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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还在讨论该不该把茅台酒列入奢侈品时，中国还有不少孩子每餐只能就着黄豆和菜干下饭。
2011年10月26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时提出，从2011年秋季学期起，正式启动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试点的范围包括680个县（市），约2600万在校生，其中特困地区学生每天补3元，中央财政每年为此将拨出160亿。
早于这一政策出台前5年，有不少社会机构和志愿团体，着手研究青少年营养构成，2010年，他们在广西南宁马山县展开一场“希望厨房”的援建活动，旨在探索一条在中央财政拨款基础上，通过地方政府和社会团体共同搭建的学生营养保障体系。
这一体系称之为“马山模式”，两年之间，马山模式初具规模，且困境与喜悦共存，挑战与责任共生。
五天十餐
2月20日，周一，下午5点。
下课电铃一响，12岁的魏平珍慢慢地走过操场，来到宿舍楼二层最角落的房间。在两排高低床中间，横亘着一排规格统一的小木头箱子，它们只够放下40斤米，或者40斤黄豆。这是宿舍20多个成员的餐桌。
魏平珍从学校的厨房取回四个铝合金饭盒，分别打开放在木头箱子上，其中有两份米饭，一份是用水泡发的黄豆，另一个饭盒装的是米汤，这是她为自己准备的午餐，学校只负责帮她们弄熟。她叫来在学校认的小妹，两个孩子就并排跪在地上，魏平珍从塑料袋里拿出盐和凝固的猪油，加到黄豆汤里。她说这样吃起来会很香。
魏平珍说，这是她当天的第二顿饭，没有早餐。“学校里没有水，妹妹经常口渴，所以就喝米汤。”魏平珍说。但她所谓的那个妹妹，甚至不知道魏平珍有多大年纪。
这是广西南宁北边，马山县瑶族乡龙那村龙那小学发生的一个场景，寄宿的130个孩子，每周一都会带上几斤大米，几斤黄豆，这是未来五天，一共十顿饭的口粮。
在这个距离北京大约2400公里的偏僻小学，只有8名教职工，当地人对孩子们吃饭的窘境有些习以为常。
在马山县，这样的学校还有145所，而拥有食堂的学校只有37所。
一切起源于2010年6月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秘书长涂猛和九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旭宁的一次会面。当时，精于劝捐的涂猛二话不说，只是给王旭宁提供了一组山区贫困学生简陋午餐的照片。这让曾在山东贫困山区上过学的王旭宁看到，几十年过去了，中国贫困农村儿童的就餐状况竟然几乎没有变化，王旭宁当即决定捐款5000万元，用十年时间，为中国中西部贫困地区的学校建设1000个“九阳希望厨房”。
与传统的公益模式不同，九阳希望厨房项目要求受捐方——广西南宁马山县的地方政府出资为受捐学校建设半封闭的独立厨房建筑，然后，由九阳希望厨房项目捐赠电力蒸饭车、商用豆浆机、冰柜等成套厨房设备；同时，中国数百名记者参与的免费午餐基金项目承诺在中央政府每人每天3元的基础上再为马山县受捐项目的学生每人每天捐赠一元钱；此外还由受捐学校的学生家长通过义工形式，为学生提供备餐服务。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和九阳股份有限公司发起的“九阳希望厨房”项目走出一条联合政府、公益组织、企业、NGO、学生家长共同参与其中的中国公益慈善事业发展新模式。
这一模式被学者称作 “马山模式”。
大山里的厨房
马山县辖11个乡镇（2个瑶族乡），总面积为2345平方公里，人口却只有54万。
汽车在马山县的群山中爬行，即便是过了两个小时，车窗外的景物都没有明显变化，沿途所见的寥寥路人，也都是中老年人。
2月21日凌晨6点，12岁的李丽梅从床上爬起来，叫醒比她小四岁妹妹李丽丽，天还没有亮，65岁的奶奶也刚刚醒来。
李氏姐妹的家距离马山县白山镇的玉业小学只有两公里。虽然上课的时间是8点，但丽梅每天起床要给妹妹和奶奶熬玉米粥。
丽梅的奶奶说，两姐妹的父母在贵州挖煤，孩子的爸爸前阵子在煤窑里失去了一根手指，现在贵州的医院治疗。“我的老伴51岁就去世了，现在我都已经65了。”她没有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孩子们是否知道爸爸受伤的事。
丽梅的眼神总有一股不显山露水的忧愁。然而，她还是很爱笑，尤其提到她最爱吃的“零食”辣椒，她会兴奋地说“太香了”。
尽管奶奶每个月只收到儿子儿媳寄来的300元钱，但在这间有50年历史的土木建筑里，相依为命的三口人并不觉得日子有多艰难。在丽梅的观念里，5毛钱是大钱，因为她一个星期只能得到一张。
据统计，这样的孩子在中国超过千万。中国教育部2010年统计公报显示，中国义务教育阶段的农村学生已经超过7000万人，其中3000多万的寄宿制学生有75%集中在中西部贫困地区。自2011年秋季，中国中央政府每年拨款160亿，全国680个县市，约2600万在校学生可望享受到均衡的饮食。
尽管如此，涂猛认为缺口还有200亿。
2011年初，由《凤凰周刊》记者邓飞等500名记者联合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发起“免费午餐”的公益行动，倡议每天捐赠3元为贫困地区学生提供免费午餐。自2011年4月2日正式启动以来，目前已经为全国163所小学、35000余小学生每日提供一顿免费午餐。
随着午餐问题得到缓解，有关营养失衡的问题却逐渐成为新的关注焦点。
一位不愿具名的某NGO负责人向《中国新闻周刊》担忧地表示，营养不良导致的智力发展障碍、劳动能力丧失、免疫力下降以及各种疾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可占发展中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3%～5%。
因此，他曾经建议，以日本、印度学生营养餐制度中的办法为参考，可以对农村学生的营养进行干预。“初期可以经济指标（每人每天3元钱）来衡量，便于政策的快速推广和复制；在试点稳定以后，按照每日人体（青少年成长）所需的基本营养指标来制订标准，比如大卡。”
谁来打组合拳
在马山县林圩镇，地势相对平坦，土地开发利用率也相对较高。林圩镇甘豆村中心小学校长李道开说，因为当地的经济收入相对较高，甘豆中心小学只有学生466人，但已经拥有了“希望厨房”。
上午10点，4个工勤人员已经开始在厨房忙碌起来。除了洗菜、切菜和炒菜以外，绞肉、蒸饭、煮豆浆、烧开水这些工作已经由厨房配套的机械设备完成。“比起以前用5个电饭锅煮两次米饭，现在这样的设备，用起来确实方便快捷。”
上午11点半，学校开餐，二年级一班的29个孩子把不锈钢饭盆放到了桌面上，等待老师分饭分菜。当天的伙食有白切鸭肉，蒜苗肉片和一份青菜。对于在山里读书的孩子来说，这一顿饭是“奢侈”的。
事实上，早在1995年，印度就已启动“全国初等教育营养支持计划”的免费午餐，并规定每个在校生每餐应保证100克食物。到2006年，标准提高到热量450千卡、蛋白质12克，六至八年级学生的午餐标准为热量700千卡、蛋白质20克。
在法国，公立中小学都会有一家公司为学生提供午餐，这些午餐的收费标准也是由地方政府制定的，并且根据家庭收入和用餐天数的不同，制定不同的学生餐费。
在日本，有关部门更是以营养均衡、种类丰富为原则选择学校午餐食物。早在1954年，日本政府就制定了《学校供餐法》，详细制定了儿童的营养和食堂面积的标准。到1965年以后，几乎所有的小学和80%以上的初中都实施了免费供应午餐的制度。
然而，李道开表示，中国的现实问题总是很多。“尽管财政给每个孩子的管理补贴提到高了200元每学期，加上中央财政下拨的2.5元和“免费午餐”基金提供的1元，饭菜质量能够得到保障，但随之而来的成本却在上升。”李道开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光蒸饭的机器，一个小时耗电50度，加上其他机器，一天的电费至少要50元，加上外请的工勤人员每月800元的工资，这给学校的财政带来了压力。”
这并不是营养午餐或者是免费午餐遇到的唯一阻力。林圩镇纪委书记韦文才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由于青壮年外出打工，剩下的基本上都是老人和留守儿童。对于没有工业基础的山村来说，他们的经济收入仅仅只够糊口。“一个地方没有了青壮年，单靠老人和财政来养活一家几口孩子，显得力不从心。”韦文才说，林圩镇相对较好的原因，恰恰是因为外出务工人员在学到技术以后，于近几年开始返乡从事养殖业。
“只要一个地方有了年轻人，他们就会想办法挣钱，挣到钱，子女的生活很快就会改善，对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也有好处。”
韦文才的这一说法也得到了“希望厨房”负责人的认同。但是，改变当地的人口结构在短期内显得并不可行，解决这一问题，必须要依据各地的实际情况，集思广益，打出组合拳。
“我们是用希望厨房的杠杆，撬动了社会和地方财政的资源。”上述负责人表示，“即使中央财政按学生人数拨付了营养餐费，可是在实际情况中，很多学校基本上没有厨房和供餐设备，甚至承担不起水、电、操作人员的工资等等。因此，如果没有专门资金给予支持和保障，中央推行的好政策也无法落地。所以利用企业的管理理念和社会力量，来倒逼地方政府，往往对于地方政府的执政理念也是一种促进。”
与地方政府频繁接触的涂猛心存疑虑：“要地方政府答应一起来做，实际上对地方财政的压力也很大，因为这是一个长远的工程，一旦开工，就意味着以后每年都要拨款，对于相对贫困的地方，这是个艰难的决定。”
李丽梅可能在最近几年都无法意识到这些吃饭背后的“大问题”，12岁的她，和同班同学站在一起的时候，已经矮了半个头。
2011年10月26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时提出，从2011年秋季学期起，正式启动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试点的范围包括680个县（市），约2600万在校生，其中特困地区学生每天补3元，中央财政每年为此将拨出160亿。
早于这一政策出台前5年，有不少社会机构和志愿团体，着手研究青少年营养构成，2010年，他们在广西南宁马山县展开一场“希望厨房”的援建活动，旨在探索一条在中央财政拨款基础上，通过地方政府和社会团体共同搭建的学生营养保障体系。
这一体系称之为“马山模式”，两年之间，马山模式初具规模，且困境与喜悦共存，挑战与责任共生。
五天十餐
2月20日，周一，下午5点。
下课电铃一响，12岁的魏平珍慢慢地走过操场，来到宿舍楼二层最角落的房间。在两排高低床中间，横亘着一排规格统一的小木头箱子，它们只够放下40斤米，或者40斤黄豆。这是宿舍20多个成员的餐桌。
魏平珍从学校的厨房取回四个铝合金饭盒，分别打开放在木头箱子上，其中有两份米饭，一份是用水泡发的黄豆，另一个饭盒装的是米汤，这是她为自己准备的午餐，学校只负责帮她们弄熟。她叫来在学校认的小妹，两个孩子就并排跪在地上，魏平珍从塑料袋里拿出盐和凝固的猪油，加到黄豆汤里。她说这样吃起来会很香。
魏平珍说，这是她当天的第二顿饭，没有早餐。“学校里没有水，妹妹经常口渴，所以就喝米汤。”魏平珍说。但她所谓的那个妹妹，甚至不知道魏平珍有多大年纪。
这是广西南宁北边，马山县瑶族乡龙那村龙那小学发生的一个场景，寄宿的130个孩子，每周一都会带上几斤大米，几斤黄豆，这是未来五天，一共十顿饭的口粮。
在这个距离北京大约2400公里的偏僻小学，只有8名教职工，当地人对孩子们吃饭的窘境有些习以为常。
在马山县，这样的学校还有145所，而拥有食堂的学校只有37所。
一切起源于2010年6月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秘书长涂猛和九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旭宁的一次会面。当时，精于劝捐的涂猛二话不说，只是给王旭宁提供了一组山区贫困学生简陋午餐的照片。这让曾在山东贫困山区上过学的王旭宁看到，几十年过去了，中国贫困农村儿童的就餐状况竟然几乎没有变化，王旭宁当即决定捐款5000万元，用十年时间，为中国中西部贫困地区的学校建设1000个“九阳希望厨房”。
与传统的公益模式不同，九阳希望厨房项目要求受捐方——广西南宁马山县的地方政府出资为受捐学校建设半封闭的独立厨房建筑，然后，由九阳希望厨房项目捐赠电力蒸饭车、商用豆浆机、冰柜等成套厨房设备；同时，中国数百名记者参与的免费午餐基金项目承诺在中央政府每人每天3元的基础上再为马山县受捐项目的学生每人每天捐赠一元钱；此外还由受捐学校的学生家长通过义工形式，为学生提供备餐服务。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和九阳股份有限公司发起的“九阳希望厨房”项目走出一条联合政府、公益组织、企业、NGO、学生家长共同参与其中的中国公益慈善事业发展新模式。
这一模式被学者称作 “马山模式”。
大山里的厨房
马山县辖11个乡镇（2个瑶族乡），总面积为2345平方公里，人口却只有54万。
汽车在马山县的群山中爬行，即便是过了两个小时，车窗外的景物都没有明显变化，沿途所见的寥寥路人，也都是中老年人。
2月21日凌晨6点，12岁的李丽梅从床上爬起来，叫醒比她小四岁妹妹李丽丽，天还没有亮，65岁的奶奶也刚刚醒来。
李氏姐妹的家距离马山县白山镇的玉业小学只有两公里。虽然上课的时间是8点，但丽梅每天起床要给妹妹和奶奶熬玉米粥。
丽梅的奶奶说，两姐妹的父母在贵州挖煤，孩子的爸爸前阵子在煤窑里失去了一根手指，现在贵州的医院治疗。“我的老伴51岁就去世了，现在我都已经65了。”她没有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孩子们是否知道爸爸受伤的事。
丽梅的眼神总有一股不显山露水的忧愁。然而，她还是很爱笑，尤其提到她最爱吃的“零食”辣椒，她会兴奋地说“太香了”。
尽管奶奶每个月只收到儿子儿媳寄来的300元钱，但在这间有50年历史的土木建筑里，相依为命的三口人并不觉得日子有多艰难。在丽梅的观念里，5毛钱是大钱，因为她一个星期只能得到一张。
据统计，这样的孩子在中国超过千万。中国教育部2010年统计公报显示，中国义务教育阶段的农村学生已经超过7000万人，其中3000多万的寄宿制学生有75%集中在中西部贫困地区。自2011年秋季，中国中央政府每年拨款160亿，全国680个县市，约2600万在校学生可望享受到均衡的饮食。
尽管如此，涂猛认为缺口还有200亿。
2011年初，由《凤凰周刊》记者邓飞等500名记者联合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发起“免费午餐”的公益行动，倡议每天捐赠3元为贫困地区学生提供免费午餐。自2011年4月2日正式启动以来，目前已经为全国163所小学、35000余小学生每日提供一顿免费午餐。
随着午餐问题得到缓解，有关营养失衡的问题却逐渐成为新的关注焦点。
一位不愿具名的某NGO负责人向《中国新闻周刊》担忧地表示，营养不良导致的智力发展障碍、劳动能力丧失、免疫力下降以及各种疾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可占发展中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3%～5%。
因此，他曾经建议，以日本、印度学生营养餐制度中的办法为参考，可以对农村学生的营养进行干预。“初期可以经济指标（每人每天3元钱）来衡量，便于政策的快速推广和复制；在试点稳定以后，按照每日人体（青少年成长）所需的基本营养指标来制订标准，比如大卡。”
谁来打组合拳
在马山县林圩镇，地势相对平坦，土地开发利用率也相对较高。林圩镇甘豆村中心小学校长李道开说，因为当地的经济收入相对较高，甘豆中心小学只有学生466人，但已经拥有了“希望厨房”。
上午10点，4个工勤人员已经开始在厨房忙碌起来。除了洗菜、切菜和炒菜以外，绞肉、蒸饭、煮豆浆、烧开水这些工作已经由厨房配套的机械设备完成。“比起以前用5个电饭锅煮两次米饭，现在这样的设备，用起来确实方便快捷。”
上午11点半，学校开餐，二年级一班的29个孩子把不锈钢饭盆放到了桌面上，等待老师分饭分菜。当天的伙食有白切鸭肉，蒜苗肉片和一份青菜。对于在山里读书的孩子来说，这一顿饭是“奢侈”的。
事实上，早在1995年，印度就已启动“全国初等教育营养支持计划”的免费午餐，并规定每个在校生每餐应保证100克食物。到2006年，标准提高到热量450千卡、蛋白质12克，六至八年级学生的午餐标准为热量700千卡、蛋白质20克。
在法国，公立中小学都会有一家公司为学生提供午餐，这些午餐的收费标准也是由地方政府制定的，并且根据家庭收入和用餐天数的不同，制定不同的学生餐费。
在日本，有关部门更是以营养均衡、种类丰富为原则选择学校午餐食物。早在1954年，日本政府就制定了《学校供餐法》，详细制定了儿童的营养和食堂面积的标准。到1965年以后，几乎所有的小学和80%以上的初中都实施了免费供应午餐的制度。
然而，李道开表示，中国的现实问题总是很多。“尽管财政给每个孩子的管理补贴提到高了200元每学期，加上中央财政下拨的2.5元和“免费午餐”基金提供的1元，饭菜质量能够得到保障，但随之而来的成本却在上升。”李道开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光蒸饭的机器，一个小时耗电50度，加上其他机器，一天的电费至少要50元，加上外请的工勤人员每月800元的工资，这给学校的财政带来了压力。”
这并不是营养午餐或者是免费午餐遇到的唯一阻力。林圩镇纪委书记韦文才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由于青壮年外出打工，剩下的基本上都是老人和留守儿童。对于没有工业基础的山村来说，他们的经济收入仅仅只够糊口。“一个地方没有了青壮年，单靠老人和财政来养活一家几口孩子，显得力不从心。”韦文才说，林圩镇相对较好的原因，恰恰是因为外出务工人员在学到技术以后，于近几年开始返乡从事养殖业。
“只要一个地方有了年轻人，他们就会想办法挣钱，挣到钱，子女的生活很快就会改善，对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也有好处。”
韦文才的这一说法也得到了“希望厨房”负责人的认同。但是，改变当地的人口结构在短期内显得并不可行，解决这一问题，必须要依据各地的实际情况，集思广益，打出组合拳。
“我们是用希望厨房的杠杆，撬动了社会和地方财政的资源。”上述负责人表示，“即使中央财政按学生人数拨付了营养餐费，可是在实际情况中，很多学校基本上没有厨房和供餐设备，甚至承担不起水、电、操作人员的工资等等。因此，如果没有专门资金给予支持和保障，中央推行的好政策也无法落地。所以利用企业的管理理念和社会力量，来倒逼地方政府，往往对于地方政府的执政理念也是一种促进。”
与地方政府频繁接触的涂猛心存疑虑：“要地方政府答应一起来做，实际上对地方财政的压力也很大，因为这是一个长远的工程，一旦开工，就意味着以后每年都要拨款，对于相对贫困的地方，这是个艰难的决定。”
李丽梅可能在最近几年都无法意识到这些吃饭背后的“大问题”，12岁的她，和同班同学站在一起的时候，已经矮了半个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