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提名他为最高法院大法官近三个月后，布雷特·卡瓦诺以两票优势赢得参议院的提名确认。他成为美国历史上以第二微弱优势获得确认的大法官提名人。这一结果可归因于诸多因素：由于共和党参议员在巴拉克·奥巴马总统任期最后一年一直让最高法院的一个大法官席位空缺，拒绝考虑奥巴马提名的人选梅里克·加兰，这让民主党人一直耿耿于怀；卡瓦诺先生所面临的多项不端性行为指控（他否认了所有这些指控）；以及卡瓦诺先生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面前表现出党派倾向，颇为不妥（他将这些不端性行为指控归咎于原告“为克林顿夫妇实施报复”——这是一种无证据的阴谋论）。
　　卡瓦诺将接替永久的“摇摆票”安东尼·肯尼迪，从而为最高法院带来几十年里第一个可靠的保守多数派。他和特朗普先生任命的另一位大法官尼尔·戈萨奇都是50岁刚出头；在未来的几十年里，他们可以稳保这一多数派地位，并塑造美国人的生活和政治格局。
　　对于美国自由派来说，最可怕的因素有两点。首先，卡瓦诺先生对行政权力持宽泛看法。许多人担心，由他作为第五位保守派投票人的最高法院，将容易服从于特朗普先生的意志，一如由共和党主导下的国会。特朗普与渴望展示传唤权力的众议院（由民主党主导）之间的斗争，可能最终会在2019年闹到最高法院。
　　其次，自由派担心，坚定保守倾向的最高法院可能会推翻1973年罗伊诉韦德案判决。根据该判决，堕胎被确定为女性享有的宪法权利。支持堕胎权的共和党参议员苏珊·柯林斯认为这种担忧被夸大了。此前柯林斯为卡瓦诺的大法官提名确认投出了决定一票。

方向改变

　　但真是过虑了吗？美国人可能不必等待很长时间就能获得答案。十多起挑战州立堕胎限制的案件正在通过联邦法院系统处理。2016年，最高法院取缔了得克萨斯州的一项法规，该法规要求堕胎服务提供者具有在当地医院的病人收治权（难以获得），其中关键的第五票就是由肯尼迪先生投出的。堕胎权支持者担心卡瓦诺先生的第五票会让形势逆转。

到2019年底，总部设在加州的上市公司必须至少有一位女性董事

　　1992年，最高法院的一项判决维持了罗伊诉韦德案的原判，但投票结果是5比4。該判决允许各州对堕胎进行监管，但禁止州政府对寻求堕胎的女性施加“过重负担”。此后，保守阵营的州纷纷提出了繁重的并且在医学上非必要的要求，比如规定堕胎诊所走廊的大小，强迫女性进行超声波检查并听取胎儿心跳等，不断测试“过重负担”的底线。让各州自行裁定什么是“过重负担”意味着保守州的女性实际上无法实现堕胎，而这一切无需推翻罗伊诉韦德案原判这样的激进举措。
　　和特朗普提名的另一位大法官戈萨奇先生一样，卡瓦诺也相对不赞同“雪佛龙遵从原则”。根据该原则，法官应遵从政府机构对联邦法律的“合理”解释。自由主义者担心这可能会削弱联邦的职能（例如环境保护），尽管这有时也可能会有利于自由主义者：在肯尼迪最近一批“雪佛龙遵从原则”质疑判决中，其中有一个判决取缔了一项让驱逐移民更为容易的法律。特朗普前首席战略师史蒂夫·班农曾寄希望于“解构行政国家”；卡瓦诺看上去更有可能对这样的苗头稍作限制。
　　也许最高法院的摇摆不会象自由派担心的那么厉害。大法官们并不是在九个密封的真空中行事；他们会互相影响。虽然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是保守派，但他也是一位高度关注最高法院合法性的制度主义者。现在罗伯茨先生是最高法院的中间派大法官，他可能会担心与四位保守派大法官过于频繁地趋于一致，以免让最高法院被视为党派政治的又一个工具。
　　但随着2020年临近，民主党人不会让他们的选民忘记卡瓦诺先生提名获得确认和加兰先生大法官席位被窃取所激发的怒火。罗伯茨先生对体制问题的担忧可能太微不足道，也来得太迟。