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 “四人帮”搞“评法批儒”时,大讲了一气“韩柳之争”,颠倒历史,厚诬古人,完全是借历史材料为其反革命政治目的服务。在恢复韩、柳关系的真实面目的时候,我们必须看到,韩、柳之间固然有“斗争”,但更有着深厚的友谊。韩愈是贞元三年(七八七)到长安的,其时正值柳元宗南游回来不久。两人一起“求举觅官”,在贞元八、九年先后及进士第。应是在这个时候,他们已经相识。韩愈是“少小尚奇伟”、“志欲干霸王”,柳宗元则立下了“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的大志,这种经世济民、改造社会的理想成了他们建立牢固友谊的基础。但他们所受的教育、经历不同,思想政治观点差异很大。韩愈相信孔、孟“道统”,主张以“扶道树教”的手段整饬人心,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目的。他在思想上是唯心的,在政治上是保守的。而柳宗元则热衷于“辅时及物”,改造现实,思想上唯物主义倾向较鲜明。因而,两个人在一生中就政治、哲学、宗教、文学等问题进行了不休止的辩论。他们的朋友刘禹锡在韩愈死后写的祭文中回忆说:“子长在笔,予长在论,持矛举楯,卒不能困。时惟子厚,窜言其间,赞词谕谕,因非颜颜。”就生动地记述了他们热烈辩难的情况。这里谨举其细者,可见其认识上的尖锐对立。例如《国语》上记载晋国叔鱼一降生,其母视之即予料必以贿死,韩愈用这个做例子以论证其“性三品说”,而柳宗元写《非国语》却专门批驳其虚妄;《史记·晋世家》等书记载周成王戏以桐叶为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