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国家计生委被曝去年“三公”经费的近一半用在出国（境）考察方面，引起公众对该机构人员去那些生育自由的国家考察什么的揶揄。鉴于不少考察团习惯以“培训”、“招商”、“开学术会议”为幌子，拿着公务护照或偷办的因私护照堂而皇之地出国旅游，去年6月中纪委曾印发“组织公款出国（境）游可开除党籍”的党纪解释，希望严格约束党政领导干部，而最近93家中央单位首晒“三公”经费，也使得一些出国经费畸高的单位备受质疑。
　　其实，公款出国出境旅游热在中国延烧好多年了，仅仅在2008年汶川地震和金融危机之后受到一定约束。被曝光的案例只是九牛一毛，根本阻挡不了各单位公款出国游的强大惯性。相对于公款国内游，公款出国游的开销动辄10倍，而且因弄虚作假不时把丑丢到国外去。
　　“邀请函是假的，日程是假的，考察报告也是假的，都是网上抄来的，全套的弄虚作假，这种情况从省部级到县市级都有。”两年前中纪委常委、监察部副部长屈万祥曾表示，争取用两三年的时间彻底解决公款出国游问题。然而近两年来，顶风作案的事例不少。在数度被曝光的南非、土耳其、埃及、阿联酋这一“公务考察”线路中，某海事法院人均花费8万元。而寻常的欧洲和美国线路，出现某海关办公室副主任要企业报销赞助、某物价局局长购买假邀请函的丑闻，则再普通不过。2007年还发生过一些官员在芬兰机场入境处遭遣返的糗事。
　　由领导带头，出国“考察”对口单位，“顺途”“就近”参观当地风光名胜，最终提交在网上东拼西凑的所谓“考察报告”，如今都有一条龙服务。用一位曾在华盛顿做过兼职翻译的同胞的话说，他所接待的中国官员参访团，去美国对口单位考察、听讲座，只是“主要日程”的小小点缀而已。美国政府部门接待中国团都是免费授课，但团友们却热衷于观光购物。
　　这种现象，在方兴未艾的大陆赴台湾公务考察团当中也是屡见不鲜。有些参访团到“检察署”，停留一会，甚至简报都没听完就急着拍合照，然后快速闪人去观光；还有台湾厂商抱怨，大陆参访团多数是“吃吃喝喝团”，大多无实际买卖交易，希望不要再安排到他们公司参访。而台湾有的部门也明令标示接待条件，如教育部门审查时，要求交流行程必须有1/3到1/4是考察行程，未达标准，教育部门会建议“移民署”退件；法务部门则规定，来台参访团要与受访“检察署”交流6小时以上才能安排餐聚，而且因经费有限，纪念品仅致赠领队一人。
　　在中介眼中，以旅游为目的的“公务考察”俨然“皇帝的新装”，大家心照不宣，只要走该走的形式，又没有喊出“皇帝没有穿衣服”的小孩，一般不会招惹麻烦，哪怕像台湾这么爱较真的地方，也会睁只眼闭只眼。有关部门对这些情况不是不清楚，但在单位高层“出国福利均沾”的氛围下，上级很难查处，而在“官员级别越高，出国待遇越好”的现实中，上行下效也就成为必然。
　　另外，在那些有着大量正常公务考察的部门，非正常列支很容易被掩盖，跟风攀比也不可避免。就拿这次国务院部门自报2010年出国（境）费用来说，哪个不是振振有词？以1.54亿元拔头筹的体育总局说，开支主要用于优秀运动队参赛受训，以及双边交流、参与国际体育组织事务和体育援助；以1.13亿居榜眼的中科院称，支出以科技合作与交流项目为主；出国费超“三公”九成的商务部称，经费用于多双边谈判及配合高访、国际会议等，甚至还包括对驻外经商机构的检查巡视。去年开支最少的国家信访局，今年的预算也是去年的4.4倍。
　　中国每年数万个公务出国（境）考察团当中，公款旅游团到底占比多少，可能要问承办的中介机构和旅行社。这些中介就像给皇帝缝制新装的裁缝一样，创造了一种对于潜规则的广泛认同。可惜前些年“美国美洲集团”、“欧盟中国协会”被曝光后，有关部门都没有深挖其客户。或许在它们看来，这并不属于严重的腐败行为，故仅仅以党风廉政的标准要求之。
　　如果看西方国家，它们的公务考察要由议会审批、列支、报账，是算公共财政的“大账”，而非各部门自己的“小账”；财政一吃紧，很多官员就出不了国。即便是中国香港特区，特首曾荫权花几千元参与公务及社交活动，也都要向立法会交代。控制了钱袋子，何愁当事人不注重境外考察洽谈的成效？对中国来说，由于大量的“预算外资金”无法管控，“彻底解决公款出国游问题”尚有待时日，但当下至少要使其“变荣为耻”、无法在台面上运行。中国目前不缺叠床架屋的有关规定，缺的是与这套规则无涉的那个“小孩”。异体监督比同体监督有效，如果政府能够多晒晒账本明细，相信能够看出问题的民众，并不比所谓的专家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