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社改制的“三步曲”中最要紧的还是事业法人向企业法人转变这个过程
　　
　　在被称为“中国改革的最后一个堡垒”的出版传媒业里,转制过程中如何清产核资,如何搭建公司治理结构……绝大部分出版社都是摸着石头过河的。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然而,“沉默是为更高层次的跃升做准备”。一年间,清华大学出版社完成企业化改制,北京大学出版社完成企业法人登记。同时,作为大学出版社改制试点,两家大学社获得国家所承诺的财税优惠政策。
　　
　　清华先行
　　
　　清晨,北京这座庞大的城市还未完全苏醒。大部分上班族还正在穿越这座城市的时候,清华大学出版社董事会秘书、副社长刘全友已经来到了办公室,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压力”,清华大学出版社副社长卢先和说。“鞭打快马”的压力,除了目前出版的大环境外,还来自这个原来只是作为行政单位的完全企业化改制,对不论是管理人员还是普通员工的明晰考核制度。
　　早在2004年,作为大学出版社体制改革的试点单位,清华大学出版社就已正式进行法人注册。获得了明确企业身份后,清华大学出版社就聘请了专业公司来清查家底。“根据以往大型国企的转制模式,清产核资往往是第一步。”业内人士告诉记者。
　　谁是大学出版社的出资人?国务院已授权清华大学成立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对大学的国有资产进行管理,清华大学校方作为出资人,对清华大学出版社行使出资人权利。对于地方大学社而言,可由省财政厅授权。清产核资的目的,就是核定学校出了多少资,该折旧的折旧,该报废的报废,完全按照企业会计制度来计算。
　　“学校投入多少,划到企业账上,作为学校对企业保值增值、业务考核的依据。”刘全友说。目前,清华大学社对原有国有资产的清产核资和划转已告一段落。
　　资产清查中最棘手的部分,就是理不清的财务纠纷和无法变现的存货坏账,如何从转制后的资产负债表中抹去。据了解到,出版社不良资产不多,财务运行良好,完全可由出版社自己消化。
　　“清产核资后,是设立董事局。这是建立现代企业的根本。”业内人士表示。
　　目前,清华大学出版社确定直属于清华大学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委员会等同于出版社的股东会,相当于国资委,派出和任命出版社的董事会和监事会。在董事会之下设立清华大学出版社的经营班子。
　　据刘全友介绍,董事会成员由学校任命,包括控股董事长、校长助理荣泳霖,校教务处长、控股财务副总、出版社社长李家强和党委书记。
　　但是,与同时进行的日本大学出版社改革可以自由募集投资人、可个人持股不同,清华大学出版社作为清华大学全资出资单位,根据中宣部有关规定,外资不能注入。转制后,清华大学出版社可以继续使用清华大学的校名,但是清华社下属参股控股公司原则上不可以再用“清华”的字样。
　　就企业管理结构而言,出版社经营班子主要设社长、副社长、总编辑、副总编等。社长由董事长来任命,副社长、总编辑、副总编由社长提名,董事会讨论,董事长任命,社长为出版社的法定代表人,中层管理干部由社长直接任命。
　　“计算机与信息分社、理工分社、经管与人文分社、外语分社、音像电子分社以及职业教育分社等6个下属分社社长由社务会成员兼任,由董事会考核。”刘全友补充。各分社实行独立经营,成本、效益独立核算。
　　早在2005年,清华大学出版社低调完成了从事业单位到企业单位的改革,媒体鲜有报道; 北京大学出版社完成了企业法人登记,也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对于今年的改制,王明舟表示“不愿过多谈论”。
　　
　　人事围城
　　
　　“改革对职工利益触动是最大的,应该是人事和工资结构的大调整。”清华大学出版社第二事业部主任李江涛如是说。
　　20世纪90年代末,清华社就在人员聘用上采取了合同制的企业编制,出版社员工身份转变相对顺利。“企业人员一定是企业编制,但作为学校投资的全资公司,部分高管保留学校事业单位编制。”刘全友说,保留学校事业编制的不过几十人,不到社里的十分之一;离退人员全部退回学校,现在事业身份的人退休后也退回学校。
　　同时,清华大学还允许出版社从学校借调急需的各类人才。但从出版社改制为企业起,出版社不再引进事业编制的人员,统一采用聘用制。
　　清华大学出版社转制后,薪酬调整较大。高级管理人员和部分业务骨干试行年薪制,年收入要同企业的经营规模、业绩、经营难度、经营风险等方面挂钩,年分配方案要由董事会确定,“这同时也意味着压力”。具体数额多少,刘全友称为“商业秘密”。
　　其他员工,按照企业工资结构走,与学校完全不一样。“也就是说,都是基本工资+岗位津贴+效益奖金,基本工资由工龄、职称组成,略有不同,其他就完全是岗位定酬,同工、同酬、同福利。”
　　而据记者了解,清华大学出版社原来分为临时编制、企业编制、事业编制,光是基本工资就可以相差1000多元,现在则是一律拉平,完全是按照工作业绩定薪酬,老员工、编审也可以往下走,新员工也可以往上走。
　　绩效挂钩之后,就是具体管理办法的调整。记者了解到,清华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发行部门根据绩效实行末位淘汰制,对人事部门则采用出勤率、服务态度等指标进行末位淘汰。
　　作为掣肘绝大部分大学社转制的校方态度,在清华大学社这里似也是一路坦途。清华校方态度明朗:“出版社应该作为企业,应该转制。”对于转制后的大学社如何保持大学出版社的办社宗旨,清华大学出版社认为,经营得好,才能投入更多为学术出版服务。
　　作为清华改制的亲历者,刘全友感触颇多。“虽然基本工作内容不变,但内部机制变化很大。干部任命,进人,出人等。” “但是,最起码,我分管的这个范围,我说话是算话的。”
　　
　　国企路径
　　
　　面对北大方正和清华同方,大学出版社的滋味是复杂的。北京大学出版社社长王明舟说,由于品牌响亮,北大出版社较早就在世界银行的无息贷款帮助之下,盖起了当时颇为气派的出版印刷大楼。“北大方正起步时,办公面积不够,学校安排他们在北大出版社里占用了两层楼”。
　　2003年,在距北大出版印刷大楼不远的地方,一座中关村方正大厦拔地而起。成为中关村新亮点。这家由北京大学1986年投资创办的公司,如今拥有6家在上海、深圳、马来西亚及香港交易所上市的公众公司和遍布海内外的20多家独资、合资企业,成为中国500家国有大型企业集团之一。近几年,业绩不断跃升。
　　这显然是一个令北大社以及中国任何一家出版社都无法企及的数字。“而更令大学社不平衡的是,北大社每年上交学校的钱,已经超过了方正。”北大出版社一位知情人透露。
　　事实上,北大出版社的情形是大学社的普遍情形,有了这样的背景,我们就不难理解大学为何能够培育出北大方正和清华同方,却至今培育不出同样重量级别的出版骄子的原因了。
　　“出版改制的走向,实际上从国企身上可以找到答案。” 王明舟说。在经过20多年的坎坷历程之后,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已经由起先单纯的放权让利和承包制改革,转变为现在国资并购重组,朝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方向迈进。
　　虽然,中国国有企业改革距离它的成功还有很远的路要走,但是我们至少现在可以肯定,国有企业改革方向是对的,它距离其成功的目标已经越来越近。
　　在过去主要靠行政力量主导的传统体制下,只要企业还没有建立起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只要是国有企业,企业的上级主管部门就完全可以凭借自己手中的权力“干预”企业的日常经营。
　　问题在于,这些昨天发生在国企身上的故事,今天,仍然还在大学社身上重演。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社社长方红星曾指出:“关键在于明晰校社之间的产权关系。需要重新评估大学社的资产,落实学校出资人地位。”
　　“方正、同方的发展,证明了现代企业制度的价值。将学校与出版社间的关系重塑为以资本为纽带的产权关系,通过建立出版社内部的规范的治理结构,学校仅以股东(出资人)的身份行使权力。而剩下的事情,就交给出版社自己去解决。这些制度的确立,有望为大学社的发展提供刚性的制度环境,支持出版社按市场法则永续化经营。”业内人士指出。
　　
　　呼唤巨擘
　　
　　显然,出版社与其它的校办产业的确存在差异,甚至公众对中国教育产业化思路的质疑达到了顶峰。然而,与此同时,北大方正、清华同方却成长为大学的骄傲,并且一度成为资本市场的宠儿。
　　与红红火火的大学其他校办产业相比较,大学出版领域虽然近年来在全国出版界占据了重要地位,但是,出版骄子何时才能出现,却始终没有日程表。
　　有人大胆预言,出版社转制为企业后,有部分出版社可能凭借其自身的竞争力和完整的网络体系而长大,然而,有部分出版社却因为特权的取消而逐渐归于消亡。
　　因此,从整个行业来看,这种可能性确实存在。而且,从整个出版行业的改革来看,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此前曾经对全国出版行业的体制转轨谱出了“三步曲”。
　　柳斌杰指出,在全国出版行业实现企业法人的身份转变后,出版社将渐次完成企业的股份多元化并进而实现上市融资,朝集团式的运营轨道迈进。
　　“但出版企业上市谈何容易!”近年来,一直跟踪出版业体制改革的海通证券分析师刘都,一针见血地道出了其间的积弊:“企业上市的首要条件是实现股权制多元化,但是,我国出版社目前资本进出通道,还设置了许多人为的障碍。”
　　“当然,不管前面的路有多远,出版社改制的‘三步曲’中最要紧的还是事业法人向企业法人转变的过程。在第一步完成之后,后面两步就可能成为顺理成章。”业内人士认为。
　　“北大方正的腾飞,用了不到二十年的时间,的确,留给大学出版社的时间不多了。” 王明舟坦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