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则三两个字，多则三言两语。从1932年至1981年，50年，80万字，这构成了梁漱溟大半个人生的经历。
　　 与一般名人一开始便心有所备、文字精雕细琢截然不同，梁漱溟当初写日记没想过用于他日发表，所以只是能简则简的流水账式记事。即便到后来有了相当的社会知名度，他的日记长度虽有所增加，但每天仍旧不过百来字。简单自然有简单的好处，少去了文字的迂回曲折与涂粉抹脂，多了些拧干水分的干货。也所以，梁漱溟笔下所记之事，与现实中所经历之事件尤其是重大事件不难找准对应关系。尽管日记文字极为简短，但过细咀嚼，仍能嚼出许多耐人寻味的历史况味。
　　 在梁漱溟的一生中，与毛泽东发生的“争论”显然无法绕开，日记对此也未回避。1953年9月，梁漱溟因在政协会议上的发言引发了著名的“廷争面折”事件。起因是梁漱溟“要求对农民施‘仁政’”。这起事件肇始于9月8日，高潮则在9月18日，事件细节无需赘述。对外人看来极不寻常的11天，梁漱溟看不出受太大影响，依然是每天忙于写稿、读书，以及与朋友交往，仅有13日这天记下“睡眠为思想所扰”，不过“情绪尚宽平耳”。
　　 1966年8月24日，梁漱溟初遭红卫兵抄家，虽然“是夜开始宿南屋中间一间，因灯光太强，睡不好”，“然心境尚平”。同年9月10日，红卫兵再度进驻梁家并接连对梁进行批判。批判归批判，梁漱溟依然故我，夜晚歇息下来后，没有忘记自己的老本行——“阅卓娅故事颇好。此书早经阅过一次，值得玩味”。
　　 同样“值得玩味”的记述还有很多。1974年，面对高涨的“批林批孔”运动，梁漱溟因坚持批林可以、批孔不对的意见而遭到200人大会持续三天的批判。批判结束后的9月23日，梁漱溟在日记如是记载：“八时半同杨等一车赴会，征问我感想，以‘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答之。”除此之外，日记中不见被批判的只言片语，更不见像前面日记中所记的心情不畅等迹象。据后来有文记载，虽然被连续批判，但梁漱溟把批判当课堂，反给批判者上了不少“课”。
　　 独立思考，表里如一，面对重大问题，梁漱溟敢于直陈己见、不负“一代直声”美誉，一旦回归向内的私人生活后，则又举重若轻，信手丢却烦恼，浸淫于学问探究。“不谋衣食，不顾家室，不因家事而拖累奔赴的大事”，这是梁漱溟确立的“家训”，自然也是其个人的基本行为准则。置于这样的准则之下，再回看梁漱溟的那些言谈举止，想必释然。
　　 也正因有着“一代直声”的铮铮傲骨，所以梁漱溟才会被美国汉学家艾恺称为“最后的儒家”。不过，对于这样的尊称梁漱溟并不领情。1928年，梁漱溟做客中山大学，发表了《做学问的八个境界》演讲，演讲中，他自我澄清：“我根本不是学问家，并且简直不是讲学问的人，我亦没有法子讲学问。”《1949年之后的梁漱溟》一书也曾提到，在梁漱溟的最后岁月里，“梁漱溟始终对‘否定文革第一人’、‘中国的脊梁’、‘最后的儒家’这些称呼敬而远之，他说，知识分子有学术中人，有问题中人，他自己恰恰是一个问题中人”。
　　 “问题中人”的定位，这不单单是梁漱溟的自谦，更是对其学问持续探究的自我鞭策，借此也表明学问无止境的博大精深。回溯梁漱溟的人生经历：投身乡村建设，巡视抗战敌后，调停国共两党争端，上缙云山闭关修佛，解放后参观城乡新变与土地改革，“文革”抄家受辱，政协学习论辩，常年坚持著述修行……研究问题、实践问题，特别就问题敢于直陈己见，“问题”二字始终伴其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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