译成游玩，“塔玛霞”，包括了轻松、享受、自娱、快活，也许还有自由。还有一句谚语：如果你有两个馕，你吃一个就可以了，另一个留着作手鼓，你可以敲起手鼓来跳舞。
果然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伊犁地区有旱田，即山坡地，略略有所修整，但不是内地的那种精雕细刻的梯田。这一年旱田丰收，上远山收割春麦的人原计划两天的活，干了三天仍然没有完结，可人们带的馕已经吃完。他们决定停一顿饭，收完麦子再下山回家用餐。按常理我们应该认为此种情况下收敛休息，减少能量消耗。但他们是怎样克服饥饿感的呢？难以置信，他们是通过跳了一回舞来克服难耐的饿感的。你对这种办法会怎样评价呢？
也许这证明这个地区的营养状态良好，肚子里已经积存了一些油水。伊犁人张嘴就会提到自己家乡的小麦、胡麻、蜂蜜、奶油、干酪、苹果与葡萄架。而且，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九六五年夏天的两个月，伊宁市干脆取消了粮票使用，你背起一个口袋或者麻袋，你到馕铺子买热馕去吧，管够管饱。这个时间段，能做到不要粮票供应粮油制品的，中国境内还有别处吗？
维吾尔人还有一个谚语说伊宁（汉族则干脆将伊宁市、县直接称为“伊犁”）人的特点，“伊宁的好汉子，吹牛皮的大王，虽然哆哩哆嗦，冬天也要穿西装。”吹大炮，取笑他人，夸张其词，已经成为天经地义的生活方式，快乐源泉。谁受不了取笑，就被说成小心眼儿、伪娘、发育不良、不算伊犁男儿。农民也是一样，他们说什么年轻时碰到过一条巨蟒，吞掉了两把砍土镘，最后被他徒手撕成八截，血溅苜蓿地。一面吹得天花乱坠，一面听着众位中青年女社员的笑骂：“泡！泡！泡！”（牛皮！大炮！胡吹！）他仍然吹得遍体舒泰，姑娘媳妇们听得心花怒放，骂得更是痛快淋漓。这样的初心、乡愁，百世难忘！
“好汉子”，这个汉语词已经直接被维吾尔语使用，读如“吼汉咂”。如果硬译加音译他们谈论对伊宁好汉的反应，则是“伊宁的呶者（好汉），同时是伊宁的泡者（吹大泡者）”。
他们有时候一面吹嘘自己的慷慨大方，一方面又显摆自己有好方法让一毛不拔的铁公鸡请客，加上付账时候的“躲付”妙计，小小地算计了某一个愚而奸诈的买买提或者赛买提，这也是伊犁维吾尔好汉的一大乐事也！说到这一类话，他们都是相声演员的胚子。伊犁维吾尔，牛啊！
我现在也常常反刍我的伊犁哥们儿们。什么是他们的大炮特色与放炮本质呢？乐观主义？爱乡情意？自我安慰？语言技巧？言说功力？驱逐烦闷？寻觅噱头？挖掘谈资？显摆吹嘘？与他人相处中小试锋芒？不容小觑？释放？发泄？趁机拉拢？趁机打压？略施小计？就酒的小菜一碟？帮助消化……反正人生苦短，不如意事常八九，你应该宁牛勿，宁吹勿泄，宁可吹大发了让女生们笑，不可动辄诉苦， 满脸晦气，用窝囊废风貌博得廉价的眼泪。我现在相当讨厌电视节目对于“泪点”的装腔作势人为营造，不管是多么成功的节目。中华民族绝对不能成为一个泪迹斑斑的民族。
此生中我还没见识过领教过比一九六六年图尔迪家中点燃发射的这一炮（泡）更威烈的大泡（炮）。
我的房东大姐赫里倩姆有一个姐姐或堂姐，叫阿茜罕。维吾尔人的兄弟姐妹称呼有时我搞不明晰。第一，他们不讲辈分，只讲年龄，岁数大的，管爹也可以叫哥，叔叔伯伯更可以叫哥；妈妈、姨姨、姑姑都可以叫姐，同时侄儿女外甥儿女也都可以是你的兄姐。第二，即使在旧时代，他们结婚、离婚、再婚都比较正常，与这个人同父，与那个人同母，与另外一个人同父同母但并非同一家庭中长大，第四个人不同父不同母却是生活在一起成长在一起。所以一定是兄弟姊妹相称相亲。 阿茜罕有两个似亲似故也可能非亲非故的孩子。儿子伊犁区（后来改作州）党校干部，名图尔迪·苏菲，据说由于某些“问题”从一九五九年就“挂”了起来，“挂”就是没有工作任务了，等待“结论”已经七年，不妨再等七年。而后“文革”爆发，更挂于一边了。但也没有受处分，没有划成“分子”。“划为分子”，也是有维吾尔特色的说法，他们从不说到底是啥分子，如“地、富、反、坏、右”分子，“地方民族主义”“贪污”“蜕化变质”分子等等。而只说某某人已成分子，大家也就心照不宣了，听起来颇有大而化之的幽默，却也有可能是不无幸灾乐祸的窃喜。他人“分子“了，俺没有分子，能不雀跃乎？
阿茜汗女儿叫什么什么克孜，名字忘了，天真可爱。她是本镇小学教师。她把照片送给了我，被我珍藏，后来丢了，对不起。
一九六六年“文革”爆发，不久，我在假日应邀到图尔迪在伊宁市的住家去小坐。到后他嘱咐我说今天有重要客人光临。他的妻子是乌兹别克族，能干、漂亮，抚育着四五个孩子，本人是著名的食品店十门市部售货员，把一个不足20平方米的家整理得头头是道。她的名字似乎是玛赫卜莱提罕。
我与图尔迪坐好，喝了一会儿奶茶。顺便说一下，第一，如果是以喀什噶尔为代表的南疆人，他应该先吃两口馕再喝茶；以伊犁为代表的北疆人，则是反其道而行之，先喝茶再掰碎馕泡到奶茶里喝。这一点我的记忆与描述可能与事实相反，可怜王副大队长已经年老昏聩，竟然说不清这样的生动情节了，评论家甚至于称赞王某的《这边风景》是维吾尔生活习俗的百科全书。惭愧呀，丢人呀！如果发微信，这里肯定要上一个号啕大哭的表情了。
第二，像王蒙这样，坚持掰碎了馕泡入奶茶再边吃边喝的路子到了二十一世纪，已经属于过时的老派了。老派维吾尔人，玩笑话叫作“老缠头”，缠头，是更古老的习惯，维吾尔男子曾经用“赛来”巾缠头代替帽子，像如今印度的某个民族一样。汉族曾经不甚郑重地将缠头用作维吾尔人的绰号，但绝无恶意。维吾尔人也曾经根据俄语的发音将汉族人称作赫依达衣，即kitay，本源也绝无恶意可言，只有愚昧无知的人才会在这样的说法上生事作乱。
果然，二十分钟后，进来一位中等身材的先生。他微驼着背，手抚前胸，问好致敬，同时左右张望，对不起，他的神态使我想起北方人称作“小捋”，新疆人称作“贼娃子”的某类人物。
图尔迪介绍说：“他是反修医院的内科主任帕郎契（某某人）。”
医生坐下，悄悄从胸前上衣内兜里掏出一个药水瓶子，上写“药用酒精，不可入口”。他说：“今天咱们干掉它，力量大得很。”
我说：“不能喝。”
他说：“我喝了一年了。”
图尔迪体己地低声告诉我：“可以喝。我喝过。”
毋庸赘言，那个时期，美丽的、已经开始出产而后来成为中国名牌的“伊力特”、当时叫作“伊犁大曲”的名酒，常有供应短缺情况。“伊力特”成名出道以后，我曾应邀给他们题字：“一杯伊力特，双泪落君前！”
酒饮三巡。维吾尔人习惯，众人只用一个杯子，依次旋转轮流，规矩严格，每次饮酒都有一个公认的德高望重的“酒官”掌握节奏与顺序。我们只有三个人，从简，就约定俗成地按规矩喝将起来。
终于，内科主任站立起来，正式宣布，经他的查访与案卷科研，老王此人，不仅是一个作家，而且是苏联斯大林文学奖获得者！
一开头，图尔迪一怔，事出意外，晴天霹雳。他用了一秒加半秒的时间，略一眨眼，过程完成，立即心领神会，神清气爽。他被鼓动了起来，兴奋了起来，脸色泛红，笑容满面，显出了中年人的面部纹络，嘴唇使劲，鼓掌跺脚，接过了内科主任杀过来的好球，喝道：“当然！绝对！老王是斯大林文学奖金获得者！我们的老王我们不简单！”（维吾尔语说到定语用途的物主代词時，要在主词后面再重复一次同一代词的宾格，即“我们的老王我们”）
我拦阻这两位老弟的激情神哨，他们却更加亢奋。他们大喊大叫：“老王，不要客气，不要胆小，不要怕！得了斯大林奖就是得——了，得了奖为什么不说是得——了奖？得了奖为什么一定要说是没有得——过？”
维吾尔人的语言逻辑构思逻辑与表演逻辑无与伦比，我必须承认，在他们麻利干脆情理并茂地斥责了我的胆小畏缩孱弱没有面对巨大光荣的勇气之后，我至少有五十分之一秒时间，不免疑惑，莫非我本来就硬是获得过斯大林——要不就是托尔斯泰、契诃夫，或高尔基，或西蒙诺夫，也许是伏罗希洛夫文学奖——了？我学会的第一个苏联歌是《喀秋莎》，第二个歌就是“联队最光荣，走呀走过草原……我们的将军，就是伏罗希洛夫，从前的工人，今天做委员！”到二十世纪中期，伏氏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真的？天啊，我本来就是具有获得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文学大奖的质素的！我硬是被挫折得忘了自己惊喜如狂的获奖经历啦？一时泪花翻滚，心如刀绞，立刻自我提醒，总不至于瞬间失常吧？
二位维吾尔哥们儿的讲法太坚决、太清晰、板上钉钉、嘎嘣那个脆哟！他们又是蓦然出手，泰山压顶，煽情如火，论理严密，完美无缺！我、我、我，我也真想拍桌子立即接受这项国际文学奖啊！
我体验了一下瞬间得奖的满足感与疯狂感。于是我含笑降低分贝给他们解释：中国当代作家只有丁玲师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与周立波师的《暴风骤雨》得过斯大林奖。
他们反而更加火爆：“丁？玲？周？立？啥？不认识。我们知道的就是老王获奖！”
不能再讨论，再讨论起来他们一定可以喊得整个区党校家属院沸沸扬扬，能够喊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与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一直到伊宁县巴彦岱红旗人民公社。这将成为一个事件，这个事件传到乌鲁木齐，乃至于传到北京，也许会传到莫斯科，甚至于会变成王某招摇撞骗冒充斯奖得主的惊人奇闻，那就成了真正的国际笑话或者国际罪行啦，您哪您。
平静了十来分钟，他们高谈阔论了鲁迅、巴金、纳瓦依（维吾尔＼乌兹别克族诗人）、莪默·迦谟（波斯诗人），酒过五巡，内科主任二次两眼发直，大喊大叫，进入第二次高潮：“老王进去过克里姆林宫，他受过斯大林大元帅接见！”图尔迪则喝道：“同时接见王蒙同志的就有伏罗希洛夫！”我耳边响起了四部合唱与轮唱：“从前的工人、工人、工人工人，今天、今天、今天做委员、委员、委员委员！” 他们的激情像洪水，已经决口，力能发电。我的拦阻像用一个小砍土镘挖起的一块土，根本不可能阻挡他们的气势与规模。他们一唱一和，声称他们都在莫斯科与阿拉木图的《真理报》上看到过我领奖与被接见的照片。医生说本来今天他找到了刊有王某人获奖与在克里姆林宫被斯元帅接见的苏联报纸，出门时被“头发长而见识短”的婆娘打搅，只顾赶紧离家会王大作家，却忘记了带上哈萨克加盟共和国阿拉木图版《真理报》。而图尔迪甚至为自己曾用那张报纸卷了莫合烟而悔恨无比。他哭了。我也要哭了。我则是一喜后的无比尴尬狼狈，如坐针毡，哭笑不得。时而感觉到入了重围，登天无路，入地无门。时而感觉到嘻嘻哈哈、轻松愉快而又稀奇古怪，白日做梦，边地游仙。甚至我也迷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究竟想起了或是忘记了什么呢？我现在究竟是干什么说什么想着什么呢？我喝醉了？我也喝了五杯药用酒精啦！他们讲酒精过去多用俄语借词“алкоголь”（读阿勒阔高里），现在则干脆用汉语“jiujing”。第一次获奖高潮来源于酒力，第二次高潮肯定是来源于药力喽！
同时我很欣赏二位维吾尔知识分子老弟的政治正确，甚至是政治精到。他们的政治警觉性绝对不在王某人之下。毕竟是“反修”医院的大夫，毕竟是一直“挂”着，等候处理的党校老师。毕竟同处反修斗争第一线，这里离“修”不过七十几公里。
首先这里是伊犁，苏联的影响不能小觑，他们有意无意地想让我知道这一点。第二，几年前刚刚发生过边民外逃事件，中苏交恶，涉苏言语十分敏感。第三，涉及国际文学奖，他们俩包括我老王，除了苏联的奖别国的不怎么知道，知道个诺贝尔如果说出来无异于意欲叛国通敌。第四，苏共二十大后，赫鲁晓夫大骂斯大林，但是中共发出了不同声音。这里的二位老弟大喊斯大林的什么奖，没有修正主义的问题，没有里通外国（新疆叫作两个脑袋）的问题。相反，他们矢口不提苏联那边从一九五七年取代斯大林奖的、一九二五年其实就设立过的更老资格的列宁文学艺术奖。他们滴水不漏。他们喝着反修药酒，从心所欲，不逾矩！
我想起了来疆前在京参加学习的日子，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教授向领导表示要控诉赫鲁晓夫，他认识到了一九五七年落马的中国知识分子，都是受了赫鲁晓夫的害……又怎么能不提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同志呢？
这段故事我一直贮存了四十五年，四十五年来一回想便觉得有几分离奇，有几分古怪，有几分难解。撒酒疯？他们二位激动得声泪俱下，郑重得指天画地，讲述得惊心动魄，完全超出了正常理智的底限。直到二十一世纪，我与在京工作的一位维吾尔高级别领导同志交流，他们听得也是忍俊不禁。他们告诉我，喝了掺凉水的药用酒精之后，“反修”医生已经就任了该年度斯大林文学獎评奖委员会主任，而“挂”起来的党校教员，至少是该委员会副主任。他们当时就是隆重庄严地将他们主管的“斯大林文学奖”授予你老王无疑了。
伊犁的炮手果然了得！维吾尔的炮手惊天动地！无怪乎最有名的维吾尔诗人铁衣甫江在诗里嘲讽“那些用舌头攻城略地的勇士”，可惜的是他的这句诗被作了“别有用心”解析，“文革”前夕文艺（假）整风时给他找了麻烦，被称作用雕虫小技猖狂进攻。在我的经验里，用舌头攻占碉堡，是维吾尔人生活方式生活趣味，是日常生活的必有，是维吾尔的常态，特别是喝了酒。他们可爱于斯、荒唐于斯、幻想于斯、聪敏于斯、匠心独运于斯、笑一笑十年少于斯、雕虫小技于斯……特定情况下谁知道是否别有用心于斯。注意，这是一个说话的民族，说话是他们的首爱，然后才是歌舞、打馕拉面、戴花帽、梳小辫、经营数公里长的葡萄架，与湖南茯砖茶水加奶皮子的女人竟日饮。
也许喝酒的魅力恰恰在于此，兴奋了，大叫了，无化为有，有化为无，心想事成，想到什么成什么，坚持什么就一定是什么。天可以翻，地可以覆，奖可以得，财可以发，舌头可以攻城略地！如若不然，喝那个酒干什么？
也许更简单一点说，他们第一要表达伊犁人的眼界、心胸、牛气与词令，表达伊犁人的想象力与表现力。第二要表达对老王的友善乃至喜爱，激情与想象力。他们爱上了你。他们要让你高兴，兴之所至，金石为开。
喝酒干什么？我早就注意到了汉族与维吾尔族喝酒的不同路数。汉族人慢慢地品，将酒斟在美丽酒器中，闻一闻，徐徐入口，咂摸滋味，滋润口舌，再徐徐细细咽下，是一种享受。而维吾尔人更喜欢的是一饮而尽的豪爽，直奔兴奋的迅捷。喝完后他们更愿意表演酒的热辣刺激带来的不堪忍受的痛苦，与对此种痛苦与折磨的享受。酒入口时他们表现出的是某种准迫害狂的辛辣与自我撕裂，苦就是楚，痛就是快。他们追求的是亢奋燃烧腾云驾雾翻江倒海的感觉。
从“老规矩”来说，一些老穆斯林是不喝酒的。但是新疆各族同胞的男性公民，大多嗜酒。波斯大诗人阿菲兹吟道：
来啊！拿美酒来！酒能消除世间的烦恼。
在这蓝天下——人们都应自由无羁；
我为这崇高理想奋斗——感到自豪。
告诉你什么？昨夜我在酒店里昏醉，
一位传令天使把虚幻世界的喜讯带到。
而莪默·迦谟的“柔巴雅特”（一种诗歌体例，犹如汉族的绝句）是这样说的：
空闲时候多读快乐的书稿，
莫让心头生长忧郁的杂草。
何不饮酒呢一杯一杯一杯，
谁管死亡的踪影慢慢来到。
我将后一首诗译成五绝：“无事须寻欢，有生莫断肠。遣怀书共酒，何问寿与殇？”
宗教圣地麦加有泉水曰天方圣泉，原文叫啧呣啧呣水，而维吾尔的青年想喝酒的时候一般不提酒，将酒说成啧呣啧呣水。
有人问我，“你怎么那么快就学会了说维吾尔语？”
我回答：“我与维吾尔人共同喝了两吨白酒。”
当然喝酒也会喝出娄子。五生产队的一位维吾尔青年与四生产队的回族青年一起饮酒，醉后发生口角，然后是肢体冲突，然后是一人打死了另一个人，然后是审判与服刑。还有一次是几个生产队干部饮酒，醉后有人说红卫兵是艾纠居母纠居（小妖），被夺权而上的“造反派”队长掀翻了桌子，将胡说八道的人扭送公安机关，使有问题的人受到应有的惩处。 顺便说一下，这里提到的维吾尔农民，绝大多数是文盲，但是他们很精明，很有掂量，喝醉了，就更有主张，更有警觉，更要坚决立于不败之地。
莪默·迦谟还有一首律诗，我也很喜欢：
我们一手拿着可兰经一手拿着酒壶，
有时候是清真有时候也会拆拆（读擦）烂污。
在同一个蓝宝石般晶莹的苍穹下面，
何必划分什么穆斯林与什么异教徒？
波斯大诗人莪默·迦谟的诗的乌兹别克文手抄本，我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从自治区文联的评论家帕塔尔江那里得到的，我手抄了一部分，背诵了一部分。帕塔尔江与我讲过他的一些阅读经验，当实在找不着书读的时候，他读过电话簿。其后许多年，我在观看美国电影《雨人》时看到了“雨人”（自闭症患者）夜宿旅店背诵电话簿的情节，不禁想到帕塔尔江。可惜斯时他已离世，没有交谈的机会了。他的手抄本《柔巴雅特》，带给我许多知识与快乐，我想念他。
帕塔尔江的另一个故事是运动初期他在乌拉泊劳动，听到敲锣打鼓，当时叫作“小将”的人们来了，与他一起劳动的其他处境不妙的作家立即藏匿起来。但是他的视力与听力都有不足，听不懂别人的关照。结果他落到了“小将”们手里。批斗后他问旁人，“小将们”在他的衣服背面写了什么？作家们告诉他写的是“黑作家”。他打趣道：“周扬同志在二次文代会后的一次全国委员会议上，点名表扬了我，可是你们几个小子看不起我，不承认我是作家，现在你们知道了吧，你们不承认，人民承认！”
维吾尔人对酒的兴趣与他们对于玩（塔玛霞）的兴趣分不开，对于塔玛霞的兴趣又与他们对于很多非塔玛霞的事情闹不清、不知如何反应是好有关系，世事纷纷乱如麻，说来归其塔玛霞。你甚至可以说他们有点玩世不恭，但不是魏晋名士风度，而是伊宁好汉——冒泡大王的路子。他们如是说伊宁人，然后再说阿克苏人南（傻）瓜，说和田人顽固，卖东西收钱的时候承认一元人民币是一元，承认十个一角钱是一元，但是决不相信两张五角的票子是一元。至于喀什噶尔人呢，说他们“口臭”，不是说口腔不洁，而是说说话太巧妙，语带挖苦。如果你在馆子里吃完饭没有结账就走人，店主追出来绝对不会喊什么“钱呢？你们没有交钱啊！”而是温文尔雅地说：“先生，那么我该找您多少零儿呢？”
有一次与英国友人聊起说话的艺术，英国人赞美喀什噶尔的讨账说法，说这是地道的英国绅士风度。
我在新疆的时候，多次听维吾尔农民讲过，语言可以通天，这句话，一直到离开了新疆四十七年后即二○一五年才庶几弄明白了它的含意。
二○○四年，我在接受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的荣誉博士学位后，回程中顺访哈萨克斯坦原首都阿拉木图市。位于阿拉木图图书馆的中国文化中心主任、原驻华大使库阿尼什·苏丹诺夫招待我们晚宴，他的夫人表达对文学事业的尊敬的时候说，“我们认为，‘语言可以通天’。”
二○一五年，我读了土耳其诺奖得主帕穆克的长篇小说《我的名字叫红》，然后看了《读书》杂志上的评论，才了解了语言通天说的重大意义。伊斯兰教坚决否定偶像崇拜，认为能宣示真主圣谕与表达信徒的崇拜的只有能变成经文与祷词的言语文字。经文的语言极其宏伟精到讲究，它表达了一切，通神通天。至于绘画，表达的是真主眼睛里的世界，所以细密画要的是二维空间与散点透视。这样，土耳其小说上写到的画派问题，也就是一个牵扯到具象神学的极其严肃重大的信仰问题了。
你或许未能很好地体验贯通“叫红”所讲的神学文艺观，但是你无法不欣赏沉醉于伊斯兰世界的“细密画”。而欣赏“细密画”丝毫不影响你同样震服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三维油画与源远流长的中国文人画。同时，你完全不明白，你震惊于“叫红”们提到的或有的对于文艺复兴画派的格格不入。
是不是有时候维吾尔人太陶醉于夸张于语言了呢？岂止是攻城，他们自觉是语言可以攻心夺魄。
物极必反，言极也必定成炮、成泡、成油滑，成为对言与言所表现的伟大、真诚与崇拜的亵渎。我们大队的几个民兵骨干加一个干部一个小学教师，一起喝酒进入了神哨阶段，一位青年说，他善写攻魂夺魄的情书，他的情书百发百中，所向无敌。众人不信，他当场写好春心荡漾的求爱信札，然后几个小子骑马出巡，星光中见到一个中年女子迎面走来，将信札抛给了她……关键在于次日写信的小子收到了回信，那位结过几次婚的女子接受他的求欢，要求立即月照柳梢头，人约黄昏后，成其好事，吓得小子落荒而逃。
回想起在新疆参加的各种聚会，差不多都专门邀请一个善于词令的人，他在整个喝茶吃饭饮酒过程中，滔滔不绝，妙语连珠，鼓掌欢笑，春色满园。而所有参加聚会的人，一要个个善于用最美好的语言歌颂友人，表达赞美，彰显自己的真诚热烈聪敏，好友遍天下，从而确立自己的聲誉。另一方面又要时有幽默，略有揶揄，逗得大家捧腹，更显示出智巧光鲜，四海之内、至少是本席餐饮之周遭，皆为兄弟的团结友好深情无限。
对于语言文字的特殊尊重，发展成了对诗歌的尊重，人们像敬神一样地敬诗。一九八一年我与诗人铁衣甫江共游鄯善县，我们在一户农民家里做客，来了许多中青年农民，他们一个又一个地起立朗诵“老铁”的诗，然后是古典的维吾尔语诗篇，其盛况是在内地农村想也想不到的。而即使在他们遭遇政治运动，处境不妙的时期，只要一有机会，就仍然是语带机锋，欢声笑语，把说与听笑话、机敏话、微言大义的话作为人生极高的享受。
而铁兄最有趣的经验是，改革开放后不久，他到苏联的哈萨克斯坦探望母亲与弟弟，他到了阿拉木图的一个郊区，而那个郊区按照规定是不准外国人前去的。他受到苏联警察的追究，不得不亮出他一九四六年十六岁时在苏联哈萨克共和国阿拉木图出版的诗集，以求宽大通融。警察见诗起敬，乃允许他待一个晚上，同时要求他写一个检讨。
他告诉我，在祖国的历次运动中写了不知多少检讨，而后做客苏联一个多小时，开始写检讨。
我们俩笑出了眼泪。 而我报答铁衣甫江的隽语是同去鄯善县他下乡劳动时住过的一农家，女主人临走时给了诗人不少棵刚收获的大白菜。我赞道：“真是人民的诗人啊，吃到这么多人民的白菜！”他为之喷饭。直到他患不治之症，北京住院一段时间，只好回乌鲁木齐，之前出席赛福鼎同志安排的小型送别会时，他还提起这句话。
另一个维吾尔大诗人是克里木·霍加，熟朋友更喜欢称他为霍加也夫，正像他们称铁衣甫江是艾力尤夫一样。
而克兄是哈密人，他有极好的汉文底子，他是很好的翻译家，我参加过以他为核心之一的周总理诗作与《红楼梦》前四十回的汉译维研讨。他的知识与语言感觉不能不令人赞赏。一九六四年一月四日，新年节日气氛中我从《光明日报》副刊上读到他用汉语发表的《柔巴依》即前面讲到波斯诗人时说的“柔巴雅特”体歌颂党的诗篇。
一
任何一个人都很平凡，
他只是大海里的一滴。
當他心里扎下党的根子，
能用双臂拥抱整个世纪。
三
孩子们脸上没有眼泪和悲伤，
任何角落没有黑暗和悽怆，
颗颗谷粒上也闪耀着光芒，
因为有了你，亲爱的共产党。
那次他发表了十首，这里只引用了两首。他的文笔令人羡慕。 “柔巴依”犹如内地的“七绝”，也许比七绝还“绝”，除了韵脚的讲究还有句首与句腰的说法，我未知其详，只知道他的诗令我佩服羡慕。紧接着看到的却是他在当时的城市“五反”运动中的一点点窘态。他不但诗写得好，形象也与诗很吻合，高个子，笑容可掬，头发有些自来的弯曲。即使某些窘态中，他永远含着微笑，他散发着中华谦逊与善良亲切，他宽容了一切，当然也包括他自己。
与他相比，铁衣甫江似乎更强壮、豪爽、机敏。他是边境地区霍城人氏，父亲是经师毛拉，自己上过经文学校。少年诗名远扬，解放后他参加过朝鲜战场对志愿军的慰问。他写的一批歌颂志愿军的诗结集《当我看见山》，气势宏伟。他的《献给祖国》等诗集脍炙人口。他写道：
多么自豪啊，我有幸成为
时代的一名乐师和歌手。
这红色的岁月充满了，
新世纪的光荣和骄傲。
再看他的柔巴依：
水滴汇聚成波澜壮阔的海洋，
没有大海生活之帆怎能远航？
倘若为了你那涓滴自吹自擂，
试试一滴水珠能走什么船舫！
我从情人眼里寻找温柔欢喜，
看不到渴望的笑靥只好叹气。
她说想看到笑脸其实也容易，
只需把枪弹射向人民的仇敌。
为之一震。厉害了，我的铁诗人！
铁衣甫江有幸与赛福鼎同志友谊深厚。但是“文革”中他也有一段时间被“双开”下乡劳动，在离乌鲁木齐不远的呼图壁县。据说由于他懂经文，受到尊重，日子过得不错。根据赛福鼎同志关于文联的人才不要散失的指示他又被“收回”。他家里挂着厚厚的壁毯。他的妻子赫里倩姆，在七一棉纺厂工作。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当选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霍加也夫的妻子高华丽娅是塔塔尔人，金发美人，非常有性情。可能她花钱比较冲，造成了克诗人的某些尴尬。他们有三个女儿一个儿子。对于她的回忆加深了我对全面小康的期待。我们总算渐渐与贫困拉开了距离。
二位诗人每天都在研究一些新名词，都有心得。“文革”中常常说某个文学作品“放毒”，他们就研究这个毒字。毒，在维吾尔语中读音为“栽害尔”，栽害尔变成了他们的口头禅，每天这个栽害尔那个栽害尔，批判不止。他们还不停地找我讨论汉语“活该”二字的维吾尔语译法，对这个汉语词陶醉不已。
他们两人，铁五十九岁，克六十岁，都因同样的肺癌而去世。我想这与他们吸莫合烟有关。莫合烟就是苏联小说里常常写到的马合烟。苏联诗人特瓦尔托夫斯基描写红军战士瓦西里·焦尔金的时候写道：
战士的马合烟卷，
正像战士的婆姨，
凶恶、呛辣、霸气，
却不可缺乏须臾！
可惜，他们没有能在的好时光多写几年、多活几年。他们走得太快了。
加上前面提到的帕塔尔江，这三位彼时的维吾尔文学大家都随身带着匕首，都会宰羊。尤其奇妙的是他们都会打馕，维吾尔人当中，一般只是女人打馕，但这三位不同。另外还有一位专打窝窝馕的老编辑、评论家。经过长期研究，我认定美国人喜欢的称作“背钩”的以色列面包，就是新疆的窝窝馕。人类是命运的共同体，地域、宗教、民族的区分抹杀不了人类生活的共同性。
一九九○年二位诗人先过世了，我也从文化部的岗位上全身而退。我去看望高华丽娅与赫里倩姆，两位各自搂着我号啕痛哭。朋友们看到这种情况说，做人能做到这样，也就可以了。
到现在霍加也夫的孩子们还与我有联系有来往，我们是世交，通家之好。他的外孙女艾特丽巴嫁到德国，也与我有微信联系。
至于铁衣甫江，我一九七五年后获得实际上的创作假，全靠他的支持。他临终还与友人谈及与王某的交往呢。
还有许多维吾尔知识分子。特别是歌唱家迪里拜尔·尤努斯。她在中央音乐学院读研究生时获得了芬兰的声乐奖。在国际交流协会的成立会上与她相识。我找几位在京的新疆领导同志一道帮她解决了当时婚姻大事上的一些难题。后来一段时期她在欧洲开拓自己的事业，我在波恩正巧与上演歌剧《塞维利亚的理发室》的她碰头，我看到她拿着的歌谱，厚得更像博士论文的参考书。我还获得过机会在访问瑞典哥德堡时与妻瑞芳一道住在她与男友的住所。无论何时，她见到我都以爹爹相称。目前她或在北京，担任中国音乐学院的教授，带硕士生，或在新疆歌舞团主持一个以她的名字命名的工作室，整理新疆民间音乐宝库。她的奋斗精神、学习精神、工作精神，令世间许多庸人汗颜。她可以使用汉语、维吾尔语、英语、瑞典语、芬兰语。为了国际交流的方便，她保留了芬兰护照，同时她有在祖国长期居留的身份。 我也时而想起与我有同室之谊的诗人阿不都热衣木 ·哈斯木。他是个大帅哥，嗜酒、善词令，做人或有频频虚晃一枪处，他也是俺们伊犁人。传说他与妻子——新疆大学一位老师离了婚，而且到边界的另一边与那里的一个女子结了婚，显然那时中苏边界随随便便。因此他一直涉嫌有一个准克格伯神秘媳妇，中苏交恶以后边界严峻了，此婚姻从人间蒸发。没有任何其他人见过他的媳妇，但一提起这件事都觉得神秘古怪，似乎此诗人又是艳福不浅。当时新疆有个词儿，叫作“两个脑袋”，他是两个脑袋的吗？
在与之同室期间，有几次他回来得很晚，说是到他原妻那边去了。说是在商议复婚的事，始终未成功。因为原妻提出今后要处处听她的，“听她的没错”。英俊的诗人一直较劲，他问：“为什么她认为只要‘听她的’就‘没有错失’呢？”他像一个硬是答不上入学考题的孩子，悲哀无助。
他由于酗酒，患了胃癌，做过手术切掉了大部分胃，后来又活了十余年，终于去世。他一生生活得不太正常，他本来可能过得更好、成就更多，他的生命力倒也算是相当坚强的了。
写到这里我才越来越意识到我对新疆、对维吾尔人的记忆里的时间元素。不可思议，不可接受，不过如此。半个世纪以前的事了，人生能有几回五十年？孩子，不哭！回忆中的事件与人物都变得分外温柔。我已经告别了二十世纪，告别了巴彦岱，告别了那么多亲人、朋友，往事似烟非烟其实都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那时的友人，一个又一个地离我而去。连前面提到的在维吾尔父母照顾下成长的汉族孤儿郜周安——阿不都克里木也于二○一七年春季离世。叫作天人相隔，叫作一去不复返，叫作仍然活鲜。那时去一趟新疆，先从北京坐火车到西安，下车住店，第二天午后上另一趟车走四天三夜才到乌鲁木齐。前现代的旅行为什么反而富有凄楚与壮阔的情怀？记忆至少是刻下了那么深。而现在的四小时飞行，也许只剩下了时间带来的焦躁与期待，却失去了对于空间与道路距离的感受。那时候新疆没有啤酒，极偶然来一点啤酒，卖一块多钱一瓶，而在北京原价是三毛六。那时候烤全羊是一个神话中的概念。那时候人们将喀什说成哈什，现在，人们都读如喀秋莎的ka了。那时候伊宁市最高只有三层楼房，现在伊宁市最高的是沿伊犁河建筑的恒大雅苑与恒大绿州公寓，三十三层楼，不加屋顶设备间是98.18米。那时候乌鲁木齐最繁华的地点是南门、大十字、小十字、百花村，而最雄伟的高层建筑是昆仑宾馆，俗称八楼。现在八层大楼算是什么呢？八楼的附加建筑其实已经是九层楼了。八楼生活在更高耸得多的楼群里。只有在刀郎的歌里八楼还略显神气。而我在的那时，二道桥建个小小的百货公司也要大肆报道。现在地名依旧，风物全新，车水马龙，宾客如云。但是我已经找不到当年的馕的味道，那时发面靠的是酵面，发酵到欲酸未酸之时，掌握好火候赶紧打馕，馕有一股西北地区叫作酵头子的朴厚生鲜的味儿。现在多用发酵（其实是膨化）粉，那股子微微的鲜酸头儿没有了。加上也可能是陶土馕坑变成了金属馕坑，甚至于是馕坑变成了电烤箱，你上哪里找真正的老馕去？所谓祖母的厨房，只活在、仍活在记忆里。包括最最受欢迎的摩登的阿不拉馕，也与记忆错了位。工具与材料进化无罪，老王的记忆正在过时，呜呼却未尽哀哉。
还有南疆到处栽种的白栎树，过去的新疆人根本没有见过。茅盾写过的名篇是《白杨礼赞》，现在已经被确实更美好更成材的白栎替代了。援疆的专家从自己的家乡找到了最适合新疆水土的内地树种。而过去的沙枣，又如何能与若羌的灰枣与和田的骏枣相比，后二者树苗来自内地，带来的是无与伦比的营养与美味、滋补与效益。若羌连续八年是西部十二省中农牧民人均收入最高的县份。骏枣大如梨，枣肉嚼起来如半干牛肉。新疆不但是灯火耀高楼，通明不用愁，而且有例如库尔勒的孔雀河上的游船，让人想起巴黎的塞纳河。
毕竟还有胡杨林，还有雪山，还有塔克拉玛干的沙漠，还有电影歌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的背景艾提尕清真大寺与巩乃斯草原，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迷我眼者今日繁花迷行舟！你相信这里写的是新疆吗？
而且，人事早非当年。国家领导人已经改变了若干届。新疆的老领导，一个个离开了我们。在“文革”当中有过戏剧化经历，而且更早担任过我所向往的中共中央华北局城工部副部长的、一九一一年出生的武光同志，活了一百零四岁，于二○一五年去世，之前我到北京医院看望了已经昏睡的他老人家。分管过文教工作的书记，“一二·九”运动中参加革命运动的林渤民同志，后在京任中国科协党组书记，我在医院与他碰过面。他在二○一四年去世，享年九十九岁。是他从一开始就谆谆嘱咐我一定要学维吾尔语，并且策划了“文革”前夕对我的赴伊犁“锻炼”的最佳安排。他仪表堂堂，永远透露着几分高贵与文雅。
赛福鼎同志一家都与我友好亲近，我至今感到赛老的音容笑貌。赛老最怕、最想避免的就是维吾尔民族落在发展与潮流的后面。赛老最期盼的就是以《十二木卡姆》为素材，做成大交响乐，举世演奏，响彻寰宇。而健在的司马义·艾买提、阿不来提·阿不都热西提等同志，与他们的交流，仍然时时唤起我的新疆乡愁与对维吾尔等各族同胞亲切的与特别的情思。
时间哪里去了？不，哪里也没有去，时间在我心里，你们在我心里，友情在我们心里，微笑与眼泪在我心里。我也在你们心里。
时间在天地间也在天地外，时间就是天命、天心、天意。我在梦里滔滔不绝地卖弄维吾尔语，我与你们一起扬麦场、掰玉米、浇夜水、说笑话（也许是语带双关），余音绕梁。我还被邀参加你们的许愿聚餐，叫作乃孜尔，你们颂祷，我安静地坐在一边祝福。
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会过去，一切仍然刻骨铭心，一切仍然生动栩栩，形神俱全，欢声笑语。神龟虽寿，犹有尽时，感恩之心，永无止期。天长地久有时尽，此爱绵绵无绝期。也许本来应该与你们一道活得更好？也许并没有遗憾，只有满意，只有得意。试试为我做一个其他的设计，能不能在那样的岁月中活得这样有收获而且居然不乏欢愉！人可以老，友情不老；人事可以无常，人心有常；政治社会情势会有这样那样的变化沧桑，人民、国家、乡土的眷顾万古长青，百年如一日。对于永恒来说，千年如一瞬；对于虚无来说，瞬间永远，心动即是永恒，泪花即是永恒，一笑一颦皆是永恒，一诗一文更是永恒。我有过各种愚蠢与昏乱，所幸是从没有虚无，充满生命与趣味的新疆与维吾尔，填充丰富了我本来最可能最痛心的空虚。唉，阿不都热合曼哥，唉，赫里其汗姐 ，唉，铁依甫江哥与霍加也夫哥，王蒙想念着你们，念叨着你们。道可道，非常道，乃大道，善良依旧，爱心依旧，俏皮依旧，记忆与怀念温柔了天山与塔里木河、枞树林与茫茫大漠、和田玉与胡杨林、《福乐智慧》与《木卡姆》、龙卷风与雪峰……塔玛霞的快乐精神永远护佑着中国维吾尔人，中国山山水水，民族五十六個！ 一九六七年，伊宁市发生了两派小将间武斗。后来，一位维吾尔教师问我，年轻人怎么这样激烈啊？我们这边，我们是一批手软的人，我们怎么能在政治辩论之中下狠手呢？
当时他说的是事实。请看人们描绘当时一些城市两派形成以后的情况，维吾尔干部见面后，有时互相问候“你是什么观点？”一位回答说，“我是造叛（反）”。另一个人则说，“曼（我）保杭（皇）”。然后笑嘻嘻再见。应该说他们是怀着塔玛霞的游戏精神来参加“文革”的。汉族干部就紧张多啦。瑞芳妻的教书同事祖尔东·萨比尔，后来是著名作家，当时在伊犁二中闹了一回“革命”，过了个把月发现“革”得无趣，学校又停了课，干脆回了大湟渠——人民渠龙口附近团结公社老家，过了大半年，说是要复课闹革命了，他回来了，同时带上了一个俊俊的媳妇。
一九六七年我从北京接来了我的姨母董效帮助料理家务，姨母到后没有几天发作了脑溢血，不幸去世。那一天午夜，我发觉了姨母的病情严重，临时带去诊病，援我以手的就是这位认定维吾尔人出手绵软的老师。他半夜赶起了马车，送我们到了医院急诊。
许多年过去了，情况自然有各样的变化，但是我仍然乐观，维吾尔兄弟姊妹是笑眯眯的，是绵软的，是活泼与快乐的。他们说：“可以听阿訇的话，不能学阿訇的样儿。”他们喜欢商品交易，他们说“如果一天没有做成生易，那就把左口袋里的商品码到右口袋里去吧。”伊犁的哈萨克人称维吾尔人是“萨尔特”，萨尔特一语是小商人的意思。他们是具有中国新疆特色的人民，他们营造的是世俗生活，不是极端的神权狂热。他们永远不可能接受三种势力的疯狂与仇视。
他们有什么缺点吗？当然。我前边已经提到他们借自行车十分钟，闹不好是三天后才还给你。他们有的人会向你借钱，让你十分为难。我就多次碰到这种情况，包括一个很有分量的人物写一个小纸条来借钱的事儿。多数情况下他们会拖延还钱的时间。但是你一旦调动工作，要离开那边了，会有许多你忘记的“债户”来找你“还账”。债户实在凑不齐现款，也会提着奶油或者手工纺织的土布或者挑补花的窗帘来与你告别。他们有他们的底线。
在我最最不快乐的处境下面，我與维吾尔弟兄一起享受了生活的别开生面的和蔼与童趣，在一个不快乐的年代，我天真地度过了当时看来可以说是也算够快乐了的、更是大有获得的十六年。说起一九六三到一九七九，我越来越庆幸。有道是人生如球场，关键在后半场，即使前半场开局精彩，进了球却误判越位，然后一不做二不休连续被误判罚进了五个点球，以零比五败得惨不忍睹，架不住下半场天时地利人和技高志猛而且绝对不犯规、不呷兴奋剂，您与各族队友进了六个球！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何所遇兮维吾尔，念伊犁兮长相思。至今，回忆你们的故事仍然使我充满了快乐与温暖，甚至是得意洋洋。我想念你们，我感恩你们，我祝福你们，我也惦记你们。今天还有事儿，明天好得多。今天还有莫名其妙的外来病毒妖风的影响，明天会雨过天晴，阳光灿烂，新疆是一个日照最充足的地方。老王与你们一起，内心充满阳光。
（标题书法：许以阜）
责任编辑 王 童
一、春天
原来不知道中国有个维吾尔族，一九四九年以前，中国官方最多承认咱们是汉满蒙回藏五大民族。知道维吾尔是始自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那一回中国一下子出了五十六个民族。
应该是一九五○年建国周年的文艺晚会吧，来自新疆的维吾尔族艺术家表演了《迎春舞曲》，“哎，我们尽情地跳跃，在五星红旗下面，我们快乐地迎接着，美丽的春天”，这歌声的曲调像是抛出的绣球，夹带着泪水滚得遍地碧草如茵。“太阳一出来，赶走那寒冷和黑暗，毛泽东给我们，带来那快乐和温暖。”不，它不一样，许多云南的歌、东北的歌、蒙古族的歌、藏族的歌，它们都是倾吐，是诉说，是表达，是呐喊。而维吾尔的《迎春舞曲》是潮涌，是波浪，是滚滚滔滔，是一片汪洋，是从心的深处燃烧起火焰，是笑逐颜开也是泪流满面。尤其是，在唱到赶走了“寒冷和黑暗”的时候我听到了婴儿与妇女的哭声，包括“哆拉哆拉，与梭梭梭梭梭梭 哆”的过门，被后来北京的淘气鬼孩子们唱成“人人都说辣椒辣”的，也是那样激动心肺，化释块垒，按摩灵魂。
后来知道这音乐的旋律取材于《十二木卡姆》舞曲。它给了我冲击，我怔在那里：什么歌舞体会得如此深深，它表现得如此披心沥胆。应该就是此次晚会上吧，“火树银花不夜天，弟兄姐妹舞蹁跹”，柳亚子赋词；毛主席和之：“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奏乐有于阗（田）”，于田是和田地区的一个大县，古代还叫过于阗国呢，那里百分之九十几的维吾尔居民。那里的妇人， 除了围白纱巾，还常常在纱巾上别住一个小小的如同玩具一般的小黑帽子，似有含意。别的县市，没见过这样打扮的。
更早接触的是王洛宾改编的新疆歌曲：“温柔美丽的姑娘，我的都是你的，你不答应我要求，我向喀什噶尔（河）跳下去。”一九六四年坐车快要到达喀什时经过喀什噶尔河，我为有幸亲眼看到寄托了爱情的决绝幽默的喀什噶尔河，而狂喜得几乎喊起来。还有最初听过“那天从你门前过，你端着一盆水往外泼”，“掀起你的盖头来，让我看一看你的脸”，“达坂城的石头硬又平啊，西瓜大又圆啊”……那是一九四八年平津学生大联欢时唱起来的歌曲，由中共中央华北局城市工作部领导的北平与天津地下党组织的。城工部的办公大楼在河北省泊头市，坚牢的高墙建筑，像一个碉堡。城工部部长是刘仁，副部长是武光。
一九五一年，我在区里做其时还叫作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工作，结识了一位自行从乌鲁木齐来到北京上中学，并且成为一个积极分子、团员、团干部的女生，从她那里学会了用汉字标志的维吾尔语发音唱《伟大的毛泽东》：
“巴哈米兹能巴哈班尼达赫依毛泽东，阿亚特米兹能甲尼甲尼达赫依毛泽东……”（我们花园的园丁是领袖毛泽东，我们生活的意志是偉大的毛泽东……）你能不为这样的歌词而感动吗？
一九五二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周年，苏联派来阵容强大的艺术家演出团，来自乌兹别克的人民演员姑海丽·巴侬用汉语演唱了这首关于伟大园丁的歌曲，而且在原歌唱“万岁万岁万岁”的地方，用生动的笑声代替了吐字，以笑为唱，以唱为笑。维吾尔语中的小舌音与送气音，发音部位深入，歌声更给人以掏心窝子的感觉。维吾尔人表达痛苦的“啊赫”与表达疲累的“呜夫”绘声绘象，令人感同身受。我想起后来读到的维吾尔/乌兹别克诗人纳瓦依的名言：“忧郁是歌曲的灵魂。”—旦忧郁沉重，就会更期待忧郁的消释，就会以生命倾吐，以生命讴歌，以生命呼唤。忧郁的灵魂盼到了伟大的园丁与满园的春色，怎么能够不欢歌笑语如花儿盛开？那次演出中还有苏联人民演员、哈萨克斯坦的哈里玛·纳塞罗娃，她唱了《哈萨克圆舞曲》，同样带动了满地欢笑的翻滚。
这样，一九六三年，我在中国文联组织的读书会上与新疆文联的领导同志策划了去新疆的事宜，为此我给妻子瑞芳电话，她立即回答：“新疆挺好的，新疆的歌舞挺好的。”
而对父亲说了我去新疆的前景的时候，父亲的第一反应是：“新疆的维吾尔人体形很好……”
如此这般，一九六三年底经过中途换车五天四夜旅程，第五天黄昏时分到达乌鲁木齐火车南站，一开车门，还在月台上，立刻被车站扩音装置播送的维吾尔语歌声所陶醉，所惊叹，所新奇。抬头是博格达峰的皑皑雪山，然后是乌鲁木齐河引入了和平渠，还有街道的冰天雪地，是内地不常见的橙红色橘黄色洋铁顶楼房屋顶，是奇妙的维吾尔语与维吾尔文字与汉语汉字的相伴……
赴疆不久，见到了从北京去的大作家大诗人的时候，他们刚刚从南疆回来，他们众口一声地赞美词是：“多么好的人民！”
你为什么这样高兴？莫非你以为自己是去旅游？好的，我引用过《红楼梦》里有的版本说是黛玉、有的说是宝钗的诗句“焦首朝朝还暮暮，煎心日日复年年”。我知道那并不是一个快乐的年代。然而不正是那个不快乐的年代更需要光明、乐观、自信或者是叫作文化自信，需要尽自己的力量学习上进充实，需要创新，努力汲取新的生活经验，经营新的生活方式——我称之为生活创新吗？
在那个不快乐的年代，我开始了我的地理创新、知识创新、文化领域创新、交友创新、写作题材创新，或者可以说是命运创新、人生创新！我没有可能创新那时的政治气候，但是或许当真敢于创新自己。
二、麦盖提·洋达克
新疆，维吾尔，一个极有特色的地方。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天外有天，山外有山，城外有城，言外有言，曰维吾尔语：阿尔泰语系，主宾谓结构，粘着语，一个动词十来个词尾。诗外有诗，中国除了四言五言七言还有西域的“柔巴依”与“格则勒”，而唐明皇早就制定了来自龟兹（今阿克苏）的词牌“苏幕遮”，范仲淹吟咏了“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成为最有名的“苏幕遮”形象代言人，他是北宋名臣，他词通新疆，神通新疆。 我在赴疆路途上写的诗句有：“日月推移时差多，寒温易貌越千河，似曾相识天山雪，几度寻她梦巍峨”；“乌鞘岿峰走铁龙，黄河阔浪跨长虹，多情应笑天公老，自有男儿胜天公”……
一九六四年夏，我来到了喀什地区麦盖提县洋达克乡红旗人民公社。“洋达克”的原意是骆驼刺，就是说那里是一个长满沙漠野生骆驼刺的地方。骆驼刺是草外有草：远芳何必尽如茵？劲草星星亦动人！劳动旗红闹戈壁，骆驼刺里韶华新！由于工作成绩，那里被自治区领导王恩茂树立为全区三多（粮多、棉多、油多），五好（好水渠、好林带、好条田、好道路、好居民点），一强（人强）新农村榜样。
县文化馆派了工作人员阿不都米吉提·阿吾提做我的向导与半通不通的翻译，帮我深扎人民，深入生活。他是我较深结识的第一个维吾尔人。他戴着巴达木黑白花纹小帽，经常穿着条绒衣服，朴厚、谦逊、彬彬有礼，面带笑容，满头大汗，冲刷脸上的泥沙，带着浓重的南疆口音艰难地说着汉语，向我介绍各方面的情况，陪我采访了当地的库万大队书记、买合甫汗妇女队长等著名先进人物。我们每天晨兴夜寐，东跑西颠，辛苦得很，也感觉新鲜得很。那时候农村电话只有手摇式的，当听到库万（即库尔班）使劲摇着电话机，吃力地叫喊着“曼，库万书记（我是库万书记）”，很有不同感。而买合甫汗说话时频频摊开双手的姿势也显得极其大气，甚至使我想起苏联表现二战后东欧风云的影片《阴谋》，片子的主角是一个女共产党人政治家，买合甫汗的风度紧跟此姐。
只是阿吾提的口音土得掉渣，特别是所有的F音他一律发成P，房子叫成旁子，吃饭说成吃盼，叫人忍俊不禁。他常常显示着满脸满身的泥汗，不知道是不是与下述状况有关：饮用水也是从大渠里或者一种叫作涝坝水塘里舀上来的，而渠水涝坝水都裹着泥沙。你喝一碗水，速度慢一点，快要喝完的时候会发现不少沉淀在碗底的泥沙。而喀什人最潇洒的午餐方式是带上一个苞谷馕，走到渠边，拿起一个馕，噌地向上游抛去，然后是馕被水流冲下来，然后再去捡拾馕饼。喀什噶尔人“逝者如斯夫”的要点不在于“不舍昼夜”，而在于“润我馕饼”。润我馕兮，渠水长流，逝者如斯，无夜无昼。有斯大渠兮，无患无忧。他们会感激水与水渠，小麦、苞谷、菜籽、棉花与馕。如果孔圣人看到南疆维吾尔人的逝者如斯，他会不会有更接地气的不同的感受呢？喀什人觉得吸了水的馕饼已经够湿软，就可以开口享受上苍的赐予了。而宗教徒的进食伴随对于主上的感恩。如果还偏于干硬，再向上游抛N次捡拾N次，齐活。
新疆有一种说法，说是肉食为主的哈萨克人一年要吃一车动物的毛，吃菜多的汉族是一年吃一车草，而维吾尔人是一年吃一车土。倒不是仅仅指大渠水里的泥沙，尤其是指用陶土做的馕坑土炉，咸而香新烤熟了的馕背面，总会多多少少地沾上一点用盐水和泥烧就的馕坑壁上的土。那个土也好吃。本来咱们就认为人是女娲用泥捏出来的嘛。
米吉提带我去县里与他的朋友伊明相会，伊明穿着翻领土布衫弹着都塔尔（双弦琴）循循善诱地教我唱影片《阿娜尔汗》的主题歌。而在县委招待所基建工地上，我听到了抬生土坯的女孩子边干活边唱“阿娜尔姑丽”（石榴花）的原版。原版唱道：夜晚我睡不着觉啊我的孩子，且先赶走聒噪不休的鸦鸟。而影片版的唱词是“我的热瓦甫琴声是多么响亮，莫非装上了金子做的琴弦？”成那种呐喊式、召唤式、不吐不快式的歌唱，给我的心里注入了一片光明、一片自由、一片活泼泼沉甸甸的强调。我还发现维吾尔人干起活来相当轻松，他们很少用肩挑运，他们两个人抬一个抬把子。抬把子是红柳条编的，面积不小，凹陷很浅，放上要运的材料，例如砖瓦土石，二人四手抬起来走，我的经验是抬的物件很少超二十公斤的，费力比肩挑小得多。
阿吾提此前结过一次婚，后来“另干了”（这是维吾尔人吸收的汉语口语对离婚的说法，生动精确），我来时他刚刚再婚，他的新婚妻子是确确实实的美女。这个时机让这位哥们儿去洋达克村陪我“采风”，确实太扫兴而我未免缺德。所以他与我一道，对我来说即使有一千般好处，却有一条坏处：与我一起活动上三四天，就要找借口离开农村回县城找媳妇去。而他说的“明天回来”也是极其靠不住的，他的明天多半是明天的明天或者是明天的明天的明天……他的善良、友谊与好脾气里包含着一种稀松、拖拉、没有准头、跟你穷对付。真是好人啊，真是没有办法呀！
而后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经过了一番大历史的风云变幻，已在北京定居的我再一次到喀什讲演，这位老友米吉提专诚从麦盖提赶了来，经过四分之一个世纪，在全新的情况下再次见面，很是感动。只是见面握手，分别握手，人头簇拥之中，一切的一切何其仓促！
此后进入新世纪，老友阿不都米吉提·阿吉提逝去，归于永恒。是担任多年喀什地区妇联主席的茹仙古丽与我取得了联系，她是米吉提的女儿。我们多次在北京见面，包括她的两个女儿都请到了家里吃大盘鸡与抓饭。她特别告诉我，她的父亲坚持孩子们必须上汉语学校，以扩展孩子们的发展空间。今年春节前还收到她寄来的喀什噶尔馕饼。我对喀什寄来的馕充满期待，然而，毕竟不是当年的味道了，这些事，后面分解。
三、巴彦岱
一九六五年，我干脆去到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伊宁县巴彦岱镇红旗人民公社二大队劳动锻炼。我与维吾爾、哈萨克、汉、回、满、蒙古、乌兹别克、俄罗斯、柯尔克孜各族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了年复一年。我住到了阿不都热合曼·努尔与赫里其罕·乌斯曼老夫妇家里。应该是土改以后，没有结过婚的热合曼与丧偶的赫里其罕结为夫妇。热合曼那时一无所有，赫里其罕则有一套房子。他们在一九六○年困难时期收养了来自兰州孤儿院的孩子郜周安，将其更名为阿不都克里穆。他们有一个小院子，三株大苹果树，一个葡萄架，靠近木门——应该叫“柴扉”——是玫瑰花。我住进克里穆原来住过的一间厢房，只有四五平方米，一个土炕，内墙上挂着一张未经鞣制的生牛皮，散发着腥味，还有一面细罗，与牛皮综合成一张现代派画面。小房间的木门有意留开了门楣上的一个三角形空隙，提供了鸟儿飞进飞出的通道。而我住进去没几天，一对黑色的燕子飞来了，在门楣上方门梁上安家落户，开始了勤劳的筑巢安居工程。 他也是文盲，他说话办事极有章法分寸，他讲的话无懈可击，他处理各种事务公正合理。有一次赶上了伊犁地区数十年不遇的大雨，新疆地区那时的特点是农家屋平平的泥顶子，靠厚厚的麦草泥吸收与散发雨水，冬天则是爬上房顶把积雪扫下，在这个冬多雪而夏少雨的地方，无须考虑房顶雨水的引流。一旦下了大雨，房泥吸水饱和，不但会滴答水，还会叭叭地从房顶往室内掉泥片泥块。夜间大雨，阿西穆把大队干部全叫了起来，我不忘大雨中阿西穆带着我到一些穷困、屋顶泥薄的农家检查漏雨落泥情况，接引老弱病残人民公社社员到大队部避雨的情景。农村干部是经常在火线上拼搏的。大雨中农村干部救援弱势农民的经验，我写到获奖长篇小说《这边风景》里，这就叫作“生活是创作的源泉”。
听过一次书记同志的长篇大论，是教训大队的会计与出纳，那是两个帅气的小伙子，两个人工作有了差错，书记结合忆苦思甜给两人上了一个多小时的阶级教育课，诚恳雄辩，高屋建瓴。
阿西穆翻修自己的房屋，我参与帮助他上过顶子，站在高处脚手架上搭手运送摆正梁、檩、椽、苇席……农村都是这样，盖房靠自家，上顶子时候乡亲邻友一拥而上。一直到数十年后，每逢回到巴彦岱，见到阿西穆兄，我都会问他房顶子的情况，以示对他的屋顶施工质量终身负责。
他九十多岁了，有点罗锅，还算健康，不久前我在巴彦岱见到了他。我表达了对他老的一点心意。
大队还有一位与我“级别”相当的副大队长塔里甫，“塔里甫”一词是伊斯兰神学研究生的意思，是阿富汗的“塔里班”一词的词根。我们的这位塔里甫显得带几分儒雅乃至文弱。他常常要黑夜骑马去各田地检查浇水情况。他有一个十岁左右的男孩，长得眉清目秀，却有佝偻病，背腰腿脚发育不良，站不起来也坐不起来。我去看望他们，给他讲了一大堆补钙呀补维D呀之类的话，他表示他全懂，也都做了，但是不管用。然后他说了一些我听不懂的名词与理论，表达的是无望。后来，这个病孩子去世了，令人难过。
本村有一对近亲结婚的极友善文明的夫妇，男方是中央民族学院的毕业生，不愿在喀什任教，回来当农民。他是乌兹别克族，而乌兹别克语与维吾尔语的差别小于北京话与天津话的差别。他有一个聪明伶俐的儿子，却渐渐显示出来了发育不良的疾病，也早早地夭折了。他的父母非常悲伤，为儿子举行了正式的乃兹尔葬礼祈祷。以至于村里有人提出质疑，认为做法有些夸大了。
大队有一个出纳，聪明麻利，善于言谈交际，他与一位地主的女儿恋爱，当时正是抓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高潮，对于地富后代的阶级斗争是很敏感的。我大队对他的这个可能被认为是中了阶级敌人糖衣炮弹的婚姻居然没有什么反应，“社教”工作队来了四五个月，然后走了，也对此没有什么说法。在某些条件下，马虎与厚道彼此不能分离。他与所谓地主的闺女正常地结了婚，他们的生活幸福。我听到过那位女孩子“哥哥”长“哥哥”短地叫他，那个女孩老实巴交而且甘甜，她的大眼睛流露出太多的请求与期待。
五、乱避于乡
这里毕竟是边远地区啊，老百姓的话：“天高皇帝远，人少马牛多。”“文革”开始以后，西大桥上仍然有一位俄罗斯族老汉练摊儿，他小本经营，出售未曾去核的杏干、葡萄干、莫合烟（苏联文学作品中称“马合烟”）。最奇怪的是还有一些女明星的小照片，上演了《海霞》，他那里就有了蔡明的肖像；上演了《同志，感谢你》，就有了刘晓庆。照片的黑白对比度反差特别强，别有风味。领导层管理层对这位俄罗斯族商贩没有任何干涉，倒是百姓们恶评如潮，都说他悭吝贪婪，对顾客一分一厘不让，而在这个边远的地方，来买你东西的都是乡里乡亲，怎么可以只讲价钱不讲面子呢？
“文革”开始一年多了，伊宁市武斗激烈，我们想找一个比较僻静的地方住，居然被介绍去看一个小院子的房屋，是准备出卖的，两千多元。由于我自己的政治敏感，觉得在“文革”高潮中置产成为房主，未免不识时务也不合逻辑，没有敢走这一步。
我还碰到过一个人物，开始我是在一生产队参加劳动，后来是六生产队。一九六五年密云欲雨的时刻，《人民文学》杂志十期，发表了林雨的小说《政治连长》，影响很大。于是，包括与北京时差160分钟的我所在的巴彥岱，也要求各人民公社生产队设政治队长。我们六队的政治队长曾是中学教师，因为男女作风问题被处理，回乡务农。我姑且只称他的绰号“快嘴”吧，他说话的速度赛过了语言类节目明星。他的名言是“人们的设备没有大区别，送风鸣响可就差老鼻子了”。从他担任了政治队长，每天上工前给大家讲话五分钟，他的小嘴吧唧吧唧令全队鼓掌喝彩。这天他早上刚刚讲了阶级斗争，晚上却从一个地主婆的家里吃饭走了出来。我当时为什么走过那里，已经无由可想。他见了我似乎有点尴尬，还解释了几句，说是个什么“礼行”。维吾尔人的“礼行”很多，出生有类似满月的四十天礼，葬礼几天几天也有悼念活动，男孩子有割礼，婚姻有喜宴，出门患病丧事等有“乃孜尔”聚宴与祈祷……他当然能够自圆其说，大概其，难得糊涂，倒也是司空见惯。
面目清秀的大队会计多才多艺，一九七○年春天，他画了“一打三反”漫画，说明本村本乡敌我斗争多么激烈。可那时的一打三反中恰恰揪出了他的一个什么舅舅，他一边画着连环画批他的舅舅，指名道姓说是舅舅参加了反革命集团，一边向舅舅照常侍候问安，并无不便不顺之尴尬。而过了几个月，说是周总理指出不可以滥划集团，随着上级“精神”的传达贯彻，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的反革命集团一个个无疾而终，大风大雨了一阵子，天下太平。然后该吃、吃，该喝、喝，该割包皮割包皮，该娶媳妇娶媳妇。
我上小学时读过胡适的《差不多先生传》，讽刺国人的不认真不细致不严格。没想到来到新疆，在维吾尔人当中发现了的不仅是“差不多先生”，而且是差不多大师、差不多教主、差不多老爷、差不多活祖宗。
差不多云云透露著懒散马虎不负责任，但也表现了某种坚持与耐性，甚至还表现了善良与无条件与人为善。当年在麦盖提就见过，一个远道而来的农民，为了找公社书记，在墙角蹲了十几个小时，他早晨七点到了，勤劳的书记已经坐上六根棍马车下村检查生产，他墙角一靠一躲，灌木一般坚持了十六个多小时。夜十一时半了，书记回来，他终于迎到了书记同志，说了自己要说的话，提了自己要提的申请。然后说不定他要走上六个小时回自己的“房子”。这是新疆，一个村落距离另一个村落可以是几百米，可以是几公里，可以是几十公里。维吾尔人的耐性无与伦比，他们像石头一样，磨砺得与他们打交道的人也必须创造耐性方面的世界纪录。 马虎拖拉湊合是美德吗？不是。在“文革”条件下也许硬是变成了——是！
一个也是在新疆结识的读书人告诉我，说是明末清初戏曲家李渔小说中曾引用当时的谚语：“大乱避于乡，小乱避于城”，像“文革”这样的大乱避之于边远乡村，乃是上上之选。我不敢自吹一九六三年底赴新疆是我的避乱之策，但是我当时感觉到在北京一个大学教书不是办法，我无法理解与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学说，在大学里我比较碍眼，不若到新疆歌唱祖国统一与民族团结友爱以及我们新疆好地方，还要鼓励大学毕业生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艰苦的地方去。如果说当时的内地还是前现代，那么新疆是前前现代，日子好过得多。
我经历过这样的事，我骑着一辆上海造“生产”牌自行车，前叉子断了再焊接上了，全车除了铃不响哪儿都响。就这样，我的车在伊宁市与巴彦岱也都成为维吾尔弟兄的抢手利器。所有的弟兄借车时都说是一小时、半小时、一刻钟乃至十分钟，说是去放下一张收条或者取回一块肥皂就回来。 一般说，本日自行车回到我手，就算谢天谢地，弄不好三天后车才返回。当然，他们可能同时带回了一点北京不常见的无花果，或者是伊犁的男人也常常手执的红玫瑰。他们给我讲，玫瑰是天堂的消息，是真主的恩宠，是生命的享有，而且他们宣称准备帮我栽种成片的玫瑰园。或者，他们带来一枚柳叶，卷起来给我吹一个凄然的爱情歌曲，那样的歌曲里动辄声称自己的心已经焦灼为串烤，阿拉伯语叫作“卡瓦甫”的。
有关我的破自行車的更加美好的记忆是我骑着车，砰的一声，一个身材高大的维吾尔女孩儿坐到破车的破货架子上了，叫着“大队长”，她要我带她到三公里以外的一个路口。到了地点，噌就蹦下去了，我甚至没有看清她的面孔。下车的时候回头，只看到青春万岁的背影。那时的新华书店里没有我十年前已经打出清样的《青春万岁》的踪影，我姐姐说她听到过一个孩子到书店里问“《青春万岁》出来了吗？”不，出不来了，我想代书店回答。我在离北京很远的地方，我的生活里则出现了另类的青春万岁。
还有一次我骑着自行车碰到对面骑车而来的大队出纳，他发现我的提包里有一瓶伊犁大曲，便将我拉到公路旁的玉米青纱帐里，拧下车铃，用上衣下摆将铃碗擦净，以此为伊犁酒樽，一樽二人，互祝各自萨拉买提（健康），一饮而尽。
至少是伊犁，人们纷纷不断地引用一个谚语：人生在世，除了死亡，其他都是游玩。也许不应该译成游玩，“塔玛霞”，包括了轻松、享受、自娱、快活，也许还有自由。还有一句谚语：如果你有两个馕，你吃一个就可以了，另一个留着作手鼓，你可以敲起手鼓来跳舞。
果然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伊犁地区有旱田，即山坡地，略略有所修整，但不是内地的那种精雕细刻的梯田。这一年旱田丰收，上远山收割春麦的人原计划两天的活，干了三天仍然没有完结，可人们带的馕已经吃完。他们决定停一顿饭，收完麦子再下山回家用餐。按常理我们应该认为此种情况下收敛休息，减少能量消耗。但他们是怎样克服饥饿感的呢？难以置信，他们是通过跳了一回舞来克服难耐的饿感的。你对这种办法会怎样评价呢？
也许这证明这个地区的营养状态良好，肚子里已经积存了一些油水。伊犁人张嘴就会提到自己家乡的小麦、胡麻、蜂蜜、奶油、干酪、苹果与葡萄架。而且，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九六五年夏天的两个月，伊宁市干脆取消了粮票使用，你背起一个口袋或者麻袋，你到馕铺子买热馕去吧，管够管饱。这个时间段，能做到不要粮票供应粮油制品的，中国境内还有别处吗？
维吾尔人还有一个谚语说伊宁（汉族则干脆将伊宁市、县直接称为“伊犁”）人的特点，“伊宁的好汉子，吹牛皮的大王，虽然哆哩哆嗦，冬天也要穿西装。”吹大炮，取笑他人，夸张其词，已经成为天经地义的生活方式，快乐源泉。谁受不了取笑，就被说成小心眼儿、伪娘、发育不良、不算伊犁男儿。农民也是一样，他们说什么年轻时碰到过一条巨蟒，吞掉了两把砍土镘，最后被他徒手撕成八截，血溅苜蓿地。一面吹得天花乱坠，一面听着众位中青年女社员的笑骂：“泡！泡！泡！”（牛皮！大炮！胡吹！）他仍然吹得遍体舒泰，姑娘媳妇们听得心花怒放，骂得更是痛快淋漓。这样的初心、乡愁，百世难忘！
“好汉子”，这个汉语词已经直接被维吾尔语使用，读如“吼汉咂”。如果硬译加音译他们谈论对伊宁好汉的反应，则是“伊宁的呶者（好汉），同时是伊宁的泡者（吹大泡者）”。
他们有时候一面吹嘘自己的慷慨大方，一方面又显摆自己有好方法让一毛不拔的铁公鸡请客，加上付账时候的“躲付”妙计，小小地算计了某一个愚而奸诈的买买提或者赛买提，这也是伊犁维吾尔好汉的一大乐事也！说到这一类话，他们都是相声演员的胚子。伊犁维吾尔，牛啊！
我现在也常常反刍我的伊犁哥们儿们。什么是他们的大炮特色与放炮本质呢？乐观主义？爱乡情意？自我安慰？语言技巧？言说功力？驱逐烦闷？寻觅噱头？挖掘谈资？显摆吹嘘？与他人相处中小试锋芒？不容小觑？释放？发泄？趁机拉拢？趁机打压？略施小计？就酒的小菜一碟？帮助消化……反正人生苦短，不如意事常八九，你应该宁牛勿，宁吹勿泄，宁可吹大发了让女生们笑，不可动辄诉苦， 满脸晦气，用窝囊废风貌博得廉价的眼泪。我现在相当讨厌电视节目对于“泪点”的装腔作势人为营造，不管是多么成功的节目。中华民族绝对不能成为一个泪迹斑斑的民族。
六、获奖
此生中我还没见识过领教过比一九六六年图尔迪家中点燃发射的这一炮（泡）更威烈的大泡（炮）。
我的房东大姐赫里倩姆有一个姐姐或堂姐，叫阿茜罕。维吾尔人的兄弟姐妹称呼有时我搞不明晰。第一，他们不讲辈分，只讲年龄，岁数大的，管爹也可以叫哥，叔叔伯伯更可以叫哥；妈妈、姨姨、姑姑都可以叫姐，同时侄儿女外甥儿女也都可以是你的兄姐。第二，即使在旧时代，他们结婚、离婚、再婚都比较正常，与这个人同父，与那个人同母，与另外一个人同父同母但并非同一家庭中长大，第四个人不同父不同母却是生活在一起成长在一起。所以一定是兄弟姊妹相称相亲。 阿茜罕有两个似亲似故也可能非亲非故的孩子。儿子伊犁区（后来改作州）党校干部，名图尔迪·苏菲，据说由于某些“问题”从一九五九年就“挂”了起来，“挂”就是没有工作任务了，等待“结论”已经七年，不妨再等七年。而后“文革”爆发，更挂于一边了。但也没有受处分，没有划成“分子”。“划为分子”，也是有维吾尔特色的说法，他们从不说到底是啥分子，如“地、富、反、坏、右”分子，“地方民族主义”“贪污”“蜕化变质”分子等等。而只说某某人已成分子，大家也就心照不宣了，听起来颇有大而化之的幽默，却也有可能是不无幸灾乐祸的窃喜。他人“分子“了，俺没有分子，能不雀跃乎？
阿茜汗女儿叫什么什么克孜，名字忘了，天真可爱。她是本镇小学教师。她把照片送给了我，被我珍藏，后来丢了，对不起。
一九六六年“文革”爆发，不久，我在假日应邀到图尔迪在伊宁市的住家去小坐。到后他嘱咐我说今天有重要客人光临。他的妻子是乌兹别克族，能干、漂亮，抚育着四五个孩子，本人是著名的食品店十门市部售货员，把一个不足20平方米的家整理得头头是道。她的名字似乎是玛赫卜莱提罕。
我与图尔迪坐好，喝了一会儿奶茶。顺便说一下，第一，如果是以喀什噶尔为代表的南疆人，他应该先吃两口馕再喝茶；以伊犁为代表的北疆人，则是反其道而行之，先喝茶再掰碎馕泡到奶茶里喝。这一点我的记忆与描述可能与事实相反，可怜王副大队长已经年老昏聩，竟然说不清这样的生动情节了，评论家甚至于称赞王某的《这边风景》是维吾尔生活习俗的百科全书。惭愧呀，丢人呀！如果发微信，这里肯定要上一个号啕大哭的表情了。
第二，像王蒙这样，坚持掰碎了馕泡入奶茶再边吃边喝的路子到了二十一世纪，已经属于过时的老派了。老派维吾尔人，玩笑话叫作“老缠头”，缠头，是更古老的习惯，维吾尔男子曾经用“赛来”巾缠头代替帽子，像如今印度的某个民族一样。汉族曾经不甚郑重地将缠头用作维吾尔人的绰号，但绝无恶意。维吾尔人也曾经根据俄语的发音将汉族人称作赫依达衣，即kitay，本源也绝无恶意可言，只有愚昧无知的人才会在这样的说法上生事作乱。
果然，二十分钟后，进来一位中等身材的先生。他微驼着背，手抚前胸，问好致敬，同时左右张望，对不起，他的神态使我想起北方人称作“小捋”，新疆人称作“贼娃子”的某类人物。
图尔迪介绍说：“他是反修医院的内科主任帕郎契（某某人）。”
医生坐下，悄悄从胸前上衣内兜里掏出一个药水瓶子，上写“药用酒精，不可入口”。他说：“今天咱们干掉它，力量大得很。”
我说：“不能喝。”
他说：“我喝了一年了。”
图尔迪体己地低声告诉我：“可以喝。我喝过。”
毋庸赘言，那个时期，美丽的、已经开始出产而后来成为中国名牌的“伊力特”、当时叫作“伊犁大曲”的名酒，常有供应短缺情况。“伊力特”成名出道以后，我曾应邀给他们题字：“一杯伊力特，双泪落君前！”
酒饮三巡。维吾尔人习惯，众人只用一个杯子，依次旋转轮流，规矩严格，每次饮酒都有一个公认的德高望重的“酒官”掌握节奏与顺序。我们只有三个人，从简，就约定俗成地按规矩喝将起来。
终于，内科主任站立起来，正式宣布，经他的查访与案卷科研，老王此人，不仅是一个作家，而且是苏联斯大林文学奖获得者！
一开头，图尔迪一怔，事出意外，晴天霹雳。他用了一秒加半秒的时间，略一眨眼，过程完成，立即心领神会，神清气爽。他被鼓动了起来，兴奋了起来，脸色泛红，笑容满面，显出了中年人的面部纹络，嘴唇使劲，鼓掌跺脚，接过了内科主任杀过来的好球，喝道：“当然！绝对！老王是斯大林文学奖金获得者！我们的老王我们不简单！”（维吾尔语说到定语用途的物主代词時，要在主词后面再重复一次同一代词的宾格，即“我们的老王我们”）
我拦阻这两位老弟的激情神哨，他们却更加亢奋。他们大喊大叫：“老王，不要客气，不要胆小，不要怕！得了斯大林奖就是得——了，得了奖为什么不说是得——了奖？得了奖为什么一定要说是没有得——过？”
维吾尔人的语言逻辑构思逻辑与表演逻辑无与伦比，我必须承认，在他们麻利干脆情理并茂地斥责了我的胆小畏缩孱弱没有面对巨大光荣的勇气之后，我至少有五十分之一秒时间，不免疑惑，莫非我本来就硬是获得过斯大林——要不就是托尔斯泰、契诃夫，或高尔基，或西蒙诺夫，也许是伏罗希洛夫文学奖——了？我学会的第一个苏联歌是《喀秋莎》，第二个歌就是“联队最光荣，走呀走过草原……我们的将军，就是伏罗希洛夫，从前的工人，今天做委员！”到二十世纪中期，伏氏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真的？天啊，我本来就是具有获得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文学大奖的质素的！我硬是被挫折得忘了自己惊喜如狂的获奖经历啦？一时泪花翻滚，心如刀绞，立刻自我提醒，总不至于瞬间失常吧？
二位维吾尔哥们儿的讲法太坚决、太清晰、板上钉钉、嘎嘣那个脆哟！他们又是蓦然出手，泰山压顶，煽情如火，论理严密，完美无缺！我、我、我，我也真想拍桌子立即接受这项国际文学奖啊！
我体验了一下瞬间得奖的满足感与疯狂感。于是我含笑降低分贝给他们解释：中国当代作家只有丁玲师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与周立波师的《暴风骤雨》得过斯大林奖。
他们反而更加火爆：“丁？玲？周？立？啥？不认识。我们知道的就是老王获奖！”
不能再讨论，再讨论起来他们一定可以喊得整个区党校家属院沸沸扬扬，能够喊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与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一直到伊宁县巴彦岱红旗人民公社。这将成为一个事件，这个事件传到乌鲁木齐，乃至于传到北京，也许会传到莫斯科，甚至于会变成王某招摇撞骗冒充斯奖得主的惊人奇闻，那就成了真正的国际笑话或者国际罪行啦，您哪您。
平静了十来分钟，他们高谈阔论了鲁迅、巴金、纳瓦依（维吾尔＼乌兹别克族诗人）、莪默·迦谟（波斯诗人），酒过五巡，内科主任二次两眼发直，大喊大叫，进入第二次高潮：“老王进去过克里姆林宫，他受过斯大林大元帅接见！”图尔迪则喝道：“同时接见王蒙同志的就有伏罗希洛夫！”我耳边响起了四部合唱与轮唱：“从前的工人、工人、工人工人，今天、今天、今天做委员、委员、委员委员！” 他们的激情像洪水，已经决口，力能发电。我的拦阻像用一个小砍土镘挖起的一块土，根本不可能阻挡他们的气势与规模。他们一唱一和，声称他们都在莫斯科与阿拉木图的《真理报》上看到过我领奖与被接见的照片。医生说本来今天他找到了刊有王某人获奖与在克里姆林宫被斯元帅接见的苏联报纸，出门时被“头发长而见识短”的婆娘打搅，只顾赶紧离家会王大作家，却忘记了带上哈萨克加盟共和国阿拉木图版《真理报》。而图尔迪甚至为自己曾用那张报纸卷了莫合烟而悔恨无比。他哭了。我也要哭了。我则是一喜后的无比尴尬狼狈，如坐针毡，哭笑不得。时而感觉到入了重围，登天无路，入地无门。时而感觉到嘻嘻哈哈、轻松愉快而又稀奇古怪，白日做梦，边地游仙。甚至我也迷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究竟想起了或是忘记了什么呢？我现在究竟是干什么说什么想着什么呢？我喝醉了？我也喝了五杯药用酒精啦！他们讲酒精过去多用俄语借词“алкоголь”（读阿勒阔高里），现在则干脆用汉语“jiujing”。第一次获奖高潮来源于酒力，第二次高潮肯定是来源于药力喽！
同时我很欣赏二位维吾尔知识分子老弟的政治正确，甚至是政治精到。他们的政治警觉性绝对不在王某人之下。毕竟是“反修”医院的大夫，毕竟是一直“挂”着，等候处理的党校老师。毕竟同处反修斗争第一线，这里离“修”不过七十几公里。
首先这里是伊犁，苏联的影响不能小觑，他们有意无意地想让我知道这一点。第二，几年前刚刚发生过边民外逃事件，中苏交恶，涉苏言语十分敏感。第三，涉及国际文学奖，他们俩包括我老王，除了苏联的奖别国的不怎么知道，知道个诺贝尔如果说出来无异于意欲叛国通敌。第四，苏共二十大后，赫鲁晓夫大骂斯大林，但是中共发出了不同声音。这里的二位老弟大喊斯大林的什么奖，没有修正主义的问题，没有里通外国（新疆叫作两个脑袋）的问题。相反，他们矢口不提苏联那边从一九五七年取代斯大林奖的、一九二五年其实就设立过的更老资格的列宁文学艺术奖。他们滴水不漏。他们喝着反修药酒，从心所欲，不逾矩！
我想起了来疆前在京参加学习的日子，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教授向领导表示要控诉赫鲁晓夫，他认识到了一九五七年落马的中国知识分子，都是受了赫鲁晓夫的害……又怎么能不提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同志呢？
七、炮与泡
这段故事我一直贮存了四十五年，四十五年来一回想便觉得有几分离奇，有几分古怪，有几分难解。撒酒疯？他们二位激动得声泪俱下，郑重得指天画地，讲述得惊心动魄，完全超出了正常理智的底限。直到二十一世纪，我与在京工作的一位维吾尔高级别领导同志交流，他们听得也是忍俊不禁。他们告诉我，喝了掺凉水的药用酒精之后，“反修”医生已经就任了该年度斯大林文学獎评奖委员会主任，而“挂”起来的党校教员，至少是该委员会副主任。他们当时就是隆重庄严地将他们主管的“斯大林文学奖”授予你老王无疑了。
伊犁的炮手果然了得！维吾尔的炮手惊天动地！无怪乎最有名的维吾尔诗人铁衣甫江在诗里嘲讽“那些用舌头攻城略地的勇士”，可惜的是他的这句诗被作了“别有用心”解析，“文革”前夕文艺（假）整风时给他找了麻烦，被称作用雕虫小技猖狂进攻。在我的经验里，用舌头攻占碉堡，是维吾尔人生活方式生活趣味，是日常生活的必有，是维吾尔的常态，特别是喝了酒。他们可爱于斯、荒唐于斯、幻想于斯、聪敏于斯、匠心独运于斯、笑一笑十年少于斯、雕虫小技于斯……特定情况下谁知道是否别有用心于斯。注意，这是一个说话的民族，说话是他们的首爱，然后才是歌舞、打馕拉面、戴花帽、梳小辫、经营数公里长的葡萄架，与湖南茯砖茶水加奶皮子的女人竟日饮。
也许喝酒的魅力恰恰在于此，兴奋了，大叫了，无化为有，有化为无，心想事成，想到什么成什么，坚持什么就一定是什么。天可以翻，地可以覆，奖可以得，财可以发，舌头可以攻城略地！如若不然，喝那个酒干什么？
也许更简单一点说，他们第一要表达伊犁人的眼界、心胸、牛气与词令，表达伊犁人的想象力与表现力。第二要表达对老王的友善乃至喜爱，激情与想象力。他们爱上了你。他们要让你高兴，兴之所至，金石为开。
喝酒干什么？我早就注意到了汉族与维吾尔族喝酒的不同路数。汉族人慢慢地品，将酒斟在美丽酒器中，闻一闻，徐徐入口，咂摸滋味，滋润口舌，再徐徐细细咽下，是一种享受。而维吾尔人更喜欢的是一饮而尽的豪爽，直奔兴奋的迅捷。喝完后他们更愿意表演酒的热辣刺激带来的不堪忍受的痛苦，与对此种痛苦与折磨的享受。酒入口时他们表现出的是某种准迫害狂的辛辣与自我撕裂，苦就是楚，痛就是快。他们追求的是亢奋燃烧腾云驾雾翻江倒海的感觉。
从“老规矩”来说，一些老穆斯林是不喝酒的。但是新疆各族同胞的男性公民，大多嗜酒。波斯大诗人阿菲兹吟道：
来啊！拿美酒来！酒能消除世间的烦恼。
在这蓝天下——人们都应自由无羁；
我为这崇高理想奋斗——感到自豪。
告诉你什么？昨夜我在酒店里昏醉，
一位传令天使把虚幻世界的喜讯带到。
而莪默·迦谟的“柔巴雅特”（一种诗歌体例，犹如汉族的绝句）是这样说的：
空闲时候多读快乐的书稿，
莫让心头生长忧郁的杂草。
何不饮酒呢一杯一杯一杯，
谁管死亡的踪影慢慢来到。
我将后一首诗译成五绝：“无事须寻欢，有生莫断肠。遣怀书共酒，何问寿与殇？”
宗教圣地麦加有泉水曰天方圣泉，原文叫啧呣啧呣水，而维吾尔的青年想喝酒的时候一般不提酒，将酒说成啧呣啧呣水。
有人问我，“你怎么那么快就学会了说维吾尔语？”
我回答：“我与维吾尔人共同喝了两吨白酒。”
当然喝酒也会喝出娄子。五生产队的一位维吾尔青年与四生产队的回族青年一起饮酒，醉后发生口角，然后是肢体冲突，然后是一人打死了另一个人，然后是审判与服刑。还有一次是几个生产队干部饮酒，醉后有人说红卫兵是艾纠居母纠居（小妖），被夺权而上的“造反派”队长掀翻了桌子，将胡说八道的人扭送公安机关，使有问题的人受到应有的惩处。 顺便说一下，这里提到的维吾尔农民，绝大多数是文盲，但是他们很精明，很有掂量，喝醉了，就更有主张，更有警觉，更要坚决立于不败之地。
莪默·迦谟还有一首律诗，我也很喜欢：
我们一手拿着可兰经一手拿着酒壶，
有时候是清真有时候也会拆拆（读擦）烂污。
在同一个蓝宝石般晶莹的苍穹下面，
何必划分什么穆斯林与什么异教徒？
波斯大诗人莪默·迦谟的诗的乌兹别克文手抄本，我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从自治区文联的评论家帕塔尔江那里得到的，我手抄了一部分，背诵了一部分。帕塔尔江与我讲过他的一些阅读经验，当实在找不着书读的时候，他读过电话簿。其后许多年，我在观看美国电影《雨人》时看到了“雨人”（自闭症患者）夜宿旅店背诵电话簿的情节，不禁想到帕塔尔江。可惜斯时他已离世，没有交谈的机会了。他的手抄本《柔巴雅特》，带给我许多知识与快乐，我想念他。
帕塔尔江的另一个故事是运动初期他在乌拉泊劳动，听到敲锣打鼓，当时叫作“小将”的人们来了，与他一起劳动的其他处境不妙的作家立即藏匿起来。但是他的视力与听力都有不足，听不懂别人的关照。结果他落到了“小将”们手里。批斗后他问旁人，“小将们”在他的衣服背面写了什么？作家们告诉他写的是“黑作家”。他打趣道：“周扬同志在二次文代会后的一次全国委员会议上，点名表扬了我，可是你们几个小子看不起我，不承认我是作家，现在你们知道了吧，你们不承认，人民承认！”
维吾尔人对酒的兴趣与他们对于玩（塔玛霞）的兴趣分不开，对于塔玛霞的兴趣又与他们对于很多非塔玛霞的事情闹不清、不知如何反应是好有关系，世事纷纷乱如麻，说来归其塔玛霞。你甚至可以说他们有点玩世不恭，但不是魏晋名士风度，而是伊宁好汉——冒泡大王的路子。他们如是说伊宁人，然后再说阿克苏人南（傻）瓜，说和田人顽固，卖东西收钱的时候承认一元人民币是一元，承认十个一角钱是一元，但是决不相信两张五角的票子是一元。至于喀什噶尔人呢，说他们“口臭”，不是说口腔不洁，而是说说话太巧妙，语带挖苦。如果你在馆子里吃完饭没有结账就走人，店主追出来绝对不会喊什么“钱呢？你们没有交钱啊！”而是温文尔雅地说：“先生，那么我该找您多少零儿呢？”
有一次与英国友人聊起说话的艺术，英国人赞美喀什噶尔的讨账说法，说这是地道的英国绅士风度。
八、语言通天
我在新疆的时候，多次听维吾尔农民讲过，语言可以通天，这句话，一直到离开了新疆四十七年后即二○一五年才庶几弄明白了它的含意。
二○○四年，我在接受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的荣誉博士学位后，回程中顺访哈萨克斯坦原首都阿拉木图市。位于阿拉木图图书馆的中国文化中心主任、原驻华大使库阿尼什·苏丹诺夫招待我们晚宴，他的夫人表达对文学事业的尊敬的时候说，“我们认为，‘语言可以通天’。”
二○一五年，我读了土耳其诺奖得主帕穆克的长篇小说《我的名字叫红》，然后看了《读书》杂志上的评论，才了解了语言通天说的重大意义。伊斯兰教坚决否定偶像崇拜，认为能宣示真主圣谕与表达信徒的崇拜的只有能变成经文与祷词的言语文字。经文的语言极其宏伟精到讲究，它表达了一切，通神通天。至于绘画，表达的是真主眼睛里的世界，所以细密画要的是二维空间与散点透视。这样，土耳其小说上写到的画派问题，也就是一个牵扯到具象神学的极其严肃重大的信仰问题了。
你或许未能很好地体验贯通“叫红”所讲的神学文艺观，但是你无法不欣赏沉醉于伊斯兰世界的“细密画”。而欣赏“细密画”丝毫不影响你同样震服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三维油画与源远流长的中国文人画。同时，你完全不明白，你震惊于“叫红”们提到的或有的对于文艺复兴画派的格格不入。
是不是有时候维吾尔人太陶醉于夸张于语言了呢？岂止是攻城，他们自觉是语言可以攻心夺魄。
物极必反，言极也必定成炮、成泡、成油滑，成为对言与言所表现的伟大、真诚与崇拜的亵渎。我们大队的几个民兵骨干加一个干部一个小学教师，一起喝酒进入了神哨阶段，一位青年说，他善写攻魂夺魄的情书，他的情书百发百中，所向无敌。众人不信，他当场写好春心荡漾的求爱信札，然后几个小子骑马出巡，星光中见到一个中年女子迎面走来，将信札抛给了她……关键在于次日写信的小子收到了回信，那位结过几次婚的女子接受他的求欢，要求立即月照柳梢头，人约黄昏后，成其好事，吓得小子落荒而逃。
回想起在新疆参加的各种聚会，差不多都专门邀请一个善于词令的人，他在整个喝茶吃饭饮酒过程中，滔滔不绝，妙语连珠，鼓掌欢笑，春色满园。而所有参加聚会的人，一要个个善于用最美好的语言歌颂友人，表达赞美，彰显自己的真诚热烈聪敏，好友遍天下，从而确立自己的聲誉。另一方面又要时有幽默，略有揶揄，逗得大家捧腹，更显示出智巧光鲜，四海之内、至少是本席餐饮之周遭，皆为兄弟的团结友好深情无限。
对于语言文字的特殊尊重，发展成了对诗歌的尊重，人们像敬神一样地敬诗。一九八一年我与诗人铁衣甫江共游鄯善县，我们在一户农民家里做客，来了许多中青年农民，他们一个又一个地起立朗诵“老铁”的诗，然后是古典的维吾尔语诗篇，其盛况是在内地农村想也想不到的。而即使在他们遭遇政治运动，处境不妙的时期，只要一有机会，就仍然是语带机锋，欢声笑语，把说与听笑话、机敏话、微言大义的话作为人生极高的享受。
而铁兄最有趣的经验是，改革开放后不久，他到苏联的哈萨克斯坦探望母亲与弟弟，他到了阿拉木图的一个郊区，而那个郊区按照规定是不准外国人前去的。他受到苏联警察的追究，不得不亮出他一九四六年十六岁时在苏联哈萨克共和国阿拉木图出版的诗集，以求宽大通融。警察见诗起敬，乃允许他待一个晚上，同时要求他写一个检讨。
他告诉我，在祖国的历次运动中写了不知多少检讨，而后做客苏联一个多小时，开始写检讨。
我们俩笑出了眼泪。 而我报答铁衣甫江的隽语是同去鄯善县他下乡劳动时住过的一农家，女主人临走时给了诗人不少棵刚收获的大白菜。我赞道：“真是人民的诗人啊，吃到这么多人民的白菜！”他为之喷饭。直到他患不治之症，北京住院一段时间，只好回乌鲁木齐，之前出席赛福鼎同志安排的小型送别会时，他还提起这句话。
九、诗人与维吾尔知识分子
另一个维吾尔大诗人是克里木·霍加，熟朋友更喜欢称他为霍加也夫，正像他们称铁衣甫江是艾力尤夫一样。
而克兄是哈密人，他有极好的汉文底子，他是很好的翻译家，我参加过以他为核心之一的周总理诗作与《红楼梦》前四十回的汉译维研讨。他的知识与语言感觉不能不令人赞赏。一九六四年一月四日，新年节日气氛中我从《光明日报》副刊上读到他用汉语发表的《柔巴依》即前面讲到波斯诗人时说的“柔巴雅特”体歌颂党的诗篇。
一
任何一个人都很平凡，
他只是大海里的一滴。
當他心里扎下党的根子，
能用双臂拥抱整个世纪。
三
孩子们脸上没有眼泪和悲伤，
任何角落没有黑暗和悽怆，
颗颗谷粒上也闪耀着光芒，
因为有了你，亲爱的共产党。
那次他发表了十首，这里只引用了两首。他的文笔令人羡慕。 “柔巴依”犹如内地的“七绝”，也许比七绝还“绝”，除了韵脚的讲究还有句首与句腰的说法，我未知其详，只知道他的诗令我佩服羡慕。紧接着看到的却是他在当时的城市“五反”运动中的一点点窘态。他不但诗写得好，形象也与诗很吻合，高个子，笑容可掬，头发有些自来的弯曲。即使某些窘态中，他永远含着微笑，他散发着中华谦逊与善良亲切，他宽容了一切，当然也包括他自己。
与他相比，铁衣甫江似乎更强壮、豪爽、机敏。他是边境地区霍城人氏，父亲是经师毛拉，自己上过经文学校。少年诗名远扬，解放后他参加过朝鲜战场对志愿军的慰问。他写的一批歌颂志愿军的诗结集《当我看见山》，气势宏伟。他的《献给祖国》等诗集脍炙人口。他写道：
多么自豪啊，我有幸成为
时代的一名乐师和歌手。
这红色的岁月充满了，
新世纪的光荣和骄傲。
再看他的柔巴依：
水滴汇聚成波澜壮阔的海洋，
没有大海生活之帆怎能远航？
倘若为了你那涓滴自吹自擂，
试试一滴水珠能走什么船舫！
我从情人眼里寻找温柔欢喜，
看不到渴望的笑靥只好叹气。
她说想看到笑脸其实也容易，
只需把枪弹射向人民的仇敌。
为之一震。厉害了，我的铁诗人！
铁衣甫江有幸与赛福鼎同志友谊深厚。但是“文革”中他也有一段时间被“双开”下乡劳动，在离乌鲁木齐不远的呼图壁县。据说由于他懂经文，受到尊重，日子过得不错。根据赛福鼎同志关于文联的人才不要散失的指示他又被“收回”。他家里挂着厚厚的壁毯。他的妻子赫里倩姆，在七一棉纺厂工作。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当选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霍加也夫的妻子高华丽娅是塔塔尔人，金发美人，非常有性情。可能她花钱比较冲，造成了克诗人的某些尴尬。他们有三个女儿一个儿子。对于她的回忆加深了我对全面小康的期待。我们总算渐渐与贫困拉开了距离。
二位诗人每天都在研究一些新名词，都有心得。“文革”中常常说某个文学作品“放毒”，他们就研究这个毒字。毒，在维吾尔语中读音为“栽害尔”，栽害尔变成了他们的口头禅，每天这个栽害尔那个栽害尔，批判不止。他们还不停地找我讨论汉语“活该”二字的维吾尔语译法，对这个汉语词陶醉不已。
他们两人，铁五十九岁，克六十岁，都因同样的肺癌而去世。我想这与他们吸莫合烟有关。莫合烟就是苏联小说里常常写到的马合烟。苏联诗人特瓦尔托夫斯基描写红军战士瓦西里·焦尔金的时候写道：
战士的马合烟卷，
正像战士的婆姨，
凶恶、呛辣、霸气，
却不可缺乏须臾！
可惜，他们没有能在的好时光多写几年、多活几年。他们走得太快了。
加上前面提到的帕塔尔江，这三位彼时的维吾尔文学大家都随身带着匕首，都会宰羊。尤其奇妙的是他们都会打馕，维吾尔人当中，一般只是女人打馕，但这三位不同。另外还有一位专打窝窝馕的老编辑、评论家。经过长期研究，我认定美国人喜欢的称作“背钩”的以色列面包，就是新疆的窝窝馕。人类是命运的共同体，地域、宗教、民族的区分抹杀不了人类生活的共同性。
一九九○年二位诗人先过世了，我也从文化部的岗位上全身而退。我去看望高华丽娅与赫里倩姆，两位各自搂着我号啕痛哭。朋友们看到这种情况说，做人能做到这样，也就可以了。
到现在霍加也夫的孩子们还与我有联系有来往，我们是世交，通家之好。他的外孙女艾特丽巴嫁到德国，也与我有微信联系。
至于铁衣甫江，我一九七五年后获得实际上的创作假，全靠他的支持。他临终还与友人谈及与王某的交往呢。
还有许多维吾尔知识分子。特别是歌唱家迪里拜尔·尤努斯。她在中央音乐学院读研究生时获得了芬兰的声乐奖。在国际交流协会的成立会上与她相识。我找几位在京的新疆领导同志一道帮她解决了当时婚姻大事上的一些难题。后来一段时期她在欧洲开拓自己的事业，我在波恩正巧与上演歌剧《塞维利亚的理发室》的她碰头，我看到她拿着的歌谱，厚得更像博士论文的参考书。我还获得过机会在访问瑞典哥德堡时与妻瑞芳一道住在她与男友的住所。无论何时，她见到我都以爹爹相称。目前她或在北京，担任中国音乐学院的教授，带硕士生，或在新疆歌舞团主持一个以她的名字命名的工作室，整理新疆民间音乐宝库。她的奋斗精神、学习精神、工作精神，令世间许多庸人汗颜。她可以使用汉语、维吾尔语、英语、瑞典语、芬兰语。为了国际交流的方便，她保留了芬兰护照，同时她有在祖国长期居留的身份。 我也时而想起与我有同室之谊的诗人阿不都热衣木 ·哈斯木。他是个大帅哥，嗜酒、善词令，做人或有频频虚晃一枪处，他也是俺们伊犁人。传说他与妻子——新疆大学一位老师离了婚，而且到边界的另一边与那里的一个女子结了婚，显然那时中苏边界随随便便。因此他一直涉嫌有一个准克格伯神秘媳妇，中苏交恶以后边界严峻了，此婚姻从人间蒸发。没有任何其他人见过他的媳妇，但一提起这件事都觉得神秘古怪，似乎此诗人又是艳福不浅。当时新疆有个词儿，叫作“两个脑袋”，他是两个脑袋的吗？
在与之同室期间，有几次他回来得很晚，说是到他原妻那边去了。说是在商议复婚的事，始终未成功。因为原妻提出今后要处处听她的，“听她的没错”。英俊的诗人一直较劲，他问：“为什么她认为只要‘听她的’就‘没有错失’呢？”他像一个硬是答不上入学考题的孩子，悲哀无助。
他由于酗酒，患了胃癌，做过手术切掉了大部分胃，后来又活了十余年，终于去世。他一生生活得不太正常，他本来可能过得更好、成就更多，他的生命力倒也算是相当坚强的了。
十、温柔
写到这里我才越来越意识到我对新疆、对维吾尔人的记忆里的时间元素。不可思议，不可接受，不过如此。半个世纪以前的事了，人生能有几回五十年？孩子，不哭！回忆中的事件与人物都变得分外温柔。我已经告别了二十世纪，告别了巴彦岱，告别了那么多亲人、朋友，往事似烟非烟其实都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那时的友人，一个又一个地离我而去。连前面提到的在维吾尔父母照顾下成长的汉族孤儿郜周安——阿不都克里木也于二○一七年春季离世。叫作天人相隔，叫作一去不复返，叫作仍然活鲜。那时去一趟新疆，先从北京坐火车到西安，下车住店，第二天午后上另一趟车走四天三夜才到乌鲁木齐。前现代的旅行为什么反而富有凄楚与壮阔的情怀？记忆至少是刻下了那么深。而现在的四小时飞行，也许只剩下了时间带来的焦躁与期待，却失去了对于空间与道路距离的感受。那时候新疆没有啤酒，极偶然来一点啤酒，卖一块多钱一瓶，而在北京原价是三毛六。那时候烤全羊是一个神话中的概念。那时候人们将喀什说成哈什，现在，人们都读如喀秋莎的ka了。那时候伊宁市最高只有三层楼房，现在伊宁市最高的是沿伊犁河建筑的恒大雅苑与恒大绿州公寓，三十三层楼，不加屋顶设备间是98.18米。那时候乌鲁木齐最繁华的地点是南门、大十字、小十字、百花村，而最雄伟的高层建筑是昆仑宾馆，俗称八楼。现在八层大楼算是什么呢？八楼的附加建筑其实已经是九层楼了。八楼生活在更高耸得多的楼群里。只有在刀郎的歌里八楼还略显神气。而我在的那时，二道桥建个小小的百货公司也要大肆报道。现在地名依旧，风物全新，车水马龙，宾客如云。但是我已经找不到当年的馕的味道，那时发面靠的是酵面，发酵到欲酸未酸之时，掌握好火候赶紧打馕，馕有一股西北地区叫作酵头子的朴厚生鲜的味儿。现在多用发酵（其实是膨化）粉，那股子微微的鲜酸头儿没有了。加上也可能是陶土馕坑变成了金属馕坑，甚至于是馕坑变成了电烤箱，你上哪里找真正的老馕去？所谓祖母的厨房，只活在、仍活在记忆里。包括最最受欢迎的摩登的阿不拉馕，也与记忆错了位。工具与材料进化无罪，老王的记忆正在过时，呜呼却未尽哀哉。
还有南疆到处栽种的白栎树，过去的新疆人根本没有见过。茅盾写过的名篇是《白杨礼赞》，现在已经被确实更美好更成材的白栎替代了。援疆的专家从自己的家乡找到了最适合新疆水土的内地树种。而过去的沙枣，又如何能与若羌的灰枣与和田的骏枣相比，后二者树苗来自内地，带来的是无与伦比的营养与美味、滋补与效益。若羌连续八年是西部十二省中农牧民人均收入最高的县份。骏枣大如梨，枣肉嚼起来如半干牛肉。新疆不但是灯火耀高楼，通明不用愁，而且有例如库尔勒的孔雀河上的游船，让人想起巴黎的塞纳河。
毕竟还有胡杨林，还有雪山，还有塔克拉玛干的沙漠，还有电影歌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的背景艾提尕清真大寺与巩乃斯草原，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迷我眼者今日繁花迷行舟！你相信这里写的是新疆吗？
而且，人事早非当年。国家领导人已经改变了若干届。新疆的老领导，一个个离开了我们。在“文革”当中有过戏剧化经历，而且更早担任过我所向往的中共中央华北局城工部副部长的、一九一一年出生的武光同志，活了一百零四岁，于二○一五年去世，之前我到北京医院看望了已经昏睡的他老人家。分管过文教工作的书记，“一二·九”运动中参加革命运动的林渤民同志，后在京任中国科协党组书记，我在医院与他碰过面。他在二○一四年去世，享年九十九岁。是他从一开始就谆谆嘱咐我一定要学维吾尔语，并且策划了“文革”前夕对我的赴伊犁“锻炼”的最佳安排。他仪表堂堂，永远透露着几分高贵与文雅。
赛福鼎同志一家都与我友好亲近，我至今感到赛老的音容笑貌。赛老最怕、最想避免的就是维吾尔民族落在发展与潮流的后面。赛老最期盼的就是以《十二木卡姆》为素材，做成大交响乐，举世演奏，响彻寰宇。而健在的司马义·艾买提、阿不来提·阿不都热西提等同志，与他们的交流，仍然时时唤起我的新疆乡愁与对维吾尔等各族同胞亲切的与特别的情思。
时间哪里去了？不，哪里也没有去，时间在我心里，你们在我心里，友情在我们心里，微笑与眼泪在我心里。我也在你们心里。
时间在天地间也在天地外，时间就是天命、天心、天意。我在梦里滔滔不绝地卖弄维吾尔语，我与你们一起扬麦场、掰玉米、浇夜水、说笑话（也许是语带双关），余音绕梁。我还被邀参加你们的许愿聚餐，叫作乃孜尔，你们颂祷，我安静地坐在一边祝福。
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会过去，一切仍然刻骨铭心，一切仍然生动栩栩，形神俱全，欢声笑语。神龟虽寿，犹有尽时，感恩之心，永无止期。天长地久有时尽，此爱绵绵无绝期。也许本来应该与你们一道活得更好？也许并没有遗憾，只有满意，只有得意。试试为我做一个其他的设计，能不能在那样的岁月中活得这样有收获而且居然不乏欢愉！人可以老，友情不老；人事可以无常，人心有常；政治社会情势会有这样那样的变化沧桑，人民、国家、乡土的眷顾万古长青，百年如一日。对于永恒来说，千年如一瞬；对于虚无来说，瞬间永远，心动即是永恒，泪花即是永恒，一笑一颦皆是永恒，一诗一文更是永恒。我有过各种愚蠢与昏乱，所幸是从没有虚无，充满生命与趣味的新疆与维吾尔，填充丰富了我本来最可能最痛心的空虚。唉，阿不都热合曼哥，唉，赫里其汗姐 ，唉，铁依甫江哥与霍加也夫哥，王蒙想念着你们，念叨着你们。道可道，非常道，乃大道，善良依旧，爱心依旧，俏皮依旧，记忆与怀念温柔了天山与塔里木河、枞树林与茫茫大漠、和田玉与胡杨林、《福乐智慧》与《木卡姆》、龙卷风与雪峰……塔玛霞的快乐精神永远护佑着中国维吾尔人，中国山山水水，民族五十六個！ 一九六七年，伊宁市发生了两派小将间武斗。后来，一位维吾尔教师问我，年轻人怎么这样激烈啊？我们这边，我们是一批手软的人，我们怎么能在政治辩论之中下狠手呢？
当时他说的是事实。请看人们描绘当时一些城市两派形成以后的情况，维吾尔干部见面后，有时互相问候“你是什么观点？”一位回答说，“我是造叛（反）”。另一个人则说，“曼（我）保杭（皇）”。然后笑嘻嘻再见。应该说他们是怀着塔玛霞的游戏精神来参加“文革”的。汉族干部就紧张多啦。瑞芳妻的教书同事祖尔东·萨比尔，后来是著名作家，当时在伊犁二中闹了一回“革命”，过了个把月发现“革”得无趣，学校又停了课，干脆回了大湟渠——人民渠龙口附近团结公社老家，过了大半年，说是要复课闹革命了，他回来了，同时带上了一个俊俊的媳妇。
一九六七年我从北京接来了我的姨母董效帮助料理家务，姨母到后没有几天发作了脑溢血，不幸去世。那一天午夜，我发觉了姨母的病情严重，临时带去诊病，援我以手的就是这位认定维吾尔人出手绵软的老师。他半夜赶起了马车，送我们到了医院急诊。
许多年过去了，情况自然有各样的变化，但是我仍然乐观，维吾尔兄弟姊妹是笑眯眯的，是绵软的，是活泼与快乐的。他们说：“可以听阿訇的话，不能学阿訇的样儿。”他们喜欢商品交易，他们说“如果一天没有做成生易，那就把左口袋里的商品码到右口袋里去吧。”伊犁的哈萨克人称维吾尔人是“萨尔特”，萨尔特一语是小商人的意思。他们是具有中国新疆特色的人民，他们营造的是世俗生活，不是极端的神权狂热。他们永远不可能接受三种势力的疯狂与仇视。
他们有什么缺点吗？当然。我前边已经提到他们借自行车十分钟，闹不好是三天后才还给你。他们有的人会向你借钱，让你十分为难。我就多次碰到这种情况，包括一个很有分量的人物写一个小纸条来借钱的事儿。多数情况下他们会拖延还钱的时间。但是你一旦调动工作，要离开那边了，会有许多你忘记的“债户”来找你“还账”。债户实在凑不齐现款，也会提着奶油或者手工纺织的土布或者挑补花的窗帘来与你告别。他们有他们的底线。
在我最最不快乐的处境下面，我與维吾尔弟兄一起享受了生活的别开生面的和蔼与童趣，在一个不快乐的年代，我天真地度过了当时看来可以说是也算够快乐了的、更是大有获得的十六年。说起一九六三到一九七九，我越来越庆幸。有道是人生如球场，关键在后半场，即使前半场开局精彩，进了球却误判越位，然后一不做二不休连续被误判罚进了五个点球，以零比五败得惨不忍睹，架不住下半场天时地利人和技高志猛而且绝对不犯规、不呷兴奋剂，您与各族队友进了六个球！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何所遇兮维吾尔，念伊犁兮长相思。至今，回忆你们的故事仍然使我充满了快乐与温暖，甚至是得意洋洋。我想念你们，我感恩你们，我祝福你们，我也惦记你们。今天还有事儿，明天好得多。今天还有莫名其妙的外来病毒妖风的影响，明天会雨过天晴，阳光灿烂，新疆是一个日照最充足的地方。老王与你们一起，内心充满阳光。
（标题书法：许以阜）
责任编辑 王 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