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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先生说给你5年，100万，一年20万，如果5年还没做成，你就撤。” 常青藤可持续发展研究所所长林岳说。
第一年，她花了20万；第二年，10万；第三年，她已做到自负盈亏，常青藤团队的成员达20余个。今年是第四年，势头正好。
一袭棕褐花纹长裙，烫发及肩，略显蓬乱，没有化妆，林岳笑得眼睛弯弯，好像邻家妈妈。
美国迈阿密大学生态环境专业背景，在美从事癌症研究，成果丰硕。2002年，林岳放弃在美事业，回到北京。“在那儿干得再怎么好也是打工的，再怎么好那个地方感觉也不属于你。”
回国后，林岳在国家科研单位继续老本行，同时，为多家环境NGO做志愿者。“生物学，小到基因，大到生态系统，都是我们研究的对象，所以关注环保公益也是水到渠成的事。”
3年后，她辞职正式进入公益行业。“就我个性来讲，我更愿意和人打交道。另外，国内的科研环境也不尽人意。”
但是现实并没有想象中如意，困惑接踵而来。“当前一些环保NGO更多是暴露问题、传播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做研究出身的林岳感到失望。
做个问题解决者，平台与机会，她遍觅而不得，“那就自己做一个NGO吧。”
2012年，常青藤可持续发展研究所正式成立，林岳想要“探寻人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做了多年科研，她已习惯发现问题，追根究底。
早期环境教育还停留在“地球日”、“节水日”等行为仪式层面，“这些行为约束是生硬的，效果不大。”对比日本，“他们扔垃圾没分类，就会感到难受”，林岳发现，关键在于情感和价值观差异。她相信，“如果所有人幼时建立起人与自然的情感，你让他破坏自然，他都做不出来。”
故此，常青藤锁定儿童生态道德教育。“用情感链接人与自然，做生态道德教育，还儿童以绿色童年，培养可持续公民。”
3年来，林岳团队自主研发儿童生态教材和教师指导手册，在校园推广综合实践课，在社区开办魔豆课堂，设立“小木屋”系列生态体验营。“不能让孩子们以为吃的东西是超市来的，要知道是地里长出来的，让他们明白万物关联。”
她编过一个童话故事：骄傲的老鹰觉得泥土太脏了，说凡是泥土长出来的东西我都不吃，它飞啊飞，但每次想吃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就说自己和泥土是什么关系。“很多孩子之前被告知泥土是脏的，从这个故事里他明白了一些东西，转变很大，从脚不沾土，到可以草地打滚，更加释怀和开放。”
改变情感和价值观是缓慢的，教育更是持续性的。“不能说参加课程就一定会怎样，但一定是会有影响。孩子从5岁到大学不间断生态体验，才能稳定产生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价值观。”林岳说。
在此之外，她视野外延，把生态教育的理念扩及流动儿童教育。
综观当前流动儿童公益现状，林岳并不满意。“送书包，他就想上学了吗？送鞋，鞋烂了呢？”她追问，“这种公益可以说简单粗暴，以为东西送到，爱心就完成了，实际上你没有去follow，不知道你爱心的后期结果。”
一年实地调研，她发起流动儿童助力项目，针对现实7大问题，提供具体解决方案。
孩子没有地方学习，在大街、小篷车写作业，林岳首创社区生活馆，吸纳课后流散儿童；家长是wanderer（流动人员，记者注），家庭教育缺失，她招募大学生志愿者课外辅导；孩子对学习没有兴趣和信心，她组织活动启发培养；不让孩子感觉自己是被施予者，她引导孩子服务社区，回馈社会。
在社区生活馆，“可能没人给孩子捐东西，但孩子从这儿走出去是个更健全的人，”林岳说。
继流动儿童社区生活馆之后，她又创立新生活馆，满足城市儿童需要。新生活馆每周设置读书日、环保日、社区服务日、游戏日，放手让孩子自我治理，提高孩子综合素质。“家长应重新认识素质教育，它不是钢琴弹得好，也不是球踢得好就可以了。”林岳双眼放光，“社区儿童馆是儿童成长的重要地方，所以公益组织要做。”
生活馆做了半年，其他社区就找过来，也想做。她更认同系统化研究和解决社会问题，形成社会方案。“一件件做事情，做不过来，行动研究形成模式，可以复制，政府社区，其他NGO，也可以做。”
四年时间，她花了30万。“本身做公益就没打算赚钱，这30万我可以世界旅行，吃点好的，化化妆，但是so what？”林岳挑眉，“去年一年一万多孩子受益，这价值，你拿钱能买得来么？只有金钱有力量么？善良也是有力量的。”
她也有痛苦的时候。
最初成立常青藤，质疑不绝于耳。“别人说，哎，你又换了一个赚钱的方法，挺新鲜的 。”林岳模仿得活灵活现。在第一年免费服务后，常青藤转向收费，“对方就不高兴了，说做公益为什么会收费？”她又不得不反复解释。
而最近林岳很是郁闷，“NGO之间合作比企业合作还难。”
有感于自然教育力量分散，她在一个会议上倡导行业大联盟。“每一个组织可能很小，但是联盟之后，活动种类频次会多，活动范围也会广，影响也会更大。”林岳满怀期待，积极联系沟通，却不断碰壁。“这事儿不了了之了，好像就我当真了。”她很无奈。
“做公益就不要再想知识产权的问题了，但很多公益机构还把这个当成宝贝要收着守着。”林岳苦笑。“另外，可能人家觉得我们名气也不够，怎么能挑头儿做这个事，要挑也是大佬来挑，还是有一些门第观念。”她耸肩，“原来公益也挺江湖的。”
相比周边人，她跑得太快，看得更远。“你的路径，没人会告诉你，我们都是在摸索着往前走，包括现在下一步要往哪里走，也不是很清晰。”林岳语气平静，“弯路很多的，现在也是弯路，从来没有直路。”
一直在“走弯路”的林岳却从不后悔做常青藤，“我觉得人生有意思啊。”想起儿子对她说的一句话，“妈妈，以后我有钱了一半先捐给常青藤”，靠着椅背，林岳眼睛笑成了月牙儿。
第一年，她花了20万；第二年，10万；第三年，她已做到自负盈亏，常青藤团队的成员达20余个。今年是第四年，势头正好。
一袭棕褐花纹长裙，烫发及肩，略显蓬乱，没有化妆，林岳笑得眼睛弯弯，好像邻家妈妈。
美国迈阿密大学生态环境专业背景，在美从事癌症研究，成果丰硕。2002年，林岳放弃在美事业，回到北京。“在那儿干得再怎么好也是打工的，再怎么好那个地方感觉也不属于你。”
回国后，林岳在国家科研单位继续老本行，同时，为多家环境NGO做志愿者。“生物学，小到基因，大到生态系统，都是我们研究的对象，所以关注环保公益也是水到渠成的事。”
3年后，她辞职正式进入公益行业。“就我个性来讲，我更愿意和人打交道。另外，国内的科研环境也不尽人意。”
但是现实并没有想象中如意，困惑接踵而来。“当前一些环保NGO更多是暴露问题、传播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做研究出身的林岳感到失望。
做个问题解决者，平台与机会，她遍觅而不得，“那就自己做一个NGO吧。”
2012年，常青藤可持续发展研究所正式成立，林岳想要“探寻人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做了多年科研，她已习惯发现问题，追根究底。
早期环境教育还停留在“地球日”、“节水日”等行为仪式层面，“这些行为约束是生硬的，效果不大。”对比日本，“他们扔垃圾没分类，就会感到难受”，林岳发现，关键在于情感和价值观差异。她相信，“如果所有人幼时建立起人与自然的情感，你让他破坏自然，他都做不出来。”
故此，常青藤锁定儿童生态道德教育。“用情感链接人与自然，做生态道德教育，还儿童以绿色童年，培养可持续公民。”
3年来，林岳团队自主研发儿童生态教材和教师指导手册，在校园推广综合实践课，在社区开办魔豆课堂，设立“小木屋”系列生态体验营。“不能让孩子们以为吃的东西是超市来的，要知道是地里长出来的，让他们明白万物关联。”
她编过一个童话故事：骄傲的老鹰觉得泥土太脏了，说凡是泥土长出来的东西我都不吃，它飞啊飞，但每次想吃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就说自己和泥土是什么关系。“很多孩子之前被告知泥土是脏的，从这个故事里他明白了一些东西，转变很大，从脚不沾土，到可以草地打滚，更加释怀和开放。”
改变情感和价值观是缓慢的，教育更是持续性的。“不能说参加课程就一定会怎样，但一定是会有影响。孩子从5岁到大学不间断生态体验，才能稳定产生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价值观。”林岳说。
在此之外，她视野外延，把生态教育的理念扩及流动儿童教育。
综观当前流动儿童公益现状，林岳并不满意。“送书包，他就想上学了吗？送鞋，鞋烂了呢？”她追问，“这种公益可以说简单粗暴，以为东西送到，爱心就完成了，实际上你没有去follow，不知道你爱心的后期结果。”
一年实地调研，她发起流动儿童助力项目，针对现实7大问题，提供具体解决方案。
孩子没有地方学习，在大街、小篷车写作业，林岳首创社区生活馆，吸纳课后流散儿童；家长是wanderer（流动人员，记者注），家庭教育缺失，她招募大学生志愿者课外辅导；孩子对学习没有兴趣和信心，她组织活动启发培养；不让孩子感觉自己是被施予者，她引导孩子服务社区，回馈社会。
在社区生活馆，“可能没人给孩子捐东西，但孩子从这儿走出去是个更健全的人，”林岳说。
继流动儿童社区生活馆之后，她又创立新生活馆，满足城市儿童需要。新生活馆每周设置读书日、环保日、社区服务日、游戏日，放手让孩子自我治理，提高孩子综合素质。“家长应重新认识素质教育，它不是钢琴弹得好，也不是球踢得好就可以了。”林岳双眼放光，“社区儿童馆是儿童成长的重要地方，所以公益组织要做。”
生活馆做了半年，其他社区就找过来，也想做。她更认同系统化研究和解决社会问题，形成社会方案。“一件件做事情，做不过来，行动研究形成模式，可以复制，政府社区，其他NGO，也可以做。”
四年时间，她花了30万。“本身做公益就没打算赚钱，这30万我可以世界旅行，吃点好的，化化妆，但是so what？”林岳挑眉，“去年一年一万多孩子受益，这价值，你拿钱能买得来么？只有金钱有力量么？善良也是有力量的。”
她也有痛苦的时候。
最初成立常青藤，质疑不绝于耳。“别人说，哎，你又换了一个赚钱的方法，挺新鲜的 。”林岳模仿得活灵活现。在第一年免费服务后，常青藤转向收费，“对方就不高兴了，说做公益为什么会收费？”她又不得不反复解释。
而最近林岳很是郁闷，“NGO之间合作比企业合作还难。”
有感于自然教育力量分散，她在一个会议上倡导行业大联盟。“每一个组织可能很小，但是联盟之后，活动种类频次会多，活动范围也会广，影响也会更大。”林岳满怀期待，积极联系沟通，却不断碰壁。“这事儿不了了之了，好像就我当真了。”她很无奈。
“做公益就不要再想知识产权的问题了，但很多公益机构还把这个当成宝贝要收着守着。”林岳苦笑。“另外，可能人家觉得我们名气也不够，怎么能挑头儿做这个事，要挑也是大佬来挑，还是有一些门第观念。”她耸肩，“原来公益也挺江湖的。”
相比周边人，她跑得太快，看得更远。“你的路径，没人会告诉你，我们都是在摸索着往前走，包括现在下一步要往哪里走，也不是很清晰。”林岳语气平静，“弯路很多的，现在也是弯路，从来没有直路。”
一直在“走弯路”的林岳却从不后悔做常青藤，“我觉得人生有意思啊。”想起儿子对她说的一句话，“妈妈，以后我有钱了一半先捐给常青藤”，靠着椅背，林岳眼睛笑成了月牙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