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21日，香港发生部分激进示威者围堵香港中联办大楼，涂污国徽事件。21日晚10时许，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国务院港澳办、香港中联办等机构陆续发声，对这一公然挑战中央政府权威的行为予以强烈谴责。
　　从现场的视频资料中不难发现，参与示威及之后非法暴力活动的人员绝大多数为香港的年轻人，而据香港《大公报》报道，近日立法会、警察总部、律政中心相继被示威者包围，激进示威者在现场常常听命于一名体型魁梧的外籍人士指挥。大公报记者深入调查，发现这个名叫布赖恩·帕特里克·科恩的洋人，与西方反华势力勾连，在港从事政治活动。资料显示，布莱恩的公开身份是国际学校的退休教师，1989年他在土耳其教学，他的库尔德学生与当地军政府爆发战争，局势动荡下，同年七月他离开土耳其，获聘到内地大学任教。1990年他在内地搞罢课后赴美读书，之后在多国以教导“人权”课程，散播他“推崇”的颜色革命思想，又带学生团赴印度的“藏独”村学习。十一年前布莱恩来港定居，于国际学校教授请愿、留守等示威技巧，向学生“洗脑”反华。现已退休的布莱恩由幕后走到台前，在激进反对派队伍充当军师，冲击法治。
　　那么问题来了，这些年轻人，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并且从小生活在法制观念极为浓厚的香港年轻人，为什么会听命于一位跟自己毫无关系的“洋指挥”，自愿参与破坏香港法治和社会稳定的暴力违法犯罪活动并甘愿充当炮灰呢？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这与人性中“服从权威”的心理机制有关。说到这个研究领域，一定要提到美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他曾先后在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和纽约市立大学工作，在社会心理学领域的突出贡献，是主张通过实验来发现和总结人类社会心理模式，推动了社会心理学的量化研究。米尔格拉姆为世人所知，正因为其著名的“电击实验”。

“电击实验”的由来：审判阿道夫·艾希曼

　　1961年的初春的耶路撒冷，一场轰动全世界的审判正在进行，受审者是“纳粹刽子手”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lchmann），也是二战中臭名昭著的“最终解决方案”的主要负责人。这场审判在当年可谓万众瞩目，非常轰动，很多集中营的幸存者出庭作证，各国媒体纷纷报道。然而当庭审画面出现之时，人们发现这位“纳粹刽子手”看上去不仅不像想象中那样凶神恶煞，面相反而比较“亲和”。面对控訴，艾希曼认为自己无罪，并皆以“一切都是服从命令”为由进行辩护。虽然艾希曼自己不承认罪行，但他最后还是被判处绞刑。
　　对艾希曼的审判，不但引起了全社会的高度关注，更引发了一场学术界的讨论。作为犹太裔的社会心理学研究者，当时28岁的米尔格拉姆密切关注着这场审判，特别是艾希曼为自己所做的无罪辩护，引发了他的思考：为什么服从权威就能干出如此伤天害理之事？这是德国人或者只是某几个民族特有的行为，还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性行为呢？正是在这个问题的指引下，米尔格拉姆决定用实验的方法来研究普通正常人在权威的指示下，到底能做出怎样的恶行来。

实验前的准备：巧妙的实验设计

　　实验的真实目的是想了解普通人在所谓科学实验的权威指令下，到底能够下多大的狠手去电击那个跟他无冤无仇的陌生人。为此，米尔格拉姆通过隐藏实验目的和雇佣扮演者的方式来进行实验。实验前的准备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受试者招募。为了招到合适的受试者，米尔格拉姆专门设计了广告词和电话邀请语，宣称该实验是为了研究如何通过惩罚来提升学习效率，并承诺参加实验的受试者可以领取4.5美元的酬劳。由于酬劳较为丰厚，广告打出之后，吸引了大批志愿者前来应聘。接着，为了让受试者的职业和年龄更加平衡，米尔格拉姆最终确定：受试者中工人占40%、白领占40%、专业人士占20%;年龄为20至30岁的占20%、30至40岁的占40%、40至50岁的占40%，并且必须是精神和心理正常之人。
　　第二部分是安排实验中的关键要素：假扮者。米尔格拉姆专门邀请了两位假扮者参与该实验，一位是看起来温和亲切的47岁会计（A），另一位是看上去冷酷无情的31岁高中生物老师（B）。这两位在实验中就是所谓的“托儿”，前者混入受试者中，与他们一同抽签，以此来决定谁来提问，谁来接受惩罚。当然，抽签是动过手脚的，真实受试者一定会抽到提问的角色，接受惩罚的一定是A。而31岁的高中生物老师来负责安排指挥实验，也就是所谓的“权威”的代表。
　　第三部分是设计安排实验设备。为了完成该试验，米尔格拉姆极富创意地设计了一套电击操纵设备。这套一共有30档位，分别代表不同等级的电压，比如最低档就明确标注着15伏电压，最高档标注着450伏电压，并且对不同电压的开关还做了相应的标记，从“轻微”、到“强烈”、再到“危险”等。
　　实验场地是一个像模像样的实验室，共分为三个房间，其中，真实受试者在电击设备所在的房间进行操控，“受惩罚者”A则在另一个独立的测试房间，房间里放置一把椅子，他的双手将被绑住并固定在椅子上，手绑上电极，当然电极是假的。这个房间与设备房间隔离，真实受试者与A之间可以通过麦克风和扩音器进行交流，可以清楚听到A所发出的声音，例如问题的回答，呻吟，惨叫或敲墙，乃至可以通过玻璃窗看到被电击者A的痛苦反应，抽搐、惨叫、求饶等等。
　　而那位态度冷漠严肃的31岁高中生物老师扮演大学教师B，在给真实受试者和假扮受试者A布置完实验任务后就会离开，并告知真实受试者，有任何问题可以通过麦克风问，他会通过扩音器回答，之后他就前往另一个房间。
　　一切准备就绪，就等实验开始了。

实验进行时：细致精巧的安排

　　按照米尔格拉姆的安排，第一次实验一共选取了40名志愿者做受试者，并让他们一一来到实验室进行测试。按照事先的计划，假扮受试者与真实受试者一同抽签，A则进入测试房间，并被绑在椅子上，手腕贴上假电极。冷酷严厉的B教授来给真实受试者布置任务，要求他通过麦克风，按照事先准备好的提问内容，一个一个地读出问题。每个问题可能有四个答案，旁边屋里的A通过手边的按键器选择出对的答案。A如果选择的答案跟受试者手中问答表上的答案一致，就算答对，受试者就可以接着问下一个问题，否则就是答错，受试者就需要用电击教训A;如果A再次答错一题，就需要提高一级电击的电压，直到最高电压450伏。
　　与此同时，受试者还被B教授告知，需要把电击指标和回答问题正确率统计在一起，这样专家就可以具体分析研究体罚对提高学习效率的作用，其实这也是子虚乌有的。并且，受试者手里所谓的问题和答案，也都是随机编的，例如问“谁是美丽的？”，答案选“小姑娘”，就算对;选“小伙子”，就算错。那个假扮的B教授还会告诉受试者，电击只会让人感觉有些疼，但是不会造成永久性的组织损伤，没有什么危险。
　　就这样，受试者按照问题表上的问题逐一进行提问，按照事先约定的“剧本”，A会在前几个问题回答正确，并在接下来的问题开始不断出错。按照B的指令，受试者这时候就按动开关去电击A，并且不断提高电击的电压。随着A不断地答错问题，受试者按要求就得不断提高电压档次，去电击A，而随着电压的不断提高，假扮受试者A的表演越来越“精彩”，从开始的无所谓，到轻微的抽搐，再到痛苦的呻吟，直到最后高声求饶，说自己有心脏病，已经扛不住要昏过去了等等。当电压逐步高到一定程度时，受试者明显听到旁边屋里的A越来越痛苦，有些受试者就提出，要停止电击，而假扮B教授则会通过扩音器敦促他，“没关系请继续”、“实验需要继续进行”、“他没事你接着做下去”等等。

　　按照米尔格拉姆事先确定的实验原则，如果受试者连续三次明确要求停止实验，那么实验就会被终止，实验结果被标记为：受试者反抗了权威的指令。反过来，如果受试者在反复敦促下，继续进行实验，直到受试者连续三次用最高档的450伏电击A，实验也会终止，实验结果被标记为：受试者服从了权威的指令。

震惊的实验结果：经不起考验的人性

　　实验开始前，米尔格拉姆曾经在身边的心理学系同事和学生中进行小范围的调查，让大家预估一下，有多大比例的人会在实验中服从权威的指挥，用450伏电压去“杀死”一位陌生人。大部分人认为不会超过10%，有的人认为可能只有1%。然而，实验结果却开了个大大的玩笑，在40位受试者中，有26人连续三次用450伏最高电压电擊了假扮受试者。这一过程中，虽然“戏精”A一路发出各种惨叫声、求饶声，甚至表现出抽搐，到最后的悄无声息、全身瘫软，但还是有65%的受试者坚持一路电下去，直到被假扮B教授告知实验结束，才罢手。
　　这个结果当时让米尔格拉姆和他的同事们非常震惊，大家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米尔格拉姆和他的同事希望做出更加全面的实验，他们前后进行了一共19次同样规模的实验。每次实验设置都有所微调，比如调整受试者和A之间的距离，让多个受试者一同参与提问或者同时安排两个假扮的B教授进行指挥等等条件。通过变换这些实验场景和条件，实验结果的数据会有所不同，但是总的实验结论却是一致的：多数人会在权威的指使下，对陌生人进行伤害。
　　在这些实验中，米尔格拉姆和他的同事还观察到若干值得深入研究的有趣现象。比如，他们观察到随着A痛苦反应的加剧，受试者则开始越来越紧张，越来越不自在。这或许说明在受试者内心中，伤害他人的良心谴责，与服从权威完成任务的理念之间，产生了激烈交锋;又比如，他们观察到随着受试者和A之间的接触的程度有所增加，要求停止实验并反抗权威的比例也会明显增加。当真实受试者完全看不见A，只听到A的惨叫声音时，要求停止实验的反抗者只占35%;如果受试者和A坐在一起时，也就是受试者可以近距离看到A所表演的痛苦反应时，要求停止实验的反抗者会上升至70%。还有就是，通过一些方式降低假扮大学教授的权威性，例如安排两个指挥着B和受试者在一起，实验过程中关于该不该停止实验时，两位指挥者的意见却不统一的时候，受试者会强烈要求停止实验的比例也会增高。

树立“好”权威，扫除“坏”权威

　　米尔格拉姆的“电击实验”可谓是心理学史上的经典之作，正是因为该实验反映出人性中的深层次需要，即我们每个人都希望通过服从的行为，能够被一个群体所接受，尤其是通过服从这个群体的权威而被权威所接受，从而被该群体所接受。并且，人类群体只有在彼此感同身受史，才能唤醒我们的道德良知。在群体的归属感中，人类才能定义自己的身份，找到自己的价值。当我们感受到嫉妒、悲伤、愤怒、害怕、羞愧以及孤独时，这正是我们被群体质疑与抛弃之时所产生的负面情绪;而当我们感到爱、欢乐、自豪以及高兴时，这也是我们被一个群体所接纳时所产生的正面情绪。
　　这种心理机制，或许就是我们人类数万年进化历程的结果，人类正是通过这种心理机制，来保障我们在恶劣的原始生活环境中能够彼此“抱团取暖”，以此提高生存繁衍的概率。为此，“服从权威”就成为我们人类适应环境，参与社会协作的“最佳策略”，并且因为害怕被群体所抛弃，做出伤天害理的事情也所不惜。
　　“电击实验”很好解释了本文开头所提到的布莱恩的案例，正如日前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前特首董建华先生对记者表示，他对7月立法会遭受冲击感到心痛，承认是自己任内开始推行的通识教育失败，令年轻一代变得“有问题”。如果从“服从权威”的心理机制来理解，不难发现“权威”的重要性，特别是对于心智尚未成熟的年轻人，就更加显得极其重要。
　　“服从权威”是人与生俱来的特性，人类天性本无“好”“坏”，而权威本身却分“好”与“坏”。历史上，正是像希特勒这样的“坏”权威，将整个德国和日耳曼民族带向了万劫不复;正如像布莱恩这样具体的“坏”权威，将香港的年轻人带偏，将曾经繁荣稳定的香港引向动乱。换个角度来看，如果能让这些香港的年轻人从小就能充分接触到“好”权威，充分接触到中华历史与文明中的那些“英雄豪杰”与“名人志士”，正确理解中国历史与香港的“前世今生”，让香港的年轻人从小就能够在心中树立起正确的“参照系”，那今天香港的悲剧还会发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