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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的光辉生涯》是澳大利亚女作家迈尔斯·富兰克林的自传体小说，主人公西比拉反抗婚姻的形象令人印象深刻。在西比拉生活的父权制社会里，婚姻是导致女人成为男人奴隶的罪魁祸首，她不愿成为牺牲品，勇敢而痛苦地进行反抗。本文主要从西比拉对婚姻的反抗方面来阐释这部小说所具有的女权主义色彩。
关键词：《我的光辉生涯》；西比拉；婚姻；女权主义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11-0164-02
《我的光辉生涯》是澳大利亚女作家迈尔斯·富兰克林（Miles Franklin， 1879-1954）的半自传体小说，成书于作者16岁之时。小说塑造了一个充满反叛气息的丛林少女西比拉·梅尔文，她性格泼辣、倔强，渴求知识，渴望爱情，追求独立人格。在19世纪末的澳洲，婚姻依然是女性最好的归宿。然而在西比拉进行的种种反抗中，她对婚姻的反抗是尤为明显的。在她看来，婚姻是依附、侮辱、服从的同义词。
根据伊莱恩·肖瓦尔特对妇女作家创作所经历的三个阶段划分，笔者认为《我的光辉生涯》属于“女权主义”阶段，反对父权社会的标准和价值，倡导女性的权利、价值和自主权。西比拉对知识的无限渴求、对艺术的不懈追求、对男女平等和独立人格的期求盼望，特别是她对传统妇道和婚姻的反抗，反映了19世纪末女权主义的发展趋势。
一、从小说中的已婚女性的状况看西比拉婚姻观形成
19世纪末的澳大利亚是一个以男人为中心的父权制社会，“嫁人”是女性唯一的“职业”，好妻子、好母亲是当时的社会对女性的角色定位，谦卑、温顺、牺牲、忘我的“高尚淑女”是当时理想的女性角色。但西比拉意识到，正如伍尔芙所说，“女人存在的本质，就在于她们为男人所赡养，又为男人所支配。”女人不可能在婚姻中获得与男人一样的人格和地位，所以决定永不结婚。拒绝结婚可以说是对男权社会最坚决最绝望的控诉。
在西比拉的生活中，有三个结了婚的女人——母亲露西、姨妈海伦和姆斯瓦特太太，她们无一例外都是婚姻的牺牲品。亲眼目睹她们的生活，使得西比拉对婚姻充满了抗拒和不屑。
西比拉的母亲——露西，本是出身贵族家庭的女子，但婚后由于丈夫投资一次次的失败，家庭状况每况愈下，她只能无尽而无言地操劳。贫穷的生活使得她皮肤变得粗糙，脾气也变得不好。当西比拉在外婆家看到母亲少女时期的画像时，惊讶地发现她的母亲曾是一个十分可爱、天使一样的姑娘。另外，由于“夏娃的灾祸”，露西共生育了8个孩子。西比拉从母亲身上看到的是“女人不过是男人无能为力的工具——环境的动物”。母亲的婚姻悲剧让西比拉很无奈，“我有什么权利去期望更好的结局呢！我闭上眼睛，瞻念前途，不寒而栗。我母亲为此献出了自己的青春、自由和力量，牺牲了女人最大的财产”。
外婆家的所在地卡特加，对西比拉来说是一个充满了快乐和幸福的地方。然而，海伦姨妈的悲剧再次冲击了西比拉的思想。海伦姨妈曾是澳大利亚最美丽的女人之一，但她的婚姻，虽然较之姐姐在物质上富足一些，但在精神上却更加不幸。性格活跃的贝尔上校在结婚后不到12个月，便对他可爱的新娘感到厌腻并抛弃了她。“一个女人与丈夫离了婚，世人必定完全归罪于妻子……她的一生被毁了。她受尽了自己信赖的意中人无情的凌辱，弄得她漂泊世途，既不是妻子，又不是寡妇，也不是少女。”在与西比拉谈论爱情时，海伦坚持说，伙伴的友情之爱是世上唯一真诚的爱。海伦失败的婚姻无疑对西比拉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更加强化了西比拉对婚姻的反感。
西比拉在巴尼山隘做家庭教师时的女主人姆斯瓦特太太是小说中的第三个已婚女性。她是一个高大、肥胖、邋遢、无知的女性，她的家中有着最脏的走廊、最脏的房间、最脏的椅子和最脏的家具。她比露西生育了更多的孩子，12个。她没有受过教育，因为无知而非常满意自己的生活，她也不可能意识到自己只是男人的奴隶和传宗接代的工具。西比拉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她满怀挖苦地说：“我赞成人应该结婚，我觉得婚姻是迄今为止所提供的补充国家生员的最明智、最体面的办法。”在西比拉生活的时代，妇女没有自由选择的权利，而且女性根本就只是用来繁衍后代的工具，对于追求独立、自由的西比拉来说，这是她绝对不能接受的命运。
二、从小说中的男性形象看西比拉对婚姻的反抗
小说中三个已婚女性的婚姻生活都给西比拉投下了深刻的阴影，使她清晰地认识到婚姻对女人的摧残，也使得西比拉下定决心不步其后尘。同时，她周围的男人们的行为及态度也从另一方面加强了她对传统婚姻的叛逆。
西比拉幼年时生活的勃拉格勃朗总是宾客满堂，各个阶层的男人围坐在他们家长长的餐桌前。那时的父亲梅尔文先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西比拉认为，“他是我心目中的英雄，是我的知己，是一部百科全书，是一个伙伴，甚至他就是我的宗教信仰”。后来父亲不明智的投资使得家道败落，而父亲也意志消沉成了酒鬼，全家人的生活水平一落千丈，很快濒临破产的边缘。更糟的是，父亲酗酒赌博，把抚养家庭的重担转嫁到了妻子的肩上。“他要家庭供养，却不能供养家庭。他是一家之主，却没有尽到应尽的义务。他对家庭失去了爱，失去了兴趣，变得暴躁、阴沉，毫无自尊和勇气。”而在西比拉的心中，“迪克·梅尔文是一个自私、可悲、软弱的家伙”，“厌恶，而不是敬重，占据了我的心里”。她对父亲的崇拜演变成了对男人的怀疑和厌恶，从而反过来导致了她对婚姻的恐惧与反抗。
西比拉的出生地卡特加是她所有浪漫故事的发生地。在外婆的眼中，“一到二十四岁，就可以继承到英国的财产”，且“数量很可观”的牧羊徒工弗兰克·霍登是一个不错的人选，他身体健康，品质好，门第高，家境优裕。西比拉的天赋和智慧赢得了霍登的爱慕。但她又自卑于普通的相貌，既认为男性龌龊不堪，又唯恐自己其貌不扬不可能得到他们的爱情。正是这种自卑又自大的情结，使得西比拉在面对霍登死缠烂打式的求婚时，给予了嘲讽和驳斥，她说：“我绝不嫁给他，即使他是英国国王也不嫁。要我看，嫁人，即使是嫁给世上最好的人，也是降格的事情。”“我绝对不俯就去嫁给任何人。”而对霍登即将继承到的财产，也是他敢于一再求婚的筹码，西比拉也是嗤之以鼻、不屑一顾。 “潇洒动人，厕身于文学界、音乐界和艺术界”的埃弗雷德·格雷，是悉尼最有前途的律师。他来自西比拉理想中的艺术世界，是一个谦谦君子，而且机智幽默，带给了西比拉极大的快乐。在19世纪，“妇女要做艺术家也得不到鼓励。相反，她受到冷落、非难、训斥和规劝”。而格雷对西比拉的天赋却给予了很高的赞赏和鼓励，甚至要带她到悉尼去发展。但是当得知格雷打算向她求婚只是为了避免她名誉受损，西比拉用讥讽、刻薄而冷淡的话语挫伤了格雷的自负。虽然西比拉乐于倾听格雷谈论艺术，但对他只是友谊。在格雷临走时，西比拉大为感慨：“与他交朋友，我会得到多大的乐趣！”“为什么社交的陋习不允许一个男人和一个少女交朋友呢，就像两个男人之间或者两个少女之间相互要好一样，彼此都很愉快，而除了纯粹的神交，别无其他想法？”
小说中的另外一个男性，“高大魁梧，皮肤黝黑”，有着“一张坦率而讨人喜欢的脸”的比彻姆是一个近乎完美的丛林人。他英俊潇洒，心地善良，品行端正，头脑冷静，是位出色的钢琴家、小提琴家，还是个清晰有力、训练有素的男高音。但即使他和西比拉相互吸引，但在婚嫁问题上，西比拉依然坚持固有的原则。“在十九世纪的澳洲，金钱始终是传统婚姻观的支柱，这根金制的链条束缚了女人，使她们成为男人的附庸。”西比拉清楚地知道，婚姻不过是一份经济合同，女人的命运无非就是嫁给出价最高的竞标者。西比拉知道财产在婚姻中起的作用。在卡特加果园，哈罗德埋怨她和古德恰姆先生调情时，她抗议道：“要是你因为有一点儿钱，就认为自己不可多得，那你就错了……你就认为你有权把我当做未来的妻子这么来教训我！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要跟你结婚……你不能因为社会习俗安排了女人的唯一归宿是婚姻，因为她们想使自己舒适一点，而要找到一个男人，就轻易得出结论，她们追求的是你本人。实际上你不过是一个讨厌的附加物，她们为了得到你的财产而不得不逆来顺受……”言外之意就是她不会为了比彻姆的财产而屈尊与他结婚，不会成为男人的附属品，失去自己的独立和自由。然而，在哈罗德失去家园和财产之后，西比拉却答应嫁给他。一方面，他觉得哈罗德在不名一文时确实需要她，另一方面，是因为如果她嫁给的是一个没有财产的人，就不会失去自己的独立。而后来在哈罗德意外继承一笔遗产而得以恢复家业后再次向她求婚时，却遭到了她的拒绝。她虽然深爱比彻姆，却意识到“他可以提供我一切——却不能驾驭我”，“埋在我心底的女性心理又复苏了”。正是这复苏的女性心理，使她最终放弃了比彻姆，以免成为他的奴隶。
西比拉拒绝了哈罗德的爱情，也就意味着拒绝了当时社会为女性设定的传统生活方式，拒绝了那种丧失独立人格、不能主宰自己命运的生活，拒绝了没有自我价值、只求奉献不问索取的价值观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西比拉拒绝的不是爱情本身，而是一份将带给她巨大障碍甚至葬送青春和梦想的爱情。正如西比拉所说：“我和任何一个女性一样适合婚姻生活，但必须是和一个与众不同的丈夫——哈罗德不是这个人。”[7]
虽然西比拉成长于束缚、压抑女性的父权制社会，但她奋力追求精神上的独立和自由，拒绝屈从传统的婚姻和道德约束。虽然她所追求的光辉生涯有着重重障碍，在追求知识和艺术的道路上必然要历尽艰苦，但是，她能向着平等、自立、自强的方向前进，只凭这一点，她就足以令今天的女性佩服并充满信心，因为，不管处于任何历史时期，“对于女性来说，成为自己比什么都要紧”。
参考文献：
〔1〕Franklin， Miles. My Brilliant Career [M]. Australia： Angus& Robertson Publishers， 1990.
〔2〕Showalter， Elaine. A Literature of Their Own： British Novelist from Bronte to Lessing [M].London： Virago， 1978.
〔3〕陈茂庆.反抗婚姻的丛林少女——小说《我的光辉生涯》女主人公形象剖析[J].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4）.
〔4〕弗吉尼亚·伍尔芙.伍尔芙随笔全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5〕弗吉尼亚·伍尔夫.一间自己的屋子[A].张岩冰.女权主义文论[C].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
〔6〕黄源深.澳大利亚文学史[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7〕迈尔斯·富兰克林.我的光辉生涯[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
（责任编辑 王文江）
关键词：《我的光辉生涯》；西比拉；婚姻；女权主义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11-0164-02
《我的光辉生涯》是澳大利亚女作家迈尔斯·富兰克林（Miles Franklin， 1879-1954）的半自传体小说，成书于作者16岁之时。小说塑造了一个充满反叛气息的丛林少女西比拉·梅尔文，她性格泼辣、倔强，渴求知识，渴望爱情，追求独立人格。在19世纪末的澳洲，婚姻依然是女性最好的归宿。然而在西比拉进行的种种反抗中，她对婚姻的反抗是尤为明显的。在她看来，婚姻是依附、侮辱、服从的同义词。
根据伊莱恩·肖瓦尔特对妇女作家创作所经历的三个阶段划分，笔者认为《我的光辉生涯》属于“女权主义”阶段，反对父权社会的标准和价值，倡导女性的权利、价值和自主权。西比拉对知识的无限渴求、对艺术的不懈追求、对男女平等和独立人格的期求盼望，特别是她对传统妇道和婚姻的反抗，反映了19世纪末女权主义的发展趋势。
一、从小说中的已婚女性的状况看西比拉婚姻观形成
19世纪末的澳大利亚是一个以男人为中心的父权制社会，“嫁人”是女性唯一的“职业”，好妻子、好母亲是当时的社会对女性的角色定位，谦卑、温顺、牺牲、忘我的“高尚淑女”是当时理想的女性角色。但西比拉意识到，正如伍尔芙所说，“女人存在的本质，就在于她们为男人所赡养，又为男人所支配。”女人不可能在婚姻中获得与男人一样的人格和地位，所以决定永不结婚。拒绝结婚可以说是对男权社会最坚决最绝望的控诉。
在西比拉的生活中，有三个结了婚的女人——母亲露西、姨妈海伦和姆斯瓦特太太，她们无一例外都是婚姻的牺牲品。亲眼目睹她们的生活，使得西比拉对婚姻充满了抗拒和不屑。
西比拉的母亲——露西，本是出身贵族家庭的女子，但婚后由于丈夫投资一次次的失败，家庭状况每况愈下，她只能无尽而无言地操劳。贫穷的生活使得她皮肤变得粗糙，脾气也变得不好。当西比拉在外婆家看到母亲少女时期的画像时，惊讶地发现她的母亲曾是一个十分可爱、天使一样的姑娘。另外，由于“夏娃的灾祸”，露西共生育了8个孩子。西比拉从母亲身上看到的是“女人不过是男人无能为力的工具——环境的动物”。母亲的婚姻悲剧让西比拉很无奈，“我有什么权利去期望更好的结局呢！我闭上眼睛，瞻念前途，不寒而栗。我母亲为此献出了自己的青春、自由和力量，牺牲了女人最大的财产”。
外婆家的所在地卡特加，对西比拉来说是一个充满了快乐和幸福的地方。然而，海伦姨妈的悲剧再次冲击了西比拉的思想。海伦姨妈曾是澳大利亚最美丽的女人之一，但她的婚姻，虽然较之姐姐在物质上富足一些，但在精神上却更加不幸。性格活跃的贝尔上校在结婚后不到12个月，便对他可爱的新娘感到厌腻并抛弃了她。“一个女人与丈夫离了婚，世人必定完全归罪于妻子……她的一生被毁了。她受尽了自己信赖的意中人无情的凌辱，弄得她漂泊世途，既不是妻子，又不是寡妇，也不是少女。”在与西比拉谈论爱情时，海伦坚持说，伙伴的友情之爱是世上唯一真诚的爱。海伦失败的婚姻无疑对西比拉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更加强化了西比拉对婚姻的反感。
西比拉在巴尼山隘做家庭教师时的女主人姆斯瓦特太太是小说中的第三个已婚女性。她是一个高大、肥胖、邋遢、无知的女性，她的家中有着最脏的走廊、最脏的房间、最脏的椅子和最脏的家具。她比露西生育了更多的孩子，12个。她没有受过教育，因为无知而非常满意自己的生活，她也不可能意识到自己只是男人的奴隶和传宗接代的工具。西比拉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她满怀挖苦地说：“我赞成人应该结婚，我觉得婚姻是迄今为止所提供的补充国家生员的最明智、最体面的办法。”在西比拉生活的时代，妇女没有自由选择的权利，而且女性根本就只是用来繁衍后代的工具，对于追求独立、自由的西比拉来说，这是她绝对不能接受的命运。
二、从小说中的男性形象看西比拉对婚姻的反抗
小说中三个已婚女性的婚姻生活都给西比拉投下了深刻的阴影，使她清晰地认识到婚姻对女人的摧残，也使得西比拉下定决心不步其后尘。同时，她周围的男人们的行为及态度也从另一方面加强了她对传统婚姻的叛逆。
西比拉幼年时生活的勃拉格勃朗总是宾客满堂，各个阶层的男人围坐在他们家长长的餐桌前。那时的父亲梅尔文先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西比拉认为，“他是我心目中的英雄，是我的知己，是一部百科全书，是一个伙伴，甚至他就是我的宗教信仰”。后来父亲不明智的投资使得家道败落，而父亲也意志消沉成了酒鬼，全家人的生活水平一落千丈，很快濒临破产的边缘。更糟的是，父亲酗酒赌博，把抚养家庭的重担转嫁到了妻子的肩上。“他要家庭供养，却不能供养家庭。他是一家之主，却没有尽到应尽的义务。他对家庭失去了爱，失去了兴趣，变得暴躁、阴沉，毫无自尊和勇气。”而在西比拉的心中，“迪克·梅尔文是一个自私、可悲、软弱的家伙”，“厌恶，而不是敬重，占据了我的心里”。她对父亲的崇拜演变成了对男人的怀疑和厌恶，从而反过来导致了她对婚姻的恐惧与反抗。
西比拉的出生地卡特加是她所有浪漫故事的发生地。在外婆的眼中，“一到二十四岁，就可以继承到英国的财产”，且“数量很可观”的牧羊徒工弗兰克·霍登是一个不错的人选，他身体健康，品质好，门第高，家境优裕。西比拉的天赋和智慧赢得了霍登的爱慕。但她又自卑于普通的相貌，既认为男性龌龊不堪，又唯恐自己其貌不扬不可能得到他们的爱情。正是这种自卑又自大的情结，使得西比拉在面对霍登死缠烂打式的求婚时，给予了嘲讽和驳斥，她说：“我绝不嫁给他，即使他是英国国王也不嫁。要我看，嫁人，即使是嫁给世上最好的人，也是降格的事情。”“我绝对不俯就去嫁给任何人。”而对霍登即将继承到的财产，也是他敢于一再求婚的筹码，西比拉也是嗤之以鼻、不屑一顾。 “潇洒动人，厕身于文学界、音乐界和艺术界”的埃弗雷德·格雷，是悉尼最有前途的律师。他来自西比拉理想中的艺术世界，是一个谦谦君子，而且机智幽默，带给了西比拉极大的快乐。在19世纪，“妇女要做艺术家也得不到鼓励。相反，她受到冷落、非难、训斥和规劝”。而格雷对西比拉的天赋却给予了很高的赞赏和鼓励，甚至要带她到悉尼去发展。但是当得知格雷打算向她求婚只是为了避免她名誉受损，西比拉用讥讽、刻薄而冷淡的话语挫伤了格雷的自负。虽然西比拉乐于倾听格雷谈论艺术，但对他只是友谊。在格雷临走时，西比拉大为感慨：“与他交朋友，我会得到多大的乐趣！”“为什么社交的陋习不允许一个男人和一个少女交朋友呢，就像两个男人之间或者两个少女之间相互要好一样，彼此都很愉快，而除了纯粹的神交，别无其他想法？”
小说中的另外一个男性，“高大魁梧，皮肤黝黑”，有着“一张坦率而讨人喜欢的脸”的比彻姆是一个近乎完美的丛林人。他英俊潇洒，心地善良，品行端正，头脑冷静，是位出色的钢琴家、小提琴家，还是个清晰有力、训练有素的男高音。但即使他和西比拉相互吸引，但在婚嫁问题上，西比拉依然坚持固有的原则。“在十九世纪的澳洲，金钱始终是传统婚姻观的支柱，这根金制的链条束缚了女人，使她们成为男人的附庸。”西比拉清楚地知道，婚姻不过是一份经济合同，女人的命运无非就是嫁给出价最高的竞标者。西比拉知道财产在婚姻中起的作用。在卡特加果园，哈罗德埋怨她和古德恰姆先生调情时，她抗议道：“要是你因为有一点儿钱，就认为自己不可多得，那你就错了……你就认为你有权把我当做未来的妻子这么来教训我！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要跟你结婚……你不能因为社会习俗安排了女人的唯一归宿是婚姻，因为她们想使自己舒适一点，而要找到一个男人，就轻易得出结论，她们追求的是你本人。实际上你不过是一个讨厌的附加物，她们为了得到你的财产而不得不逆来顺受……”言外之意就是她不会为了比彻姆的财产而屈尊与他结婚，不会成为男人的附属品，失去自己的独立和自由。然而，在哈罗德失去家园和财产之后，西比拉却答应嫁给他。一方面，他觉得哈罗德在不名一文时确实需要她，另一方面，是因为如果她嫁给的是一个没有财产的人，就不会失去自己的独立。而后来在哈罗德意外继承一笔遗产而得以恢复家业后再次向她求婚时，却遭到了她的拒绝。她虽然深爱比彻姆，却意识到“他可以提供我一切——却不能驾驭我”，“埋在我心底的女性心理又复苏了”。正是这复苏的女性心理，使她最终放弃了比彻姆，以免成为他的奴隶。
西比拉拒绝了哈罗德的爱情，也就意味着拒绝了当时社会为女性设定的传统生活方式，拒绝了那种丧失独立人格、不能主宰自己命运的生活，拒绝了没有自我价值、只求奉献不问索取的价值观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西比拉拒绝的不是爱情本身，而是一份将带给她巨大障碍甚至葬送青春和梦想的爱情。正如西比拉所说：“我和任何一个女性一样适合婚姻生活，但必须是和一个与众不同的丈夫——哈罗德不是这个人。”[7]
虽然西比拉成长于束缚、压抑女性的父权制社会，但她奋力追求精神上的独立和自由，拒绝屈从传统的婚姻和道德约束。虽然她所追求的光辉生涯有着重重障碍，在追求知识和艺术的道路上必然要历尽艰苦，但是，她能向着平等、自立、自强的方向前进，只凭这一点，她就足以令今天的女性佩服并充满信心，因为，不管处于任何历史时期，“对于女性来说，成为自己比什么都要紧”。
参考文献：
〔1〕Franklin， Miles. My Brilliant Career [M]. Australia： Angus& Robertson Publishers， 1990.
〔2〕Showalter， Elaine. A Literature of Their Own： British Novelist from Bronte to Lessing [M].London： Virago， 1978.
〔3〕陈茂庆.反抗婚姻的丛林少女——小说《我的光辉生涯》女主人公形象剖析[J].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4）.
〔4〕弗吉尼亚·伍尔芙.伍尔芙随笔全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5〕弗吉尼亚·伍尔夫.一间自己的屋子[A].张岩冰.女权主义文论[C].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
〔6〕黄源深.澳大利亚文学史[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7〕迈尔斯·富兰克林.我的光辉生涯[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
（责任编辑 王文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