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的一天，在意大利的科西嘉岛度假时，我偶然走进了一个山中小村的一座小教堂，在里面看到了一块纪念碑，纪念这个不到150人的村子在一战期间战死的8个年轻人，他们分别来自3个家族。类似的纪念碑遍布整个欧洲，全球范围内也有不少，因为一战士兵也来自亚洲、非洲和北美。
　　我对一战魂牵梦绕，不仅因为它的规模之大—战死1000万士兵，受伤的则更多，而平民伤亡更是不计其数；更重要的是因为：时至今日，我们仍然无法就战争的原因达成共识。到底是出于权力者膨胀的野心，还是因为意识形态之争？抑或是国家竞争？或是无止境的军国主义恶果？假如没有发生萨拉热窝事件，一战就不会发生了吗？还有人认为，一战是莽撞失误的结果，原本可以避免。种种答案中，最令人沮丧的莫过于此。
　　一战是人类历史上最为严重的冲突事件之一，如果我们不能确认它爆发的根源，我们又如何能够避免类似的灾难再次发生？从当今的媒体报道中就可见一斑。全球范围内存在多处动荡地区，其中中东地区的国家边境大多是因为一战而划定的，而这个地区的动荡状态已持续数十年。
　　面对人类的差错，突发的灾难和惊骇的事故，我们是如此脆弱。一战百周年，我们应当反思这一点。马克·吐温说：历史不会重演，却有律动。历史不会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但是如果我们拨除云雾遮障，看看当年和当今的种种惊人相似之处，我们会发现，历史的确给我们发出了宝贵的警示。

令人不安的相似性

　　尽管一战前夕的那个时代点着煤油灯，用着马拉车，看起来古拙又遥远，但是透过现象就可以看到很多与当下相似的方面。一战前的10年，也像我们现在一样，那时的人们也认为，当时的时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与规模发生着各种大转型和大变动。电灯照明的街道和房屋开始普及；爱因斯坦正在发展相对论；一些彻底变革的新思想正备受追捧，例如精神分析法；而法西斯主义和苏维埃共产主义这些意识形态也已打下根基。

一战前的10年，也像我们现在一样，那时的人们也认为，当时的时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与规模发生着各种大转型和大变动。

　　我们认为全球化是现代的现象，实际上也是那个时代的特质。在当时，即使是最遥远的地方也因为铁路和蒸汽船等最新的交通方式，电话、电报和无线电等最新的通讯方式，而联系在一起。那时，就像和现在一样，国际贸易和投资急剧膨胀，无数人口在全球各地迁徙。
　　所有这些都被认为是人类进步的象征。至少在欧洲，有很多人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联度是如此之紧密，文明水准是如此之高，以至于人们不可能再通过战争来解决争端。发达的国际法，1899年和1907年的两次海牙裁军会议，和越来越受欢迎的国际仲裁，都使得欧洲人放心地认为他们早已远离野蛮。
　　那时距离1815年的拿破仑战争已有100年，人们也相信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赖性使各国不可能再次陷入混战。当时有一个英国人叫安格尔，在1909年写了一本书叫《大幻觉》，坚称人们无法从战争中获得任何利益，战争反而会毁灭每个人。当时的银行家和经济学家也普遍认为，大规模战争不可能持久，因为没人愿意出钱打仗。
　　但是安格尔和其他人却没有看到相互依赖性所导致的后果。当时欧洲地主阶层的利益受到来自海外农产品的冲击，他们在社会上的影响力也被兴起的中产阶级和城市富豪所削弱。结果这些老的上层人士纷纷投身保守乃至反动的政治运动。在城市里，小手工业者和小商业者也因为失业而被卷入激进的右翼运动。犹太人成了资本主义和现代社会兴起所导致的种种后果的替罪羊，反犹主义因此兴起。
　　当今的世界也呈现出令人不安的相似性。从欧洲到北美，到处都有激进的右翼运动，例如大不列颠国家党和茶党。很多人害怕周遭的世界发生了变化，使他们的工作和保障不再安稳。这些党派为这些人的挫折与恐惧提供了发泄口。

全球化的反向作用

　　全球化还具有吊诡的反向效果，出于恐惧，人们反而躲避到小规模熟识的群体中去寻找安慰，催生了更为剧烈的地方主义和排外主义。互联网有一个意料之外的后果，人们只看那些他们认同的观点，而对可能挑战他们立场的观点则避而远之，这反而使得人们的眼界越来越窄。
　　全球化同样使得极端意识形态的广阔传播成为可能，并将狂热者集聚在一起，他们“追寻完美世界”，永不停歇。引爆了一战的刺杀斐迪南大公事件，凶手正是一个尼采和巴枯宁的信徒。现如今，新技术和新媒体为狂热分子提供了新平台。他们经常宣称受到了神圣的启示。
　　在国家层面，全球化推高了本可结成伙伴的两国之间的竞争和恐惧。一战前夕，英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国家，德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陆地国家，两国分别是对方最大的贸易伙伴。两国大部分人都是新教徒，两国君主还是亲戚。但所有这些都没有促使两国成为真正的朋友，而是恰恰相反，两国的敌对情绪在一步步升温。英国报纸甚至一度传闻德国人在伦敦的地下埋了很多枪支，在餐馆里安插了5万士兵，准备随时袭击英国。
　　如果对比今天的大国关系和一个世纪前的英德关系，将颇有意味。如今，就像当年一样，高歌猛进的全球化使我们对和平产生了错觉。有人说，只要有麦当劳金拱门标志的地方，就不会发生战争。或者像布什2002年在他的国家安全策略里阐述的一样，民主和自由贸易在全球的普及是国际稳定与和平最切实的保障。然而，几十年来剧增的贸易与投资并没有缓解大国之间的猜忌。
　　从加勒比到中亚，中美两国正在全球竞争市场、资源和影响力。很多美国战略家认为，中国将挑战美国在太平洋的势力。《华尔街日报》发表过一系列权威报道，称五角大楼正在准备针对中国的作战计划，以防万一。
　　民众的敌对情绪受大众媒体煽风点火，是否会变得不可遏制？当今高度发达的通讯技术使得政府更难以应对突如其来的危机。

扈从国的诱惑

或许只有一场真正的危机才能促使这个新的世界秩序下的大国重新联合起来，真正去行动。

　　当强权为了增进自己利益而选择阵营之时，较弱国家之间的敌意也可能会带来无法预估且深远的后果。一战前夕，俄罗斯选择成为塞尔维亚的保护国，既是因为泛斯拉夫主义，也是因为要将影响力拓展到伊斯坦布尔和黑海的出海口。当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宣战，德国认为自己要支持奥匈帝国，因此也向俄罗斯宣战。因为战前数十年所发展起来的联盟和友谊关系，法国和英国先后也加入了俄罗斯的阵营，战争迅速全面升级。尽管历史不会精准重演，但是今天的中东地区已然呈现出当年巴尔干半岛一样令人忧虑的迹象。美国、土耳其、俄罗斯和伊朗都准备着要保护他们在中东的利益和扈从国。俄罗斯会像当年保护塞尔维亚一样保护叙利亚吗？
　　强国经常会面临一种困境—它们对扈从国的保护造就了后者的莽撞，扈从国常常摆脱牵制。例如美国给以色列和巴基斯坦输入了大量的资金和装备，但是却没有因此获得影响相应国家政策的能力。
　　此外，如果从别国的视角来看，出于防御目的或是优势互补而形成的国家联盟与伙伴关系，则性质迥异。一战之前，德国领导人认定，法俄之间军事合约的真正目的是摧毁德国。如今，巴基斯坦则感到印度和阿富汗的合作是一种威胁，而美国则认为中国在中亚、非洲和拉美日益提升的影响力是一种挑战。
　　更糟糕的是，保护国总是不情愿舍弃它们的扈从，不管扈从国变得多么狂乱，也不管保护国将被带入怎样的危险境地。因为保护国不愿意使自己看起来显得脆弱和毫无决断力。一战前，大国总是强调它们的面子。今天，美国的国务卿克里则谈论美国的信誉与名望，如出一辙。

和平的自满

　　就像一个世纪前的先辈们一样，我们认为我们不可能再打一场大规模、倾巢而出的大战。显然，从叙利亚到伊拉克的各种冲突中，依然存在死亡，但1945年后的世界，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显著减少。从朝鲜到刚果的数十起小规模战争都没有升级成世界大战，并且伤亡也远低于两场世界大战。
　　换言之，我们已经越来越习惯于将和平看成平常之事。我们认为每当冲突出现，国际社会就会妥善处理，冲突将不会持久，显得容易解决。但这只不过是想当然。
　　当年的社会主义领袖饶勒斯对此有深刻领会。他是一个有大智慧的人物，他在一战前夕说：“多年来，欧洲经受了如此之多的危机，但每次都不会爆发战争，以至于它几乎不再相信战争的威胁，因此对于没完没了的巴尔干半岛冲突，它的警惕性和不安感都减弱了。”
　　当时的国际社会已经建立了旨在解决冲突和迫使侵犯者克制的制度，这些制度的确长期有效。欧洲协调会是当时欧洲大国的合作组织，在1815年拿破仑战争之后的那个世纪，维护了欧洲大体上的和平。但我们要谨记，和平不会持久。制度和人一样，都会变老，变得疲乏。然而，大国们最终不再相信有效与协调的行动可以避免冲突，于是世界秩序开始崩溃，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
　　如今我们是不是也看到了国际秩序在弱化？联合国或许可以看作是欧洲协调会的继承者，虽然它一度成功介入冲突维护了和平，甚至在战争爆发后，也曾成功重建和平。但在今天的联合国安理会，俄罗斯和中国习惯性地反对联合国介入一些冲突，因为它们认为那不过是西方国家在追逐利益。
　　或许只有一场真正的危机才能促使这个新的世界秩序下的大国重新联合起来，真正去行动。如果行动太少或是太晚，我们都将会为此付出巨大代价。与其从一个危机莽莽撞撞地走向下一个危机，我们不如认真吸取一个世纪前这些可怕的教训，期待世界的领袖能够认真想一想怎样才能共同努力，构建一个稳定的国际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