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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伦·福斯特·斯诺这个名字，在我的少女时代，已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
记得1990年春天，一天我放学回家，听父亲说，电视台刚放映一部国产电影《冒险的美国女人》，讲述海伦·斯诺赴延安采访的经历，情节惊心动魄。“海伦·斯诺是谁？”我好奇地问。“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以《红星照耀中国》闻名于世，海伦就是他的妻子，”父亲感慨道：“她真勇敢！”
此后不久，我离开家乡杭州，远赴北京求学、工作。直至2018年10月7日，我作为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代表团成员，抵达海伦家乡美国犹他州访问，时光已过去28载。
杨百翰大学座谈会
10月8日上午，代表团参观杨百翰大学哈罗德·B.李图书馆，听取馆长约翰·墨菲介绍海伦·斯诺资料收藏情况。
谢里尔·比肖夫是海伦侄女，也是海伦文学托管会托管人。1997年，谢里尔与丈夫加瑟，把海伦的全部文献资料及出版权，捐赠给杨百翰大学。座谈会上，谢里尔做了发言，并向代表团成员赠送两本海伦画传：《架桥》与《友谊》。会议间隙，我们进行了交谈。“您见过您的姑妈海伦·斯诺吗？”我问。“我第一次见到海伦是在1945年，”谢里尔说：“我们一起去爱达荷州看家人。”那年，谢里尔大约8岁。她曾见过姑妈一张照片，放在一架立式旧钢琴上，是那么美丽！
1907年9月21日，海伦·福斯特出生于犹他州锡达城，母亲是教师，父亲则是一名律师。海伦是长女，有三个弟弟。1925年，她从盐湖城西部高中毕业后，进入犹他州立大学学习文学。“自从我8岁时读了《绿野仙踪》，就一直想当一名大作家。我读过伊迪丝·沃顿的书，她说，写作你自己的美国经历之前，你首先得待在国外，获得新的观点，使文化反差强化你的智力与才能。”海伦后来回忆说。
1931年7月，海伦带着一架她母亲的旧式柯达相机，乘坐“林肯总统号”邮轮，离开西雅图赴上海。同年8月1日，她抵达上海当天，通过美国驻沪领事馆，约见埃德加·斯诺。
在美国，海伦读过埃德加的文章，对他十分欣赏。她曾把埃德加想象成“一个勇敢无畏、意志坚强、体魄健壮的环球旅行家。”然而，在沙利文咖啡馆见到的，却是一个“脸色苍白、雀斑明显’‘的年轻人。
埃德加的事业正处于十字路口，他说：“目前是我人生的最低谷。”东南亚之行，使他染上疟疾与痢疾，归途中又被牲口踢伤了腿。令他沮丧的是，旅途处处可见绝望、迷信与贫困。回到上海，美国人又结成仇视他的统一阵线，由于他发表讽刺文章，被斥责为“白人的叛徒”。
虽然埃德加·斯诺最初的印象有点令人失望，但海伦重新审视他：“不管怎么说，他使人一见着迷。”埃德加对她更是一见钟情，形容她“像一位希腊女神，走到哪里，都为人们所爱慕。她标致、健康，一双蓝眼睛总是跳來跳去，是美貌与智慧两者罕见的结晶。”1932年底，两人在日本东京结婚，不久移居北平。
“您认为，海伦对中国人民的突出贡献是什么？”我问谢里尔。“海伦支持‘一二·九’学生运动，为爱国学生出谋划策。海伦冒险去延安，采访毛泽东、朱德等中共领导人，拍摄了很多照片。之后，海伦与路易·艾黎、埃德加·斯诺一起，发起工合运动，组织难民生产自救。”谢里尔回答。
1932年，日军占领中国东北后，又图谋攫取整个华北。1935年12月9日，燕京、清华等院校800多名学生，抗议国民政府的卖国投降政策。12月16日，大约一万名学生上街，举行规模更大的游行示威。
埃德加任教燕京大学新闻系，中国学生经常到斯诺家中开会。游行当日，夫妇俩不顾军警的水龙、棍棒与铁骑，跟着游行队伍采访。
1936年6月，埃德加成为赴苏区的第一位西方记者。此时，蒋介石正准备对西北红军进行最后一次围剿。
海伦写道：“埃德从西安来信，说他需要一位翻译。黄华曾经被短期监禁，前些天获释，直接来到我们住宅。他返回燕京后，接到我的一个电话。我告诉他，埃德急需一位翻译，陪他到苏区秘密旅行。他自告奋勇，愿意前往，虽然不得不放弃毕业考试。我把能凑到手的钱全部交给黄华，他乘下一次列车出发了。黄华作为翻译，成为《红星照耀中国》的合作者。”
黄华是学生运动骨干分子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他成为杰出的外交家，创办三S研究会（中国对美国来华记者史沫特莱、斯特朗和斯诺报道活动的研究机构，友研会前身），与两个斯诺结下终生友谊。
海伦在回忆录中写道：“从1935年起，正是这些燕京、清华的学生，成为中国左派以及共产党与西方联系的桥梁。他们是1972年恢复邦交的工程师。那时，是埃德加·斯诺得到毛泽东同意，才邀请尼克松总统来北京。因而，‘新中国’与美国的友谊，是在北京1935年‘一二·九’运动中诞生。”
从延安报道第一人
座谈会上，约翰·墨菲展示海伦在中国拍摄的照片。我发现，每张照片背后均有详细说明。其中，毛泽东的签名照尤其珍贵。“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收集过不少文献史料。但还没有一样，比海伦·斯诺的资料更有意义。”墨菲说：“她以一己之力，建立起两个民族、两种文化、两个国家之间的联系。今天，她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黄敬原名俞启威，是海伦在“一·二九”运动中结识的朋友。1937年初，他带来一个重要新闻：共产党代表大会将于5月初在延安举行，军队与政治领导人将参加，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大会。
海伦意识到，这是一次绝佳的机会。因为，埃德加·斯诺1936年6月进入陕北保安（今志丹县），遗憾的是他没有采访到朱德等其他一些杰出的将领。为搜集丈夫遗漏的那些人的历史资料，海伦决定必须作一次安之行。
“埃德在保安时，只有毛泽东统率的一方面军完成长征，到达陕北。其他部队是于1936年10月在西北会师，结束长征的。埃德刚离开赤色地区之后，12月份延安被攻克。因此，我觉得我必须去延安，因为我要力争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方——进行我的独家采访。”此行成为海伦一生的转折点。 黄敬帮忙安排海伦的行程，把她送上去西安的火车。他是出席大会的华北共产党代表。在西安，海伦一下火车，便被警察头子“护送”到西京招待所，交给6名警卫彻夜看守。因为不久前，南京蒋介石政府发布命令，禁止任何新闻记者前往苏区。“埃德1936年秘密前往苏区，而且发表了访问记，这惹恼了蒋介石政府。我也要为自己一年前（1936年）的西安之行付出代价。当时，我设法采访到平生最大的独家新闻：曾陪我游览西安的张兆麟，带我去采访了张学良，他公开宣布主张停止内战，与红军合作抗日。由于他是蒋介石之下的第二号国军司令官，我发表在伦敦《每日先驱报》的报道，引起全世界外交使团震动。在西安，因为我自己是个记者，同时又是埃德加·斯诺的妻子而出了名。我也成了一个加倍不受欢迎的人。”
1937年，海伦第二次到西安时，张学良已被囚禁，东北军被迫撤出西安，蒋介石势力卷士重来，进行报复。有人告诉她，如果埃德加·斯诺再来西安，会有生命危险，这使海伦很担心。
海伦决定逃离西安的那天晚上，恰好与杨虎城将军离开西安是同一天，当局因担心杨虎城留在西安城内的余部发生变乱，而发布了戒严令。海伦从招待所窗户跳出来，爬到院墙上，寻找答应前来接应的美国同胞肯普顿·菲奇。然而，她看到的，却是一连警戒士兵的钢盔。没办法，她决定就走大门出去。幸好，值班门卫没有留意。黎明时分，她终于坐上杨虎城将军的部下开来的小汽车，通过北城门，飞驰而去。这也成为电影《冒险的美国女人》中的情节。
离开北平两周后，1937年5月3日海伦终于到达延安。4个月，她采访了61位革命者，为其中34人写了小传，与毛泽东进行了多次难忘的长谈。
在艰苦的环境下，海伦感染了5种痢疾，体重减轻20多磅。“我仍然笑个不停——埃德1936年从西北回来时，脸上也是这种表情。”海伦写道：“我在延安所作笔记，每一行都是用生命之血写下的;每一个胶卷都是用汗水与泪水冲洗的。”
1939年，海伦以尼姆·威尔斯的笔名，在美国纽约出版《红色中国内情》。1979年中美建交时，该书在纽约再版。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作序指出：“海伦·斯诺的《红色中国内情》，是《红星照耀中国》姊妹篇。它像《红星照耀中国》一样，是中国最经典的革命史诗之一。正如埃德加·斯诺是到达保安第一人，几个月后，海伦·斯诺成为从延安报道的第一人……两位斯诺的这两本书，本身就是美国人民与中国人民同命运、共呼吸的证据。”
传承发扬架桥事业
海伦的藏品中，有一条黄黑相间的绿色方格棉毯，上面绣有红色倒三角形工合标志。约翰·墨菲一边展示，一边说：“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件文物。现今保存下来有两件，在美国留存的，只有这一件。”
杨百翰大学陈尔岗教授，请我念出上面绣的汉字：“宝鸡县宝大纺织合作社出品。”这条棉毯由中国陕西宝鸡工合总部的合作社生产。“工合”含义为工业合作社，意为“一起干”。1937年12月3日海伦抵达上海。此前8月13日，日军对上海发起大规模进攻，中国工业遭受重创，人民流离失所。
路易·艾黎回忆说：“在我们看起来，1937年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在内地为抗战发展足够的经济力量。埃德当时的妻子海伦说，‘必须开展一种人民的生产运动……工业合作社就是答案！’埃德同意了……根据他们的意见，我回家修改了我所能制订的计划。”
1938年8月5日，中国工业合作社协会在武汉成立。随后7年，在极其困难条件下，有30多万人参加了近2000家工业合作社。
斯诺夫妇赴美国、菲律宾等地，为工合运动筹款。这些活动，在以宋庆龄为主席的工合国际委员会的密切配合下进行。海伦与普爱德一起，在纽约成立美国支援中国工业合作社委员会，并担任副主席。美国总统的母亲安娜·罗斯福任荣誉主席，第一夫人埃莉诺·罗斯福是赞助人。该委员会为中国工合运动筹集了500万美元战时救济金。
珍珠港事件前一年，斯诺夫妇返回美国。1949年，他们宣布离婚。1958年，埃德加《复始之旅》一书出版，写道：“海伦是个极不寻常的女人，她充满活力与创造力，是一位忠诚的合作者。她既是我的伴侣，又是我的批评家。”
朝鮮战争爆发，美中关系恶化。麦卡锡主义时期，海伦被视为共产党的同情者，书稿出版遭到禁止，生活十分清苦。埃德加则被赶出美国，与第二任妻子移居瑞士，直至1972年去世。此后，海伦独居在康涅狄格州麦迪逊的小农舍里，年复一年地坚持写作，最终完成64多部著作及手稿。
美中建交后，应全国对外友协邀请，海伦于1972年、1978年，两次变卖家产自费访华。她说：“不论埃德还是我，从不接受任何政府或集团一分钱。如果接受了，我们就会失去读者。我们是独立思考的作者。”
1991年9月20日，海伦84岁寿辰前夕，中华文学基金会向她颁发首届“理解与友谊国际文学奖”，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颁奖仪式，前外长黄华出席。海伦因健康原因未能到会，中国派出一个代表团，把奖金与礼品送到她家时，看到她仍在打字机前不停忙碌。
海伦在《重返中国》一书中写道：“要弥补过去一切缺陷，将友谊火炬传递下去，就要靠年轻一代。”“我渴望，青年一代能够研究历史，能够继续从事架桥事业。”1996年，全国对外友协授予她“人民友好使者”称号。1997年1月11日，海伦离开人世，享年90岁。
会议间隙，我问谢里尔：“美国人如何看待海伦·斯诺？”“在美国，包括犹他州，海伦名气并不大，只有研究中国间题的学者知道她。晚年，她研究新英格兰历史与家族史。”
，’您第一次来中国是哪年？记得最后见到海伦的情景吗？”我问。"1985年，我与丈夫第一次来华，见到了黄华与路易·艾黎。第二次是在1987年，我代表海伦访问西安，认识了翻译家安危。至今，我已访华10多次。我最后一次见到海伦，是与丈夫一起去的。当时，她住在康涅狄格州一家养老院。由于我们住在加州，平时多用电话联系。”“我只是想追随海伦·斯诺的足迹。”谢里尔回答：“我十分感谢中国人民给予我的友谊，这种友谊是海伦缔结的。”
座谈会后，杨百翰大学大卫0.麦基教育学院助理院长阿尔瓦·默克莱、约翰·墨菲分别向代表团成员赠送小礼品。默克莱介绍说：“30年来，杨百翰大学已陆续派遣70名教师，前往中国各高校任教。我是该项目负责人，作为民间大使，希望美中两国人民友谊继续传承下去。”
约翰·墨菲则说：“海伦·斯诺在漫长人生旅途中，最大成就是架设起美中两国人民友谊之桥。杨百翰大学的目标，就是继承发扬海伦一生为之奋斗的架桥事业。”.
记得1990年春天，一天我放学回家，听父亲说，电视台刚放映一部国产电影《冒险的美国女人》，讲述海伦·斯诺赴延安采访的经历，情节惊心动魄。“海伦·斯诺是谁？”我好奇地问。“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以《红星照耀中国》闻名于世，海伦就是他的妻子，”父亲感慨道：“她真勇敢！”
此后不久，我离开家乡杭州，远赴北京求学、工作。直至2018年10月7日，我作为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代表团成员，抵达海伦家乡美国犹他州访问，时光已过去28载。
杨百翰大学座谈会
10月8日上午，代表团参观杨百翰大学哈罗德·B.李图书馆，听取馆长约翰·墨菲介绍海伦·斯诺资料收藏情况。
谢里尔·比肖夫是海伦侄女，也是海伦文学托管会托管人。1997年，谢里尔与丈夫加瑟，把海伦的全部文献资料及出版权，捐赠给杨百翰大学。座谈会上，谢里尔做了发言，并向代表团成员赠送两本海伦画传：《架桥》与《友谊》。会议间隙，我们进行了交谈。“您见过您的姑妈海伦·斯诺吗？”我问。“我第一次见到海伦是在1945年，”谢里尔说：“我们一起去爱达荷州看家人。”那年，谢里尔大约8岁。她曾见过姑妈一张照片，放在一架立式旧钢琴上，是那么美丽！
1907年9月21日，海伦·福斯特出生于犹他州锡达城，母亲是教师，父亲则是一名律师。海伦是长女，有三个弟弟。1925年，她从盐湖城西部高中毕业后，进入犹他州立大学学习文学。“自从我8岁时读了《绿野仙踪》，就一直想当一名大作家。我读过伊迪丝·沃顿的书，她说，写作你自己的美国经历之前，你首先得待在国外，获得新的观点，使文化反差强化你的智力与才能。”海伦后来回忆说。
1931年7月，海伦带着一架她母亲的旧式柯达相机，乘坐“林肯总统号”邮轮，离开西雅图赴上海。同年8月1日，她抵达上海当天，通过美国驻沪领事馆，约见埃德加·斯诺。
在美国，海伦读过埃德加的文章，对他十分欣赏。她曾把埃德加想象成“一个勇敢无畏、意志坚强、体魄健壮的环球旅行家。”然而，在沙利文咖啡馆见到的，却是一个“脸色苍白、雀斑明显’‘的年轻人。
埃德加的事业正处于十字路口，他说：“目前是我人生的最低谷。”东南亚之行，使他染上疟疾与痢疾，归途中又被牲口踢伤了腿。令他沮丧的是，旅途处处可见绝望、迷信与贫困。回到上海，美国人又结成仇视他的统一阵线，由于他发表讽刺文章，被斥责为“白人的叛徒”。
虽然埃德加·斯诺最初的印象有点令人失望，但海伦重新审视他：“不管怎么说，他使人一见着迷。”埃德加对她更是一见钟情，形容她“像一位希腊女神，走到哪里，都为人们所爱慕。她标致、健康，一双蓝眼睛总是跳來跳去，是美貌与智慧两者罕见的结晶。”1932年底，两人在日本东京结婚，不久移居北平。
“您认为，海伦对中国人民的突出贡献是什么？”我问谢里尔。“海伦支持‘一二·九’学生运动，为爱国学生出谋划策。海伦冒险去延安，采访毛泽东、朱德等中共领导人，拍摄了很多照片。之后，海伦与路易·艾黎、埃德加·斯诺一起，发起工合运动，组织难民生产自救。”谢里尔回答。
1932年，日军占领中国东北后，又图谋攫取整个华北。1935年12月9日，燕京、清华等院校800多名学生，抗议国民政府的卖国投降政策。12月16日，大约一万名学生上街，举行规模更大的游行示威。
埃德加任教燕京大学新闻系，中国学生经常到斯诺家中开会。游行当日，夫妇俩不顾军警的水龙、棍棒与铁骑，跟着游行队伍采访。
1936年6月，埃德加成为赴苏区的第一位西方记者。此时，蒋介石正准备对西北红军进行最后一次围剿。
海伦写道：“埃德从西安来信，说他需要一位翻译。黄华曾经被短期监禁，前些天获释，直接来到我们住宅。他返回燕京后，接到我的一个电话。我告诉他，埃德急需一位翻译，陪他到苏区秘密旅行。他自告奋勇，愿意前往，虽然不得不放弃毕业考试。我把能凑到手的钱全部交给黄华，他乘下一次列车出发了。黄华作为翻译，成为《红星照耀中国》的合作者。”
黄华是学生运动骨干分子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他成为杰出的外交家，创办三S研究会（中国对美国来华记者史沫特莱、斯特朗和斯诺报道活动的研究机构，友研会前身），与两个斯诺结下终生友谊。
海伦在回忆录中写道：“从1935年起，正是这些燕京、清华的学生，成为中国左派以及共产党与西方联系的桥梁。他们是1972年恢复邦交的工程师。那时，是埃德加·斯诺得到毛泽东同意，才邀请尼克松总统来北京。因而，‘新中国’与美国的友谊，是在北京1935年‘一二·九’运动中诞生。”
从延安报道第一人
座谈会上，约翰·墨菲展示海伦在中国拍摄的照片。我发现，每张照片背后均有详细说明。其中，毛泽东的签名照尤其珍贵。“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收集过不少文献史料。但还没有一样，比海伦·斯诺的资料更有意义。”墨菲说：“她以一己之力，建立起两个民族、两种文化、两个国家之间的联系。今天，她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黄敬原名俞启威，是海伦在“一·二九”运动中结识的朋友。1937年初，他带来一个重要新闻：共产党代表大会将于5月初在延安举行，军队与政治领导人将参加，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大会。
海伦意识到，这是一次绝佳的机会。因为，埃德加·斯诺1936年6月进入陕北保安（今志丹县），遗憾的是他没有采访到朱德等其他一些杰出的将领。为搜集丈夫遗漏的那些人的历史资料，海伦决定必须作一次安之行。
“埃德在保安时，只有毛泽东统率的一方面军完成长征，到达陕北。其他部队是于1936年10月在西北会师，结束长征的。埃德刚离开赤色地区之后，12月份延安被攻克。因此，我觉得我必须去延安，因为我要力争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方——进行我的独家采访。”此行成为海伦一生的转折点。 黄敬帮忙安排海伦的行程，把她送上去西安的火车。他是出席大会的华北共产党代表。在西安，海伦一下火车，便被警察头子“护送”到西京招待所，交给6名警卫彻夜看守。因为不久前，南京蒋介石政府发布命令，禁止任何新闻记者前往苏区。“埃德1936年秘密前往苏区，而且发表了访问记，这惹恼了蒋介石政府。我也要为自己一年前（1936年）的西安之行付出代价。当时，我设法采访到平生最大的独家新闻：曾陪我游览西安的张兆麟，带我去采访了张学良，他公开宣布主张停止内战，与红军合作抗日。由于他是蒋介石之下的第二号国军司令官，我发表在伦敦《每日先驱报》的报道，引起全世界外交使团震动。在西安，因为我自己是个记者，同时又是埃德加·斯诺的妻子而出了名。我也成了一个加倍不受欢迎的人。”
1937年，海伦第二次到西安时，张学良已被囚禁，东北军被迫撤出西安，蒋介石势力卷士重来，进行报复。有人告诉她，如果埃德加·斯诺再来西安，会有生命危险，这使海伦很担心。
海伦决定逃离西安的那天晚上，恰好与杨虎城将军离开西安是同一天，当局因担心杨虎城留在西安城内的余部发生变乱，而发布了戒严令。海伦从招待所窗户跳出来，爬到院墙上，寻找答应前来接应的美国同胞肯普顿·菲奇。然而，她看到的，却是一连警戒士兵的钢盔。没办法，她决定就走大门出去。幸好，值班门卫没有留意。黎明时分，她终于坐上杨虎城将军的部下开来的小汽车，通过北城门，飞驰而去。这也成为电影《冒险的美国女人》中的情节。
离开北平两周后，1937年5月3日海伦终于到达延安。4个月，她采访了61位革命者，为其中34人写了小传，与毛泽东进行了多次难忘的长谈。
在艰苦的环境下，海伦感染了5种痢疾，体重减轻20多磅。“我仍然笑个不停——埃德1936年从西北回来时，脸上也是这种表情。”海伦写道：“我在延安所作笔记，每一行都是用生命之血写下的;每一个胶卷都是用汗水与泪水冲洗的。”
1939年，海伦以尼姆·威尔斯的笔名，在美国纽约出版《红色中国内情》。1979年中美建交时，该书在纽约再版。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作序指出：“海伦·斯诺的《红色中国内情》，是《红星照耀中国》姊妹篇。它像《红星照耀中国》一样，是中国最经典的革命史诗之一。正如埃德加·斯诺是到达保安第一人，几个月后，海伦·斯诺成为从延安报道的第一人……两位斯诺的这两本书，本身就是美国人民与中国人民同命运、共呼吸的证据。”
传承发扬架桥事业
海伦的藏品中，有一条黄黑相间的绿色方格棉毯，上面绣有红色倒三角形工合标志。约翰·墨菲一边展示，一边说：“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件文物。现今保存下来有两件，在美国留存的，只有这一件。”
杨百翰大学陈尔岗教授，请我念出上面绣的汉字：“宝鸡县宝大纺织合作社出品。”这条棉毯由中国陕西宝鸡工合总部的合作社生产。“工合”含义为工业合作社，意为“一起干”。1937年12月3日海伦抵达上海。此前8月13日，日军对上海发起大规模进攻，中国工业遭受重创，人民流离失所。
路易·艾黎回忆说：“在我们看起来，1937年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在内地为抗战发展足够的经济力量。埃德当时的妻子海伦说，‘必须开展一种人民的生产运动……工业合作社就是答案！’埃德同意了……根据他们的意见，我回家修改了我所能制订的计划。”
1938年8月5日，中国工业合作社协会在武汉成立。随后7年，在极其困难条件下，有30多万人参加了近2000家工业合作社。
斯诺夫妇赴美国、菲律宾等地，为工合运动筹款。这些活动，在以宋庆龄为主席的工合国际委员会的密切配合下进行。海伦与普爱德一起，在纽约成立美国支援中国工业合作社委员会，并担任副主席。美国总统的母亲安娜·罗斯福任荣誉主席，第一夫人埃莉诺·罗斯福是赞助人。该委员会为中国工合运动筹集了500万美元战时救济金。
珍珠港事件前一年，斯诺夫妇返回美国。1949年，他们宣布离婚。1958年，埃德加《复始之旅》一书出版，写道：“海伦是个极不寻常的女人，她充满活力与创造力，是一位忠诚的合作者。她既是我的伴侣，又是我的批评家。”
朝鮮战争爆发，美中关系恶化。麦卡锡主义时期，海伦被视为共产党的同情者，书稿出版遭到禁止，生活十分清苦。埃德加则被赶出美国，与第二任妻子移居瑞士，直至1972年去世。此后，海伦独居在康涅狄格州麦迪逊的小农舍里，年复一年地坚持写作，最终完成64多部著作及手稿。
美中建交后，应全国对外友协邀请，海伦于1972年、1978年，两次变卖家产自费访华。她说：“不论埃德还是我，从不接受任何政府或集团一分钱。如果接受了，我们就会失去读者。我们是独立思考的作者。”
1991年9月20日，海伦84岁寿辰前夕，中华文学基金会向她颁发首届“理解与友谊国际文学奖”，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颁奖仪式，前外长黄华出席。海伦因健康原因未能到会，中国派出一个代表团，把奖金与礼品送到她家时，看到她仍在打字机前不停忙碌。
海伦在《重返中国》一书中写道：“要弥补过去一切缺陷，将友谊火炬传递下去，就要靠年轻一代。”“我渴望，青年一代能够研究历史，能够继续从事架桥事业。”1996年，全国对外友协授予她“人民友好使者”称号。1997年1月11日，海伦离开人世，享年90岁。
会议间隙，我问谢里尔：“美国人如何看待海伦·斯诺？”“在美国，包括犹他州，海伦名气并不大，只有研究中国间题的学者知道她。晚年，她研究新英格兰历史与家族史。”
，’您第一次来中国是哪年？记得最后见到海伦的情景吗？”我问。"1985年，我与丈夫第一次来华，见到了黄华与路易·艾黎。第二次是在1987年，我代表海伦访问西安，认识了翻译家安危。至今，我已访华10多次。我最后一次见到海伦，是与丈夫一起去的。当时，她住在康涅狄格州一家养老院。由于我们住在加州，平时多用电话联系。”“我只是想追随海伦·斯诺的足迹。”谢里尔回答：“我十分感谢中国人民给予我的友谊，这种友谊是海伦缔结的。”
座谈会后，杨百翰大学大卫0.麦基教育学院助理院长阿尔瓦·默克莱、约翰·墨菲分别向代表团成员赠送小礼品。默克莱介绍说：“30年来，杨百翰大学已陆续派遣70名教师，前往中国各高校任教。我是该项目负责人，作为民间大使，希望美中两国人民友谊继续传承下去。”
约翰·墨菲则说：“海伦·斯诺在漫长人生旅途中，最大成就是架设起美中两国人民友谊之桥。杨百翰大学的目标，就是继承发扬海伦一生为之奋斗的架桥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