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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是1991年进入教育系上学的。在最早的课堂上，好几位学科老师就跟我们提到教育系的“五虎上将”，说他们是教育系理论研究的领军人物，其中之一就是王策三先生。到了本科高年级，课程少了些，于是每个星期像赶场似的去听学术讲座，或者参加各种报告、研讨活动。正是在某次这样的场合，我第一次见到了王策三先生。时间过去20多年，现在已经完全不记得他当时讲的是什么主题，但有一个印象却很深刻，那就是先生穿着一件非常不起眼的中山装，说话和缓、沉稳，很没有搞大型活动学生期待的那种现场感和渲染力。打那次把先生的名字跟真人对上号之后，校园里垂柳依依的小路上，或者去食堂的途中、教学楼里，便时不时地能碰到先生。每次见到他，都是一身朴素、一脸谦和。还有一次，碰到几位师兄师姐的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先生也端坐于专家席中。那个场合的先生却仿佛换了一副面孔，非常郑重严肃。他对其中一篇论文从概念说起，又谈到理论建构、方法论甚至格式，一通批判之后，又善意地提了不少修改意见。在一边懵懵懂懂旁听的我们，顿时惊出一身冷汗，感觉这小老头简直太严厉了——原来“五虎上将”真是不好惹的！这是我对先生最早的印象。
我在先生那里真正“挂上号”，让先生认得我记住我，则是2001年在湖南师范大学召开全国教学论专业委员会第八届学术年会时候的事了。那时，我已是王本陆老师门下的研究生，因此先生也就从一个与我关联不大、只能远观的“大师”，变成了关系亲近的“祖师爷”。见到王本陆老师带着我们几个学生来学习，也许是觉得自己最年轻的博士也在招收学生了，教学论的研究队伍不断壮大，先生显得非常高兴。他一再叮嘱王本陆老师要善待我们，好好用心培养新人，并感叹因为时代关系，自己培养的学生不多。他还鼓励我这个在门外晃了好几年又回来读书的“老学生”要好好努力，争取将来也能在教学论领域做点研究。言真意切，谆谆灼灼，令我至今难忘。
二
先生去世后，郭齐家先生送了一副挽联，其中两句写道“淡泊丹心无媚骨，纵横妙笔有奇才”。我觉得这比较准确地描绘了先生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一位教书育人的“人师”所具有的处世风骨和研究风范。
作为一位跨新旧两个社会、跨改革开放前与后、跨21世纪前与后等几个特殊时代的教育学人，先生的专业研究起承转合，堪称我国现代教学论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自从进入教学论这个领域，我研读了先生的《教学论稿》《教育论集》《教学认识论》《教学实验论》《现代教育论》《基础教育改革论》等著作。这些著作，部部堪称教育研究领域的扛鼎之作。特别是我多次研读的《教学论稿》，虽然出版至今已有30余年，但作为我国教学论发展史上的里程碑，至今仍被国内多所师范院校的课程与教学论专业列为经典教材。我的导师不止一次地跟我谈道：“有些人认为时代变化了，这本书出了几十年，因此过时了。其实，现在教学论领域的很多理论和实践问题，几十年前的《教学论稿》里早就有了答案或者思考。人们简单地批判它过时了，但又有多少人真正研读了它、读透读懂了它呢？”
读先生的书和文章，就像走近先生本人一样，毫无压力感，轻松，亲切，直白，就像一个朴素的老头沏着一壶茶对你娓娓聊天。然而正是这些“大白话”的背后，才能深深体悟到先生深刻的思想光华。
先生“淡泊丹心”的这一人格特点，在那场关于“新课程改革”的理论论争中体现得尤为鲜明。
2001年起，随着“新课改”试验在全国铺开，理论界关于改革是什么、改什么、如何改等基本而重大命题的论争，让业已退休的先生被卷入理论碰撞的中心，被毫不客气地指責为阻碍改革前进的绊脚石，甚至被批判为反动守旧的凯洛夫在当代中国的代言人。先生虽然自始至终都在密切关注改革实践的进展，对改革发展充满了责任精神与忧患意识，但他个人却完全无意介入任何论争，更不愿意跟人展开口诛笔伐。谈到这里，必须要提及一下他系统反思“新课改”的首篇文章《认真看待“轻视知识”的思潮》的发表。事实上，这篇文章在发表之前两年前已完成，期间给我们这些徒子徒孙不知研读了多少遍，大大小小提了无数次修改意见与建议。即便如此，先生还是感觉思考不够成熟，讨论内容上也还需要再冷静观察。2004年，《北京大学教育评论》杂志社的相关编辑老师向先生一再索稿、苦缠硬磨。无奈之下，先生终于松口同意，于是这篇文章在当年7月刊出。一石惊起千层浪，由此也就拉开了所谓“论战”的序幕。
在这场理论讨论中，他发表的文章不过10篇，跨度超过10年，一年最多一两篇。从中可以看出，他实在不是为了论争而论争，先生不止一次地强调和提醒身边的人，理论讨论不是“斗气”，而是要站在国家社会发展的更高层次和历史责任的高度，理性分析、辨明对错、解决问题，从而更加稳健地推进改革，绝不要在形式上回到“大字报、大批判”“推倒式革命”的老路，动不动就喊吹响改革号角、大张旗鼓地搞革命，这种做法用在教育改革上绝对不可以，最后害惨的是学生。同时他还提出，这种理论论争也不是“打群架”，不要大家一哄而上、靠人数来拼输赢。因此他一再强调，后面的小辈可以多观察、多思考，但不要瞎掺和；可以写些思考性文章，但未必都要发表。正因如此，他自己写就的每篇文章，初稿完成到最终发表，期间至少都有一两年再思考、再观察、再调整的过程。事实上，基于理性分析、稳健改革立场的讨论者们，尚有很多反思性文章没有发表，我相信这是受先生这一想法和做法的影响。
三
先生为学谦虚谨慎，每每写就文章，会第一时间发给王本陆等老师阅读、提意见，王本陆老师便会转发给我们，一起参与学习、领会与思考。每次收到先生的文章，自己必定会认真研读慎思，努力写出心得，跟导师反馈，有时候也直接反馈给先生。个人虽然资质鲁钝，认识不够，但先生对我这个小辈还是给予极大鼓励。哪怕是对先生某一句话的语句表达、某个地方标点符号的修正贡献了最小建议，他都会高兴地给予反馈和细致肯定。有好几次，先生特地请嘱托黄甫全老师、郭声健老师带了《对“新课程理念”介入课程改革的基本认识——“穿新鞋走老路”议论引发的思考》《恢复全面发展教育的权威——三评“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提法的讨论》等文章的打印稿辗转交给我，并让他们口头带话给我，希望我对他的文章认真提意见，同时鼓励我好好做研究。 由于工作关系，我每年都有三两次机会回北京出差，因此也时有机会去看望先生。记得最早跟王本陆老师一起去先生家，心里对这位“五虎上将”、教学论大家充满了敬畏与惶恐。我跟导师提议要不要打电话预约一下，他淡淡地说：“不用，咱们明天上午直接过去就行了！”后来才惊奇地了解到，先生的门对学生从来都是敞开的，学生们随时可以去他家，根本不需要预约。就像王本陆老师说的，他跟随先生30年来，任何时候去他家，聊天、喝茶、谈问题、谈工作，就像自家孩子要回家了一样自然，哪有还要预约的道理。
正像有些老师评价的一样，先生有严重的道德洁癖，生活简单简朴，从来不接受学生或他人一丝一毫的财礼。他位于北师大东门新风南里小区的住所，室内也是最简陋的装修、最简单的桌椅板凳，几十年没有变化。唯一夺人眼球的，是任何人一进屋就能看到的一整面墙的书柜和到处堆着的書。早年去先生家时，觉得自己一个晚辈大老远从广州来拜访，什么东西都不拿实在有些唐突、不近人情。我把这个顾虑跟导师说起，他笑呵呵地说：“那样你就真的没有机会跟老先生求教喽！老先生会不让你进门的！”于是，第二天我们师徒几个真的就大大咧咧地空手而去了。从此也就成了一个惯例，每次都是约导师一起，空手自然来去。
先生不太会聊家常话，更没有什么客套话，每次见面，基本上三句寒暄之后，必定满嘴满屋都是教学论了。从各种经典著作的内容谈到当前的理论发展；从古代的教学谈到当前的改革；从苏联到美国，以及现在的各流派和趋势……古今中外，天马行空，跟王本陆老师一来一往、一唱一和，切磋得劲头十足。记得有一次，先生跟我们交流一个话题，信手拿起书架边的一本《民主主义与教育》，熟练地翻到对应的那一页，指着上面的一段话来分析印证刚才的问题。我随眼瞟去，看到上面有两三种颜色的笔迹，勾勾画画，挤满了书页的边边框框。
四
2017年11月19日，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先生的日子。人民教育出版社组织的“教学论研究40年”书稿写作研讨会完成后，王本陆老师夫妇带着潘新民、我还有我们的学生，像往常一样去看望刚过完90岁寿辰的先生。
先生大病初愈，斜躺在书墙下的旧沙发上，身上搭着一床淡蓝色的条纹被子，被子显得很老旧。看到昔日神采奕奕的先生突然变得有些颓唐，我们心里一阵辛酸和心疼。倒是先生显得异常高兴，看到王本陆老师带着我们来看望他，连夸他的研究团队现在也枝繁叶茂了，说今天四代同堂，要一起多拍几张照片。
在先生这间极其简陋却又满是书香的房间，我们像往常一样，坐着各式小板凳，围着先生开心地聊着天，天南海北地谈着教学论。那种淡然而又其乐融融的画面，在冬日阳光的映照下，显得格外温暖。先生的身影在穿过窗户的阳光映照之下，焕发出一种生命的真性真情，更给我们示范着一股师道承传的力量。令人痛心的是，没想到这次的见面，竟成了我们跟先生的最后相聚。
那天先生还趁着大家聊天的间隙，跟我们抱怨自己的电脑可能是插件自动加载过多，很卡很不好用，让我赶快帮他搞搞优化加速。整理完成后，先生让我们搀扶着迫不及待地坐到电脑前，尝试着在百度检索里打了“教学改革”等关键词，逐条地翻看浏览。这位不谙人情世故、只知教书育人的简朴长者，在生命最后的时光，依然那样地关注教学论与教学改革。
大师已西去，精神永传存。记得先生曾在十多年前写过一篇文章《一份宝贵的教育学遗产》（《教育研究》2003年第7期）来高度评价胡克英老师。我想，先生写的这段话，替换上他自己的名字，正好是他这一生作为一名学者、为人师者生动贴切的写照：“王策三同志是一位杰出的中国学者知识分子，他对国家民族前途命运有着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王策三同志学术成果最突出之处乃是对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结合的追求，他对我国乃至世界教育的改革和发展，特别是其变化、走向和主题，都密切关注，把握得及时准确。他给我们留下了一份宝贵的教育学遗产，值得很好地继承并发展！”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基础教育培训与研究院）
责任编辑：胡玉敏
huym@zgjszz.cn
我是1991年进入教育系上学的。在最早的课堂上，好几位学科老师就跟我们提到教育系的“五虎上将”，说他们是教育系理论研究的领军人物，其中之一就是王策三先生。到了本科高年级，课程少了些，于是每个星期像赶场似的去听学术讲座，或者参加各种报告、研讨活动。正是在某次这样的场合，我第一次见到了王策三先生。时间过去20多年，现在已经完全不记得他当时讲的是什么主题，但有一个印象却很深刻，那就是先生穿着一件非常不起眼的中山装，说话和缓、沉稳，很没有搞大型活动学生期待的那种现场感和渲染力。打那次把先生的名字跟真人对上号之后，校园里垂柳依依的小路上，或者去食堂的途中、教学楼里，便时不时地能碰到先生。每次见到他，都是一身朴素、一脸谦和。还有一次，碰到几位师兄师姐的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先生也端坐于专家席中。那个场合的先生却仿佛换了一副面孔，非常郑重严肃。他对其中一篇论文从概念说起，又谈到理论建构、方法论甚至格式，一通批判之后，又善意地提了不少修改意见。在一边懵懵懂懂旁听的我们，顿时惊出一身冷汗，感觉这小老头简直太严厉了——原来“五虎上将”真是不好惹的！这是我对先生最早的印象。
我在先生那里真正“挂上号”，让先生认得我记住我，则是2001年在湖南师范大学召开全国教学论专业委员会第八届学术年会时候的事了。那时，我已是王本陆老师门下的研究生，因此先生也就从一个与我关联不大、只能远观的“大师”，变成了关系亲近的“祖师爷”。见到王本陆老师带着我们几个学生来学习，也许是觉得自己最年轻的博士也在招收学生了，教学论的研究队伍不断壮大，先生显得非常高兴。他一再叮嘱王本陆老师要善待我们，好好用心培养新人，并感叹因为时代关系，自己培养的学生不多。他还鼓励我这个在门外晃了好几年又回来读书的“老学生”要好好努力，争取将来也能在教学论领域做点研究。言真意切，谆谆灼灼，令我至今难忘。
二
先生去世后，郭齐家先生送了一副挽联，其中两句写道“淡泊丹心无媚骨，纵横妙笔有奇才”。我觉得这比较准确地描绘了先生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一位教书育人的“人师”所具有的处世风骨和研究风范。
作为一位跨新旧两个社会、跨改革开放前与后、跨21世纪前与后等几个特殊时代的教育学人，先生的专业研究起承转合，堪称我国现代教学论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自从进入教学论这个领域，我研读了先生的《教学论稿》《教育论集》《教学认识论》《教学实验论》《现代教育论》《基础教育改革论》等著作。这些著作，部部堪称教育研究领域的扛鼎之作。特别是我多次研读的《教学论稿》，虽然出版至今已有30余年，但作为我国教学论发展史上的里程碑，至今仍被国内多所师范院校的课程与教学论专业列为经典教材。我的导师不止一次地跟我谈道：“有些人认为时代变化了，这本书出了几十年，因此过时了。其实，现在教学论领域的很多理论和实践问题，几十年前的《教学论稿》里早就有了答案或者思考。人们简单地批判它过时了，但又有多少人真正研读了它、读透读懂了它呢？”
读先生的书和文章，就像走近先生本人一样，毫无压力感，轻松，亲切，直白，就像一个朴素的老头沏着一壶茶对你娓娓聊天。然而正是这些“大白话”的背后，才能深深体悟到先生深刻的思想光华。
先生“淡泊丹心”的这一人格特点，在那场关于“新课程改革”的理论论争中体现得尤为鲜明。
2001年起，随着“新课改”试验在全国铺开，理论界关于改革是什么、改什么、如何改等基本而重大命题的论争，让业已退休的先生被卷入理论碰撞的中心，被毫不客气地指責为阻碍改革前进的绊脚石，甚至被批判为反动守旧的凯洛夫在当代中国的代言人。先生虽然自始至终都在密切关注改革实践的进展，对改革发展充满了责任精神与忧患意识，但他个人却完全无意介入任何论争，更不愿意跟人展开口诛笔伐。谈到这里，必须要提及一下他系统反思“新课改”的首篇文章《认真看待“轻视知识”的思潮》的发表。事实上，这篇文章在发表之前两年前已完成，期间给我们这些徒子徒孙不知研读了多少遍，大大小小提了无数次修改意见与建议。即便如此，先生还是感觉思考不够成熟，讨论内容上也还需要再冷静观察。2004年，《北京大学教育评论》杂志社的相关编辑老师向先生一再索稿、苦缠硬磨。无奈之下，先生终于松口同意，于是这篇文章在当年7月刊出。一石惊起千层浪，由此也就拉开了所谓“论战”的序幕。
在这场理论讨论中，他发表的文章不过10篇，跨度超过10年，一年最多一两篇。从中可以看出，他实在不是为了论争而论争，先生不止一次地强调和提醒身边的人，理论讨论不是“斗气”，而是要站在国家社会发展的更高层次和历史责任的高度，理性分析、辨明对错、解决问题，从而更加稳健地推进改革，绝不要在形式上回到“大字报、大批判”“推倒式革命”的老路，动不动就喊吹响改革号角、大张旗鼓地搞革命，这种做法用在教育改革上绝对不可以，最后害惨的是学生。同时他还提出，这种理论论争也不是“打群架”，不要大家一哄而上、靠人数来拼输赢。因此他一再强调，后面的小辈可以多观察、多思考，但不要瞎掺和；可以写些思考性文章，但未必都要发表。正因如此，他自己写就的每篇文章，初稿完成到最终发表，期间至少都有一两年再思考、再观察、再调整的过程。事实上，基于理性分析、稳健改革立场的讨论者们，尚有很多反思性文章没有发表，我相信这是受先生这一想法和做法的影响。
三
先生为学谦虚谨慎，每每写就文章，会第一时间发给王本陆等老师阅读、提意见，王本陆老师便会转发给我们，一起参与学习、领会与思考。每次收到先生的文章，自己必定会认真研读慎思，努力写出心得，跟导师反馈，有时候也直接反馈给先生。个人虽然资质鲁钝，认识不够，但先生对我这个小辈还是给予极大鼓励。哪怕是对先生某一句话的语句表达、某个地方标点符号的修正贡献了最小建议，他都会高兴地给予反馈和细致肯定。有好几次，先生特地请嘱托黄甫全老师、郭声健老师带了《对“新课程理念”介入课程改革的基本认识——“穿新鞋走老路”议论引发的思考》《恢复全面发展教育的权威——三评“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提法的讨论》等文章的打印稿辗转交给我，并让他们口头带话给我，希望我对他的文章认真提意见，同时鼓励我好好做研究。 由于工作关系，我每年都有三两次机会回北京出差，因此也时有机会去看望先生。记得最早跟王本陆老师一起去先生家，心里对这位“五虎上将”、教学论大家充满了敬畏与惶恐。我跟导师提议要不要打电话预约一下，他淡淡地说：“不用，咱们明天上午直接过去就行了！”后来才惊奇地了解到，先生的门对学生从来都是敞开的，学生们随时可以去他家，根本不需要预约。就像王本陆老师说的，他跟随先生30年来，任何时候去他家，聊天、喝茶、谈问题、谈工作，就像自家孩子要回家了一样自然，哪有还要预约的道理。
正像有些老师评价的一样，先生有严重的道德洁癖，生活简单简朴，从来不接受学生或他人一丝一毫的财礼。他位于北师大东门新风南里小区的住所，室内也是最简陋的装修、最简单的桌椅板凳，几十年没有变化。唯一夺人眼球的，是任何人一进屋就能看到的一整面墙的书柜和到处堆着的書。早年去先生家时，觉得自己一个晚辈大老远从广州来拜访，什么东西都不拿实在有些唐突、不近人情。我把这个顾虑跟导师说起，他笑呵呵地说：“那样你就真的没有机会跟老先生求教喽！老先生会不让你进门的！”于是，第二天我们师徒几个真的就大大咧咧地空手而去了。从此也就成了一个惯例，每次都是约导师一起，空手自然来去。
先生不太会聊家常话，更没有什么客套话，每次见面，基本上三句寒暄之后，必定满嘴满屋都是教学论了。从各种经典著作的内容谈到当前的理论发展；从古代的教学谈到当前的改革；从苏联到美国，以及现在的各流派和趋势……古今中外，天马行空，跟王本陆老师一来一往、一唱一和，切磋得劲头十足。记得有一次，先生跟我们交流一个话题，信手拿起书架边的一本《民主主义与教育》，熟练地翻到对应的那一页，指着上面的一段话来分析印证刚才的问题。我随眼瞟去，看到上面有两三种颜色的笔迹，勾勾画画，挤满了书页的边边框框。
四
2017年11月19日，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先生的日子。人民教育出版社组织的“教学论研究40年”书稿写作研讨会完成后，王本陆老师夫妇带着潘新民、我还有我们的学生，像往常一样去看望刚过完90岁寿辰的先生。
先生大病初愈，斜躺在书墙下的旧沙发上，身上搭着一床淡蓝色的条纹被子，被子显得很老旧。看到昔日神采奕奕的先生突然变得有些颓唐，我们心里一阵辛酸和心疼。倒是先生显得异常高兴，看到王本陆老师带着我们来看望他，连夸他的研究团队现在也枝繁叶茂了，说今天四代同堂，要一起多拍几张照片。
在先生这间极其简陋却又满是书香的房间，我们像往常一样，坐着各式小板凳，围着先生开心地聊着天，天南海北地谈着教学论。那种淡然而又其乐融融的画面，在冬日阳光的映照下，显得格外温暖。先生的身影在穿过窗户的阳光映照之下，焕发出一种生命的真性真情，更给我们示范着一股师道承传的力量。令人痛心的是，没想到这次的见面，竟成了我们跟先生的最后相聚。
那天先生还趁着大家聊天的间隙，跟我们抱怨自己的电脑可能是插件自动加载过多，很卡很不好用，让我赶快帮他搞搞优化加速。整理完成后，先生让我们搀扶着迫不及待地坐到电脑前，尝试着在百度检索里打了“教学改革”等关键词，逐条地翻看浏览。这位不谙人情世故、只知教书育人的简朴长者，在生命最后的时光，依然那样地关注教学论与教学改革。
大师已西去，精神永传存。记得先生曾在十多年前写过一篇文章《一份宝贵的教育学遗产》（《教育研究》2003年第7期）来高度评价胡克英老师。我想，先生写的这段话，替换上他自己的名字，正好是他这一生作为一名学者、为人师者生动贴切的写照：“王策三同志是一位杰出的中国学者知识分子，他对国家民族前途命运有着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王策三同志学术成果最突出之处乃是对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结合的追求，他对我国乃至世界教育的改革和发展，特别是其变化、走向和主题，都密切关注，把握得及时准确。他给我们留下了一份宝贵的教育学遗产，值得很好地继承并发展！”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基础教育培训与研究院）
责任编辑：胡玉敏
huym@zgjszz.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