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文学副刊《脊梁》真正称得上是工人的一份文学大餐。基层一位煤炭工会干部向我谈起《脊梁》在煤矿青年中如何如何很受欢迎，说有如湖南菜系中的一份新化“三合汤”，读之浅入，品之高雅，五味杂浍，畅快淋漓，以至于览卷不释、掩卷不眠。我很有同感，每期《脊梁》一到，读至赏心悦目处，或迷或思，不止是烟瘾不侵，更是时常忘却已过了下班时间。
　　《安敏：如今谁来写工人?》的文章披露“我国长篇小说的年均创作量已突破1000部，散文和诗歌的创作量更大，但其中写工人、写工业题材的作品不到1％。”做为一名工会干部，我太了解工人了。安敏那一声振聋发聩的呐喊至今尤在我耳萦震荡，震惊中没有谁能更比我心有痛楚。中国的工人文学，曾经影响过工人“主力军”艰苦奋斗的劳动热情，也辉煌过中国的文学殿堂。以工人文学而映象的工人文化也曾是引领世界发展和世界文化发展变革的先锋文化。中国社会进入“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时代，工人文化曾经达到了历史的发展高峰，上升到社会主流文化地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改革开放进行，中国社会进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随着计划体制打破，市场体制的建立，工人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很多人认为工人不再是时代的宠儿，而是时代的弃儿。工人文化也一度丧失了主流文化的地位，而成为边缘化的弱势文化。写工人的作家少了，写工人的作品少了，全面表现工人阶级的工作和生活场景、深刻挖掘工人阶级的思想实质和精神内涵的大作、力作更是少了。但社会是永远需要工人的。因为产业永远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基础动力。需要工人也就需要工人的文化。工人不仅仅需要的是精神上抚慰的光环“最美的劳动者”，更需要的是社会的关注，社会的认同，不仅仅提高工人的工资待遇，更要保障工人的权益，尊重工人的生存价值。《脊梁》的创刊，旨在重振工人文学，恰似女娲补起了工人文学的裂缝。谈到脊梁二字，不能不为中国工人那一肩厚实的臂膀、一双拳重的双手和顶天的钢铁身躯而赞叹，这不只是做为工会干部而对工人有一种特殊的情愫，而是工人确确实实担负的是工业化进步的力量支撑。矿工在井下把笨重的支柱挺起的时候，他挺起的不是支柱，不是厚重覆岩的压力，而是矿工的一种精神。一个城市的进步，一个产业的发展，一应经济的兴盛，工人是直接的创造者，也就是民族的脊梁、时代的脊梁、你我的脊梁。工人劳动，工人生活，工人追求，工人事业，工人奉献，工人家庭，工人情愫，工人爱情，这些平实的文学素材其实比哪一职业都要厚重得多。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多写一写工人？曾在20世纪50-60年代独领风骚的“工人文学”，在近年来却似乎并没有引起研究者们应有的关注。以“工人作家”写“工人题材”为基本特征的“工人文学”，作为一种在世界文学史的范围内都并不常见的极为特殊的文学现象，其价值却是不容质疑的。国企的工人固然是纯粹意义上的工人，庞大的民工队伍那也是工人，各类大中型企业的员工理所当然是工人，而广大农村的民间作坊的劳动者又岂能不是工人？改革开放30多年，其实工人不但在成份上早已窟窿突破了原有的结构，而且在数量上早已突破了原有的界限。现在写工人，也是视角最宽、触角最多的时候了，因此，新的“工人文学”也已经出现了。突破原有格局来重新审视和推动工人文学的进步，绝对是极有意义的，甚至会超过工人文学本身。
　　工人文学来源于工人文化生活。反映工人的艺术生活，首推工人文化。我常常以为，工人文化是最具神韵的文化。如果以人喻企，经济是形，文化是神，只有形神俱备，企业发展才会有源源不断的动力。工人机构的边缘化和工人文化的匮乏，很容易使工人思想混乱。现在我们很容易在企业、车间、住所的各种场合找到打牌赌博、低级庸俗的东西，很难找到过去那种琴棋书画、笙歌飞舞、球场博艺、搜肠轻吟的活泼奔放场面了，很难找到过去那种岗位竞赛、技术革新、劳模光荣、抢先争优的热火朝天场景了，曾经的一个“八级工”是一个企业的旗帜，令人起敬，如今的高级工满天飞却为了找工作而苦恼。这就是工人文化的差异。如今谈企业文化建设主要就是安全文化，除此而外，工人文化空间其实很小。这不能不说是工人文化的某种退步，或者说是异化。
　　《脊梁》其实给我们刷新的不止是一个文化平台，站在工会的角度，同时也是优化了一个工会工作的桌面。从这种意义上说，《脊梁》所挑重的不仅仅是工人文学的复醒，更将挑重工人文化的苏荣。安敏和他所创刊的《脊梁》，从文学的角度，是一份寓意深刻的工人文化大餐，名如其人，刊如其意，心如其坚，图重如山。从文化的角度，是一个突破口，让工人和劳动者找到了新的“工人文化宫”，是独具一帜的工人文化的“脊梁”。当初的工人文化和工人文学，曾经造就出谭谈、刘广文等一大批文学艺术大师。那么，我在想，《脊梁》照此办刊，藉以修复工人文学和工人文化在改革开放后所形成的三十年“断层”，走出一批新的工人文学作者，勾出工人文化新的宫殿，将不会是一种奢望。
　　《脊梁》杂志，应该更深入的扎根于企业，扎根于工人。
　　我感谢安敏，感谢《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