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保安只是一个跳板
　　甘相伟坐在教室第二排，努力忍住让自己不要笑出声来。
　　这是北京大学基础采访写作的最后一堂课，教授徐泓正给这些大二的学生布置一份“接地气”的期末作业——写写校园里熟悉的陌生人，比如宿舍楼长、卖水果的小贩或者修车师傅。
　　突然后方传来一个男子的声音：“我想写周其凤校长给他作序的那个保安。”
　　甘相伟一愣，但并没有回头，等同学发言结束，才举起手：“徐老师，我就是那个保安。”
　　教室里发出一片“啊”的惊叹声，掌声随即响起。
　　由于教室里有好几个学院的学生同时上课，谁也没有特别注意过这个穿着条纹T恤衫、总是坐在前三排的大男孩。
　　“甘相伟给了本课最大的惊喜与总结。”徐泓说。
　　实际上，这个清瘦的同学已经30岁了，他已经在校园里“潜伏”了近5年。他用站岗的间隙，旁听了法学院、中文系、社会学系以及心理学系的课程，而且总有办法坐在教室前三排中间的那个位置。3年前，他通过成人高考，成为北大中文系学生，并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一本10万余字的书，连北大校长周其凤都应邀为他作序。
　　2007年9月，甘相伟和3000多名新生一同走进北大校园。他的身份是个在西门站岗的保安。 用他自己的话说，保安只是一个跳板，他要“借”个身份上北大。
　　很多次，看到擦身而过的学生，他都忍不住埋怨自己“当时怎么没有一步考进来” 。当年高考失利后，他上了大专，后来当过教材推销员、小公司的法律顾问、农民工子弟小学的语文老师。他还会有些不服气地问：“我为什么不可以走进课堂？”
　　换下保安服，背上单肩书包，甘相伟忐忑地走进教室。他第一次旁听只敢坐靠后的位置，生怕老师点名时会注意到这个一直没有举手的人，更害怕同学知道后会盯着他看个不停。当然，那堂课到最后也没有人知道他是谁。
　　保安队里最牛的人
　　后来，他总是提前半个小时去教室里抢占前三排的位置。有时为了听课，还要和同事换班。他随身带着小纸条，记下别人提到的书籍；为了买书，他可以一连吃好几天的方便面；可以不顾别人投来的怪异目光，在岗亭里读康德。
　　连给学生指路时，他都不忘打听：“你是哪个系的？你们系哪些老师讲的课好？”
　　他知道哪些课有口碑，也知道从哪些秘密渠道获得课程表。对于老师的名字，他如数家珍。
　　他很少提及工作的心酸，更愿意回忆在校门口私放曾子墨、在校园里遇到国家领导人的经历。他甚至觉得，在校园里给胡锦涛主席站岗的那次，主席还曾向他点头致意。这让他感到很有成就感。
　　可一旦走进教室，他就不愿意暴露保安这个身份。
　　一次，在社会学系旁听时，老师让大家分组讨论农民工群体的教育问题。甘相伟第二个发言。他说，北大校园里的后勤人员是中国千千万万农民工的缩影，应该让他们好好接受教育，融入燕园。可他并没有说自己就是一名后勤人员。
　　2008年，甘相伟考上北京大学为后勤人员开设的平民学校，保安队有近500人，每年只有20个名额。年底，他又通过成人高考，成为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生。他也有了学生证，不用再去求学生帮他领免费的演出票，甚至还有同事问他借学生证，去买半价的电影票。
　　他觉得自己终于融入北大，这让他感到自豪。
　　这个励志的故事经《人民日报》报道后，甘相伟成了校园里小有名气的人。他随身带着自己印的名片。正面是北京大学的校徽，“甘相伟”的旁边印着“教育顾问”几个小字，背面写着他的服务项目：成人英语、书目推荐、心理咨询、人生设计……
　　保安队里有一个安徽的高考落榜生打来电话：“甘哥，我是看到你的故事来北大做保安的。”
　　他成了保安队里“最牛的人”，连假条和报告，都有人求他来写。
　　“我不想引起别人注意”
　　有人也劝过他：“相伟，你也到了成家的年龄，应该找个工资高点的工作。”可他听了只是笑了笑，“算了吧，我还得在这儿待几年。”
　　甘相伟继续潜伏在北大的校园里。他喜欢随身带着自己的新书，却并不喜欢媒体总是安排他拿着他出的书，招摇地站在校门口照相。
　　“眼球都吸过来了，我觉得这样不好。我不太想引起别人的注意。”他说。
　　这本名为《站着上北大》的书，是他5年来利用业余时间所写的随笔集。他觉得出书很简单，只要字数够、内容吸引人就可以。不曾想找到的第一家出版社就委婉地拒绝了他，理由很简单：有一个人也从农村来，后来还去了哈佛大学，他的经历都还没出版呢。
　　他又给其他出版社打了十多个电话，对方的拒绝更加直接：“现在哪有不花钱出书的。”
　　2011年11月底，甘相伟给北大校长周其凤写了封电子邮件：“我是一个从湖北农村来的孩子，一个小人物，看到和蔼可亲的周校长，我感到非常亲切……这本书要出版了，我诚恳地邀请周校长帮我写一篇推荐序或者一句话，可以吗？”
　　几天后，甘相伟拿到那篇打印在A4纸上的序言。他来来回回看了十几遍，都快把这1000字背下来了。没过多久，接受他投稿的一家出版公司有了回音。
　　拿到样书的那一天，甘相伟给身在湖北的母亲和上海的姐姐分别打电话。他还记得，那时候家里穷，只能供一个孩子读书，姐姐中专毕业就出去打工了。小学时，家里连11元的学费都交不起，妈妈只能给他5元，他又急又气，大哭大闹。
　　不过说起童年的困苦，他也不忘引用孟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这样的话来解释。就像他总结自己的成功时，也会“掉书袋”似的说：“阿基米德也说过，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动地球。”
　　就在他的书出版前几天，甘相伟辞去了保安队的工作，他觉得是该做新打算的时候了。不过，他还是习惯到北大校园里自习、读书，习惯把媒体采访约在湖光潋滟的未名湖畔。
　　为啥北大保安队出人才？
　　北京大学保安大队18年来走出了300多名大学生，这些保安员中有的取得了大专或本科学历，有的还考上了重点高校的研究生。
　　一个平时不到500人的保安员队伍，怎么保证每年有近20人考取学位呢？
　　“我们给保安员创造了良好的学习环境。”北京大学保安大队大队长王桂明颇为自豪地介绍，一方面，保安队为这些刻苦求学的保安员大开绿灯，帮他们调整适合学习的岗位和班次；另一方面，北大的一些课程也允许保安员们旁听，一些教授也非常喜欢好学的保安員，不仅向他们赠送书籍，有的老师还把自家的旧电脑送给了保安员，方便他们学习；另外，北大工会组织开办的平民学校每年也都会给保安员们留出20个听课名额。
　　王桂明说，“文保保安公司成立于1994年，进驻大学承担安保任务后，我来了北大，当时，我们很多保安员和在校的大学生们同龄，都被北大里的文化氛围所感染。但同时，我也能明显地感觉到，我们大部分只有初中学历的保安员有些不适应这里的工作环境。”王桂明说，当时学校里有很多外国留学生，有时用英文问路，虽然都是很简单的英文词汇，但保安员们像听天书，面面相觑非常尴尬。渐渐地，王桂明发现，有些保安员在业余时间开始捧着“英文100句”自学。
　　18年过去了，北大保安队里鼓励学习的传统已经形成，很多外地高考落榜生慕名而来当保安。除了学习气氛浓，北大保安员们的精神面貌也不一样了，小伙子们在查证件时，都会来一个标准的敬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