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伊拉克战争激战正酣时，时任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提出了“已知的未知”——可预见但如何成为现实还不确定的风险。如今，全球经济面临着诸多已知的未知，其中大多数来自政策的不确定性。
　　在美国，政策不确定性的三大源头将在今年秋天汇合。首先，美联储是否会在9月或更晚时候逐渐退出其开放式的量化宽松（QE）、其减少长期资产购买量的节奏有多快，以及其何时、以多快的节奏开始提高目前接近零的利率水平，这些仍不清楚。其次，谁会接任美联储主席一职。最后，如果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无法与奥巴马及其民主党战友就预算达成一致，关于美国债务上限的新一轮党派之争可能会提高政府破产的风险。
　　前两个不确定性源头已经开始影响市场。美国长期利率的上升，是因为市场担心美联储会过早、过急地退出QE以及伯南克继任者带来的不确定性。
　　目前，投资者对预算斗争所隐含的风险并不担心。他们认为，财政摊牌将会在最后一刻达成妥协，以避免违约和政府关门。但投资者似乎低估了美国政治功能紊乱的程度。大部分共和党人对政府支出怀有敌意，因此财政崩盘在今秋并非不可能发生之事。
　　其他发达国家也存在大量不确定性。德国大选可能再次选出总理默克尔的基督教民主联盟（CDU）和自由民主党组成的执政联盟。民调显示，CDU和社会民主党组成大联盟的可能性较低。如果出现前者，德国对欧元区危机的政策不会改变，尽管欧元区外围国对紧缩和核心国对援助都已经疲劳。
　　在货币政策方面，欧洲央行在长期内保持低利率水平的承诺来得太晚，力度也太小，没能阻止短期和长期借贷成本升高，而这可能扼杀原本就十分孱弱的欧元区经济复苏。欧洲央行是否会更积极地放松政策，是个不确定因素。
　　在日本，政策不确定性在于安倍经济学的第三支箭——结构性改革和贸易自由化以刺激潜在增长——是否能被实施，以及2014年提高消费税的预期是否会阻碍经济复苏。
　　在中国，11月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将表明中国是否会认真实施旨在将经济从投资拉动转向消费拉动增长的改革。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的放缓导致商品超级周期结束，而后者与长期利率飙升一起，给许多新兴市场经济体带来巨大的经济和金融压力。
　　这些经济体在较长时间里过度膨胀。有利的外部环境——中国的强劲增长推高商品价格，以及来自渴望收益率的发达经济体投资者的充裕资金——导致了一定程度上人为的繁荣。如今，派对已经结束，宿醉即将开始。
　　印度、巴西、土耳其、南非和印尼尤其如此，它们都经受着多重宏观和政策疲软，而在未来12个-18个月中，它们还需面对日渐升级的社会动荡和政治不确定性。没有容易的选择：通过提高利率捍卫货币会扼杀增长、伤害银行和公司；放松货币政策以刺激增长可能导致货币暴跌，造成通胀飙升、破坏外部债务融资的能力。
　　还有地缘政治风险。首先，美国及其盟友对叙利亚的军事打击在规模和时间上是否有限度，是否会引发更广的军事冲突？现在，脆弱的全球经济最不能承受的就是石油价格再创新高。其次，一年前，美国说服以色列不要对伊朗核武器计划动武，给非军事手段更多时间以观后效。但在一年的经济制裁和谈判没有收到任何效果后，以色列对其所认为的事关存亡的问题的耐心正在日渐枯竭。即使没有实际军事冲突，以色列重拾动武威胁和双方之间的战争言论也将让能源价格出现飙升。
　　摆在面前的“已知的未知”不胜枚举。一些结果可能比预期的更积极，或至少不太消极。但在今秋，即使上述风险中只有一部分成为现实，全球经济步履艰难的复苏就可能毁于一旦。而政策失误和事故的元风险也依然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