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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6月初，在结束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4年任期后，林毅夫回到北京，回到他熟悉的北京大学朗润园。
“我回来了！”这是首次公开亮相的他说的第一句话。
充满机遇和挑战的4年
成立于1944年的世界银行，总部设在美国华盛顿特区，在全球设有100多个代表处，共聘有1万多名工作人员。世界银行是向全世界发展中国家提供金融和技术援助的重要机构。它并不是一家常规意义上的银行，由归186个成员国所有的两个独特机构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和国际开发协会构成。
世界银行成立半个多世纪以后，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林毅夫成为首席经济学家。这不仅是他个人和国家的荣耀，更是整个发展中国家的荣耀。
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正式称谓是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主要工作是为世行设定研究议程并确定学术方向，多由世界知名学者担任。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银行历任首席经济学家包括安妮·克鲁格、斯坦利·费希尔、劳伦斯·萨莫斯、约瑟夫·斯蒂格里茨、尼古拉斯·斯特恩、弗朗索瓦·布吉尼翁。这些著名学者就任前多执教于欧美著名大学，其中斯蒂格里茨2000年卸职后于200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4年前，受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提名，林毅夫成为历史上第一位来自欧美国家之外的世行首席经济学家。而他上任之初，见证了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
林毅夫用“主要做了两件事”来总结自己过去4年的经历，“一是应对全球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判断其性质、原因、走向，为世界银行和启发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制定提供参考、依据；二是推动发展经济学的反思，提出新结构经济学，为发展经济学界的研究和发展中国家以及国际发展机构的政策制定指出了一个新的领域和方向。”
面对突如其来的危机，林毅夫保持着一贯的冷静和客观，对形势作出了判断——他认为这一次危机将是长期的；提出了超越凯恩斯主义，主张应对危机的积极财政政策必须在短期内启动需求，并有利于中长期生产力和经济增长率的提高；认为发达国家和发生主权债务危机的国家过早退出积极财政政策不仅未能减少公共财政赤字，而且可能导致经济二次探底。
这些判断如今看来都超出了一般经济学家的睿智。
“世行惟一一位没有休过假的人”
在世界银行的4年时间里，林毅夫有40%的时间行走于世界各地，走访60多个国家，做了数百场演讲、报告。
世行人力发展网络首席经济学家Ariel Fiszbein 说过：“Justin（林毅夫的英文名）在世行任职的4年里，永远在拼命工作着，他是世行惟一一位没有休过假的人。然而，每一次与他重逢，他精神抖擞的风貌总会给人们留下错觉：Justin一定从哪个海边刚刚度假回来啦！”
在世行欢送会上，行长佐利克再一次讲述了当初在世界范围内的众多候选人中为何选择林毅夫为世行首席经济学家。
佐利克对林毅夫的“背景”情有独钟。上世纪70年代，林毅夫在台湾取得了MBA学位。改革开放之初，他来到大陆，在北京大学获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硕士学位，后来又进入芝加哥大学获得经济博士学位。林毅夫在芝加哥大学的导师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舒尔茨教授。作为诺奖得主的高徒，林毅夫继承了导师身上特别重视观察真实世界、继而寻找它背后道理的精神气质。加上他独一无二、丰富的个人阅历，林毅夫最终成为佐利克眼中世行首席经济学家的不二人选。
在世界经济舞台上，林毅夫是第一位把中国成功的故事系统解密给世界的中国人。
“我是一个很幸运的人。过去30多年，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国家的发展给了我站在世界经济学界顶峰的机会，贡献一己之力于世界和平、发展、减贫事业，也开阔了我的眼界，积累了经验和认识，为我未来的学术发展厚植了基础。”林毅夫如是说。
2012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林毅夫的夫人陈云英接受中新社专访时表示，等丈夫卸任后，最想做的事就是一家人回台湾看看。
谈及林毅夫回国后最想做的事，祖籍福建泉州的陈云英说，最想到泉州和漳州走走，然后再从厦门到台湾去。“这条线路从来没有走过。虽然这个愿望是否能够实现还不一定，但确实是我的一种情感。”她说。
林毅夫原名林正义，台湾宜兰县人，祖籍福建漳州，1979年从金门岛游到大陆，之后一直未能回到台湾。近年来，陈云英每年都会从北京直飞台湾，看望住在那里的父母。
回归的心
林毅夫回归了，他回归之后的一些言论引起了超乎寻常的热烈反响。
他称“中国在未来20年仍可能保持8%的高速增长”，这被一些经济学家评论为“回国后放卫星”。作为以严谨著称的经济学教授，林毅夫“高增长”观点，基于他对中国经济的信心。
林毅夫认为，尽管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时，中国沿海地区出口锐减、就业率大幅下滑，但4万亿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及时地挽救了中国经济“硬着陆”的风险。
“过去4年，中国经济是乘风破浪，一往直前。”林毅夫从不担心中国经济的向前发展，他说，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发展能够维持32年平均每年9.9%的增长速度，创造了人类历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
在北京大学的一次讲座上，林毅夫如此回应“放卫星”的批评，“如果我讲8%的增长维持下去不是问题，我是不是在‘放卫星’？问题是这颗卫星我1994年就放了，1994年我出版了《中国奇迹》，当时提出还保守一点，中国可以维持30年高速增长，中国在2030年可以达到美国的水平，当时很多人说我‘放卫星’了。不过，当时的‘人造卫星’现在已经变成‘行星’了，因为到2030年中国经济规模赶上美国基本上已经变成共识了！”
领略了世界经济学界顶峰的风云，林毅夫如今以教授身份回归北大。他将怎样把在世界银行的经历融入到自己传道授业解惑的终身事业中去，我们在期待。
资料来源：
《参考消息》、《北京青年周刊》、《北京晚报》
“我回来了！”这是首次公开亮相的他说的第一句话。
充满机遇和挑战的4年
成立于1944年的世界银行，总部设在美国华盛顿特区，在全球设有100多个代表处，共聘有1万多名工作人员。世界银行是向全世界发展中国家提供金融和技术援助的重要机构。它并不是一家常规意义上的银行，由归186个成员国所有的两个独特机构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和国际开发协会构成。
世界银行成立半个多世纪以后，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林毅夫成为首席经济学家。这不仅是他个人和国家的荣耀，更是整个发展中国家的荣耀。
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正式称谓是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主要工作是为世行设定研究议程并确定学术方向，多由世界知名学者担任。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银行历任首席经济学家包括安妮·克鲁格、斯坦利·费希尔、劳伦斯·萨莫斯、约瑟夫·斯蒂格里茨、尼古拉斯·斯特恩、弗朗索瓦·布吉尼翁。这些著名学者就任前多执教于欧美著名大学，其中斯蒂格里茨2000年卸职后于200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4年前，受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提名，林毅夫成为历史上第一位来自欧美国家之外的世行首席经济学家。而他上任之初，见证了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
林毅夫用“主要做了两件事”来总结自己过去4年的经历，“一是应对全球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判断其性质、原因、走向，为世界银行和启发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制定提供参考、依据；二是推动发展经济学的反思，提出新结构经济学，为发展经济学界的研究和发展中国家以及国际发展机构的政策制定指出了一个新的领域和方向。”
面对突如其来的危机，林毅夫保持着一贯的冷静和客观，对形势作出了判断——他认为这一次危机将是长期的；提出了超越凯恩斯主义，主张应对危机的积极财政政策必须在短期内启动需求，并有利于中长期生产力和经济增长率的提高；认为发达国家和发生主权债务危机的国家过早退出积极财政政策不仅未能减少公共财政赤字，而且可能导致经济二次探底。
这些判断如今看来都超出了一般经济学家的睿智。
“世行惟一一位没有休过假的人”
在世界银行的4年时间里，林毅夫有40%的时间行走于世界各地，走访60多个国家，做了数百场演讲、报告。
世行人力发展网络首席经济学家Ariel Fiszbein 说过：“Justin（林毅夫的英文名）在世行任职的4年里，永远在拼命工作着，他是世行惟一一位没有休过假的人。然而，每一次与他重逢，他精神抖擞的风貌总会给人们留下错觉：Justin一定从哪个海边刚刚度假回来啦！”
在世行欢送会上，行长佐利克再一次讲述了当初在世界范围内的众多候选人中为何选择林毅夫为世行首席经济学家。
佐利克对林毅夫的“背景”情有独钟。上世纪70年代，林毅夫在台湾取得了MBA学位。改革开放之初，他来到大陆，在北京大学获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硕士学位，后来又进入芝加哥大学获得经济博士学位。林毅夫在芝加哥大学的导师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舒尔茨教授。作为诺奖得主的高徒，林毅夫继承了导师身上特别重视观察真实世界、继而寻找它背后道理的精神气质。加上他独一无二、丰富的个人阅历，林毅夫最终成为佐利克眼中世行首席经济学家的不二人选。
在世界经济舞台上，林毅夫是第一位把中国成功的故事系统解密给世界的中国人。
“我是一个很幸运的人。过去30多年，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国家的发展给了我站在世界经济学界顶峰的机会，贡献一己之力于世界和平、发展、减贫事业，也开阔了我的眼界，积累了经验和认识，为我未来的学术发展厚植了基础。”林毅夫如是说。
2012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林毅夫的夫人陈云英接受中新社专访时表示，等丈夫卸任后，最想做的事就是一家人回台湾看看。
谈及林毅夫回国后最想做的事，祖籍福建泉州的陈云英说，最想到泉州和漳州走走，然后再从厦门到台湾去。“这条线路从来没有走过。虽然这个愿望是否能够实现还不一定，但确实是我的一种情感。”她说。
林毅夫原名林正义，台湾宜兰县人，祖籍福建漳州，1979年从金门岛游到大陆，之后一直未能回到台湾。近年来，陈云英每年都会从北京直飞台湾，看望住在那里的父母。
回归的心
林毅夫回归了，他回归之后的一些言论引起了超乎寻常的热烈反响。
他称“中国在未来20年仍可能保持8%的高速增长”，这被一些经济学家评论为“回国后放卫星”。作为以严谨著称的经济学教授，林毅夫“高增长”观点，基于他对中国经济的信心。
林毅夫认为，尽管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时，中国沿海地区出口锐减、就业率大幅下滑，但4万亿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及时地挽救了中国经济“硬着陆”的风险。
“过去4年，中国经济是乘风破浪，一往直前。”林毅夫从不担心中国经济的向前发展，他说，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发展能够维持32年平均每年9.9%的增长速度，创造了人类历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
在北京大学的一次讲座上，林毅夫如此回应“放卫星”的批评，“如果我讲8%的增长维持下去不是问题，我是不是在‘放卫星’？问题是这颗卫星我1994年就放了，1994年我出版了《中国奇迹》，当时提出还保守一点，中国可以维持30年高速增长，中国在2030年可以达到美国的水平，当时很多人说我‘放卫星’了。不过，当时的‘人造卫星’现在已经变成‘行星’了，因为到2030年中国经济规模赶上美国基本上已经变成共识了！”
领略了世界经济学界顶峰的风云，林毅夫如今以教授身份回归北大。他将怎样把在世界银行的经历融入到自己传道授业解惑的终身事业中去，我们在期待。
资料来源：
《参考消息》、《北京青年周刊》、《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