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编者：从1952年初在《人民文学》发表小说《科尔沁草原的人们》到现在，玛拉沁夫的名字是与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始终联系在一起的。他半个世纪的艰难与曲折，梦想与辉煌，都有着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投影和折光。
1930年，玛拉沁夫出生于内蒙古卓索图盟土默特旗（现属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一个贫穷的小村庄——土力根太卜村。玛拉沁夫还有两个哥哥，家境贫穷，但父母却对读书格外看重，他们觉得无论如何都要让这三个孩子有书读。为了读书，玛拉沁夫5岁时随全家搬到了母亲的娘家，那里有一所王府小学，这是附近唯一可以读书的地方。读到五年级时家中实在拿不出学费继续供他上学，玛拉沁夫只好转学去科尔沁草原的一所蒙古中学，因为那里可以免收学费。就这样，小小年纪的玛拉沁夫又一次远赴他乡。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学校停办，玛拉沁夫只得回家去。命运有时就是这样，在磨难与不顺中给予人一种新的希望。
玛拉沁夫辗转多日回到家中时，一支八路军部队驻守在他们村，而部队的连部恰就在他家中。当时部队战士文化水平低，一个登记战士名单的“花名册”都没有人能填写，玛拉沁夫也算是个有文化的人，连长就动员他参加部队，从此，15岁的玛拉沁夫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参加部队不久，他转到内蒙古骑兵十一支队，担任女政委乌兰的通讯员。那时蒙古老乡不知道政委是个什么官，只知道部队最大的官是司令，都叫乌兰政委为红司令，在蒙古语中“乌兰”是红色的意思。乌兰在北平做过地下工作，后去延安，现在是一支强悍蒙古骑兵部队的政委，这位女英雄在玛拉沁夫心中，是他的革命引路人。在玛拉沁夫后来创作的多部作品中，以乌兰政委为人物原型的艺术形象多次出现，比如长篇小说《茫茫的草原》中的苏荣、短篇小说《踏过深深的积雪》和电影剧本《祖国啊，母亲！》中的洪戈尔等。
火热的革命生涯为玛拉沁夫日后的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让他对生活有了更深切的理解，他回忆说：“我们这一代人年轻时是早熟型的。回想起来，苦肯定苦，但想不起怎么苦了。革命，就得吃苦，可那些苦却那样令我们神往。或许这就成就了我们这一代人在漫长的生活斗争中的价值取向，那时我们年纪虽小，但懂得一些大道理，活得有底气。”
玛拉沁夫被誉为“中国第一个自觉地以写草原为己任的作家”。他的创作灵感都来自草原，他一生创作的主要作品，都是写那片他所熟悉的蒙古草原。他曾说“世界上没有一个作家是以写一篇短篇小说就成为作家的。我要写一部具有宏观视野的史诗性长篇小说，写草原，写草原人民。没有写完这个决不称自己为作家。”
1952年，对于玛拉沁夫而言可谓是人生的重要转折点。那年1月号《人民文学》杂志以头条形式刊发了他的处女作《科尔沁草原的人们》，这篇小说，一经发表即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人民日报》随即在“文化生活简评”中称赞这篇小说是“写了新的主题、新的生活，反映了现实生活中先进的力量，用新的伦理和新的道德精神教育人民”的优秀作品。在那个年代，人民日报对一个21岁的文学青年的作品做出这样的评价，是没有先例的。
《科尔沁草原的人们》写于1951年，玛拉沁夫在科尔沁左中旗工作期间，临旗科尔沁右后旗出现了一个英雄人物——19岁的牧民妇女塔姆。她在坐月子期间遇到了一个来她家门外找水喝的陌生人，按照蒙古族传统礼节，客人不需站在门外求水，而应走进屋里喝茶，这个人的行为让塔姆心生疑虑。随后的一幕让塔姆更加认定他是个坏人，当时一阵风吹来将这个人身上披着的毯子掀起一角，突然露出了枪口。机智的塔姆设法稳住这个嫌犯，和他周旋，最后通过搏斗和别人的帮忙终于将他制服。玛拉沁夫被塔姆这种热爱新生活、保卫新政权的忠贞、勇敢的精神所感动，他说：“我们的老百姓多么可爱呀，就这么简单，就这么敢于拼命。我们不能就事论事平平淡淡地写这个人物，而应从时代精神的高度和整个民族新生的角度审视塔姆的事迹，表现她崭新的精神世界。”
小说创作的过程很艰辛，因为住在牧民家里，连个写字的桌子都没有，玛拉沁夫就坐着在膝盖上写作，利用工作之余的零碎时间写了大约3个多月。玛拉沁夫心里没底，他把作品拿给同伴安柯钦夫看，问他这算不算小说。第二天安柯钦夫看完说：“大概算是小说吧。”虽然语气上并不十分肯定，但玛拉沁夫觉得“大概算”也就是可以了。他把小说寄给了在当时中国文坛最有影响的《人民文学》。
这篇小说的发表改变了这个文学青年的命运，玛拉沁夫被调到北京，把小说改编成电影剧本《草原上的人们》。他作词的该影片插曲《敖包相会》，传唱至今。
玛拉沁夫说：“现在看我那篇小说，觉得还是有我们那一代人的烙印：时代需要我，我顺应了时代，我也紧跟着时代长大。”
玛拉沁夫年少成名，但他心里很清楚，成为一名真正的作家自己的路还很长。他那时就说：“世界上没有一个作家是以只写一个短篇小说就成为作家的。我要写一部具有宏观视野的史诗性长篇小说，写草原和草原人民。没有写完这个我决不称自己为作家。”倔强的玛拉沁夫随即向组织上提出要求，他要返回内蒙古草原去深入生活。他已酝酿好写一部反映抗战胜利后内蒙古人民选择民族解放之路——是跟共产党走还是跟国民党走的历史性激烈复杂斗争的长篇小说。生活是创作的源泉，应当说，玛拉沁夫参加过那场斗争的全部过程，是有生活积累的，但他清醒地认识到，当年自己只是一个小战士，对那场伟大斗争缺少宏观与战略高度的认识，再说任何作家的生活积累都不是一次完成的，需要作家不断深入生活、充实生活、更新生活。所以他从北京回到内蒙古后，没有在呼和浩特市停留，经组织安排径赴草原挂职深入生活去了，在明太旗一干就是三年，其间完成了长篇小说《在茫茫的草原上》（上部）。
《茫茫的草原》上部以《在茫茫的草原上》书名于1957年出版后，荣获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十周年文艺评奖文学一等奖。但是它的下部却经过一时难以说清楚的缘由，迟至30年后的1987年才以《茫茫的草原》（上下部）书名得以完整出版。这部长篇小说以宏观的视野、史诗般的笔触，真实地反映了内蒙古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解放战争时期在蒙古草原上进行的尖锐复杂的斗争。《茫茫的草原》成为新中国第一部反映蒙古族人民斗争生活的长篇小说。作者在后记中写道，“小说已经结稿，与我相交36年之久的那些人物，从此将不会在我的笔下重逢！我独自仰望夜空，心中充满莫名的惆怅。”在此前后，玛拉沁夫创作出版了小说集《春的喜歌》《花的草原》《第一道曙光》《爱，夏夜里燃烧》，对草原的热爱，对草原上人与事的迷恋，让玛拉沁夫心中的牵挂和感动始终与草原紧紧相连。
“我写了一辈子草原，作为一个蒙古族作家，我一直坚守自己的本位。草原养育了我、培养我长大，给了我一切，我将一生写草原文学。我是中国草原小说始作者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说我对中国文学有什么贡献的话，就是我走了一条开创中国草原文学之路，在我之前，在中国没有人用自己整个一生时间来写草原生活的。”
从《科尔沁草原的人们》到《茫茫的草原》，从青年步入老年，一个作家坚守着中国草原文学的点点滴滴，从而也成就了中国民族文学的一代传奇。玛拉沁夫说：“让中国‘草原文学’繁茂起来、成熟起来，还需要我们用更多的心血乃至生命去浇注。”
1930年，玛拉沁夫出生于内蒙古卓索图盟土默特旗（现属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一个贫穷的小村庄——土力根太卜村。玛拉沁夫还有两个哥哥，家境贫穷，但父母却对读书格外看重，他们觉得无论如何都要让这三个孩子有书读。为了读书，玛拉沁夫5岁时随全家搬到了母亲的娘家，那里有一所王府小学，这是附近唯一可以读书的地方。读到五年级时家中实在拿不出学费继续供他上学，玛拉沁夫只好转学去科尔沁草原的一所蒙古中学，因为那里可以免收学费。就这样，小小年纪的玛拉沁夫又一次远赴他乡。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学校停办，玛拉沁夫只得回家去。命运有时就是这样，在磨难与不顺中给予人一种新的希望。
玛拉沁夫辗转多日回到家中时，一支八路军部队驻守在他们村，而部队的连部恰就在他家中。当时部队战士文化水平低，一个登记战士名单的“花名册”都没有人能填写，玛拉沁夫也算是个有文化的人，连长就动员他参加部队，从此，15岁的玛拉沁夫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参加部队不久，他转到内蒙古骑兵十一支队，担任女政委乌兰的通讯员。那时蒙古老乡不知道政委是个什么官，只知道部队最大的官是司令，都叫乌兰政委为红司令，在蒙古语中“乌兰”是红色的意思。乌兰在北平做过地下工作，后去延安，现在是一支强悍蒙古骑兵部队的政委，这位女英雄在玛拉沁夫心中，是他的革命引路人。在玛拉沁夫后来创作的多部作品中，以乌兰政委为人物原型的艺术形象多次出现，比如长篇小说《茫茫的草原》中的苏荣、短篇小说《踏过深深的积雪》和电影剧本《祖国啊，母亲！》中的洪戈尔等。
火热的革命生涯为玛拉沁夫日后的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让他对生活有了更深切的理解，他回忆说：“我们这一代人年轻时是早熟型的。回想起来，苦肯定苦，但想不起怎么苦了。革命，就得吃苦，可那些苦却那样令我们神往。或许这就成就了我们这一代人在漫长的生活斗争中的价值取向，那时我们年纪虽小，但懂得一些大道理，活得有底气。”
玛拉沁夫被誉为“中国第一个自觉地以写草原为己任的作家”。他的创作灵感都来自草原，他一生创作的主要作品，都是写那片他所熟悉的蒙古草原。他曾说“世界上没有一个作家是以写一篇短篇小说就成为作家的。我要写一部具有宏观视野的史诗性长篇小说，写草原，写草原人民。没有写完这个决不称自己为作家。”
1952年，对于玛拉沁夫而言可谓是人生的重要转折点。那年1月号《人民文学》杂志以头条形式刊发了他的处女作《科尔沁草原的人们》，这篇小说，一经发表即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人民日报》随即在“文化生活简评”中称赞这篇小说是“写了新的主题、新的生活，反映了现实生活中先进的力量，用新的伦理和新的道德精神教育人民”的优秀作品。在那个年代，人民日报对一个21岁的文学青年的作品做出这样的评价，是没有先例的。
《科尔沁草原的人们》写于1951年，玛拉沁夫在科尔沁左中旗工作期间，临旗科尔沁右后旗出现了一个英雄人物——19岁的牧民妇女塔姆。她在坐月子期间遇到了一个来她家门外找水喝的陌生人，按照蒙古族传统礼节，客人不需站在门外求水，而应走进屋里喝茶，这个人的行为让塔姆心生疑虑。随后的一幕让塔姆更加认定他是个坏人，当时一阵风吹来将这个人身上披着的毯子掀起一角，突然露出了枪口。机智的塔姆设法稳住这个嫌犯，和他周旋，最后通过搏斗和别人的帮忙终于将他制服。玛拉沁夫被塔姆这种热爱新生活、保卫新政权的忠贞、勇敢的精神所感动，他说：“我们的老百姓多么可爱呀，就这么简单，就这么敢于拼命。我们不能就事论事平平淡淡地写这个人物，而应从时代精神的高度和整个民族新生的角度审视塔姆的事迹，表现她崭新的精神世界。”
小说创作的过程很艰辛，因为住在牧民家里，连个写字的桌子都没有，玛拉沁夫就坐着在膝盖上写作，利用工作之余的零碎时间写了大约3个多月。玛拉沁夫心里没底，他把作品拿给同伴安柯钦夫看，问他这算不算小说。第二天安柯钦夫看完说：“大概算是小说吧。”虽然语气上并不十分肯定，但玛拉沁夫觉得“大概算”也就是可以了。他把小说寄给了在当时中国文坛最有影响的《人民文学》。
这篇小说的发表改变了这个文学青年的命运，玛拉沁夫被调到北京，把小说改编成电影剧本《草原上的人们》。他作词的该影片插曲《敖包相会》，传唱至今。
玛拉沁夫说：“现在看我那篇小说，觉得还是有我们那一代人的烙印：时代需要我，我顺应了时代，我也紧跟着时代长大。”
玛拉沁夫年少成名，但他心里很清楚，成为一名真正的作家自己的路还很长。他那时就说：“世界上没有一个作家是以只写一个短篇小说就成为作家的。我要写一部具有宏观视野的史诗性长篇小说，写草原和草原人民。没有写完这个我决不称自己为作家。”倔强的玛拉沁夫随即向组织上提出要求，他要返回内蒙古草原去深入生活。他已酝酿好写一部反映抗战胜利后内蒙古人民选择民族解放之路——是跟共产党走还是跟国民党走的历史性激烈复杂斗争的长篇小说。生活是创作的源泉，应当说，玛拉沁夫参加过那场斗争的全部过程，是有生活积累的，但他清醒地认识到，当年自己只是一个小战士，对那场伟大斗争缺少宏观与战略高度的认识，再说任何作家的生活积累都不是一次完成的，需要作家不断深入生活、充实生活、更新生活。所以他从北京回到内蒙古后，没有在呼和浩特市停留，经组织安排径赴草原挂职深入生活去了，在明太旗一干就是三年，其间完成了长篇小说《在茫茫的草原上》（上部）。
《茫茫的草原》上部以《在茫茫的草原上》书名于1957年出版后，荣获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十周年文艺评奖文学一等奖。但是它的下部却经过一时难以说清楚的缘由，迟至30年后的1987年才以《茫茫的草原》（上下部）书名得以完整出版。这部长篇小说以宏观的视野、史诗般的笔触，真实地反映了内蒙古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解放战争时期在蒙古草原上进行的尖锐复杂的斗争。《茫茫的草原》成为新中国第一部反映蒙古族人民斗争生活的长篇小说。作者在后记中写道，“小说已经结稿，与我相交36年之久的那些人物，从此将不会在我的笔下重逢！我独自仰望夜空，心中充满莫名的惆怅。”在此前后，玛拉沁夫创作出版了小说集《春的喜歌》《花的草原》《第一道曙光》《爱，夏夜里燃烧》，对草原的热爱，对草原上人与事的迷恋，让玛拉沁夫心中的牵挂和感动始终与草原紧紧相连。
“我写了一辈子草原，作为一个蒙古族作家，我一直坚守自己的本位。草原养育了我、培养我长大，给了我一切，我将一生写草原文学。我是中国草原小说始作者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说我对中国文学有什么贡献的话，就是我走了一条开创中国草原文学之路，在我之前，在中国没有人用自己整个一生时间来写草原生活的。”
从《科尔沁草原的人们》到《茫茫的草原》，从青年步入老年，一个作家坚守着中国草原文学的点点滴滴，从而也成就了中国民族文学的一代传奇。玛拉沁夫说：“让中国‘草原文学’繁茂起来、成熟起来，还需要我们用更多的心血乃至生命去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