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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9月18日，周恩来同志视察了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
当时，我在南昌市政府办公厅工作，从事收集、调查、整理南昌起义史料已近10年。由于采访人物众多，有些重要史实，如起义时间、敌我双方兵力等等，各人说法不一，因而迫切希望见到起义的最高领导人周恩来同志，以求得最准确的权威答案。1961年9月，周恩来在参加党中央的庐山会议后，准备到基层作些调查而来到南昌。18日下午，应杨尚奎同志之请，周恩来同志视察了八一南昌起义纪念馆。其时省委接待处转告了我，要我带好纸笔，马上赶到纪念馆，还说：“机会难得，有什么问题尽管提出请示。”我抢步赶到纪念馆不久，见两辆汽车缓缓开了进来。
这一天，秋高气爽，晴空万里。
周总理在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陪同下下了汽车。周总理红润的面庞，奕奕的眼神，轻捷的步伐，一下子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党代表回来了！”担任门卫的原江西大旅社老工人兴奋地高喊，激动使他忘记喊总理，埋藏在心底30多年的称呼，竟一下子脱口而出。这时，纪念馆的工作人员，一齐拥了出来。周恩来笑着，向大家招手，尔后邀大家一起向大楼走去。
周恩来缓步登上台阶，笑着对大家说：“是这所房子，没有变。”“有人在北京说，我住在这里，我说，我没有住在这里，但是，常在这里开会工作，这个地方我熟悉。”
周恩来走进会议大厅，大厅还是当年的陈设，时钟的时针定格在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两点整。周总理在会议大厅轻轻地走着，思潮起伏。杨尚奎问：“你在这里开过会吧？”周恩来点点头说：“开过，有些重要会议是在这里开的。”停了一下，他又说：“七月二十七日，是在这里成立了前委。决定南昌起义，是对的。本来应该早动手，但被陈独秀耽误了。在汪精卫准备叛变时，我们已经有一个军、两个师和武汉警卫团，以当时的力量作骨干，再加上湖南、湖北的工农武装和武汉的工人纠察队，组织五万到七万军队是可能的，有这些条件不去运用，很可惜。到了七月下旬，汪精卫已经公开反共了，再不动手，连剩下的武装力量也保不住。时机是相当紧迫的，所以，在这里开会时，对于要立即起义，是几乎一致的意见。”
会议大厅旁边的一套客房，是军事参谋团的办公室。周总理作为参谋团的成员，曾多次在这里开会，研究部署军事行动。周总理认真地望着那些熟悉的陈设，耐心地听着我们的提问。他说：“参谋团的一些重要会议，有时在这里开，有时在贺龙、刘伯承同志住的地方开。”他把参谋团成员的名字一一告诉了我们，还说：“参谋团主任不是我，是伯承同志。”接着，他在椅子上坐下来，感情深挚地回忆道：“开始参谋团没有人任参谋长（主任），我就指定伯承同志做，起初他谦虚不肯答应，说：‘我怎能领导你和叶挺、贺龙呀，’后来我说，‘一定要你做。’他才担任了这个职务。”停了一会儿，周总理又说：“伯承同志在南昌起义中是立了功的，他一贯周到细致，作战指挥很有办法。”谈到他的亲密战友，周总理总是满怀深情，赞誉有加，对于自己的贡献，则一字不提。
随后周恩来同志登上二楼陈列室，温和幽默的谈话，平易近人的作风，使大家早已忘记了紧张拘束，围着周总理，不时你一言，我一语地提出各种问题。
在参观中，周总理对贺龙和叶挺两个指挥部的房屋模型很感兴趣。他说：“贺龙住的这栋房子，我的印象很深，是两层楼房，伯承同志也住在那里，我多次去过。贺龙当时领导一个军，是起义军的‘大户’，他性格豪爽，斗争坚决，什么敌人也不怕，在最困难的时候，下定决心跟党走……”停了一下，他又指着叶挺司令部的房屋模型说：“北伐时，叶挺的独立团是能够战斗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在部队中起作用，从广东一直打到武汉，所向无敌。他的指挥部设在一所学校里，校名叫心远，校长叫熊育钖。”事隔30多年，周恩来还能一口气说出一所普通学校和校长的名字，他的惊人记忆力，令大家深深叹服。
二楼的二十五号房间，是周总理工作过的地方，房内墙上挂有他当年的照片，周恩来在门口看了一眼，未进门就匆匆离去，说：“我没有住在这里。”杨尚奎急忙上前问道：“你总是在这里工作过吧？”周总理点了点头。这时，大家都笑了起来。很明显，周总理是出于谦虚，不肯在自己工作过的地方谈论自己。但是，历史可以作证，这个党代表的工作室，当年曾在人们心中点燃了多少炽热的革命火焰。
在朱德旧居照片前，随访的同志问周恩来：“听说你来南昌第一天，就住在朱德家里。”他说：“是的，我后来住的地方，是一所学校，也是朱德找的。”他接着说：“朱德在南昌起义时，是一个很好的参谋和向导，他对南昌的情形非常清楚，各方关系又熟，在群众中有很高的威望。起义后，他出任九军军长，后来把队伍带上了井冈山，为人民立了大功。”
在听到起义前夕前委开会与张国焘争论的介绍时，周恩来停下脚步，笑着对大家说：“当时争论的确是很激烈的。我们要行动时，张国焘赶来竭力反对，气得我在会上拍了桌子，有人还主张把张国焘绑起来，我不同意，说：‘张国焘是中央代表，怎么能绑呢？’从这次争论后，张国焘在起义部队中很孤立，很多人都瞧不起他。”
来到起义战斗的模型沙盘前，由于一些回忆提供的情况不同，杨尚奎向周恩来提出了起义时间、敌我人数、战斗地点、战果等一系列问题。周恩来笑了，很耐心地作了回答和解说，并说：“起义军实际人数不到三万，是号称三万。”“起义打响是十二点以后，贺龙是总指挥，我是记得清楚的。”接着，他又指着起义军各路指挥人员名字，一一讲出这些同志以后的去向。
当参观到起义部队开始南征的部分时，周恩来走到南下路线的沙盘前，第一次谈到了自己。周恩来把手向沙盘东部一挥，说：“南昌起义后，要是不向南，而是向东，就地发展就好。假使就地革命，不一定能保住南昌，但湘鄂赣三省的形势就会不同。这也是没有经验，只晓得生搬硬套苏联的经验。共产国际指示要建立根据地，而我们就只想建立城市根据地，搞大城市起义。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当时只有毛主席提出来。因此，南昌起义的宣传，一定要讲到井冈山。”
时间已经过去了近两个小时，我们请周恩来到休息室休息，并要求他题词。周恩来拿起题词簿，兴致勃勃地逐页翻看。他说：“今天我就不题词了。以后有时间，我要写经验教训寄给你们。”他看着大家依依不舍的神情，温和地说：“我知道你们还有许多问题要问，但我现在没有时间和大家一起回忆。回北京后，我替你们请国务院参事陈公培先生来，他当时在军事部工作，了解很多情况，可以做你们的顾问。”
分别的时候终于到了，我们簇拥着周总理走出休息室。在照相时，大家要周恩来站在当中，他笑着，要几个年轻人站过来，站在自己的前面。他说：“年轻人站前排，你们是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嘛！”
周恩来登上汽车时，纪念馆外已挤满了人。在群众的鼓掌欢呼声中，周恩来的汽车缓缓驶过。他不住地向群众微笑招手。我们目送着汽车远去，一股暖流久久地在心头激荡。
当时，我在南昌市政府办公厅工作，从事收集、调查、整理南昌起义史料已近10年。由于采访人物众多，有些重要史实，如起义时间、敌我双方兵力等等，各人说法不一，因而迫切希望见到起义的最高领导人周恩来同志，以求得最准确的权威答案。1961年9月，周恩来在参加党中央的庐山会议后，准备到基层作些调查而来到南昌。18日下午，应杨尚奎同志之请，周恩来同志视察了八一南昌起义纪念馆。其时省委接待处转告了我，要我带好纸笔，马上赶到纪念馆，还说：“机会难得，有什么问题尽管提出请示。”我抢步赶到纪念馆不久，见两辆汽车缓缓开了进来。
这一天，秋高气爽，晴空万里。
周总理在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陪同下下了汽车。周总理红润的面庞，奕奕的眼神，轻捷的步伐，一下子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党代表回来了！”担任门卫的原江西大旅社老工人兴奋地高喊，激动使他忘记喊总理，埋藏在心底30多年的称呼，竟一下子脱口而出。这时，纪念馆的工作人员，一齐拥了出来。周恩来笑着，向大家招手，尔后邀大家一起向大楼走去。
周恩来缓步登上台阶，笑着对大家说：“是这所房子，没有变。”“有人在北京说，我住在这里，我说，我没有住在这里，但是，常在这里开会工作，这个地方我熟悉。”
周恩来走进会议大厅，大厅还是当年的陈设，时钟的时针定格在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两点整。周总理在会议大厅轻轻地走着，思潮起伏。杨尚奎问：“你在这里开过会吧？”周恩来点点头说：“开过，有些重要会议是在这里开的。”停了一下，他又说：“七月二十七日，是在这里成立了前委。决定南昌起义，是对的。本来应该早动手，但被陈独秀耽误了。在汪精卫准备叛变时，我们已经有一个军、两个师和武汉警卫团，以当时的力量作骨干，再加上湖南、湖北的工农武装和武汉的工人纠察队，组织五万到七万军队是可能的，有这些条件不去运用，很可惜。到了七月下旬，汪精卫已经公开反共了，再不动手，连剩下的武装力量也保不住。时机是相当紧迫的，所以，在这里开会时，对于要立即起义，是几乎一致的意见。”
会议大厅旁边的一套客房，是军事参谋团的办公室。周总理作为参谋团的成员，曾多次在这里开会，研究部署军事行动。周总理认真地望着那些熟悉的陈设，耐心地听着我们的提问。他说：“参谋团的一些重要会议，有时在这里开，有时在贺龙、刘伯承同志住的地方开。”他把参谋团成员的名字一一告诉了我们，还说：“参谋团主任不是我，是伯承同志。”接着，他在椅子上坐下来，感情深挚地回忆道：“开始参谋团没有人任参谋长（主任），我就指定伯承同志做，起初他谦虚不肯答应，说：‘我怎能领导你和叶挺、贺龙呀，’后来我说，‘一定要你做。’他才担任了这个职务。”停了一会儿，周总理又说：“伯承同志在南昌起义中是立了功的，他一贯周到细致，作战指挥很有办法。”谈到他的亲密战友，周总理总是满怀深情，赞誉有加，对于自己的贡献，则一字不提。
随后周恩来同志登上二楼陈列室，温和幽默的谈话，平易近人的作风，使大家早已忘记了紧张拘束，围着周总理，不时你一言，我一语地提出各种问题。
在参观中，周总理对贺龙和叶挺两个指挥部的房屋模型很感兴趣。他说：“贺龙住的这栋房子，我的印象很深，是两层楼房，伯承同志也住在那里，我多次去过。贺龙当时领导一个军，是起义军的‘大户’，他性格豪爽，斗争坚决，什么敌人也不怕，在最困难的时候，下定决心跟党走……”停了一下，他又指着叶挺司令部的房屋模型说：“北伐时，叶挺的独立团是能够战斗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在部队中起作用，从广东一直打到武汉，所向无敌。他的指挥部设在一所学校里，校名叫心远，校长叫熊育钖。”事隔30多年，周恩来还能一口气说出一所普通学校和校长的名字，他的惊人记忆力，令大家深深叹服。
二楼的二十五号房间，是周总理工作过的地方，房内墙上挂有他当年的照片，周恩来在门口看了一眼，未进门就匆匆离去，说：“我没有住在这里。”杨尚奎急忙上前问道：“你总是在这里工作过吧？”周总理点了点头。这时，大家都笑了起来。很明显，周总理是出于谦虚，不肯在自己工作过的地方谈论自己。但是，历史可以作证，这个党代表的工作室，当年曾在人们心中点燃了多少炽热的革命火焰。
在朱德旧居照片前，随访的同志问周恩来：“听说你来南昌第一天，就住在朱德家里。”他说：“是的，我后来住的地方，是一所学校，也是朱德找的。”他接着说：“朱德在南昌起义时，是一个很好的参谋和向导，他对南昌的情形非常清楚，各方关系又熟，在群众中有很高的威望。起义后，他出任九军军长，后来把队伍带上了井冈山，为人民立了大功。”
在听到起义前夕前委开会与张国焘争论的介绍时，周恩来停下脚步，笑着对大家说：“当时争论的确是很激烈的。我们要行动时，张国焘赶来竭力反对，气得我在会上拍了桌子，有人还主张把张国焘绑起来，我不同意，说：‘张国焘是中央代表，怎么能绑呢？’从这次争论后，张国焘在起义部队中很孤立，很多人都瞧不起他。”
来到起义战斗的模型沙盘前，由于一些回忆提供的情况不同，杨尚奎向周恩来提出了起义时间、敌我人数、战斗地点、战果等一系列问题。周恩来笑了，很耐心地作了回答和解说，并说：“起义军实际人数不到三万，是号称三万。”“起义打响是十二点以后，贺龙是总指挥，我是记得清楚的。”接着，他又指着起义军各路指挥人员名字，一一讲出这些同志以后的去向。
当参观到起义部队开始南征的部分时，周恩来走到南下路线的沙盘前，第一次谈到了自己。周恩来把手向沙盘东部一挥，说：“南昌起义后，要是不向南，而是向东，就地发展就好。假使就地革命，不一定能保住南昌，但湘鄂赣三省的形势就会不同。这也是没有经验，只晓得生搬硬套苏联的经验。共产国际指示要建立根据地，而我们就只想建立城市根据地，搞大城市起义。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当时只有毛主席提出来。因此，南昌起义的宣传，一定要讲到井冈山。”
时间已经过去了近两个小时，我们请周恩来到休息室休息，并要求他题词。周恩来拿起题词簿，兴致勃勃地逐页翻看。他说：“今天我就不题词了。以后有时间，我要写经验教训寄给你们。”他看着大家依依不舍的神情，温和地说：“我知道你们还有许多问题要问，但我现在没有时间和大家一起回忆。回北京后，我替你们请国务院参事陈公培先生来，他当时在军事部工作，了解很多情况，可以做你们的顾问。”
分别的时候终于到了，我们簇拥着周总理走出休息室。在照相时，大家要周恩来站在当中，他笑着，要几个年轻人站过来，站在自己的前面。他说：“年轻人站前排，你们是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嘛！”
周恩来登上汽车时，纪念馆外已挤满了人。在群众的鼓掌欢呼声中，周恩来的汽车缓缓驶过。他不住地向群众微笑招手。我们目送着汽车远去，一股暖流久久地在心头激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